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網友問：戰場上彈盡糧絕時，為何西方大多會投降，東方大多同歸于盡？其實這個說法，首先是不正確的。在西方也有很多打到最后時刻的部隊。在東方也有還沒有打光彈藥，就舉手投降的戰例。

這就好像英國歷史學家艾伯特.西頓所說的那樣：大俄羅斯人的明顯特點是頑固、狡猾、精力充沛。他們所在地區氣候惡劣，土地貧瘠，再加上亞洲人的入侵和韃靼人的統治，可能還大量混入了芬蘭人的血統，所有這些，使這個民族具有自己的特點。大俄羅斯人確實勇敢，不屈不撓，他們通常都很愛國，深深熱愛自己的家鄉。

所有俄國人都難以揣測，脾氣容易產生急劇變化。這種性格反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作戰方式上。有時部隊非常頑強地進行殊死的戰斗，有時則自暴自棄，溜之大吉。

大俄羅斯人比其他東歐和西歐的斯拉夫民族(波蘭人除外)都更有天賦的軍人性格。很難說他們比小亞細亞的土耳其人強，或者比芬蘭人、芬蘭血統瑞典人和德國人劣。這種估計完全基于單個人的特性，而沒有考慮領導、訓練和裝備的作用。

也沒有考慮對蘇聯軍人家庭成員生命的嚴重威脅，更沒有考慮督戰隊手槍所產生的作用。這些督戰隊的手槍可以確保士兵從麻木不仁和低沉的情緒中蘇醒過來，并注入驚人的活力和戰斗力。

能不能戰斗到最后時刻，完全要看，控制力，組織力，信仰，鼓動能力，還有對家人安全的威脅程度，與是西方軍隊，還是東方軍隊無關。比如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清軍在所有戰場，基本上都是一觸即潰，英軍的傷亡基本都在二位數以下。

但是在鎮江，英軍投入了整個第一次鴉片戰爭最大兵力，7000人，但是卻遭到了整個鴉片戰爭最頑強的抵抗和最大傷亡損失。1700名八旗軍與7000英軍血戰，并且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唯一敢于與英軍白刃戰的部隊，此戰，英國傷亡172人，等于整個鴉片戰爭其他戰場，比如虎門，廣州，定海，廈門和吳淞等戰斗，英軍傷亡的總和。

這是因為，這些八旗軍的家人就在城內，他們必須為了保護家人的安全，戰斗到最后一刻。在抗戰當中的衡陽會戰，第10軍的4個師，可以戰斗到只剩下1.3萬重傷員，做到了打到最后一個人。

是因為，第10軍的控制力和組織力超強，所有軍官都是有戰斗經驗，并且堅信抗戰勝利的黃埔學生，大部分士兵都是有戰場經驗的老兵。而且軍紀非常嚴酷，這些就是，第10軍可以在衡陽大戰日軍47天，抗戰其他很多防御戰，守軍卻快速崩潰的原因。

從歷史上看，整體確實是如此，但也總有例外。比如東方的印度、泰國，一般不都太會選擇同歸于盡；還有二戰時期的歐洲，一些被“深度洗腦”了的納粹忠實信徒，無論軍民，都打了雞血一般的誓言堅持死戰，號稱“要么勝利，要么滅亡”。

不過，對于投降的認知，東西方文化圈之間，曾經一度還是存在著明顯差異的。

在東方文化中，像咱們中國，素來把“馬革裹尸”看作軍人的崇高信條，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軍的人一種光榮歸宿。而投降行為，則屬于辱沒祖宗的巨大恥辱；

古代和近代日本，更是把類似理念進行了“極端化”的發揮。到了二戰時期，在軍國主義思想的忽悠下，幾乎全體軍民都以“玉碎”為榮，日本的官方和民間也通過各種形式，無孔不入的對這種行為進行大肆褒獎和鼓勵——以自己的血肉之群進行“萬歲沖鋒”后，本人的排位放入靖國神社，才算得上活出了最高境界。

