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提得好，但結果總歸不會如此美好。

因為正常情況下，扶蘇根本不可能繼位，何談“萬世一系”？

雖然秦始皇在前221年統一六國，建立秦朝，并高調宣稱：“朕為始皇帝，后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但歷史已經狠狠打了始皇帝的臉，并同樣高調宣稱：“別做夢，快醒醒！”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被日本學習和借鑒了數千年，為何我們就不能借鑒日本形成“萬世一系”的局面呢？

靜夜史認為這和扶蘇沒有必然關系，但復蘇卻成為最好的反面典型。

為什么這么說呢？

因為“扶蘇之死”和“萬世一系”這兩個看似關聯不大的事件，卻因一個名詞而牢牢聯系在一起，這個名詞叫做“權力”。

說到底，日本之所以能夠實現“萬世一系”，歸根結底就是因為天皇的手中幾乎從來沒有實權。

既然沒有實權，也就不會成為爭權奪利者的目標。作為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天皇即使頭銜光環再多也不過是日本社會的一個花瓶，或者說是一個符號，更直白點叫做傀儡，特別是幕府時期。

而這樣的傀儡之所以沒有被取代，是因為天皇雖然沒有掌握實權，卻讓自己逐漸掌握了神權，通過對天皇的神化，使天皇成為整個日本的象征。在這樣的情況下，誰想取代天皇，就等于跟整個日本過不去。

這種不掌握實權卻掌握神權的形式，與我國春秋時期非常接近。雖然周王室東遷洛邑后，周天子威嚴一落千丈，但依然是諸侯國眼中的老大哥，

誰要是跟周天子過不去，先不管其他住戶反響如何，自己心里多少還是有些不安的。

但歷史已經證明，中華大地上終歸不適合這種“類君主立憲”的形式。

自夏朝建立以來，中華文明的體量就遠遠大于日本的總和，在黃河與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區域，各諸侯國不僅因為資源總體的匱乏而大打出手，更因為無論黃河還是長江中下游，都是亞歐大陸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本之所以能夠實行萬世一系的制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是名副其實的島國，在海洋技術發展嚴重滯后的古代，海洋是日本最好的保護傘。

因為海洋的保護，不僅使沒見過世面的日本容易建立起“君權神不授”的天皇制度，更使日本免于被其他強悍民族攻擊和顛覆的可能。

春秋時期的各諸侯國，在面臨其他諸侯國虎視眈眈的同時，還要時刻面對來自邊緣的少數民族的侵擾，特別是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

為了不被游牧民族征服或者吞并，中原地區的諸侯國紛紛開始自立自強的變法，通過君主集權的方式提升國家實力。

而自周朝以來形成的小農經濟，也決定了只有進行高度集權才能有效提高生產力。

所以在各國先后開始變法后，各諸侯國實力開始此消彼長，兼并戰爭不可避免地開始了，而最后的結果就是“六王畢，四海一”！

而在秦朝統一六國后，才真正實現“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所以，秦始皇的出現是我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而這也同時宣告了“萬世一系”的不可能性。

因為秦始皇本就是權力的集大成者，讓他放棄權力專心研究神學，與他的價值觀背道而馳。這種革自己命成就萬世功業的做法，秦始皇做不到。再者，我國也不需要。

日本的萬世一系，除了地形上的極端封閉，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版塊兒從來都是支離破碎的，即使最大的本州島也是山地遍布，這使日本的統一幾乎從來沒有實現過。在這種情況下，保持天皇的尊嚴，幕府等權臣“挾天子以令諸侯”反而是一種省心的統治方式。

而我國一直以來都是平原高原廣布，一方面使統一成為可能，“周天子”這樣的符號不斷失去市場；另一方面也使小農經濟高度發達，從而在根本上否定了神權的存在。

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國這樣，對神權崇拜如此務實。因為農民靠天吃飯的本性，所以雖然對“天”有所畏懼，但只畏懼和自己相關的神明。

什么意思呢？假設農民祈求某個神明保證來年風調雨順，如果神明沒有辦到這一點，農民就會自然而然地另請高明。

對君權神授的統治者也是一樣，如果這個統治者不能讓自己安居樂業，五谷豐登，那么農民可以選擇不支持這樣的統治者，客觀上為陳勝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打下了群眾基礎。

