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觀點，第一：不管哪個國家，都不能推翻牛頓、愛因斯坦、麥克斯韋的理論，第二：中國很難成為世界科學中心。
關于第一點，牛頓、愛因斯坦、麥克斯韋的力學、相對論、電磁學的理論，在其研究的領域，是正確的，是相對真理。
這里有必要溫習一下，什么是相對真理。真理分為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絕對真理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廣義的道理；相對真理是在特定條件下成立的有局限性的道理。絕對真理只能逐步接近，但永遠無法窮盡，而牛頓力學、相對論、電磁學在其對應的領域，經(jīng)歷無數(shù)次實驗和觀測，都是正確的，且從未觀測到任何與其理論不符的現(xiàn)象，所以屬于相對真理。
牛頓力學在低速世界相當精確，足以滿足人類探尋低速世界奧秘的需求。相對論研究的是宇觀尺度下物質、時間、空間以及能量、運動之間的關系，它與牛頓力學角度不同，但有相通之處。一個低速物體，用牛頓力學和相對論去觀察，幾乎沒有區(qū)別！當然，隨著速度加快甚至接近光速，兩者的計算差異會越來越大直至天壤之別。但并不是說相對論推翻了牛頓力學，我們地球上所有正在進行的建設工程，用牛頓力學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大到發(fā)射火箭、登陸火星，建設空間站，小到雨滴落地、汽車行駛、炮彈發(fā)射，都完美適用牛頓力學。所以，我們并沒有因為發(fā)現(xiàn)了相對論，就拋棄了牛頓力學。而量子力學創(chuàng)立以后，對微觀世界的觀測與牛頓力學以及相對論的結論完全不同，但它只適用于微觀粒子世界，放在宏觀世界卻并不適用。所以，牛頓力學、相對論、量子力學、電磁學各有其負責的領域，誰也不能在對方的領域將其推翻。也許當今物理學家如楊振寧先生孜孜以求的大一統(tǒng)理論可以融會貫通這些理論，但這也是相對真理又朝著絕對真理的方向邁進了一步，并不是推翻。
第二點，中國不能成為世界科學中心。我認為，大陸型國家在科技競爭上，無法與海洋型國家抗衡。中國作為典型的大陸型國家，有廣闊的內陸地區(qū)，有相對較多的人口，非常適合農(nóng)業(yè)發(fā)展。而農(nóng)業(yè)發(fā)展需要很多大型的水利工程，從大禹治水到都江堰到京杭大運河，而且農(nóng)業(yè)文明長期受游牧文明侵擾，需要大量的大型建筑工程來保衛(wèi)，如秦長城和明長城、朱棣營建北京等，這些大型工程需要組織大量的人力來實施，這就需要嚴密、高效的組織體系，需要嚴格的上下服從觀念和明確的分工，所以，中國的智慧基本集中到了如何管理人上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講的主要是上位者如何對待下層民眾，人與人如何相處，怎樣才能建立一個穩(wěn)定、和諧、有序的群體社會。正因為儒家思想日漸成熟，中華民族才能不斷傳承，即使被異族入侵，排斥的就被趕走，如蒙元，接受的就被同化，如滿清。正是儒家思想的包容性和上下尊卑的等級性，以及完善的名教和禮樂制度，使社會的每個人都有其安身立命的位置，每個人都有符合他身份地位的行為規(guī)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不能逾雷池一步。還有宗族禮法約束著每一個人，也維系著每一個人，中國歷史才能不管經(jīng)歷什么大亂，總能走向平穩(wěn)、度過劫難。總之，正是大陸型地貌發(fā)展出農(nóng)耕文明，農(nóng)耕文明催生出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再衍化出大一統(tǒng)的體制機制，才孕育了璀璨的中華文明，這是好的一面。
但這種上下有序、尊卑有別的儒家思想，同時也催生出了不思進取、甘于保守的基因。儒家講“子不語怪力亂神”“存而不論”，人們對稀奇古怪的現(xiàn)象不去探究深層次的原因，人心雖然安定了，但科學最大的動力——“好奇心”也喪失了。我們雖然憑借生產(chǎn)和勞動經(jīng)驗的總結，誕生了四大發(fā)明，但這些發(fā)明背后的力、熱、電、光、磁以及化學原理，卻沒有人去探究，所以，四大發(fā)明永遠只是四大發(fā)明，不會再進步。又如“君子不臨危邦”，“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就杜絕了人們冒險的行為，富蘭克林在雷雨中放風箏，在中國人看來，完全是沒意義的腦殘作死行為。但是科學怎能沒有冒險精神？還有一個月，身價7000億的世界首富貝索斯就要乘飛船去太空遨游了，他特意留下了遺囑。換了馬云、馬化騰，冒那險干嘛？再比如“水至清則無魚”、“過猶不及”、“和光同塵”、“難得糊涂”這些思想，在處理人際關系時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對科學非常有害。科學要的是極端嚴謹，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必須錙銖必較，一定要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執(zhí)著。從伽利略在400多年前用煤油燈開始測量光速，到羅莫的三角測量法，到布拉德雷的星體視差法，到菲索的旋轉齒輪法，西方人硬是在“光的速度”這個在當時沒有任何實際應用價值的問題上探索了幾百年。換了中國人的思維，測這個又不能讓糧食增產(chǎn)，研究這玩意不如把地種好。再比如“父母在不遠游”、“父死，三年不改其道”、“山川之固，在德不在險”、“心外無物”，等等等等，無不是讓人安下心來，安安分分，不要異想天開，不要東游西蕩，不要沒事瞎折騰。但少了不安分的心，科學又如何發(fā)展呢？