還有雖然長著一副西洋人面孔，但骨子里“很東方”的蘇聯/俄羅斯人，也極度鄙視“投降行為”，甚至在某些特定時代，還出臺過一些異常嚴苛的法令。

比如，衛國戰爭初期，鑒于被動挨打的蘇軍大規模成建制投降的不利局面，1941年8月頒布的第270號命令。

這項命令的主要議題是——任何開小差或是向敵軍投降的官兵，都被視為叛國罪。

命令還很具體的指出——

陷入敵人包圍的各單位和部隊應義無反顧地戰斗到底，用生命保護自己的裝備

這句，很典型的東方傳統思維，東西比人命值錢。

......如果被敵人包圍，那么每個軍人都要戰斗到底......如果官兵不組織積極的抵抗，而是選擇投降，那么可以從空中或地面采取任何手段除掉他們。

同時，向敵人投降的官兵家屬將被剝奪所享受的國家公民權利。

整個命令用斯大林他老人家自己的話，可以總結為——“我們蘇維埃只有烈士，沒有俘虜和逃兵”。

這么看，除了歷來提倡忠君、服從的東亞儒家文化圈的中日韓三國，連俄羅斯人也是這么個選擇傾向，而且在一些極端情形下，做的還更為決絕。

要說純是儒家思想的影響，似乎并不能解釋全部。

客觀看，中蘇日韓的政體，很明顯的一點，就是一直屬于大政府，小社會的模式，歷史上經歷過很長時間的集權政治統治歲月。

在這種統治模式下，社會流行的價值觀念，就是重整體利益，相對輕視個體存在。在上述國家和地區，人們總會被從小教育，要為了大我犧牲小我；為了大家只能犧牲小家的，這才是最高尚的選擇，否則就成了叛徒、罪人。

再看西方。比如，美國就是個典型的“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模式。在他們看來，國家的存在，政府的運行，首要考慮的，就是要保障每個公民本身的利益和安全。只有將個體生命和個人幸福視為優先價值的國家和政府，它的人民才會有覺悟去捍衛它，才會真心為國而戰。因而，在小我和大我上，他們更傾向于“小我”。

在這種價值觀和民族意識進而也深刻影響了他們的軍事文化。因此，在西方，士兵失去作戰能力之后投降，保全生命，并不會認為有損軍人的榮譽。

所以，我們看到，西方軍事活動中，在彈盡援絕、受傷等情況下，他們一般不怎么“硬撐著”，而是從容的選擇投降，回國以后通常也不會被為難，甚至還能享受到一定的待遇。

當年的日本投降儀式上，美軍就專門邀請了幾名經歷過“ 巴丹死亡行軍”的戰俘參加，他們與那些在正面戰場上對敵戰斗的官兵們，一同被視為了國家英雄。

美軍的軍事手冊中規定，以下三種情況可以選擇投：1.彈盡糧絕；2.孤立無援；3.傷亡率60%以上。當然，這都是基本條件，具體還得視情況而定。

甚至在不同的時期，美軍官方還很貼心的給他們準備了“求救書”（又被咱們戲稱為“投降書”）。

比如下圖，是越戰中，美國大兵的“投降書”。用了簡體漢字加漢語拼音——“我是美國公民，我不會說中國話，我不幸要請你幫助我找到糧食、住所和保護，請你同我到能夠給我安全和想法讓我回去美國的人那里，美國政府一定大大酬謝你們。”

這話說的倒挺實在，但是語病太多。

還有伊戰版本的，內容差不多，也就是求保護，給吃喝，然后帶到安全地帶跟自己人匯合，有“好處”回報等等。但加了一句，“要憑此號碼及我的名字，領取豐厚的獎賞”。

其實，說了這么多，都主要都集中在了文化理念和社會形態方面，但還有一點，也不可忽略，那就是，近現代戰場上各國軍隊的行為取向，往往跟其工業化程度和國防能力有關。

當年的西方的工業能力具有明顯優勢，戰斗力的組成方面，軍備和物資補給占了很大比例。那么，火力和物資耗盡之時，戰斗力就會驟降，可以被視為喪失抵抗能力了；

比如美國大兵打仗，向來被總結成“火力至上”——炮火能解決的地方絕不派活人去拼命。地面部隊扛不住了，就會立刻招呼空中火力支援。為了消滅一個堡壘，可以把山頭炸平，不太計較成本。