在我國的神權體系中，神并不是最高端的神明，“道”才是。如果統治者這個“神”有違“天道”，廣大民眾就會群起而推翻它。

這使得統治者雖然進行了君權神授的神權建設，但因為地形限制，終歸沒有“達到”日本天皇這樣的成就。相反，為了得到廣大民眾支持，統治者還不得不順應天道，以求民心，即使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也不得不接受這個體系。

但是從夏朝開始建立的“家天下”傳承制度，又注定了統治者的衰敗規律終歸會導致自己在某一天失去民眾的支持，所以改朝換代成為我國歷史發展的必然。

而為了保證改朝換代的成功不反彈，后世對前朝統治者無不趕盡殺絕以絕后患。

秦朝的快速滅亡，并不是因為秦始皇的殘暴，恰恰是因為秦始皇太過仁慈。正是因為對大部分六國貴族的保留，使六國舊臣看到了東山再起的希望。再加上統治者神性的不斷喪失，一旦秦始皇駕崩，后世君王無法鎮場，六國貴族重新反叛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

而秦始皇為保證扶蘇能夠順利繼承大統，將扶蘇派到邊疆歷練，為以后的接班做準備。

只可惜，還是因為權力的高度集中，秦始皇雖乾坤獨斷，但卻不能左右死后的局面。

趙高、李斯之流正是利用了秦始皇的權力，才順利實現偷梁換柱。于是扶蘇賜死，胡亥登基，大秦王朝在風雨飄搖中迅速崩塌，連帶著2000多年的軒轅氏統治也宣告完結。

此后，小農經濟孵化的劉邦等平民階級迅速上位，我國開始了更加猛烈的改朝換代，社會發展水平相比于全球的其他文明開始一騎絕塵。

而日本，依然活在萬世一系的“自娛自樂”中。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是靜夜史，期待您的關注。

很明顯，即便是公子扶蘇繼位，最大的可能是緩解秦國的危機，然后延長一些秦朝的命運，但是絕對不可能做到像日本那樣的萬世一系。

首先，秦朝的滅亡，本質不在趙高，也不再胡亥。而是在于秦朝的制度體制。歷經六代人的努力，秦國終于統一了天下，成就了千古偉業。商鞅變法的既定目標達到了，商鞅最大的成功了。

但是秦朝統一后，以往的那一套東西很多都不再適用于新的國家情況了。沒有新的改革，秦朝的命也不會長久的。

有人說扶蘇宅心仁厚，深得人心，就連六國貴族都對其贊賞不已。但是要搞清楚，對他贊賞不等于依附他，而放棄復國的計劃。項梁和項羽雖然依附扶蘇一方，但是其心中想的仍然是如何復楚。

扶蘇抬善良的結果也不一定是個好事，過于的死板，也必定不會有很大的作用。他能緩解秦朝的矛盾，但是卻不能徹底的改變，所以大秦依舊會亡。

再說中日對比。日本菊花王朝，萬世一系而不改變，但是要知道日本的政治權利長期的不在皇室的手中。皇帝對于他們而言更多的是一種精神上的象征而已，實際掌握權力的個人和家族也是不斷的在變化。

至于中國來說，地大物博。人多，經濟發展較快，管理相對來說較為困難，也沒有形成皇帝是精神象征的一種共同認識。所以改朝換代的時候，就是一個新的時代興起的時候。

開宗明義，不能。

因為任何一個王朝立國，都有一個合法性解釋的問題，在日本天皇神格化的過程中，就是通過創世神話的血統論，來保障天皇法統的合法性。

所謂合法性，就是解釋“為什么是他？為什么不是別人？”的答案，日本神道教本身是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伴隨著大和政權和日后日本天皇政權的建立，而逐步塑造的神話神系，以及皇族神裔的體系。

而中國已知文字記載的王朝，能夠比擬的，只有商朝。

商王朝在《史記·殷本紀》中記錄的始祖神話，一方面強調了其先祖簡狄為“帝嚳”之妻的身份，另一方面，點出了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神裔地位，也就是說，商王家族即神裔之族。

結合后世對甲骨文的考證，我們知道，“嚳”本身是甲骨文“夔”的變體，實際上就是“天帝”的名字，而商人的始祖神話，其實就一直在強調商王血脈來自于“天帝”，即神裔。而《殷本紀》實際上已經是經過周朝人和秦漢人修改過的商人始祖神話。

因為“帝嚳”已經由“天帝”化身為“五帝”之一，實際上，已知的“五帝”，實際上是上古時代不同部族各自的神話祖先，即“是神而非人”，但是在經歷過戰國、秦漢的大融合之后，原本的東夷文化、越人文化、西戎文化，糅合而為一體，同樣經歷了神系、神譜的“大一統”。

