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我高中畢業時,上山下鄉已經成了我們一代人的必由之路。當時的政策是兄弟姊妹中可以有一個招工,其余下鄉,下鄉滿兩年可以招工。下鄉時隨父母單位安排插隊,父母沒有工作單位的就隨街道;凡農村有直系親屬的,動員他們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原籍在農村而有其他親屬,愿意回去安家落戶給予支持。還有一部分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生產建設兵團的準軍事化生活。上山下鄉的知青當中,大部分是到農村插隊落戶的。1975年成為全國知青上山下鄉最多的一年,我是本市第三批,有800多人。
我下鄉的村子已經有了兩批知青17人,9月25日我們又來了5人,因為國家給每個知青500元安家費,所以村里蓋起了集體宿舍,有了知青點。沒有床,就壘起兩排磚頭,支起床板,每人發了一個木頭箱子,盛衣物。吃飯問題,下鄉第一年還是國家供給,集體每月到公社糧所去領取糧油,第二年就與社員一樣,按工分分配了,細糧不足3個月吃的。一個鍋里吃飯。也不好分開,先來的人已經把隊里分的麥子吃完了,可是我們5個人的面粉,還不夠所有人吃3天的,其余都是粗糧了。
對于剛跨出校門的城里青年來說,農業勞動是第一道難關,第一天抓地,镢頭不聽使喚,落地震得手疼,不到半天就磨起了血泡。鋤地累得抬不起胳膊,端不動飯碗;耩麥子跑的喘不過氣來,兩腿站不住;割麥子累得直不起腰來,渾身像散了架;推小車東倒西歪,難以駕馭。沒下鄉時,想象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頗有浪漫色彩,悠然自得,很是愜意。開始幾天,田頭休息時,我還掏出口琴,吹上幾段,村里人也覺得新鮮,但難以理喻;沒有多久,我就感受到自己“小資情調”的荒唐可笑,無論思想還是情感,與他們都是格格不入的。
我下鄉期間正是“農業學大寨”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從建設大寨縣到普及大寨縣,“學大寨”運動進入“新階段”。“農業學大寨”的高潮,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冬閑時節,公社召開誓師大會,一場號稱大打農田基本建設人民戰爭的“大會戰”拉開了帷幕。全公社十幾個大隊千余人,先是在村西馬鞍山腳下擺下“戰場”,月余轉戰東臨王家莊。工地上,紅旗招展,大喇叭里戰歌聲聲,口號陣陣。沒有任何機械,全靠人海戰術,用鎬頭刨,用锨鏟,用小車推。各大隊展開競賽,每天上報“戰況”,隔三差五傳出“捷報”。為了爭先恐后,今天你大隊7點到工地,我就6點到,他會提前到5點。一天凌晨,我們被緊急集合的哨聲驚醒,無可奈何地從被窩里爬起來,跑步趕往工地,就是這樣,還是落后了別人一步。然而,因天太黑,三步之外看不清臉面,十步之外看不清人影,根本沒法干活,弄不好還會傷人出事故,只能等待天明。天寒地凍,冷風嗖嗖,饑寒交迫,一個個凍得瑟瑟發抖,只好將地里的玉米秸點燃以取暖。人們滿腹牢騷,怨聲不絕。
下鄉已經4個月,正準備回家過年呢,卻接到通知,上級有關部門號召“知識青年與貧下中農一道過革命化的春節”。可是,怎么才算“革命化”呢?最響亮的口號是:“干到臘月二十九,吃了包子再下手”。就是要堅持出工,不休息、不放假!盡管知青們心里很煩,既然是“革命”的名義,誰也無可奈何。
其實,生活關、勞動關是可以在時間的磨礪中逐漸闖過去的,回頭看時,已覺得并沒有什么酸楚的味道了,生理的需求總是那么容易滿足,或者說生活的艱辛總是可以適應的,苦難壓不垮我們。然而,精神匱乏、前途迷茫、理想破滅,卻是年青的心靈難以承受的。沒有任何體育、娛樂活動,村里甚至沒有電,知青點的夜晚是單調乏味的,時間長了,生活單調、無所事事、希望渺茫的情緒蠶食著知青,理想漸漸褪色。有的想干一番改變農村面貌的“大事業”,有的想寫一部自傳體小說成為作家,有的想當教師,還有的想入黨提干,更多的人想早日招工進城,殘酷的現實使人失去熱情,哀怨惆悵,心灰意冷。

