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唐代的節度使來，同樣領兵駐守一方，看上去“位列封疆”的清朝總督們，權力其實小得多。

有多小？那就要比比唐代時動不動鬧大動靜的節度使們。盛唐年間的唐朝節度使，何止是手握重兵的一方統帥？更是獲賜“雙旌雙節”，也就是軍事指揮可以專斷專行，地方民事財政更是一把抓，連防區內的大小官員，也多是節度使一手任命。轄區大小城鎮堡壘，從士兵到官員百姓，全都要對節度使服服帖帖，幾乎是指哪打哪。甚至安史之亂爆發前，好些節度使更手握數鎮大權，等于幾十萬強兵在手。作亂？也就是下個決心的事。

以這個意義說，唐朝一直到天寶年間，才爆發了安祿山挑起的“安史之亂”，除了說明節度使制度夠坑，也足以說明安祿山外的大唐節度使們，忠誠度不是一般的高。

有了“節度使制度”這個坑爹教訓后，唐朝以后的各王朝，自然就長多了心眼。對于肩負領兵大權的要害職務，更是挖空心思設置“防火墻”，必須要把將帥作亂的風險降到最低。放在清代的總督身上，看似指揮千軍萬馬的統帥大權，當然也被百般限制。

清代的總督，承襲自明朝的制度，全名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權力也看上去很大，號稱可以“掌厘治軍民，綜制文武，察舉官吏，修飭封疆”，也就是軍事民事吏治都歸總督管。而且大多數的總督，都是一口氣要管兩三個省。理論上說，這些總督大人，很有機會成為權傾一方的土霸王。不過，這也只是理論上。

首先一條限制清代總督權限的事實，就是官員人事任命大權。比起唐朝節度使們可以隨時撤換任命治下官員的輕松模樣，比如安祿山撤換任命兩千五百多軍官的“快速辦公”場面，清朝總督們若想這么“輕松”，基本就是嫌命長：總督麾下的各級將領官員，基本都是中央任命，總督自己任命的官員，也必須報兵部備案。如果說唐代的節度使與部將，是百分百的“老板員工”關系，那么清代總督與部下，卻是實實在在的“上下級同僚”。

既然關系不同，大家都是在為朝廷工作，總督想要犯上作亂，基本就是分分鐘變光桿司令。

而更重要的不同，就是指揮權限。唐代的節度使們，都是權鎮一方的統兵大將，又有絕對獨立的指揮權，幾萬幾十萬大軍在他們手里，就常像使喚自己胳膊一般。清代的總督呢？名義上麾下的人馬不少，但總督直接指揮的，只有三個營左右的“督標”，人數不過四五千人。而且就這么點人馬，調動也必須經過朝廷同意，否則必然論罪。

至于總督轄區內的其他軍隊，照老百姓的話說，則是“各有各的娘家”。像漕運巡鹽這類部隊，都有各地的衙門管著，全都不是總督直屬。綠營部隊更是歸當地提督節制，平日里總督更管不著，只有在遇到戰事時，經過朝廷委派，才歸總督調度。另外精銳的八旗軍隊，是由清王朝直接委派的“八旗將軍”管轄，甚至從品級說，八旗將軍“會同奏事時列銜在總督前”，比總督的級別還要高。

這也就是說，倘若真有哪個清代總督，橫下一條心要造反，那么他能調動的，最多就是四五千“督標”，而且很可能還沒打出什么名堂，就被聞訊趕來的八旗綠營等各路部隊剿滅。

而且總督之下又有巡撫，巡撫的品級比總督低，卻不是總督的下屬，而且也掌握一定地方軍政權力，還有自己直接指揮的部隊“巡標”。兩者互相牽制，分散了總督的權力。好些地方的總督，比如閔浙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更是要和當地巡撫在同一個府邸辦公，互掐互撕都是常見事，甚至經常掐到皇帝面前。就算哪位總督心懷造反大夢，放在這鬧心工作環境里，天天被巡撫瞪圓了眼睛盯著，日久天長也鬧沒。