本身并不在一個系統中的各色神祇，變成了父子相傳的上古帝君，而這個過程，基本上是在秦漢之交蒸騰，至漢武帝時代大成。

而周朝，作為商文化的邊陲傳播者，也是重要的諸侯，在崛起滅亡商朝之后，一樣進行了絕對類似的“始祖神話”創作，《史記·周本紀》中的先祖周嫄，同樣是“帝嚳”的妻子，甚至身份為“元妃”，而商人始祖“簡狄”則只能是“次妃”，生子的故事，也是類似的天人感應。

只不過經過這么編排之后，周人的始祖反而成了天帝血裔神族的“嫡長”，而商人的始祖反而成了“庶孽”。

可想而知，這種針對性極強的神話，本質上就是滅亡商朝之后，周人對篤信神鬼的商人后裔所進行的政治宣傳，武王伐紂，不再是一場“下克上”的叛亂，而是糾正倫理失序的正義之戰，即嫡出神裔子孫奪回應有“天子”之位的必須之戰。

這是對商人的宣教，而在周人的王官之學中流傳的“經”，即詩、書、禮、樂、易等作品中，尤其是《詩經》和《尚書》中，周人對自己族內的貴族精英們則反復告誡，天命與德相關。

《尚書·呂刑》說：“惟克天德。”

《尚書·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為懷。”

到了秦代周之時，無論今天的大秦粉們如何強調他們心中的正義，周朝的八百年正統天下，都讓周王牧馬人的嬴姓后人們感到無從下口。

嬴姓本身足夠古老，卻并不出自商王的子姓，也不出自周王的姬姓，正因為其古老，無從延續商周之變中的神話故事，作為沒有“天帝”血脈的家族，神裔的故事，再也唱不下去了。

所以，統一天下的秦帝國，從陰陽家的手中，找來了“五德終始說”。

即在周人的“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概念下，進一步發展，強調秦帝國的“水德”性，并為周王朝塑造本來沒有的“火德性”，“五德終始說”講述了五行相克的理論，水克火，則為新朝，上天的天命，在“德性”的輪轉中萬古長存。

問題是，秦始皇的這個理論，本質上仍是顧頭不顧尾的，周的火德被秦的水德代替，則秦的水德終究也會被旁人的土德所代替，這一點，他并沒有顧忌，而是要自始皇帝之后，至于萬世。

所以，本質上，哪怕是扶蘇繼位，解決或者緩解了秦王朝的短期危機，只要帝國一有衰弱的跡象，國內的野心家們，同樣會舉起“五德終始說”的大旗，來終結秦的“天命”。

就像之后統治了200年的漢帝國一樣，哪怕漢武帝定了“土德”，舉國的儒生們，仍舊會舉起“今周公”的旗幟，說王莽是孔子之后500年而圣人出的“新圣人”，讓劉氏家族讓位子。

而這五百年有圣人出，孔圣人替漢帝受天命的說法，還是漢武帝自己下主導提出來的，說是他親手為漢王朝掘墓，也不為過。

所以，哪怕是扶蘇繼位，也不可能有什么萬世一系的秦王朝，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傳統，而秦王朝的制度性暴虐，也不是一個兩個仁君就能消毒的，拼命壓榨底層的編戶齊民帝國，靠的就是以力服人，力量一旦衰弱，完犢子是遲早的事兒。

自古沒有人去搶孔圣人的至圣之名，也沒有人去搶釋迦牟尼的佛祖之尊，因為挨不著啊！

日本天皇這種存在，就跟廟里的神像一樣，供奉的好好的，誰會去找他的不痛快呢，完全沒有利益沖突嘛。

這種情況，與王朝更替不一樣，都是實實在在的利益，即使沒有沙丘之變，秦始皇能夠順利傳位給扶蘇，想要延緩秦朝滅亡的速度都費勁，更不要說保住秦朝的長盛不衰。

王朝興衰交替，自有規律，因人而變，不在于一兩代人的強盛，而在于延續的繼承人和政局平衡，打擊豪強欺壓百姓。

拿漢朝來舉例子，從漢高祖到漢宣帝，六代帝王精明強干，開創盛世，遇到庸主漢元帝盛世止步，經歷漢成帝、漢平帝兩代荒淫，王朝就被人奪走了。

縱使扶蘇繼位，秦朝又能如何呢，一代賢明，難以保證世代都賢明，在我國的歷史環境下，王朝逃不過遇明主而強，遇庸主而衰，遇昏君而亡的規律。

日本天皇的“神圣”，在我國古代是很難營造出來的

日本的天皇為什么可以萬世一系，主要是因為天皇沒什么權力，天皇在日本更像是“神權”的象征。

“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很快進入了封建社會，從645年日本開始改革進入封建時代，到857年，日本天皇大權旁落，藤原良房開始攝政，日本進入幕府時代，天皇成為象征。