（二戰中，美國新生產的運輸車輛整裝待發）

而當年的中國工業一窮二白，戰斗力主要靠咬著牙拼人命。也就說，人力占戰斗力的比重大，所以，得是打到命快要沒有了，戰斗力才算消耗殆盡。

類似的像工業基礎薄弱，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又被封鎖禁運的軍國主義日本；還有開戰初期，大片工業基地被德軍閃電般占領的蘇聯，都屬于物資短缺，甚至一度“裝備補給”比人命還要“寶貴”的典型。

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解釋，為什么近現代西方對于投降行為很寬容，而東方看起來卻異常嚴苛。

不過，發展到當代，隨著中俄等國工業基礎的崛起和壯大，還有“重視個體生命”相關理念的普及，這種東西方對待投降行為的差異，貌似已經不算特別鮮明了。

目前，無論東西什么文化圈里，對于“有反抗能力卻選擇投降”的行為，仍然保持著一致的鄙視，而對于“失去進一步抵抗的可能，繼而選擇投降”的行為，大多還是表示了認可和寬容態度的。

這個問題其實蠻難說的。因為沒有標準答案，所有的答案都是回答者個人的意見。所以就會有可能造成爭論或爭吵。

但是我覺得只要是本著講道理那么爭論也沒什么。我就說一說我個人的看法。

首先，這個問題問的不是很明確問題中東西方的范圍。傳統來說，歐美國家應該屬于西方。但是屬于歐洲的俄羅斯人也有與敵人血戰到底的傳統。而地處亞洲的印度人，歷史上卻很少有跟對手死磕的事例。以至于最終的獨立也是由所謂的和平手段達成的，看起來更像是占領者的一種恩賜。所以我斗膽幫提問者界定一下，所謂的東西方具體就是東亞受中國文化影響的部分國家和西歐及北美部分國家的差別。

我覺得造成這種印象的原因主要還是東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的差異。具體來說，東方人的由儒家文化居于中心思想的價值體系使東方人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往往會做出決絕的選擇。儒家亞圣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義者也！就是這種文化取向的最佳注腳。也因此在傳統上東方人是恥于投降的，對于偷生的人也評價極低，以至于對于偏安的朝廷也是多有微詞。

而西方由于長期沒有禮義廉恥這樣的觀念，而且西方長期以來經濟水平較差造成他們什么東西都可以拿來交易，像西方戰爭中凡是投降的騎士們對于對方來說都是一筆財富，因為戰敗的一方是需要出大量金錢來贖買這些人的。因此對于他們來說戰爭更像是一種投機生意，贏了就會有一筆橫財，輸了也不會有性命之憂不過是一次生意失敗。因此當然不用性命相博。而所謂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則完全不用考慮。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如果是涉及到一些不可調和的矛盾時西方人也能拼死一戰，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騎士間的決斗文化。

簡言之，我認為造成這樣差異的最主要原因是東方人重義，西方人重利。價值取向不同而已。

“一個要人民為她去死的國家，還是早一點滅亡的好！”

這是2005年8月15號，日本NHK在東京街頭采訪日本年輕人對“終戰紀念日”的想法時，一個日本年輕人所說的話！

這話有毛病嗎？

人類文明的進步程度，必然改變人們的傳統認知，如果站在“人權與主權”基礎上來理解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捆綁關系，這話沒問題，因為:國家的存在，就是為了保護所有國民安全，我會為你而活，而不會為你去死！

