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江西于都出發開始長征時,作戰序列內編有第1、第3、第5、第8、第9共五個軍團80000余人,其中的紅1軍團長林彪、紅3軍團長彭德懷、紅5軍團長董振堂、紅9軍團長羅炳輝,大家也都比較熟知,于是問題來了,紅8軍團哪里去了,為什么長征路上的存在感不強呢?

(紅1軍團長林彪)
首先要解釋一下紅軍這個“軍團”編制的規模和級別,從民國軍隊在1928年和1937年兩次起用的“軍團”番號來看,它應該是軍以上的建制單位。比如二次北伐時期的蔣系第一集團軍,就曾轄劉峙的第1軍團、陳調元第2軍團、賀耀祖第3軍團和方振武第4軍團,四個軍團共有18個軍的番號。再比如武漢會戰期間的李漢魂第29軍團,也是下轄第64和第70兩個軍。
然而紅軍在建軍和發展的時期,多數時間要面對強敵圍攻,其編制和番號都兼有“虛張聲勢”以迷惑敵人的作用,是比較特殊的編制,跟蔣軍的“軍團”編制是不能相提并論的。比如粟裕所在的紅10軍團只有8000人,也就是敵人一個滿編師的規模,而林彪的紅1軍團盡管實力最強,長征開始時也只有19800余人,其軍團總兵力,仍然不及敵人一個乙種軍的兵員數量。

(紅3軍團長彭德懷)
同時要注意,紅軍的“軍團”也不下設軍級番號,而是直接下轄各師,其實跟正規的“軍級”部隊是基本可以劃等號的(甚至還要弱些),比如紅1軍團就下轄李聚奎紅1師、陳光紅2師和彭紹輝的紅15師。而紅10軍團則下轄第19師、第20師、第21師等等,這其實都是標準的“三三制”軍級建制,選擇用“軍團”的番號,自然是為了讓敵人摸不清紅軍的兵力虛實。
這也可以從紅四方面軍的建制中得到佐證,由于各個根據地情況不同,以及聯絡溝通不暢,鄂豫皖蘇區的紅四方面軍未設“軍團”編制,方面軍總指揮部直接下轄各軍。比如紅4軍、紅30軍、紅31軍等等(紅二方面軍下設紅2、紅6兩個軍團)。也因此說明,紅一方面軍的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軍”,在編制和級別上是對等的。

(紅5軍團長董振堂)
如果細心的話,你會發現董振堂將軍在西征路上犧牲時,各類文獻記載說明的軍職都是“紅5軍軍長董振堂”,而從江西出發時,他的職務明明是是軍團長。其原因在于,紅5軍團在江西出發時雖有12100人,但湘江戰役后該軍團所屬的紅34師基本損失(絕命后衛師的原型),再經過入黔作戰的消耗,到1935年2月部隊僅余4000余人,傷亡失蹤的戰損已經達到67%。于是在扎西整編時被縮編為紅5軍,僅下轄三個步兵團。
而紅8軍團組建于長征前夕的1934年3月,由紅21師和紅23師合編而成,后者原是中革軍委警衛師(因此也被稱為工人師),整個紅8軍團當時只有10000余人和3000多支槍,在紅一方面軍五個軍團中,兵力和實力都是最弱的。時任軍團長周昆(后失蹤),政委黃甦,參謀長張云逸,政治部主任羅榮桓。

(紅9軍團長羅炳輝)
在血戰湘江的戰役中,軍委縱隊被五個軍團圍在中間保護,前面開路的是紅1和紅3軍團,斷后阻擊的是紅5軍團,而紅8和紅9軍團則在兩翼擔負掩護任務,在敵人的追擊和不斷的側擊下,紅8軍團損失也非常嚴重。并且由于掉隊未能及時渡過湘江,戰至1934年12月1日,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在湘江西岸收容部隊時,紅8軍團只余1000余人。
因此湘江戰后,紅8軍團被取消了建制,所余部隊并入了紅5軍團,所以長征后期也就沒有了這支部隊的番號了。不妨總結一下,紅5軍團傷亡超過67%(三分之二)時,戰斗力作為一個軍團已經無法保證了,遂采取了縮編的方式,而紅8軍團傷亡超過了90%,則干脆被取消了建制,因為已經沒什么戰斗力了,那1000余人中還有一些挑夫呢。

(紅10軍參謀長粟裕)
其實之前有專門的文章討論過,舉的例子應該是整編第74師,無論什么樣的部隊建制,兵團也好、軍團也罷,乃至于下轄的軍、師級部隊,其一線戰斗兵只占總兵員的六成左右,一旦戰斗兵的傷亡超過半數,部隊的戰斗力已經大打折扣了,換算下來應該占總兵力的30%左右。
如果傷亡還要超過這個比例,那部隊基本就失去戰斗力了,即便補充新兵都很難恢復元氣。

(紅15軍團長徐海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