其實到這個時候，天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日本整體政治格局，一直是在營造天皇的“神圣”存在，當時的攝政大臣并沒有冒險把天皇從神壇上踹下來，這和我國古代的情況區別很大。

在我國古代這種皇室神圣的象征，是很難營造出來的，因為在漢朝之前，所有的王室，都是黃帝的后人，誰也沒比誰神圣，大家都是一個祖先，要是神都是神。

夏禹是黃帝玄孫，顓頊之后。商湯也是黃帝玄孫，帝嚳之子契的后人。周文王姬昌與商湯出于同源，是帝嚳之子后稷的后人。秦國的祖先是商朝大將飛廉，飛廉同樣是顓頊的后人。

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徹底把人民心底的欲望喊了出來，從此推翻統治者成為人民群眾發泄不滿的手段。

即便如此，后來統一天下的漢高祖劉邦，家里祖宗往上數，也是黃帝的后代，劉邦家里雖然只是沛縣的小地主，但是先祖是晉國大夫士會，其祖為最后一代杜國國君杜伯，乃是堯帝第九子的后裔，堯帝是帝嚳之子。

看看這，感情我國古代幾千年的朝代更替，都在一家人里面倒騰，皇室怎么建立自己的神圣地位，都是一家子出來的，咋你就成神圣了，我就不能是。這怪誰了？只能怪黃帝的后人太能生了吧！

利益的分配不均衡，是造成王朝更替的根本原因

我國進入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的體現，是貴族時代的結束，新興的地主階層成為國家的主要力量。君主為了更好地統治國家，大幅度削弱卿士的權力，加強中央集權。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改革就是農民社會地位的提高，在社會發展中農民和地主之間并沒有天然的分界，農民隨時可能因為一些機遇變成地主，地主也可能因為不善經營，變成貧民。

在王朝建立的初期，朝廷會根據戶口，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奉行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的政策，讓人民安居樂業。

但是到了王朝晚期，寄生在王朝身上的既得利益者越來越多，多到足以壓垮整個王朝，此時農民的土地被大肆侵占，數十萬上百萬的農民食不果腹、流離失所，最終爆發大規模起義，將王朝吞噬。

究其原因，本質上還是利益分配由最初的基本均衡，到后期貪婪占據理智，底層弱勢群體的利益被侵吞，利益平衡被打破，造成了王朝的更替。

秦朝的建立，在歷史上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朝代，秦國在統一天下前，已經有了數百年的傳承，其中央朝廷有一套完善的治理和法律體系。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將秦國的法度和體系推向了全國，雖然史書沒有記載秦朝統一后重新分配土地的記載，但是按照商鞅新法的傳統，秦始皇應該是落實了這一“耕戰”舉措的。

但是秦朝問題是雖然給農民分配了土地，但是并沒有給農民好好耕作、養家糊口的機會。從秦朝統一之后，秦始皇一直都在“辦大事”，大興土木，營建宮室、皇陵，連年對外用兵。

這完全違背了農業社會的生產規律，我國自古以來的農業生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規律，即三年勞作，可以積攢一年的口糧，但是三年豐年，必有一年災年，所以老百姓的存糧一直都維持在剛剛可以維持生活的水平線上。

而秦始皇統一之后，連年征發民力，用做修建長城、馳道、宮室、皇陵以及戰爭，有多少家庭失去了生產的支柱，有多少家庭雖有土地，卻無耕作的勞力。

用現在的話說，這也是一種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衡，統治者為了自己的野心、欲望，過度占有和使用國家的資源，廣大人民群眾只能獲得少得可憐的資源，自然是要起來推翻秦朝的統治。