這么說又不對了！因為這明顯不符合“愛國主義”的奉獻精神，并且又會陷入“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激烈思辯，

領地意識促進了國家的形成，而人類從骨子里就存在的侵略基因，軍隊的應運而生就成了必然，這種基本框架對東西方來說都一樣，

但古代東方由于地理條件的優勢，小農經濟就可以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小農經濟的基本條件就是土地，失去土地，就意味著失去一切，為了保住賴以生存的土地，原始的抗爭意識就存在于每個人的骨髓深處，

但最渴望擁有土地的并不是人民而是統治階級，如果想讓統治基礎更加地堅實與持久，開疆拓土就成了必然，為了讓民眾心甘情愿地為其服務，統治者不惜將先賢們優秀的思想成果，經過“特殊處理與加工”，用科舉制和八股文對民眾進行強化訓練，將“家”與“國”的概念統一起來加以灌輸，牢牢把控了民眾對國家的基本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忠君思想，自然是最高尚的道德境界，“只解沙場為國死，何須馬革裹尸還”的豪邁，就成了古代軍人的最高榮譽！

古代歐洲大陸也是紛爭不斷，所不同的是，由于歐洲險峻的山脈結構，嚴寒的氣候與海洋環境，決定了古代歐洲人不可能擁有自給自足的原始生存模式，要想活著，就必須在惡劣的自然條件下“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由此催生了海盜文化的盛行，而“強盜邏輯”的基本特征，往往只注重對資源的掠奪，反而忽略了土地的重要性，領地意識也僅限于城邦的層面，戰爭形式更多的是攻城與守城，大規模的正面對沖實際上并不多，傷亡也并不大，眾所周知，人口是構成國家的基礎，而城邦國恰恰匱乏的就是人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此，城邦領主往往不敢拿有限的人口去對賭城邦的命運，

“歐洲理性哲學”啟蒙思想的誕生，讓歐洲人重新思考了人民，國家，政府與民族之間的關系，并賦予了其新的國家概念，從中世紀以后，“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就被深入到了戰爭的實踐當中，用愛因斯坦的名言來解釋，也許就是: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了國家而生存！

任何一場戰爭，都需要一套高尚的理論來支撐戰士的戰斗精神，不管是冷兵器時代的封建道德，還是高科技時代的人文思想，東方戰場都習慣于用“家國情懷”來鼓舞斗志，保國就是保家的緊迫感，強化了戰士的拼命精神，西方通常則用采用“正義公理與未來”的宏大理想來激勵戰士，但烏托邦式的理想并不能克服人類對死亡與生俱來的恐懼，投降就成了最自然不過的事了！

所不同的是，東方認為所有的“貪生怕死”都應該被鄙視，但西方人認為“因為力竭而投降”，并不是恥辱！這也是東方戰場上王銘章將軍整團的殉國，而歐洲戰場上如保盧斯將軍整師的投降，，，

但是在戰爭的實踐過程中，不管是東方的“以身殉國”，還是西方的“力竭投降”，面對生與死的考驗，沒有哪條真理是顛覆不破的，在一戰和二戰中，幾乎所有的參戰國軍隊，都有“死守陣地”與“棄城而逃”的現象發生，

實際上，自從二戰結束之后，所有的戰爭都從“領地意識”降級也“資源掠奪”，戰爭的目的不同，烈度也隨之下降，全球文明的升級和軍事科技的提高，讓東西方的戰爭理念也更加接近，應對戰爭的態度也更加趨于理性，軍隊的職業化和對武器裝備的信賴，都讓每個軍事大國更加注重對戰士生命的保護！國際規則的完善，給每個國家提供了更多解決爭端的方法，戰爭就成了最后的備選，從根本上避免了戰士不必要的流血犧牲，這種良性態勢如果能夠繼續保持，也許就能真正實現老子的訓誡:“兵者，兇器也，非圣賢不得已而用之！”

