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位不正這個說法不嚴謹。因為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玄武門之斗,現在有部分史學家稱是李世民挑起的??蓮捻樜焕^承的角度來說,李世民在殺掉李建成之后,的確是唯一適合的繼承人。
雖然看起來很荒唐,但這就是事實,我們只能說,李世民的手段不正,但是得位是正的。
再者:李世民的政績也不太出色,若是以這種標準,可以毫不夸張地講,中國千古帝王就沒有一個出色的。
越是深入了解李世民,越能發現這個關隴貴族新秀的可怕,在弱冠之歲,就開始明白很多帝王到中老年,甚至臨死之前才明白的道理。

對于李世民的“政績不行”的說法,我想進行一些澄清。但是,只是說一些大眾都知道的結果,比如什么“刑法三改五復奏”、“制定民族融合政策”、“廣納天下人才”等等,就很容易被別人說:這些都是改史書得來的,并沒有那么好。
因此,接下來,我將以李世民稱帝前,稱帝后,一些執行事件的細節來剖析李世民在政治上的同樣偉大,因為只有細節才能拼湊出真理。
角度一:李世民及其擅長政治秩序建設
都說秦王給李淵打下了半邊天。當年劉武周在河東地區搞得李淵煩不勝煩,李淵突然來了暴脾氣:這山西,咱們李家不要了。
“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資治通鑒》
這話當時很有可能是氣話,因為他的二兒子李世民還尚未出動,根本不至于丟掉山西,果然不久后,李世民表示要帶三萬精兵,把劉武周給弄死,拿回他們李家的“龍興之地”。
打仗嘛,大家都知道,除了對雙方勢力影響最大之外,還有就是當地百姓會頻繁受災。都說軍事之后,便是政治,怎么恢復當地秩序,重新發展經濟這才是真理,比起打了就跑,美其名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可是要重要得多。
這一戰,就是著名的“柏壁之戰”,戰爭過程便不細講,這場戰爭也是李世民的高光時刻,以少勝多,打得劉武周宋金剛不斷后退。

(柏壁之戰前進路線)
之所以挑柏壁之戰來講,是因為李世民在河東地區,和宋金剛曾展開了一段時間的對峙,這種對峙不是不敢上,不是在等援軍,而是在“重建河東地區崩潰的經濟體系”,可以理解為重塑政治形態,社會階級,把該地區變成真正的“大唐”。
在武德二年(619年)末,李世民就在屯兵柏壁和宋金剛對峙,這時候,他就派出了劉弘基、張綸進去深入西河,為的就是逐漸策反當地勢力,既是為了斷敵人的糧,也是為了之后的政治建設。
於是遣劉弘基、張綸進逼西河,而晉澮城堡并來歸附,賊轉輸路絕——《冊府元龜》
那么《資治通鑒》上對這次柏壁之戰,李世民以柔和地方式收復失地以及民心的評價是什么呢?
帝乃出教,示其禍福,令之所及,爭來歸款,自近至遠,投附日多。然后漸收其糧,以濟軍事......——《資治通鑒》
這其實就是一種境界,戰爭以及恢復發展雙旋律同步,李世民在其一生幾乎所有的拉鋸戰中,都喜歡把所在根據地打造成“圣地”,以和對手不同的政治手段,吸引人的到來。有的人會說,這明明就是軍事,怎么能說是政績呢?
單純地講大政績,成就,不信者絡繹不絕,比起這些表面的,我們干脆深入看李世民的能力。后人把李世民從基層積累起來的發展模式稱之為“軍政一體”,這便是最原始的政治能力,而毛主席是怎么評價李世民操作的呢:
“一是練軍,二是練民”
這里所說的練民,便是指將民眾轉為軍人的一種基礎,還有引導當地民眾恢復生產的意識,其中蘊含著的便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核心原理,套到現代來講,這既是“贏得了人民便是贏得了勝利”,這便是他的能力高明之處。
那么柏壁之戰,李世民才多少歲?
這一年戰爭結束,平定了劉武周的秦王李世民才二十一歲,這一年還俘獲了尉遲恭。尉遲恭一開始是搞偷襲的,后來被逮住了,何以被李世民懾服?還真的不是嚴刑拷打,就是李世民這種年僅弱冠,卻如此可怕、縝密的心思。

正如李世民之執著,所說的那句話:
“君看偃革后,便是太平秋”。
而回到中央呢,我們干脆看看李世民的“用人能力”,因為李世民最強大之處在于馭下,而且他們心服口服,就這樣才打造出了貞觀之治。
在《貞觀政要》中,李世民曾常常思索到深夜,想的什么問題呢?
惟恐都督,刺史堪養百姓以否。故于屏風上錄其姓名,坐臥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
是的,他怕下面的官員“暴政”,并不能好好地對待百姓,于是在一面屏風上寫下他們的名字,此舉要遠比古代大多數帝王讓人感到真實,比起一些輕飄飄,史書記載的“體恤民情”,這種行為才有真正的明君氣象。
在唐朝貞觀年間,李世民對官員有一個名為“四善二十七最”的“政治考察”,這是打造貞觀盛世極其重要的一種“選拔默契”,選拔的原則就是,看你對人民夠不夠好。
記得清華大學的張國剛教授曾經如此評價貞觀之治,他認為貞觀之治并不是如漢代文景之治那般表面的盛世。
“貞觀之治它不是一個概念,是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思路”