▲湖廣總督張之洞

至于造反必須的財政大權，唐朝節度使們那富得流油的腰包，對于清代總督們來說，更是癡人說夢。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清代總督除了完成朝廷賦稅任務外，基本沒什么截留錢糧的權限。招兵買馬之類的“燒錢”大事，基本是有心無力。

所以說，哪怕有為大清朝統帥千軍萬馬作戰的機會，清王朝的總督們，也都是打完了趕快收工。“圖謀不軌”這類評書里常有的事情，在清代的總督權限制度下，總督們真心不敢想。

作者：我方團隊張嵚

清朝有8大總督，分別是直隸、兩江、四川、閩浙、云貴、湖廣、兩廣和陜甘。光緒三十二年，又增設了東三省總督。

總督的本身職務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辦理的差事是“總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管理河道、兼巡撫事”，是從一品的中央文職官員，派遣地方辦事的。總督的職責是“掌厘治軍民，綜制文武，察舉官吏，修飭封疆”，少則管理一省，多則管理三省。

以兩江總督為例，一般為從一品品級，駐守南京，總管江蘇（含上海）、安徽和江西三省的軍民政務。在南京和兩江總督搭班子的有江蘇左布政使（又稱“江寧布政使”），是從二品文官，協助兩江總督管理南京和江蘇蘇北地區的民政、財政事務。

在江蘇的蘇州，還有一位江蘇巡撫，職務全稱是“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糧餉兼理河道屯田”，是正二品的中央文官，帶領江蘇右布政使、江蘇按察使治理江蘇蘇南和上海地區。巡撫雖然品級比總督低，但是并不是總督的下屬。如果總督、巡撫互相掐架，鬧到皇帝那里，也往往各打五十大板。康熙年間，兩江總督噶禮與江蘇巡撫張伯行互參，雙雙被革職。

總督直接能指揮的部隊叫“督標”，分為三個營，總人數也就在四五千人上下。在南京城里，管理滿洲部隊的是從一品江寧將軍，全稱鎮守江寧等處地方將軍，為清代統領江南駐防八旗軍兵的最高統帥。江寧將軍級別和兩江總督一樣，實權不如兩江總督，但是在政府禮賓排名中，“會同奏事時列銜在總督前”。江蘇駐防的八旗兵，兩江總督是調動不了的。

此外，在淮安市清江浦區，還駐防著一位南河總督，負責大運河的河務，也掌握部分軍隊，叫做河標，也不受兩江總督管理。至于管理漢人綠營兵馬的，在江蘇分為江南提督、江北提督，都是從一品武官，品級和總督一樣，但受總督節制。不過總督要調動綠營兵，也需要中央兵部同意，實際操作起來也困難。

另外，在蘇州還有個蘇州織造，南京還有個江寧織造，揚州還有個巡鹽御史，都是四品五品的官員，級別不高，個個都是皇帝的親信，辦差的同時，還負責監視地方官。因此，弱勢一點的兩江總督，號令都出不了南京城。

兩江總督好歹還是一個人在南京，其他的閩浙總督與福建巡撫同住福州府，湖廣總督與湖北巡撫同住武昌府，兩廣總督與廣東巡撫同住廣州府，云貴總督與云南巡撫同住云南府，權力交叉重疊，權責難分，矛盾更多，總督的權利更加受到影響。

至于唐代的節度使，受命時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集軍、民、財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統兩至三鎮，多者達四鎮。五代時期，節度使的權勢達到了極點，皇帝的擁立與罷黜都取決于節度使，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的開國君主均為節度使。這是清朝總督沒有辦法比得上的。

