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滅亡，并不是哪一個人負得起這個責任的。
在東漢末年魏、蜀、吳三足鼎立那個風云際會的年代，為什么蜀漢是最先滅亡的那一個？難道真的是“欲廢漢 人不能興之矣？”無數人探討過蜀漢滅亡的原因，都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但這些說法都比較統一的指向蜀漢的人才、政治、國策、地理四個方面，蜀漢的滅亡基本上是這四個方面綜合因素的結果，并不是諸葛亮或者其他人個人的作用。
探討蜀漢滅亡的原因，可以從國家層面和執政者層面兩個方面來探討，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缺一不可。
一、執政者的影響
蜀漢政權成立之后，出于當時的政治形勢需要，對荊州集團過份倚重，而對益州集團的打壓過于嚴厲，使得其不容易吸收益州的人才，人才的更新換代進行得非常緩慢。另一方面，過于依賴諸葛亮，“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并沒有給其他人充分鍛煉的機會。
就是諸葛亮本人選定的接班人之一的蔣琬，也沒有獨立指揮過軍隊的作戰，更多的只是擔任參軍一類的工作。而諸葛亮死后，蔣琬一躍而成尚書令，假節，領益州刺史，行大將軍事，這種火箭式升遷一來是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滿，二是蔣琬本人也沒有經過掌控全局的鍛煉，在處理國事時顯出力不從心的狀態。在他之后的執政者，更是一撥不如一撥，人才的斷層對蜀漢后期的影響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蜀漢的創立者劉備具有仁義、寬厚的優秀品質，但是以“仁義”為號召的劉備也容易陷進過于注重義氣的狹隘個人主義陷井之中。在關羽死后，劉備不能做到出于大局考慮，去修復蜀吳聯盟以對抗魏國這個最根本最迫切的任務，而是盲目的對東吳開戰，使得蜀漢元氣大傷，自己也病死白帝城。這都說明劉備缺少理智長遠的眼光、當斷則斷的果決以及必要的心機權術。
二、政治分化的影響
蜀漢政權對待益州集團的政策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由于蜀漢集團在成立之初，就有荊州集團、益州集團和東州集團三個勢力，如何平衡這三個集團的微妙關系，處理它們之間的矛盾，是維護政權穩定的重中之重。蜀漢政權對于一直跟隨自己的荊州集團特別重用，對東州集團也大加籠絡，但出于對當地土著的忌憚，對益州本土勢力組成的益州集團大加打壓，造成益州勢力與其它勢力之間的矛盾不斷升級，它們之間的相互斗爭又導致政權內耗嚴重，使得蜀漢政權一步步走向滅亡。
三、國策的影響
蜀漢立國之后，執行的是“以攻為守”的立國策略，頻繁出征使益州經濟的發展受到嚴重的阻礙。而蜀漢后期不顧國力的實際情況，一味堅持進攻的錯誤決策，使得小小蜀漢無力承擔戰爭的龐大開支，兵源依賴強征，使得蜀漢的勞動人口減少，反過來又嚴重影響了蜀漢的農業生產。在年年戰爭的情況下，大量自耕農破產，經濟幾近崩潰。到了鄧艾破蜀時，成都居民一個個面黃肌瘦，家無余糧，可見國力衰弱到什么地步。
益州本是天府之國，如果不采取年年主動進攻的國策，注意發展經濟，也許蜀漢也不會那么快滅亡。
四、地理的影響
蜀漢占據的益州，本是天府之國，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易守難攻，完全可以實現割劇一方自立。但是易守難攻就意味著交通不便，與世隔絕，信息落后，人民追求享樂，容易不思進取。四川多山地，難以發展騎兵，這在冷兵器時代是一個很大的劣勢。沒有強大的騎兵來保衛國家，一旦北方騎兵突破天險，進入四川盆地之后，蜀漢就變得不堪一擊。
