戴梓28連發連珠銃的說法存疑,據其家人說,戴梓因害怕禍及子孫,沒敢將這項發明獻出來。所以,到底是真是假,沒有實際驗證。不過,戴梓確實是一位杰出的火器專家,他發明的“子母炮”,被康熙賜名“威遠大將軍”,并在征噶爾丹的戰役中發揮了巨大威力。
戴梓的流放地不是寧古塔,而是盛京(沈陽),原因就是他被比利時人南懷仁,及張獻忠的養子陳弘勛誣告為勾結東洋人。康熙帝因此褫奪了戴梓的所有職務,將其全家流放遼東。十三年后,戴梓遇上大赦,獲準歸鄉,但他選擇了終了鐵嶺,在鐵嶺度過了人生中的最后二十二年。
戴梓的“連珠火銃”和“子母炮”
戴梓在科舉出仕的社會,顯得很另類,他并不是科舉出身,而是因為擅長兵法和火器發明,受到康親王杰書的賞識,并推薦給康熙帝。因為在追隨杰書平定耿精忠的戰役中有功,又精通詩書繪畫,戴梓被康熙授予翰林院侍講。
這個任命其實就很有意思,戴梓最擅長的火器發明,在大清國沒有對應的專職機構,可以供他發揮專長,他只能被生搬硬套,按舊體制被安置于翰林院。
戴梓在平三藩之亂的戰役中,就向杰書獻上了他的連珠火銃。不過,沒有文字記載他這款連珠火銃的使用效果,真正發揮威力的是,被命名為“威遠大將軍”的“子母炮”。
“威遠大將軍”是戴梓在西班牙“弗朗機”大炮的基礎上改進的,炮長0.672m,重量180kg,炮彈10-15kg。戴梓制造這門大炮,僅僅用了八天時間,由此可見,這是一門改良炮。
康熙在二征噶爾丹時,這門大炮發揮了巨大威力。在昭莫多戰役中,“威遠大將軍”連發三彈,炸得噶爾丹大營血肉橫飛,“子在母腹,母送子出,從天而降,片片碎裂,銳不可當。”噶爾丹大軍慌忙敗逃。
此外,戴梓還仿制過荷蘭人的“蟠腸鳥槍”,并被康熙作為回贈禮品,送給荷蘭人,讓荷蘭人驚訝不已。
戴梓與南懷仁的是是非非
大概就是由于戴梓超強的仿制和改進能力,他受到列強的忌憚。南懷仁,比利時人,一位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年的傳教士。南懷仁在大清掌管欽天監,官居二品工部侍郎,對東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南懷仁和戴梓一樣,也是一名杰出的機械工程師,擅長火器設計。戴梓大量仿制和改進槍炮,速度之快令人咂舌,不管什么樣式的西方槍炮,到戴梓手上,幾天就能仿制出來。
史料說,戴梓的才能讓南懷仁非常嫉妒,這就是他陷害戴梓的緣由。我覺得這恐怕只是其中之一,戴梓的仿制和改進能力,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西方列強。
那時候,雖然沒有知識產權保護,但誰也不愿意自己的東西,被別人剽竊仿制。更何況,這種涉及國家武裝安全的技術,都是各國獨門秘籍,戴梓肯定觸動了相關武器制造商,和某些西方國家的利益,這才是最主要的,南懷仁恐怕只是那個利益集團的代表而已。
戴梓身上還有一個致命傷,他為人過于剛直,不善處理人際關系,因而同僚之間多齟齬。這也是技術型人才的通病,他與南懷仁的交惡,跟他的性格特點有很大關系。同時,也因為這個性格,使戴梓缺少堅強的后盾,受到排擠打擊也是必然的事。
28連發“機關槍”的真偽
關于戴梓的28連發“機關槍”的記載,出于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記載:
“(戴遂堂)言少時見先人造一鳥鏡,形若琵琶,凡火藥鉛丸皆貯于銑脊,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銜若牝牡,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第二機隨之并動,石激火出而銑發矣。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盡,始需重貯。擬獻于軍營,夜夢一人訶責曰:上帝好生,汝如獻此器使流布人間,汝子孫無類矣。乃懼而不獻。”
戴遂堂是戴梓的后人,他向紀曉嵐透露了先祖戴梓,曾經制造了28連發,并具體描述了該槍械的結構。本來戴梓是準備將這項發明獻出來的,但卻因為一個夢,打消了念頭。夢中有人責備戴梓:你這個發明違背了上天好德的天道,如果流傳于世,你的子孫就會滅絕!
一個夢,嚇住了戴梓,他沒敢將28連珠火銃公諸于世,而是“藏器于家”。從戴遂堂的描述來看,他還是小時候見過。
不過,這段記載很可疑,首先戴遂堂的一面之詞不足為證,誰也沒見過實物,連戴遂堂自己也只是在小時候見過。其二,記錄這件事的《閱微草堂筆記》也不是歷史資料,而是志怪小說。也就是說,紀曉嵐自己都沒把這件事當歷史!
世界上第一挺機關槍,誕生于十九世紀中后期的比利時,手搖式25連發。不過,這挺機槍因故障太多,并不能真正發揮作用。直到十九世紀末,才由美國人馬克沁發明了火藥燃氣驅動的機關槍,并在英國對南非的殖民戰爭中首次運用。
如果戴梓的“機關槍”是真,足足早了西方世界兩三百年,可惜沒有任何實物證據。個人認為,以大清的技術水平和制造條件,不大可能造出“機關槍”,以訛傳訛的可能性較大。
戴梓就是歷史的悲劇
即便戴梓沒有發明28連發“機關槍”,他也算是那個社會,杰出的機械制造專家。他發明“子母炮”和仿制連珠火銃時候,不過四十歲。在他一生中,他有三十五年的時間,被流放東北,并在鐵嶺苦度余生,白白浪費了他的才華。
可惜的是,大清王朝對科技的認知,還停留在“奇巧淫技”的層次,導致科技人才得不到重視。像戴梓這樣的發明創造,被西方人視為至寶,在大清國,只能算作消遣的玩具,從來沒有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即便戴梓的“子母炮”已經發揮除了巨大價值,雄才大略的康熙帝,也沒有擺脫認知的局限性。
這不光是戴梓個人的悲劇,更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一個民族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