清朝的總督權力確實很大，舉個栗子，從兩江總督的官銜全稱我們就能很清楚地了解這一點。

兩江總督全稱是：總督兩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操江、統轄南河事務。總督本身是正二品，但是，清朝的總督一般都會被授予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均為從一品），更重要的總督職位前會加太子太保、頭品頂戴、某殿閣大學士等頭銜以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之體制尊崇，地位高邁。

可以說，地方行政權、司法權、軍權、財政權都集中在總督身上，所謂封疆大吏，不是蓋的。

但是，清朝的中央集權制度已經非常成熟和完善，制衡地方官員的方法早已趨于化境——行政權方面，巡撫（撫臺，有的省份沒有）主管一省軍政、民政；布政使（藩臺）主管一省的財賦及人事，和總督之間形成分權；司法權有按察使（臬臺）來分權；財政權一方面有藩臺掣肘，另一方面財政收入大部分都要交給中央政府再由朝廷撥款撥糧。

軍權方面，總督有調兵權，并擁有節制提督和正二品總兵等地方武官的權力，但是卻不能節制中下層軍官，而另一方面提督雖然本身受總督節制，可是卻可以節制總兵以下的中下級軍官。而如上述總督、提督都有不同層級的調兵權，但卻都沒有沒有統兵權，中下層軍官可以統領自己管轄內的部隊，但同時中下層軍官本身又沒有調兵權——制衡之巧妙，可見一斑。

仍然用前面的栗子，兩江總督只能調動江蘇（含今上海市）、安徽和江西三省的綠營軍隊，而不能調動八旗軍隊，盡管兩江總督的衙署本身就是在南京，但他根本無法調動駐扎在南京的八旗。

由此可見，清朝的總督雖然權力很大，但和唐朝的節度使相比，完全沒有割據稱雄進而犯上作亂的條件——即使在晚清督撫權力急劇膨脹的情況下，即使出現東南互保這樣的情勢，想要造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總督權力確實很大，但又嚴密地分解監控，并受到諸多牽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皇權提防，專制制度兩千年發展，日趨嚴密，且有著整個官僚統治階級秩序的內在約束。

總督初立于明朝，清朝繼之。本來總督是軍事需要，臨時派出，主管的也是軍事，節制將領并對巡撫有一定約束。清朝建立后，逐漸成為一級固定的地方機構。大致上說，除東北三省，蒙古各處將軍轄地，山東河南兩省未設，直隸、四川省設一總督（兼巡撫），其它基本是統轄數省軍政。期間雖有調整變化，但大致如此。

在中央眼里，總督與巡撫同為地方大員，封疆大吏，權力很大。但其中又有分權。

要鬧事，最需要軍隊。皇家最在意的，加意防止的，也是軍隊和軍權。

首先，按總督巡撫治兵的成例，有節制提督以下各級武官職權，但是，總督巡撫又是文官統兵，這也是原則。實職提督成為巡撫問鼎總督者鳳毛麟角。軍政仍然是兩個地盤。這既控制住軍隊，也防止了總督巡撫坐大。

其次，“兵非將有”也是一大原則，清時軍隊又區分為督標、撫標和提標之類，其它各營在總兵手里。就是說，總督巡撫和各省提督，能直接掌握的兵有限。

再次，軍隊的糧餉控制在朝廷手里。沒有報告和批示，別說員額動不了，軍餉也出不了。

最大的原因，調動軍隊的權力最后集中到皇帝手中。類似于以前的虎符制度，不奉圣旨私自調動軍隊，基本就是死罪。

此外，地方機構設置上，也有牽制。比如，總督有舉薦和請免武官的主要權利，卻需巡撫副署（共同簽字），而在文官舉薦和請免上，巡撫有主要權力，總督副署。

還有，地方那些監察官員（巡撫附官，副省級的按察使，俗稱臬司，其下道也有檢查職權），可是有監察和舉報的權力的，不管你是總督還是巡撫。

有以上種種安排，總督想鬧事，恐怕也鬧不起來。哪怕戰時手里召集一支大的軍隊，戰爭結束，恐怕也是急忙解散吧。

清朝的總督權力再大也只是1個“官員”，唐朝的節度使卻是1個“土皇帝”，誰容易犯上作亂很明顯。

我們先來看清朝總督。清朝是中國封建專制的頂峰時期，對臣下防范的制度設計也達到最完善，像總督這樣的大官（管轄著一省或兩三省的軍事、行政）非皇帝親信不可。換言之，無論是皇帝親擢，還是廷臣會審，或者吏部簡選，總督的最終任命權掌握在皇帝手里。