對于蜀漢來說，關中地區是他們的門戶，也是他們重要的糧食基地，不容有失。這個戰略要地對蜀漢和曹魏都意義重大，蜀漢后期正是失去漢中這個糧倉，失去了秦嶺天險的保護，使蜀漢北線防御體系崩潰，就算姜維再勇，也無法挽回滅亡的命運。
以上四個方面，都是從國家層面來分析蜀漢滅亡的原因。在這個過程中，諸葛亮有沒有責任？如果有，他要負多大的責任呢？
一、諸葛亮的人才觀妨礙了蜀漢后備人才的成長
諸葛亮是一個杰出的政治家，他的身上有著高尚的道德和超人的智慧，但是他的缺點是太過謹慎了，對別人不信任。做為一名國家實際上的執政者，他很少有相信的人，總是對部下辦事不放心，盡量“事必親躬”，沒有做好人才的培養工作，結果自己死后，蜀漢便陷入了人才荒。
相比諸葛亮，劉備在招攬和培養人才方面就要成熟得多。劉備手下的人才，幾乎都是他自己招攬來的，從諸葛亮、龐統、法正等謀士，到關羽、張飛、趙云、馬超等大將，都是他思賢若渴，誠心待人所得。劉備也正是靠著這些文臣武將，慢慢開創了三國鼎立的局面。
而諸葛亮掌權之后，事無巨細，都是靠自己一個人專斷。這種工作狂式的執政方法，不但拖跨了自己的身體，也耽誤了蜀漢后備人才隊伍的建設。要知道實踐出真知，一個人才如果得不到鍛煉，也很難成長。
如果說諸葛亮覺得身邊的人都不堪大用，那么我們也沒看到諸葛亮四處求賢的記載。而無論是曹魏還是東吳，都知道延攬四方英才，所以蜀漢的人才斷層，諸葛亮要負一定的責任。
二、外結孫權政策執行不到位
蜀漢立國之基，在于兩件事。一是跨有荊州和益州之地，二是與孫權結成戰略同盟。但是蜀漢在事關生死的戰略決策的執行上，犯了很大的錯誤。
荊州乃四戰之地，不但對蜀漢意義重大，對東吳的長江防線防守也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所以東吳自赤壁之戰后，一直沒有舍棄對荊州的覬覦之心。而蜀漢的荊州守將關羽卻盲目自大，發動襄樊戰爭。雖然取得了局部戰役的勝利，但被東吳抄了老窩，關羽不但丟了荊州，也丟了性命。
荊州一失，諸葛亮制定的“隆中對”的戰略計劃已無法實現，更為嚴重的是劉備氣急攻
心，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發動對東吳的戰爭。這場戰爭的后果是蜀漢大敗，不但失去了數萬精銳部隊，劉備也病死在半路。
當然，荊州的丟失，不能怪諸葛亮。但是蜀漢丟了荊州之后，已失去了東山再起的本錢，之后任憑諸葛亮如何雄才大略，也只能對魏發動局部戰爭，沒有辦法雙管齊下，實現恢復漢室的愿望了。
三、六出祁山，加快滅亡
荊州丟失，諸葛亮要做的是面對現實，經營好益州和漢中，以等時機。如果蜀漢堅持這種方針，也許能支撐得更久一些。
令人不解的是，諸葛亮本人在隆中對時，說過要“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可是他在平定南方之后，并沒有向西發展，也沒有“待天下有變”，而是急不可待的揮師向曹魏進攻。諸葛亮的理由是“坐而待之，孰若伐之？”這種策略真的對嗎？
諸葛亮的六出祁山，和姜維的九伐中原，基本上都是蜀漢率先挑起的戰爭。當時魏國的主要精力并不在蜀漢身上，而是在江東的孫吳政權身上。如果諸葛亮能冷靜一點，乘魏吳大戰之機，埋頭于國內發展，或者做好“西和諸戎”的外交工作，為蜀漢爭取到強大的后援，是不是比一味進攻要好一點呢？
史書上說諸葛亮“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他制定的軍事方針是否全部正確，有著很大的爭議。其實當時天下形勢并不穩定，蜀漢是有很多“天下有變”的機會的，如果是在合適的時機發動北伐，會不會效果更好？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我們也無法重置歷史，讓諸葛亮再來一遍。我們只能說蜀漢的滅亡，是多種因素的綜合結果，這種誰該負責的討論，也不過是為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