扶蘇未必就是帝位合適的繼承者，他也很難真正挽救秦朝

首先來說，扶蘇絕對算不上秦帝國合格的繼承者，可以說他是個孝子賢孫，但是歷史上有為的皇帝哪個是好人，哪個是孝子呢！

胡亥的一道偽詔就讓他授首，這樣的人一點志氣都沒有，能成就什么大業呢，經不起一點波瀾的皇子，憑什么能夠成為帝國的繼承者呢？

秦始皇病逝的時候，扶蘇也三十多歲了，一個三十多歲的皇長子，在那杵了三十年，秦始皇為何遲遲不愿意立他為太子，因為他沒出息啊，一個皇子，一點血氣都沒有，作為帝國繼承人，他配嗎？

漢武帝的太子劉據，也是一個性格柔弱的皇子，當了幾十年的太子，漢武帝也多有不滿意，認為性格不像自己。但是就是這樣的劉據，做皇子，做帝國的繼承人，也甩扶蘇幾條街。

面對李廣利、江充等人的陷害和步步緊逼，劉據展現了皇子不容侵犯的威嚴和男兒的血氣，以皇后詔書和太子手令，起兵自保，誅殺奸臣江充等人，雖然最終兵敗身死，但他無愧于劉徹的兒子。

如果扶蘇繼位的話，他肯定會施行相對較為柔和的政策來治理國家，安撫天下的百姓，再進一步，停止大興土木和南北征伐，放百姓回歸鄉里，從事耕作生產。

但是扶蘇繼位，指望他能夠施行輕徭薄賦的政策，其實是很困難的，因為這會出現秦國本土和山東六國的差異政策，秦國本土已經適應了商鞅的耕戰之策，用耕地交糧換爵位和土地。

但是天下人并不適應，因為連年征戰和征發徭役，百姓流離失所，勸民歸田，休養生息成為亟待要解決的問題，輕徭薄賦成為一種有效的措施。

但是怎么解決關中老秦人和六國百姓的賦稅問題，是扶蘇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好，秦朝將頃刻之間轟然倒塌。這就好比你之前100萬買的房子，現在房子降價了，50萬就能買到，你還不得鬧翻天了！

秦二世元年，天下就群起反秦，這恐怕不全是胡亥的功勞吧，胡亥就是一堆屎，臭起來也且得一陣子才能傳出咸陽城去，他繼位不到一年，秦朝就眼看活不了了，他恐怕也是接盤俠吧！

秦始皇在位的時候，秦朝就已經積重難返了，出現了百姓流離失所，“群盜滿山”的情況，天下之所以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叛亂起義，是因為秦始皇威壓還在，天下人震懾于秦國名將的威名。

扶蘇繼位之后，肯定不會處死蒙恬、馮去疾、馮劫等人，所以天下出現叛亂后，可以第一時間抽調精銳兵力和名將進行鎮壓，這樣就可以基本保持天下的穩定。

但是恐怕要讓天下歸心，還很難，或者說終秦一朝也難以做到，扶蘇的作用恐怕更多像楊廣一樣，等到名將凋零，無力鎮壓天下之后，秦朝也走向盡頭。這種現象就像炒股，統治者失掉了民心，你想再漲回來，就難上加難了！

我是“紅雨說歷史”，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獨特的歷史和環境，日本天皇萬事一系，實行明治維新開始宣稱的，而且日本天皇的塑造一直是以神而不是王來建立，類似于是“政教合一”，先統治思想再統治人。但是日本也不太平從蘇我氏專權、藤原氏攝政、幕府時代再到明治維新。權力斗爭的還是很大的，日本天皇的很多資料屬于機密，至于過程如何也不是我們能夠清楚的。日本屬于島國民族少，外族入侵更少。我國自古以來就是個多民族大國，還會有外族入侵。隨著時代的發展，民族的交流融合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我國的歷史狀況，朝代更迭從夏商周開始就已經基本有了雛形。我國的思想是敬天法祖，所以天命給誰，這不是皇帝一人說了算得，和日本天皇是神有本質差別。

然后扶蘇確實可能是一個賢主，但是他應該還是用著法家的思想，法家的鬼神思想是什么。韓非曾說“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什么意思，萬物各有理，但是有有一個總規律。他還說“夫緣道理從事，無不能成”。就是按規律辦事。按照我們現在來看這就是唯物主義自然觀啊和鬼神什么的不沾邊。

我們看陳勝吳廣起義開始“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人們意識到稱王稱侯不是天生的，所以扶蘇繼位，不能保證他以后每一代都和他一樣賢明，一旦統治頂端出現危機，就可能有陳勝，李勝，王勝，司馬勝等等起來反抗。