這樣產生的總督，很大概率上會保持忠誠度，忠心耿耿履行“厘治軍民、綜制文武、察舉官吏、修飭封疆”的職責。并且，皇帝會通過各種手段監視總督，奏本、密折等信息載體會不斷送到皇帝桌前。

忠誠的總督自然不會叛亂，那么心生異念的總督，會不會犯上作亂呢？

清朝的皇權早就給他套上“狗圈”，總督想開始咬人，那是不可能的。要想造反，最基本的三個條件要具備，一要有調動人馬的“管人權”，二要有大量金錢的“管財權”，三要有調動物資的“管物權”。

清朝的總督承襲自明朝，全名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很有點高大上的味道。實際上，總督手下的各級官員，他基本沒辦法任命，幾乎全是朝廷空降的，自己任命官員必須報兵部備案。另外，財、物的掌控也不給力，每次朝廷收割地方賦稅，總督手里就沒什么油水。

雖然總督手里沒有人、財、物，但是很多人說總督還是有法子的，畢竟他麾下有一支部隊，難道臨時起事不可以嗎？

先不說這幫吃著皇糧的部隊肯不肯就范，就算他們愿意跟著總督造反，那又會怎么樣呢？按道理說，總督要調動手里的部隊，要經過朝廷的許可。這個難點我們直接忽略，且當這群大兵很沖動，直接跟著總督鬧事……

總督的轄區還有不少其他軍隊，他們并不受總督的調遣，綠營部隊歸提督管、八旗兵歸朝廷將軍管、漕運巡鹽歸當地衙門管……能耐最大的總督，充其量最多調動近5000督標，剛開始動手就會被聞訊趕來的各路軍馬剿滅。

有人說，清朝的總督是“提線木偶”，話有些粗糙但道理很正。總督面上像地方諸侯，可以節制提督、總兵等高級軍官，但只有調兵權，沒有什么統兵權限。而真正的統兵權在中下級軍官，當然他們沒有調兵權，這樣就形成上下制約的平衡。

另外，總督在1個地方也不會呆太久，朝廷過幾年就會將他調離，防止他在地方形成勢力。只有在戰爭時期，總督才能獲得特權，給錢、給人、給物。典型如曾國藩打太平天國，朝廷給他很大的權限，而周邊防范他的軍事力量也一直存在。

一旦天平天國覆滅，曾國藩的湘軍就馬上被解散，決不留下后患。只是到后來，朝廷統治搖搖欲墜，不得不下放權力到地方，總督的權力才變得大起來。狗圈一松，不良后果就出來：1900年慈禧西逃，列強與南方各省達成“東南互保”協議，演變為總督直接對抗朝廷。

我們追溯到唐朝的節度使，那可是掌握實權的大佬形象，他們可以隨時撤換手下官員。安史之亂爆發前，安祿山超速批量撤漢人官吏，一道命令數千軍官被番將代替。

唐朝的節度使，原本也受到朝廷的監視，他們只管理地方軍事，士兵由地方招募、糧餉出自中央。后來，隨著大唐帝國的領土擴張，皇帝有效控制每一塊國土的能力在減弱，尤其是邊地發生重大軍事沖突時，遠在長安城的朝廷難以短時間內調集資源支持。