這是由東西方軍事文化差異造成的，東方軍事文化重義而輕利，西方則重利而輕義。

首先，就國家層面而言。東方國度對待戰爭的根本看法，側重于戰爭的正義性與否，不僅力求做到國家師出有名，而且軍隊也往往以正義之師的形象示人。古代東方軍隊每臨出征之前，都要舉行祭祀和占卜儀式，其目的無非是以宗教神秘色彩來強化自己替天行道的正義性。相反，西方國家則從不在道義問題上作過多糾纏，他們歷來信奉“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其次，就個人層面而言。東方國家要求軍人不僅要胸懷民族大義，更要做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古往今來，那些在戰爭中戰敗陣亡的軍人，一律都被尊崇為英雄，卻從不追究其是否存在指揮失當、盲目硬拼等過錯；相反，對那些被俘或投降的軍人，則一律被指責為背信棄義的變節者，根本不考慮其在戰場上的真實處境。與東方國家相比，西方軍隊更加尊重軍人的個體利益，軍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契約精神：軍人既依法享有保衛祖國的權利和義務，在戰斗失敗、保衛祖國的權利和義務無法履行的情況下，軍人也有權選擇是否向敵方投降。

西方人選擇戰場上投降，而東方人選擇同歸于盡，這與雙方遇到的敵人性質以及東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有很大的不同所導致的，與國民素質沒什么關系。我們可以對此進行以下分析：

1、敵人的性質

在過去西方國家之間的戰爭里，由于各個王國的王族之間相互通婚，因此各國之間的君主，基本上都有著或多或少的血緣關系。

維多利亞女王

比方說在一戰時期，英國國王喬治五世與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和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是表兄弟，他們都來自于同一個祖母，那就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實際是在這些親戚們之間的戰爭。

那么在這種局面之下，這些國家的軍隊在交戰時的狀態，和中國春秋時期各諸侯王之間的戰爭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戰之以禮，點到為止。只要承認戰敗，就什么都好商量，對決不會出現某一個國王徹底占領別國，將其君主斬殺殆盡的情況出現。

但是這種情況在東方則很少出現，比如在近代中國與周邊國家發生的戰爭，都是屬于異族入侵的戰爭，像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像抗日戰爭等等。

當這種情況出現之后，中國人面臨的都是有可能亡國滅種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指望打敗投降，簽一個條約之后，就繼續你過你的，我過我的這種情況，絕不可能會在中國出現。

所以在東方戰爭中，中國人面對的都是要么贏、要么死的局面，如果不奮力拼搏，和敵人同歸于盡的話，那么在歷史書中，早就沒有了中國的蹤影了。

2、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

今天的我們看到西方，有著眾多的國家，但是這些國家在文化思想以及宗教思想上，實際上都是出于一個體系之中的，那就是他們都被籠罩在基督教的思想體系之下。

這就導致了西方國家之間的戰爭或多或少的都會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因此被籠罩在同一個主的光輝下的各國軍隊，還會像和異族作戰一樣打生打死么？

絕對不會，因為這都是自己人啊，戰爭的勝負只是和君主有關系，打完戰之后士兵們還是該干嘛干嗎，這在西方幾千年的戰爭里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

但是深受東方儒家文化思想熏陶的亞洲國家，對于戰爭的理解則截然不同。因為東方的儒家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忠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這種類似的忠君思想，在中華大地上流傳了幾千年，“君憂臣勞，君辱臣死”這種話也不是隨便說說的。

因此在古代亞洲國家，為了君王的決定，臣下們在相互作戰時同歸于盡，則變成了一種美談。哪怕到了二戰之后，日本戰敗之后，大量的日本士兵因為覺得自己沒有為君主盡到義務，而深感愧疚，最后大量出現剖腹自殺的事件。

正是由于不同的國家關系，以及不同的思想體系，導致了西方與東方在戰爭觀念上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理念。

