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人的翻譯官泄密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泄密的內容也沒有任何情報價值。
一般來說一國的領導人即使是精通對方領導人的語言,為了避免文化上的差異而造成詞不達意,不會使用對方的語言,而是使用本國的母語進行交談。二戰(zhàn)時期,曾經因為翻譯的錯誤,而導致日本遭遇60萬人的死亡。在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回應英美中聯合發(fā)表的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時稱,這只是前者《開羅宣言》的翻版,日本不認為其有所謂的重大價值,唯有默殺。
而這個“默殺”在日語的語境里有雙重意思,一種是不予置評,而另一種是無視。而當時西方媒體直接認為日本是回絕同盟國讓其投降,將其解讀為拒絕(Reject),而在媒體輿論的傳播下,在當時沒有溝通管道下,就很難澄清其本意了。最終造成了美國也認為日本冥頑不靈,執(zhí)意要弄一億玉碎,只能扔兩顆原子彈逼迫日本投降。而后來的事實證明,鈴木內閣是主和派,而且還壓制日本主戰(zhàn)到底的軍國主義好戰(zhàn)份子,可惜由于翻譯的詞不達意,美國當時不知其真正用意,而失去了斡旋的空間。
而只有澳大利亞的前總理陸克文熟悉中國文化和中文,才可以直接跳過翻譯與我國官員進行交談。因此在各國領導人的翻譯官中,不僅要熟悉外國的語言,最好還要了解外國的文化,最好還是有長期居住在國外的生活經驗,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他們不僅需要翻譯外國的語言給本國領導人,還需要注意外國領導人的翻譯在傳達本國語言時是否有所偏差,甚至錯誤。
以蘇聯冷戰(zhàn)時期的翻譯官維克托·米哈伊洛維奇·蘇霍德列夫為例,他出生在一個蘇聯情報官員的家庭,長期在美國工作。二戰(zhàn)期間,蘇霍德雷夫和在蘇聯貿易代表團工作的母親在倫敦呆了六年。他從8歲開始在倫敦上蘇聯大使館學校。12歲時返回莫斯科后來畢業(yè)于軍事外語學院
職業(yè)。
(年輕時的蘇霍德列夫)
1956年,蘇霍德列夫在蘇聯外交部翻譯局開始了他的職業(yè)生涯。蘇霍德雷夫翻譯了赫魯曉夫的名言“我們會埋葬你”等。從他的個人經歷看,由于其家庭背景的緣故,經常在西方國家生活,而且可以說是“根正苗紅”,其父母都是蘇聯外派的官員,家世清白,對祖國的忠誠已經接受過檢驗,在家庭的耳濡目染教育下,這種世家出身的翻譯官泄密的幾率已經極度降低。
而且在間諜輩出的冷戰(zhàn)時期,蘇聯為了減少泄密的風險,其領導人的翻譯官都是長期固定的,蘇霍德列夫充當了將近30年的蘇聯領導人翻譯官,也就是經過蘇聯對其業(yè)務能力和口風緊的背書,蘇霍德列夫有時他也會是蘇聯和西方國家雙邊會議上唯一的口譯員。尼克松稱蘇霍德雷夫是“一位出色的語言學家,英語說得和俄語一樣好”,而亨利·基辛格則稱他為“鎮(zhèn)定自若”和“出色的口譯員”。根據《國際先驅論壇報》對其評論,“蘇霍德雷夫溜進了說話的人的皮膚里,感受他的感受。”
(蘇霍德雷夫在美蘇領導人之間傳話)
而美國的翻譯官也是要經過嚴格篩選。前白宮語言顧問凱文·亨塞爾說。美國總統(tǒng)的翻譯必須經過安全調查、背景審核,甚至測謊,然后才能獲準在高層外交當中有對敏感信息的知情權。“在總統(tǒng)級別的工作中不會有新手存在,”亨塞爾說,“翻譯要達到這個級別需要花大量的時間。他們同時還是某些具體議題的專家,并且知道哪怕搞錯一個稱呼都可能壞事。”而且美國總統(tǒng)的所有電話通話都將會是高度加密,并且有著重重過濾的。
在兩國領導人在單獨會談時,也未必見得是推心置腹。大家都是千年的狐貍,就別玩什么聊齋了,很多時候都是在試探對方,甚至是麻痹對方而說的場面話。在古巴危機時,赫魯曉夫就曾對肯尼迪保證,他不會在美國總統(tǒng)選舉的敏感時期在古巴布置導彈,甚至還否認了西方媒體對其已經在古巴布置導彈的傳言。而之前是政治小白的尼克松竟然信以為真,被其擺了一道。因此如果是雙方領導人單獨會談時,翻譯即使全程參與,其聽到的也未必是真的,即使被泄露了也無傷大雅,只會讓輿論更加迷惑,分不清當時真正的真相。
而且翻譯官即使是泄露雙方領導人的會談細節(jié),也是在其退休后寫的回憶錄或者訪問中。直到冷戰(zhàn)結束后,1999年蘇霍德列夫才寫了回憶錄《我的舌頭是我的朋友》敘述其職業(yè)生涯。距離他活躍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十幾年,會談的細節(jié)已經失去時效性的價值,而且隨著蘇聯的解體,已經對蘇聯沒任何傷害。可見翻譯官也是有政治覺悟的,知道什么時候該說什么話,什么話說的時候對國家的利益已經沒有影響。
(晚年蘇霍德列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