于是，邊地的節度使逐漸獲得授權，掌控地方的人、財、物以應對外患。這樣做的效果很明顯，大唐的邊防能力明顯提升，節度使常常不會麻煩中央。但是，惡果也很突出，節度使擁兵自重，逐漸成為朝廷的威脅。

安史之亂沉重打擊大唐帝國，各地節度使在平叛過程中乘機崛起，他們甚至能決定下任節度使的人選，有時是親兒子、有時是部將……

個別節度使不滿意皇帝，還會領兵作亂，搞得朝廷也是頭疼不已。不過，朝廷也沒有辦法，沒有實力消滅各地割據的節度使，只能維持“天下共主”的地位。公元907年，身兼宣武軍節度使、蔡州節度使、河中節度使的朱溫，用武力廢掉唐哀宗李柷，篡唐建立“后梁”。

因此，跟唐朝跋扈的節度使相比，清朝的總督還是很乖的，總體上沒出什么大的亂子……

清朝總督和唐朝的節度使，不是一回事。按照權力的大小來看，清朝總督可以完爆唐朝節度使。因為清朝總督只有八個，而唐朝節度使有四十多個。清朝每一個總督的轄區都比唐朝節度使管轄的地盤要大的多。并且唐朝節度使也是朝廷命官，也需要中央的任命才能上任，不是所謂的獨立小王國，也要受到唐朝皇帝的節制。

但是，絕對權力相對教小的唐朝節度使屢屢犯上作亂，而權力更大的清朝總督卻很罕見的有犯上之舉。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面造成的。

第一、身份不一樣

首先要明確一點，不管是清朝的總督，還是唐朝的節度使，他們都是手握重權，并在朝廷中擁有相當影響力的地方大員。但是總督和節度使在本質上有一個區別——清朝總督是文官，唐朝節度使是武官。

唐朝的藩鎮并不是行政區劃，因此唐朝的節度使從嚴格意義上說，只是一種軍職。雖然后來唐朝皇帝給了節度使很多權力，讓他們成為權重一方的大員，藩鎮也幾乎變成了行政區。但是藩鎮不是行政區，節度使是武官的身份也并沒有改變。

試想一下，當某個武將全盤控制政府后，這個武將操控的政府，是不是就是軍政府？而武將本人，是不是就是軍閥？

事實上，唐朝藩鎮確實就是如此。當時節度使麾下的藩鎮官員，不論文武官員，都歸于節度使一人指揮。整個藩鎮猶如一個小型國家，有自己獨立的各級衙門。而節度使就是這個小國家的王，他們只需要向皇帝本人負責即可。就像當年的周朝一樣。

相比于唐朝藩鎮，清朝總督就是標準的文官身份了。他們雖然位高權重，但他們本身只是整個政府架構中的一個環節。比如說，總督的下屬官員都由朝廷任命，雖然可以互相彈劾，但總督不能自己隨意任免屬官。

也就是說，清朝各級官員都向皇帝負責。總督只不過是站的離皇帝近一點而已。

因此，清朝總督和唐朝節度使的第一個區別便是二者在身份上的不同。唐朝節度使已經是軍閥了，他們總攬軍政大權，在后期還有世襲的權力，而清朝總督雖然位高權重，但本質上仍然是朝廷任命的官員。要受到朝廷的制約，無有顛覆之能力。

第二、專制程度不一樣

有清一代，官員都是奴才，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權臣。真正強勢和權力者乃皇帝，再大的官員也都是皇帝的奴才，都不能違背皇帝的個人意思。這種皇帝為大，臣子為奴的思維，可謂是禍害了中華整整三百年。

就拿年羹堯來說，他手握四省之實權，麾下數十萬兵馬，并且他還是大將軍兼總督。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然而雍正帝讓他去死，只是一句話的事。年羹堯根本沒有反抗的膽量。

再比如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后，他也是手握四省二十萬兵馬的總督，連慈禧太后都忌憚他三分。結果在晚清極度衰微之時，曾國藩也沒有敢反的勇氣。最后還因為替清政府背鍋，死的是遺臭萬年。