反觀西方海洋文明，生存環(huán)境主要是島嶼和沿地中海地區(qū)，人與人接觸較少，更多的是與海洋、風暴、潮汐打交道，西方人的注意力不可避免的要集中到自然界的種種現(xiàn)象上，為了生存，為了航海，為了更好的生活，他們才會對自然現(xiàn)象探究不已，從而發(fā)展出領先的科學思想和科技水平。
也許有人說，我們現(xiàn)在科技水平也很高了，為什么你斷言中國不能成為世界科學中心呢？這里要說的，是科學，而非科技。西方科學金字塔的基石，首先是培根、笛卡爾的科學思維和科學方法，他們通過《新工具》和《正確思維和發(fā)現(xiàn)科學真理的方法論》告訴世人，什么是科學，研究科學要遵循的原則、標準、方法和思維工具等，這才是科學最重要的基石。其次是高斯、牛頓、萊布尼茨、歐拉、黎曼、拉普拉斯、圖靈、明可夫斯基、龐加萊的數(shù)學，只有數(shù)學強大，才能輔佐和支撐重大的科學理論，比如牛頓力學、相對論、量子力學、電磁學、熱力學等，并不是簡單拋出一個觀點就完事，而要有精密的數(shù)學計算和自洽的公式表達，沒有數(shù)學參與的物理學理論，都是民科行為。再次是物理、化學、材料學等應用科學，最后才是飛機、火車、電視、電腦、手機等各種各樣具體的科技發(fā)明。
而我之所以悲觀地認為，中國不能成為科學中心，主要是因為有兩大致命傷。一是中國缺少科學思維和科學精神。雖然我們不再背誦四書五經(jīng)，不再遵循儒家思想，但這種文化已經(jīng)沉淀、浸潤進中國人的基因和血脈，你從小到大都在受這種思維的潛移默化，不要冒險、不要較真、過得去就行、模棱兩可最好、好奇會害死貓，所以要安分守己、隨遇而安、知足常樂，這種性格特征的民族，要在科學上有很大作為，是不現(xiàn)實的。也許會有一兩個不合群的“天才”（常被視為怪胎）出現(xiàn)，但要象英、法、德那樣大批的井噴式涌現(xiàn)，可以說是絕對不可能的。
二是中國人太過注重實際而導致的數(shù)學的薄弱。中國科學最大的短板就是數(shù)學，因為中國根本沒有數(shù)學的氛圍，中國擁有的數(shù)學家屈指可數(shù)，尤其與龐大的人口基數(shù)相比，簡直少到了荒謬的程度。一個研究數(shù)學的人，都不好意思跟親戚朋友說，否則人家會用同情憐憫的目光看你，小伙子干點啥不好去研究數(shù)學，還不如隔壁淘寶賣貨的有出息。因為中國人太講究實際，歷史上我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饑不能食、寒不能衣”，只要不符合這兩個標準的東西，我們向來不感興趣。而數(shù)學，只要有小學水平，基本就可以滿足生活需要，什么線性代數(shù)、群論、域論，什么向量和張量分析、微分幾何，什么點集拓撲學、同調論、維數(shù)論，什么組合數(shù)學、量子數(shù)學、模糊數(shù)學，要這些有什么用？又不能來錢。但是，沒有強大的數(shù)學，就永遠無法在基礎理論上有突破，就永遠只能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
比如當下，全民都在熱議中國什么時候造出自己的光刻機，且不說光刻機是眾多應用科學頂級成果的集大成者，單憑一國之力完全自主研制，難度很大。就算中國耗時耗力研制出自己的高制程光刻機，人家也很有可能改變生產(chǎn)工藝，不再遵循光刻、刻蝕、薄膜、擴散的思路，換一種新的生產(chǎn)工藝和設備，難道我們又去跟著研發(fā)？好比上世紀的傳統(tǒng)照相機和膠卷技術，可以說相當成熟了，但是數(shù)碼相機一經(jīng)問世，就像降維打擊一樣，傳統(tǒng)照相技術一夜之間土崩瓦解，煙消云散。現(xiàn)在除了專業(yè)攝影人士，還有幾個人會去用傳統(tǒng)相機呢？當然，我不是反對研制光刻機，在當下絕對有必要解決這個卡脖子問題，我想說的是，基礎理論如果不掌握，只在科技發(fā)明上打轉轉，刷存在感，就永遠也不能擺脫落后、被動、追趕的局面。好比你雙腳離地，被人卡住脖子，你即使掰開了他的手，他也很容易再卡住你其他地方，因為你沒有腳踏實地。而基礎理論離不開數(shù)學，數(shù)學落后，基礎理論你連研究都研究不過人家，何來掌握和創(chuàng)新？
所以，中國要成為世界科學中心，在全民族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思維建立以前，只是一句空話；在數(shù)學水平不能領先世界以前，更只是一個美麗的傳說。
以上是純原創(chuàng)手打，無任何復制黏貼，累得手指抽筋。先后校對了三遍，應該沒有錯別字了，說明我這人做事還是很認真的，但是不知道怎么配圖，干巴巴一大段文字，請各位看官諒解。至于說傷害了民族自尊心，我也只能抱歉地說：“事實也許大概可能大抵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