這并不是說東西方的戰爭，那個更人道那個更殘忍。因為戰爭都是殘忍的，西方人在對異族征戰的時候，也同樣將敵人亡族滅種，比如在殖民美洲的時候，就將近億的印第安人幾乎殺絕種，甚至公開收購印第安人的頭皮，殘忍無比。而東方人在國內的內戰時，也同樣不會濫加殺戮。只不過是因為面對的敵人不同罷了。

做為一名戰士保衛祖國是天職！當兵就意味著當祖國一聲招喚隨時為祖國獻身！戰爭是殘酷的慘烈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沒有商量的余地！彈盡糧絕不屈不撓，趙尚志做到了！八女做到了！五壯士做到了！與其茍且偷生招人唾罵不如誓死如歸流芳千古？為了勝利向我開炮……！

不邀自來，這個問題有問題。東方與西方在戰爭中無差別，強國侵略他國時，在彈盡糧絕可以投降，被侵略的國家就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按這問題的問法、世界上就沒有美國這個國家，當時英國侵略美國時，華盛頓也被圍困處在彈盡糧絕，華盛頓為什么不投降。事物都要一分為二看，在國家存亡面前都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侵略他國時投降對國家無害，所以就要保命投降。

關于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西方軍隊一般會投降，東方軍隊一般死戰到底的情況，雖然說并不是絕對的，也有西方軍隊戰死到最后一刻，東方軍隊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的，但大多數情況如題主所說，其實這是緣于我們兩者文化不同。

從文化角度來說，西方從來不認為投降當俘虜是一件可恥的事情，相反，很多時候如果被俘人員能夠回家，會受到英雄般的歡迎，因為人們認為這些戰俘為國為民盡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為國家和人民付出了犧牲；而東方文化中，一般來說歸來的戰俘會被人們羞辱，被當做懦夫，其投降的行為是可恥的。

這是自古以來就形成的觀念，可以說根深蒂固了。

就拿西方來說，我可以說幾個例子。

如古羅馬時期，在羅馬與希臘名將皮諾士的對戰過程中，皮諾士曾經俘虜過一批羅馬戰俘。后來皮諾士打算與羅馬談判，出于誠意將俘虜的一批羅馬士兵放回了家，當然還有他的使者也陪著這些俘虜一起來到了羅馬，同羅馬元老院談判（當時元老院有外交權）。皮諾士要求與羅馬談和，當然要附帶了很多條件，而釋放羅馬的俘虜是皮諾士給出的一個條件，同時羅馬也要做出不少讓步。元老院經過討論，最終決定不接受皮諾士的談和。

談判破裂后，令我感到驚訝的是聽說和談沒有談成，那些回了家的羅馬被俘士兵們全部與家人告別，又都重新集合了起來，趕赴到皮諾士那里繼續當俘虜。是這些羅馬士兵怯懦嗎？絕不是，當時的羅馬士兵作戰極其勇猛，士氣非常高昂，除了面對皮諾士這樣的名將外，一般作戰的時候都能獲勝。實際上雖然在作戰的時候皮諾士贏的比較多，但是損失也非常大，原因就在于羅馬士兵作戰的勇猛，給他的部隊造成了太大的殺傷。

當然這些被俘的士兵皮諾士也沒法處理，就把他們賣作了奴隸，到了戰后，羅馬政府又想方設法地通過花錢的手段把他們中的一部分贖了回來（一部分在當奴隸的時候死掉了）。

看了這個我當時也感到非常驚訝，其實放在我們的文化里，如果對方釋放了俘虜，這些俘虜回到家以后，即便和談沒談成，也絕對不會回到對方那里繼續當俘虜了。

同樣的事情在布匿戰爭時期也發生過。比如第一次布匿戰爭時期，羅馬的執政官雷古魯斯在一場戰役中戰敗被俘。后來迦太基想與羅馬和談，就派出了一隊使者帶著雷古魯斯來到了羅馬城，迦太基人希望雷古魯斯在元老院勸說羅馬放棄戰爭，但雷古魯斯到了元老院的時候，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鼓舞羅馬人奮戰到底，然后就跟著迦太基人回去繼續當俘虜去了。