還比如袁世凱，庚子國難后，袁世凱是當時唯一一個手握北洋七萬精銳之師的人。面對一個垂垂老矣的慈禧，以及一個乳臭未干的攝政王載灃。袁世凱都沒有敢反，而是一句話就被開缺回籍。雖說袁世凱后來還是推翻了清朝，但若沒有革命黨的推波助瀾，袁世凱還敢下手？這個很難說。

從年羹堯、曾國藩、袁世凱這三個人就可以看出：清朝的君主專制集權已經強大到了一個令人發指的程度。明朝皇帝也集權，但好歹還有人掣肘。而清朝皇帝，連掣肘他們的人都不存了。大臣到了清朝，在他們的身上看不到任何的亮點，除了奴性還是奴性。（可能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后來袁世凱才會想當皇帝）

相比于清朝的奴才思維，唐代還不存在這個問題。唐朝的皇帝，其實更像是班長，大臣們是班干部，皇帝與大臣共治天下。班長如果干的不好，班干部可以把他搞下去。像曾國藩或是袁世凱這種情況在唐朝，不造反都是一件稀奇事。

清朝的總督算得上是威震一方，但還是有牽制的力量的。清朝的總督的權利是不如唐朝的節度使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總督是二品，加尚書銜后就是從一品。這個級別當然極高了，但是，而地方上的將軍是正一品，品級高于總督。所以，總督在品級上就不如將軍。《雍正王朝》中年大將軍，赫赫有名的“西北王”，后來犯了罪，被貶為杭州將軍，千萬不要以為杭州將軍就是一個地級市的軍分區司令員，杭州將軍可以管幾個省的軍務，是標準的正一品大員。總督比杭州將軍還要低一點，而且，總督也無權調動杭州將軍。在清代，如果沒有朝廷的專許授權，通常總督沒有權利調動軍隊的。電視劇里面總督巡撫剿匪的時候總是派兵，其實那些不過是數量有限戰斗力有限的親衛兵，不是正規軍，也就相當于保鏢。總督也無權審批甚至處死將軍。電視劇《一代廉吏于成龍》里面，魚肉鄉里，跋扈不法的將軍噶禮殺死了于成龍的師爺，總督于成龍一怒之下，不管眾官的反對，以總督兼兵部尚書的名義，將噶禮先斬后奏。且不說噶禮是將軍，地位比于成龍的總督高，于成龍從法律程序上也沒有權利審批一個將軍，他只能上報朝廷，讓朝廷指定大理寺和刑部審理。更何況，噶禮還是皇親。此外，雖然巡撫也是總督的下級，但一個受寵信的巡撫顯然實權還要大于總督。而學政也并不受總督管轄。滿清皇帝還有秘折制度，嚴密監控天下的一舉一動，總督想造反，幾乎不可能不提前泄密。

此外，造反需要錢糧，總督沒有私自截收的權利。例外也有，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以后，曾國蕃的幾個手下的高級將領做了幾省的封疆大吏，就以種種借口截了往朝廷的稅收錢糧，那是特殊情況，說明朝廷已經沒有很強的對地方的控制力了。

總督雖然在整個清朝權力階梯中并不是最為頂尖的存在，但是在地方上，他們所掌握的權力卻是根本無人所能匹敵的，是清朝站在金字塔頂端上的封疆大吏。

清朝總督本身的品級并不高，僅是正二品，相當于我們現如今所說的部級官員。

不過他們的身份卻并沒有這么簡單，除了自身擁有的正二品品級之外，清朝總督一般都能從皇帝手中獲得兵部尚書或者大學士的加銜。

如果他們擁有了兵部尚書的加銜，那他們的品級就是從一品，如果他們擁有了大學士的加銜，那他們的品級就是正一品。

單純論品級來說，他們的地位還是很尊崇的。

清朝歷史中總共出現過十一位總督，除了河道總督，漕運總督之外，每一個總督都執掌著非常龐大的權力，掌握權力最小的，只能掌握一個省份的最高權力，而權力最高的，能同時掌握三個省份的最高權力。