每個歷史的發展和形成都會和他的文化，歷史，地理等等有很大的關系，雖然日本文化大多來源于我國，但是他也有他的獨特性。我國自然也一直保有自身特色。所以這樣才有個世界文化大花園。題主的假象雖然是一個很有趣的想法，但是紅雨認為和我國古代的歷史環境不太相符，你認為呢，一起來討論吧。

文/紅雨說歷史

不可能，日本萬世一系是源于繼承制度，天朝的繼承制度都是皇室繼承皇位這一個人的兒子才可以。而日本天皇的繼承制度是皇室所有男性以及現在及過去的所有天皇在世的夫人。這個繼承人數量非常的龐大，合法候選人成千上萬的。所以導致繼承人之間沒多大的斗爭，因為候選人多如牛毛。整個宗族的人都有權繼承，你再牛逼趕干掉任何一個人，幾千候選人到時候不拔你的皮。所以日本天皇都是指定了繼承人就沒斗爭了，老天皇死了，沒指定繼承人就是大家推舉。當然無德的天皇，宗氏會直接進去把你砍了，而且古代日本搞政變，士兵軍隊是不參與的。天皇沒了人心，想串位的宗氏自己去拉天皇下馬，其他人不吭聲，就可以做天皇了。主要軍隊不參與宗氏斗爭，所以他們都是帶幾個仆人什么的斗毆。戰斗規模非常下，基本一天功夫決出勝負。也因為這樣，宗氏很多人，包括非宗氏的人都天皇位置沒多大興趣，日本做天皇，大家不滿意，一合計就把你砍了。軍隊也不參與宗氏的事。所以天皇很累，必須要德高望重，不然很容易被拉下馬來斬首。

我們看看，至從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后，中國兩千多年都是封建皇權制度的國家，皇帝掌握大權，各個地方實現郡縣制。皇帝雖然掌握大權，卻通常都是權力難保，皇位與權力都是容易被身邊的外戚、皇后（如呂后專政、武則天篡位、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太監、權臣給篡奪。

而且，開國皇帝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如漢朝、唐朝、明朝、清朝存活時間都不會超過三百年，家族王朝輪流換。末代君主的命運都是悲慘結局，如秦朝的子嬰、南朝劉宋末帝劉準、唐哀帝李柷等都被人殺，也有如像南宋趙昺、明朝崇禎一樣自縊殉國。但也有像漢獻帝劉協、陳后主陳叔寶一樣被優待。但基本沒出現末代皇帝做了亡國之君還會被當做傀儡的。

日本天皇卻是能夠萬世一系，天皇也稱菊花王朝，是歷史上最長的君主制度，沒有出現改朝換代，就是昭和天皇發動的二戰在戰后也沒有被廢除。從日本神話中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到現在的令和天皇，天皇一共傳承了126代。

日本天皇能夠萬世一系，還是在于沒有實權，只是一尊傀儡。由于沒有實權，自然無人想廢除。同時天皇又是精神象征，就如同沒人愿意把寺廟的菩薩給砸了一樣，自然也沒人愿意廢除天皇。

有人想著，中國古代皇帝掌握大權的中央集權制度是從秦始皇建立秦朝才開始的。如果秦始皇依據嫡長子繼承制，讓長子扶蘇繼承皇位，是不是可以想日本天皇一樣，只是象征萬世一系。

這個問題也可以換為：假如扶蘇登基，能不能把秦朝繼續延續下去？扶蘇繼承皇位，能不能回到西周的分封制。在西周分封制下，天子權力不大，地方享有高度自治權。

一 扶蘇不能讓秦朝延續下去

我們看到，作為秦始皇長子扶蘇，性格與老爸不同，宅心仁厚，人緣極佳，就是六國貴族對扶蘇也是贊賞不已。

但是，需要弄明白是，雖然六國貴族雖然贊揚扶蘇，但也不代表依附，更不代表為此放棄了復國的計劃。如項羽與項梁都是楚國貴族的后裔，想著都是如何復楚國。扶蘇雖然為人儒雅，卻不一定有從政的權謀。雖然能緩解秦朝百姓對暴政的怨恨，卻不能徹底概念大秦滅亡的事實。

秦朝滅亡，也在于秦國商鞅變法積累的制度。商鞅變法使秦國變為一個軍事國家，整個國家為戰爭而生，窮兵黷武。商鞅法家治國的規則過于苛刻，缺乏人性。當秦國統一六國建立秦朝之后，商鞅變法也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當時，扶蘇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也是不可能看到商鞅法家治國的缺陷，也不可能看到儒家“仁政”的優勢，自然也是不可能使秦朝繼續延續下去。秦朝沿襲商鞅變法制度，也會必然走向滅亡。

二 中央集權制是古代中國生產力發展的必然??