在下鄉知青點留影
為了能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我也曾躊躇滿志,高中時就學會了開拖拉機和針灸,還在一家村衛生所實習過一段時間,可以說是懷揣理想而來。沒想到,下鄉后,村里根本不用,一是因為這都是令人羨慕的職業,有頭面有身份有關系的人才有機會;二是因為知青早晚都會回城,培養出來豈不是白費工。現實使我明白了,我們根本沒有能力去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更不可能改變社會現實,下鄉前的那些“改造世界”的想法,其實都只是虛幻、不切實際的空想。在現實面前,這些虛幻的“理想”很快就破滅了,我們不得不面對嚴酷的現實。然而,前途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呢?下鄉那天,我沒有絲毫的憂傷和不快,甚至有戰士出征的壯志豪情。此時,我的熱情還沒有完全消退,生活的艱辛和肉體的痛苦都還可以忍受,沒有悲觀,更沒有消沉。我自然而然地想到,我手中還有一支筆,我要用它改變自己的命運。我自小喜愛作文,把寫作文當作表達、展示自己的機會,甚至當作一種精神快樂。高中時開始寫一些沒韻沒轍的自由體詩,信馬由韁,由心而發。沒有人可以剝奪寫作的權利,雖然沒有清晰的“作家夢”,但我樹立起一種信念:不靠天,不靠地,一切靠自己,我可以用一支筆書寫不同的人生。
我與帶隊干部住一個房間,他每天早睡早起,我等他睡下,就開始伏案讀詩寫詩,一直到深夜。馬燈,我們稱之為“罩子燈”,底座形同高腳杯,杯座上是一個盛煤油的圓形玻璃器皿,上口是一個蓮花狀的燈頭,燈頭周圍伸張著花瓣似的爪,燈頭上鑲嵌著一個帶口的“蛤蟆頭”,燈頭的一邊是一個控制燈芯長短的旋鈕,燈頭的上面套著一個玻璃燈罩。當時在農村也算奢侈品,比村民家用墨水瓶自制的燈盞好多了,又明亮,又可以調節光線的明暗。不過唯一的麻煩就是它的玻璃罩子容易被熏黑,所以要經常進行擦洗,套在嘴上哈幾口氣,就可以擦拭干凈。一盞燈能盛下三兩半煤油,每夜直到煤油燈里沒了油,我才入睡;第二天早上起來洗臉,鼻子里都是黑灰。那時煤油三毛六分錢一斤,我出一天工還掙不上一斤油錢,每隔兩三天我就要去村里的供銷社代銷點買一次煤油。買回來還要藏好,不然就會被其他知青搜到,晚上發現沒有煤油時,誰都不愿意摸黑去買。
我幾個月的努力終于有了結果,在我投稿四五次后,報社來信了解情況,實際就是政審,那時發表作品也要政審合格,個人、親屬都沒有政治問題才行。我從他人口中得知報社來信,找到大隊會計打聽,才知道報社又來信催問,第一封信已經是一個月以前的事了。我有點著急,問為什么不回復?原來是大隊書記認為沒安排我當拖拉機手、赤腳醫生,我故意作對,想銼銼我的銳氣,就對大隊會計說先放放吧。報社的第二封信說,如果我沒有什么問題,就發表我的作品了,務必在4月底前答復,這才答應回復。會計把寫好的回信給我看,我真是又喜又憂,五味雜陳。

第一首詩作《勇往直前》報紙剪影
1976年5月2日,《淄博日報》發表了我的第一首詩作《勇往直前》,是為紀念毛主席《青年運動的方向》發表37周年而作。一首詩,就真的開始改變我的命運。8月初,我被借調到淄博市革委出版辦公室工農兵詩歌編輯小組。期間,我到駐軍組稿時,得到可以參軍當新聞兵的承諾。回來后,公社書記有意調我當秘書。沒等來參軍的消息,2個月后的11月15日,接到參加區里農業學大寨工作隊的通知;又過了一個月,我正式到出版辦公室工作了。離開村子的前一天夜里,我癡癡地看著那盞油燈,覺得它是那么美,火焰是那么明亮,那么溫暖,它陪伴著我、照耀著我度過一段艱苦而又困難的歲月,指引著我、鼓舞著我走出困惑和灰暗,走向光明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