其實當時只要羅馬人愿意，雷古魯斯是完全可以留在羅馬城的，畢竟就那么幾個迦太基人帶著雷古魯斯進入到了羅馬城，羅馬人完全可以扣留迦太基的使者，留下雷古魯斯，但是羅馬人沒有這樣做。雷古魯斯回到迦太基后，被迦太基人處死了。

再如在第七次十字軍東征時期，法國國王路易九世也曾經在東征時期戰敗被俘，但是這卻絲毫不影響他在基督教世界的地位，因為他按照“上帝的旨意”發動了圣戰，即便是戰敗被俘也仍然是光榮的，甚至還被羅馬教廷賦予了“圣路易”的稱號，對他的評價，基本也都是正面評價。

▲路易九世

如果換在東方的文化里，一個國王或者皇帝曾經被俘，是不可能會享有如此崇高的稱號了，換在我們的文化里，“圣路易”這樣的稱號就類似于“太祖”、“太宗”之類的謚號了。

▲在密蘇里號投降儀式上，盟軍的戰俘將軍享受到了最高的榮譽

當然，到了現代的時候，西方人仍然不會以當戰俘為恥辱。比如在二戰結束的時候美國與日本簽訂日本投降協議的時候，當時的會議現場是在美國的戰列艦密蘇里號上，代表盟軍出席投降儀式的，就有在菲律賓戰役時期被俘的溫賴特將軍和新加坡戰役時期被俘的帕西瓦爾將軍，并且在投降儀式上，給了這兩位將軍非常高的榮譽。

說了這么多，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其實自古以來并不以當戰俘為多么恥辱的事情，一般認為當了戰俘是迫不得已，彈盡糧絕才不得不投降。即便 當了俘虜，在歸來以后也能享受到英雄般的歡迎，這也讓投降的人卸下了心理上的負擔，能夠在實在打不贏的情況下，沒有那么多顧慮地去投降。

既然在西方的文化中允許投降，那么西方軍隊的作戰士氣會不會變的非常低呢？會不會在作戰的時候一股腦地貪生怕死地去投降呢？實則不然，這是緣于文化因素。

從西方的文化上來說，西方自古以來就是工商業文化，這種文化中人與國家之前往往是一種契約關系，公民對國家履行義務，同時也享有權利。

公民為國家當兵打仗，一方面是為了國家，另一方面其實也是為了自己，因為國家能夠維護自己的利益，所以公民會愿意為國家付出犧牲。

一名士兵上了戰場，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地為其著想的話，我們會發現并非每個士兵都不怕死，確切地說，怕死是一個人的正常心理，沒有人會愿意去死亡。西方允許士兵投降，實際上就是給上了戰場的士兵們吃了一顆定心丸，告訴他們實在打不贏了可以投降保命，并且投降了的俘虜回來后待遇不會改變，如此一來，士兵們往往都卸下了包袱上了戰場，作戰的時候便沒了顧慮。

在這樣的心理下，實際上我們翻看從古至今的所有戰例，我們會發現在作戰當中通常來說西方士兵的士氣都非常高昂，實際上出現大面積投降的事情非常少。

說完了西方，我們再說一下東方。

其實從文化來說，東方自古以來一直都是農業文明（東亞），農業文明的特點就是集權制，當然這也是農業經濟發展的需要造成的。

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下，軍隊要求效忠于君主，既然要效忠于君主，就要隨時愿意為君主做出犧牲。在東方，自古以來就認為當戰俘是非常可恥的事情，這在于我們文化中是有過許多的記載的。

甚至俘虜如果能夠活著回來，也會到處遭受人們的白眼，被社會抹殺。所以東方的士兵上了戰場，很多時候寧可戰死，是因為存在著很多顧慮，畢竟文化氛圍不允許存在戰俘的生存空間。