我們需要看到，實現中央集權制度也是當時古代中國農業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西周時候實行分封制，主要是生產力比較落后，交通不通，沒有大規模運輸物資的馬匹，天子的命令自然無法傳達到地方，更加沒辦法管理地方。

于是，西周也只能實現分封制，把國土分給各個諸侯，然后給予高度的自治權，使諸侯國如同小王國一樣生存發展。然后，周天子占據肥沃的土地，自然也有強壯的兵馬與資源等實力討伐不聽話的諸侯。

可是，到了春秋戰國時候，權力集中也是一種必然。當時生產力發展，鐵器的廣泛應用，農作物產量提高，再加上馬匹在戰爭與交通運輸的廣泛使用，使各個地方聯系也頻繁。

中華文明發源于北方的關中平原、華北平原等地區，平原地區的農業生產需要水利灌溉、組織分散的農戶從事農業生產，以及抗旱救災，這些都需要高度集中統一權力去執行。在這一種背景下，中央集權制也就是適合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經濟形態。而且，中國古代是一種小農經濟社會，一家一戶的自耕農如同馬鈴薯一樣灑落在大地上，也需要集中權力去管理，這也是中央集權制存在的必然。

相比之下，古代日本很多時候也是歐洲的莊園制農業經濟。日本天皇在唐朝時候大化革新之后，天皇也曾經掌握大權。但是伴隨著地方大名勢力的崛起，天皇的實權被一點點流失，最后到了幕府時代，天皇完全淪為傀儡，將軍掌握大權，然后定期召各個地方的大名來共同商議國事。 所以，古代日本到了幕府時代，也很像現在的議會制，國家大事都是由集體商量決定。

造成古代日本難以形成高度集中權力，大名如同春秋戰國的諸侯國擁有自主權，權力分散的原因還在于日本山多地少的特點。日本地理特征是山多地少，很多也是小平原，高山比較多，大名只要占據了某個關隘，就可以利用地形上優勢阻擋中央王朝的討伐，過著自己小王國的生活。

由于日本地理特征，也決定了古代日本是類似于莊園制的農業經濟，地方大名擁有高度權力，中央的權力衰微。

三 宗教信仰不同

古代中國與古代日本不同，古代中國沒有宗教領袖，在秦始皇時候民眾也沒有形成自己的宗教，自然也沒有宗教領袖，從古到今只有世俗領袖皇帝。

但是，日本確實一個信仰神道教的國家，天皇是領袖，沒有實權，但如寺廟的泥菩薩一樣是民眾的精神信仰。

因此，由于精神領袖身份，將軍與大名也不想廢掉他，對天皇都是畢恭畢敬，如菩薩一樣伺候。

所以，由于日本天皇無實權，再加上精神領袖的身份，沒能經歷改朝換代的命運，家族王朝世代傳遞，一直傳承到今天，成為歷史悠久的王朝。

萬世一系肯定不會，但歷史應該就沒劉邦項羽什么事兒了。

如今很多人都把秦朝的滅亡看作是必然結果，但將秦末這段歷史和歷朝歷代對比一下，就會發現，實際上秦朝的滅亡，是多個偶然因素相互配合造成的結果。只要其中一環出了問題，或者是讓秦朝獲得一個喘息之機，秦朝就有翻盤的機會！下面我們先來一起分析下這些偶然因素。

偶然因素一：秦始皇突然病逝

作為秦帝國的創始人，秦始皇的權威是至高無上的。如果秦始皇能夠多活十年，秦末農民起義，以及六國的復國計劃，都會如土崩瓦解般失敗，這點相信大家都不會有什么疑問。

很多人或許還會拿秦朝所謂的各種暴政如何如何，但實際上沒個王朝在建立之初，都會遇到一定的反撲，秦朝的規模和強度不算啥。西周的武庚之亂，漢朝的諸呂之亂和七國之亂，晉朝的八王之亂，明朝的靖難之役、清朝的三藩之亂等等。

偶然因素二：公子扶蘇自盡

公子扶蘇真的就比胡亥好么？真的不一定，在政治斗爭中的失敗，恰恰證明其不適合做皇帝。這也是為什么秦始皇一氣之下把扶蘇發配到了北方長城。試問一個滿腦子儒家思想的扶蘇，如何就成法家治國下的秦朝，真心不見得會更好。