因為清朝總督權力的龐大，所以導致人們對清朝的總督產生了不少疑惑，覺得他們權力明明非常龐大，為什么沒想到要反叛清朝自立為王呢？

這里面涉及到的原因非常多，除了文官、武將奴性思想嚴重之外，他們沒有機會和能力反叛清朝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駐防將軍、駐防都統對地方總督的制衡

清朝是關外的女真人入關建立的，本身人數非常稀少，就算加上女真人后來收服的蒙古八旗和漢八旗，他們的軍隊以及百姓人數也多不到哪里去。

因此在入關后，面對著幾十倍、上百倍于他們的漢人，他們心中升起了一種莫名的惶恐，擔心自己會很快的被推翻、趕回老家。

為了防止出現這種狀況，他們就派出了大半的八旗軍隊前往各個省份地區的重要城市、重要關卡中駐扎，幫助他們監督漢人軍隊的權力。

清朝駐扎在各地的八旗軍隊中，地位最高者是將軍或者都統。

將軍和都統是清朝駐扎在一個地方的最高八旗長官，都是從一品的品級。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將軍和都統并不會同時出現在一個駐扎地中。

如果一個駐扎地安排了將軍，那他們就不會另外安排一個都統，如果一個地方安排了都統，那他們就不會另外安排一個將軍。

在地方上，將軍和都統是管理不到總督的，而總督也管理不到將軍、都統，因此他們互相之間就產生了制衡，在將軍、都統的監督下，總督們是不敢隨意輕舉妄動的。

這是清朝總督不敢輕舉妄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清朝地方綠營兵中的三權分立

而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清朝總督所掌握的兵權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大。

清朝的軍隊一般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上面所說專門由八旗子弟組建而成的八旗軍隊，第二部分則就是由漢人組建而成的綠營兵。

八旗軍隊一般保持在十幾到二十萬左右，而綠營兵則常年保持在六十萬左右，數量非常龐大。

各地總督們所能掌握的就是這些綠營兵中的兵權，但是在清朝的綠營兵中，總督掌握的兵權并不是唯一的。

清朝的綠營兵中采取著三權分立的形式，其中總督掌握一部分部隊，稱之為督標。

巡撫掌握一部分部隊，這些部隊被稱之為撫標。

提督掌握一部分部隊，這些部隊被稱之為提標。

他們是清朝綠營兵中當之無愧的三巨頭，而除了他們，底下還有著諸多的總兵，不過這些總兵是歸屬提督掌管。

因此在巡撫和提督的分化下，清朝總督們想要造反的難度也急劇上升了起來。

清朝提督、巡撫們對總督的制衡

雖然清朝總督的權力要比巡撫和提督大上很多，但與很多人想象中的不同，巡撫和提督并不是總督的手下。

巡撫是每個省份中的最高長官，同時掌握著政權和兵權，品級僅比總督低上一級。

在清朝，巡撫是不受總督管轄的，巡撫和總督一樣，都是直接受皇帝調令的封疆大吏。

如果總督做出什么錯事或者想要造反的話，巡撫可以隨時直接向皇帝參上總督一本或者直接抵抗總督的決定，巡撫的設置，首先無形中分化了總督的權力，降低了他們造反的可能。

而提督則是每個省份的最高軍事長官，相當于現如今的省軍區司令，是從一品的武官。

從品級上來說，提督和加了銜之后的總督地位是相等的，總督對待他們，也要以平等的地位相待。

總督的兵權僅局限于綠營兵，在綠營兵中他們有著巡撫和總督的制衡，在綠營兵外，他們還有著駐防將軍或者駐防都統的制衡，在這種種的制衡之中，他們自然是不可能像唐朝節度使那樣犯上作亂的。