當然東方軍隊的特點在于，一個政權處于上升期的時候軍隊戰斗力往往很強，士氣高昂，相當多的士兵不會選擇投降而是死戰到底。一個政權處在下坡期，尤其是末期軍隊士氣往往就很低，很多時候一觸即潰，如八國聯軍侵華時期，8萬清軍加至少10萬義和團，面對5萬聯軍基本沒打過像樣的仗，北京更是一天就給拿下了，足以見得當時軍隊士氣有多差，即便要士兵們死戰到底，估計當時也沒幾個人上去打。

文明發展到了今天，很多事情其實我們也看開了，對于戰俘也比以前寬容了很多，這也說明我們的文化也在進步，也在從人性的角度更多地去理解當事人面臨的處境，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寬容，而不是一定要士兵們在毫無希望的情況下做無謂的犧牲。只有增進對實際戰場的理解，才能讓我們更好地看透戰爭的本質。

戰場之上，當士兵們彈盡糧絕的時候，西方的士兵大多會選擇投降，而東方的士兵大多會選擇同歸于盡，這個情況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后期世界區域動蕩中就顯現出來了，這也讓許多戰爭的結果朝世人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

西方國家中，姑且以美國為代表，美軍在半島戰爭的時候，不乏投降者，他們對于允許投降是有明確的解釋，他們在戰場上有四種情況被允許投降，分別是：1、士兵彈藥用完了；2、士兵沒飯吃了；3、部隊或士兵與總部失去聯系；4、部隊或士兵被包圍，且無法突圍撤退。同在半島戰爭中，我志愿軍的表現就完全和美國士兵不同了，我們既可以在冰天雪地里忍著嚴寒，一動不動地埋伏在陣地內，也可以用窩窩頭和冰雪來解決饑渴問題，為了能夠完成上級交代的作戰任務，我們不計個人得失，最終我們贏得了全世界都看衰我們的戰爭，贏得了全世界的尊重。西方國家的士兵和東方國家士兵在彈盡糧絕后的不同表現，這一切都是由觀念和信念不同所帶來的結果。

首先，我們講一下觀念。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西方士兵在彈盡糧絕的時候，他們大多會選擇投降，這是基于他們認為彈盡糧絕的話，他們就無法完全任務了，于是他們選擇投降。東方的士兵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大多會選擇同歸于盡，他們心里其實也很清楚，彈盡糧絕后，完成任務的可能性已經非常小了，但是他們內心里面還是向要拼搏一下，即便真的無法完成任務，那么他們也要讓對方付出代價，減弱對方的實力，以求己方后續部隊接手任務時能夠順利一點。某種程度來說，西方士兵為現在而戰，為眼前而戰，他們認為自己無法完成眼前的任務，他們很少會考慮到后續接手部隊。東方士兵為現在和眼前作戰的時候，還會去考慮到未來，他們兼顧未來的作戰，他們會為后續接手部隊能夠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任務而努力。

其次，我們來講一下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后世界區域動蕩的時候，西方國家大多比較富裕，他們國家在工業革命后，早早就選擇好了國家的發展路線，從人民中來的士兵自然也就在潛移默化下對尋求國家下一步發展路線失去了迫切的渴望。相反，東方國家在當時還處在動蕩期，大多國家的發展路線剛剛定下來，區域整體局勢不穩定，許多因數會改變國內好不容易定下的發展路線，一旦國內的發展路線再次變更，那么國家可能再次被西方國家欺負，這對于剛剛開始過上好日子的人民來說，是絕對不想看到的事情，于是士兵在參加后，就會不計個人得失地完成對于國家和人民有益的任務。

美國人在戰場上的四個投降條件使得他們被定義為“紙老虎”，這也是造成他們在東方戰場上敗于東方國家中，而我們東方國家在不被看好的情況，卻讓美國人吃了癟，這完全是取決于對我們對剛穩定下來的國家能夠獲得良好發展環境的渴望，國家得失永遠放在個人得失的前面，這個是西方國家的士兵無法體驗到的作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