角度二:萬國來朝,成就大唐燈塔國
我一直把中前期的大唐稱為“燈塔國”,之所以如此稱呼,那是因為大唐在當時的世界上是最發達的國家,而對于歐亞大陸來講,凡是知道唐朝的各族人民,都以“去大唐”為最高的人生目標。
唐太宗曾有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
這是太宗民族觀的基礎,而大唐盛世的全方位構成,和他這句話的思想息息相關。

排外,是大多數封建帝王、封建政府的一般心態,但李世民卻不一樣,他喜歡外國人來大唐,來建設大唐,來發展貿易。
雖然這和唐代繼承南北朝的大交融時代背景有關,可唐太宗的氣量和政治底層邏輯卻是顛覆的,是新穎的,更是除了現代社會,以往時代的封建帝王都學習不來的。
在人才選拔上,李世民接受國外留學生來大唐:
太學諸生三千員,新羅、日本諸國,皆遣子入朝學習——《唐林語》
所以對于日本以及朝鮮半島而言,唐代在他們民族中的歷史烙印最為深重。
而這些國外學子,來到唐朝學有所成,也可以在大唐為官,至于大唐的朝廷,外國官員那可以說是歷朝歷代最多,而且這些外國人極其忠心,比一些漢人官員更加忠心,幾代人都在大唐為官,例如在“欽天監”、“太史局”(唐代天文歷法機構)的三大東南亞家族。
對于經商者呢?
唐太宗放開了入境渠道,在長安設立“大使館”,設立了簽證制度,讓中亞、東南亞、日本、朝鮮半島等等國家都有來大唐的機會。
而且在民間,這種對外國人友好的風氣還演變成福利制度:
“化外人歸附者,所在州鎮給衣食”——《唐令拾遺》
所謂化外人,就是國外來者。唐朝基層政府有給他們提供衣食的義務,這大大增加了外國人的歸屬感。

最重要的一點,也是唐朝風氣開放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唐朝政府并不阻止“異國通婚”。
但是唐太宗也有其精明之處,例如一個外國男人,他來了大唐,可以娶一個漢人女子,可是不能帶其回國。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保留人口,可即便是這樣的要求,大唐還是無數外國人趨之若鶩的圣地。
在廣州、長安著名的“蕃坊”,就是外國人的生活區,看到這里,相信大家對“茶馬古道”、“絲綢之路”這些表象,且聽到耳朵生繭有了更深層次的認知了。
大唐巔峰時期,數十萬外國人流動,有人說才數十萬人,不是很多啊。
這里要考慮大唐人口不到一個億,而且外國人更少了,能千辛萬苦來到大唐的更是少之又少,要知道,當年很多外國移民要翻過青藏高原才能來到唐朝,這其中難度可想而知,幾十萬外國人,已經是極其優異的成績了。
角度三:施恩萬民,打造完善的基建以及社會保障
最后,講到唐太宗關于人民生活的幫助。
其實,唐太宗的一生,把心用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上更重于戰爭,客觀來講,其晚年的確變得昏庸,時而說不想當皇帝,要當個隱士,時而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去奢靡,但也不能否認他曾經是個強大且優秀的明君。
記得當年《中國通史》有一集,就是講到了揚州勾城塘水利工程,而這個水利工程,就正是唐貞觀年間,在太宗皇帝的通知下建設的,千百年來一直孕育著江南土壤。
在《新唐書》中,列傳以及地理志中,有大型,注意,是大型的水利工程,就有27項,那么除此之外,還有《冊府元龜》、《資治通鑒》、《文獻通考》等重量級史料尚未統計。

貞觀元年,山西洪洞縣開辟“霍渠”:
洪洞縣開南北霍渠,引霍泉水溉洪洞,趙城兩縣田數百頃——(《山西通志·洪洞)清)
在貞觀十三年,還是太原:
長史李勣架引晉水入東城,以甘民食,謂之晉渠——《新唐書》
諸多例子便不再列舉,在水利一事上,唐太宗以比隋煬帝更柔和的方式反饋人間,要說有沒有隋煬帝開辟大運河的功績那么大,那肯定沒有。但是水利建設,唐代皇帝中,唐玄宗以及他的曾祖父唐太宗都是中華封建帝王行列里的第一梯隊。
那么除了水利之外,便是唐代的“社會保障體系之一”:“義倉”。
有的人又講了,這賑災算什么保障體系。
要知道,這可是公元七世紀而已。
唐代還是難以逃過災荒,生產力有限,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唯一可以看出帝王好不好的,只有他的“應災機制”,我們稱之為賑災。
貞觀初年,鄧州陳君賓就是李世民最喜歡那類官員,關懷百姓。
那么鄧州發生了什么呢?
就是災荒,而陳君賓知道當今天子十分支持救民,因此派著手下的人把政府糧倉的糧食分發到每戶人手里,除此之外,他還設置了一個“政策”,和李世民的“自成系統”的風格極像。
他讓鄧州一些有余糧的人家,把自己的余糧借給那些沒有糧的人家,然后政府做擔保,沒有糧的人家以后種了田,再加上利息還給借糧戶就行了。

就是這么神奇的政策,把鄧州給盤活了。
李世民知道后:“變澆薄之風,敦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
在貞觀初年起,李世民就一直在建設“義倉”,以便存量。
在《舊唐書》記載中:“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
在《文獻通考》中,可以看出唐朝的義倉建設要遠比隋朝有實用得多,雖然總說唐承隋制,但李世民本人其實是具備強大的反思糾錯能力,以及一定的政治原創性的。
三個角度,希望能看到了一個具象的,有成績的李世民。他的一生,戎馬飄飄,也心懷天下,可以說他完全是為了帝王生涯而誕生。
我們不應該看到一個表面的,道聽途說的李世民。
本文原創自“紀元的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