所以說這就是清朝總督權力那般巨大，卻沒有像唐朝節度使一樣以下犯上的原因，在清朝中早期的時候，總督的權力并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大，他們處處受到制衡，是根本不可能以下犯上的。

清朝的總督權利力比起唐朝節度使來，同樣是領兵駐守一方，其實權力是很小的。唐朝的節度使，軍事指揮可以專斷專行，地方民事財政更是一把抓，防區大小官員也是節度使任命的。好些節度使手握數鎮大權，等于幾十萬強兵在手。若要犯上作亂，是很容易的。

清朝的總督，權力看上去很大，也就是軍事民事吏治都歸總督管，各級將領官員，基本上是中央任命的。清代總督與部下，就是上下級同僚。如果總督想要犯上作亂，調動的兵只有身邊的幾千人，等于就是一個光桿司令。還有就是總督之下有巡撫，天天都盯著總督，總督那還有心思去犯上作亂。

清朝的總督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具體原因如下：

一、清朝獨特的政治環境。

我們知道清朝是以滿族為主體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算上所有旗人（滿八旗、蒙八旗及漢八旗），以只有漢民的百分之一。所以，清朝的旗人們都很有居安思危的意識。這也是清廷封鎖東北的原因。（為了給自己留條后路）這些旗人本就覺得自己朝不保夕。若以總督的身份造反，那不就是脫離組織，可是離死不遠。

二、奴隸制度的殘余。

清軍入關前，剛經歷了奴隸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轉化。這個過程還未徹底完成。便發生了滿清入關事件。所以我們會發現在滿清的朝堂上充斥著“奴才”“主子”的利害關系。（而且除了清朝末年，坐到總督位置上的人，大多都是旗人）那些能對上級自稱“奴才”的都高人一等。我們看書或者電視變回發現，一些官員自稱“奴才”（這些就是旗人，地位較高），還有官員自稱“臣”（這些便是普通的漢民）。正是這種區別對待反而團結住了所有旗人，也就是團結了那些總督。

三、八旗制度對于所有旗民的束縛。

完善的八旗制度，規定了八旗旗主對皇帝負責，各個旗民受旗主和副旗主的統領，各旗的包衣奴才為控制其的旗民服務。如此井然有序，上下成序，控制力強。原本有壓迫便會有反抗，可是“滿清入關”后。所有的人都翻身把主做，一起去壓迫漢民，將八旗制度原本最大的隱患壓了下去。

四、中央政府勢力不同。

唐朝的節度使制度開始也是增強軍事實力的有效制度。只是隨著唐朝中央政府權威不斷下降，此消彼漲下節度使的權力不斷擴大。先是人事任免權的喪失，再是地方財政權力的喪失，逐漸中央政府徹底控制不了各個藩鎮。

清朝的總督則不然。其實主要還是清朝中央政府實力一直很強，保證了這些清朝總督不敢有異心。最好的反證就是清朝末年八國聯軍入北京時，衰弱的清廷無法指揮手下的總督們，甚至出現了以李鴻章為首的《東南互保》協議的極端情況。

五、總督制度的權力并未大過唐朝的節度使。

唐朝的節度使制度是將全國各個地區如同劃為了一個個軍區。這些節度使們都是上馬管兵，下馬治民。地方所有權力都集中在節度使手中，內部的官員任免全部出自本身，權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各藩鎮如同一個國中之國。

清朝對總督的限制較多。總督最多只是一個組織協調者。總督們控制地方是依靠自己的幕府發號施令。而地方實權依舊是由以各省巡撫為首的地方政府掌握（人員任免由中央政府負責）。也就是說總督做事情是需要自己轄區內的巡撫們的支持。這樣既保證總督的統籌規劃的權力，又限制其的權力不至于尾大不掉。

綜上所述，清朝的總督們根本無力造反。歷史上等到他們有造反的實力時，清朝已經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