偶然因素三：項羽不按套路出牌

之前一切的偶然因素，依然沒能夠徹底擊垮秦國，真正壓倒秦國最后一根稻草的是章邯的投降，而導致章邯投降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怕政敵趙高的迫害，二是怕糧草被斷，全軍覆沒。如果楚國軍隊一直持在外圍。秦王嬰就有可能先殺掉趙高，再與章邯聯系，內外配合，六國聯軍又各懷鬼胎，逐個擊破并不難！大家還記得當初楚懷王的安排么？

任命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也就是說統帥這支軍隊的人不是項羽，而是人家宋義。宋義之所以在巨鹿遲疑不前，表面上是飲酒作樂，但實際上多半是楚懷王的默許，畢竟六國誰都想笑到最后，提前消滅幾個，同時又能消耗秦軍戰斗力，這種好事兒，其余幾家都心知肚明，不挑破而已。

是項羽的不按套路出牌，為了給項氏一族報私仇，而殺了宋義，導致各國起義軍的默契被打破，秦軍也被弄個措手不及。項羽就如一張多米諾骨牌，推到了偌大的秦帝國，使得以上諸多偶然因素達到量的積累，從而導致質變！歷史都是不計后果的性情中人推動的，確實有幾分道理。

也正是項羽的不按套路出牌，讓本應該持續多年的滅秦大戰，瞬間結束，各國勢力又相差無幾，所以才不得不分封那么多諸侯，這也為后來西楚霸王的覆滅埋下了伏筆。

應了那句話：“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

扶蘇，秦始皇長子，為人剛毅勇武、仁義無雙、有政治遠見，應該說是一個非常合適的繼承人，要是秦朝有他來接掌政權那么可能就沒有劉邦、項羽什么事了。但是在中國的土地上不可能像日本一樣出現萬世一系的皇族。

日本天皇家族所謂的萬世一系先不說真假，就說天皇一直沒被推翻這件事，最重要的是天皇這個位置在很長時間內只是一個政治象征，根本沒有實權。說白了改朝換代就是爭權奪利，而天皇這個職位占了根本沒好處，誰還會去爭？

而中國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皇帝制度以來，皇帝這個職位就是至高無上的權力擁有者，威震四海、掌控八方。歷朝歷代都有權臣當道、太監弄權、外戚專政的情況出現，但除非是王朝將要覆滅的時候，否則只要皇帝夠精明、肯努力都能把權力再收回來。

說白了吧中國的皇帝和日本的天皇的含金量是不一樣的，皇帝這個權力無限的職業自然吸引無數野心家前仆后繼的謀朝篡位。

首先，中國如果有出現“萬世一系”的可能性，那么早在扶蘇之前一兩千年就已經出現了，但是沒有出現，所以這個責任并不能落到公子扶蘇身上。權臣篡位和農民起義似乎是融入古代中國人骨子里去的，夏、商、周到秦國的更迭都能夠說明這一點。

夏啟建立中國第一個世襲制政權夏朝之后僅僅傳承了兩代（到啟的兒子太康一代）就出現了太康失國，嚴格來說，夏朝在當時就已經亡國了，但是后來又有了少康中興。然而最終又爆發了鳴條之戰，商湯滅夏。

《史記·殷本紀》記載：“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也就是說，商朝立國之后內部便經常出現奪權之爭，本身就很不穩定。最終在嚴重的內憂外患之下被周朝所取代。

周朝早期雖然建立了宗法制、封建制，讓國家政權相對穩固下來，但是也依然出現了內部反叛勢力及商朝復國勢力所驅動的“三監之亂”；后來又有因周厲王殘暴無度而被國人驅逐，出現了“周召共和”；最終周幽王被內外勢力共同推翻，周朝在這個時候也已經斷絕了。

可以說，周朝是最有可能發展出“萬世一系”的，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都在名義上尊周王室為天下共主，甚至還有人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大旗。可是時局越發展就越對周王室不利了，尤其是周天子參與了戰國的紛爭，最終把戰火引入家門而被秦國所滅。

在之后的歷史中，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并想“傳之萬世”，但僅僅傳了兩世便被農民起義推翻，劉邦及其相對高質量的子孫建立并穩定了漢朝的統治，但是依然出現了王莽篡位、赤眉綠林起義等等。

看一看之前兩千年的歷史，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公子扶蘇就算是再仁德，再有能力，也無法建立一個“萬世一系”的政權，像前文所述，權臣篡位和農民起義是融入古代中國人骨子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