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素以”作風硬朗、骨風剛強“著稱，因此也被人們稱為“剛明”。正所謂“不割地，不賠償，不和親。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我們每次看到這句話，內(nèi)心多少都對故明產(chǎn)生一絲由衷的敬意！

的確，大明立國276年，“無漢唐之和親 無兩宋之歲幣”，這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一項偉大的成就。尤其是明朝的皇帝，更是以”天子守國門“著稱。當然，大明十六位皇帝，也并非個個都有御駕親征、御敵守國之舉。實際上，終明一代也就只有明太祖、明成祖、明宣宗、明英宗和明武宗五位皇帝有御駕親征過。

明太祖朱元璋自不必說，作為大明的開國皇帝，是一名典型的馬上皇帝。朱元璋戎馬一生，以一無所有的貧僧身份，通過個人的努力奮斗，先是消滅割據(jù)南方的漢族群雄，繼而又”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開創(chuàng)了偉大的大明王朝。

明成祖朱棣也是一名馬上皇帝，他通過發(fā)動靖難之役，從自己的侄子朱允炆手中奪取皇位。繼位后，朱棣勵精圖治二十余年，開創(chuàng)了著名的永樂盛世。而朱棣在位期間，還曾五次御駕親征，率軍討伐蒙古，有效的維護了大明北境之和平。

接下來的明宣宗朱瞻基，他是繼洪武、永樂之后，明朝的又一位英主。朱瞻基早年就曾跟隨祖父朱棣北征蒙古，理論上也算是半個馬上皇帝。因此，對于戰(zhàn)場殺伐、行軍打仗，朱瞻基也并不陌生。所以，他在位期間也曾親自精選鐵騎兵三千飛奔北境，一舉擊退兀良哈進犯的軍隊。

如果光從這三位英明神武的大明皇帝的事跡來看，明朝這種”天子守國門“的硬朗作風，似乎還真對抵御外敵，樹立軍威有極大的作用。

可問題就在于后世那些皇帝，歷朝歷代都不可能經(jīng)久不衰，隨著時間的推移，后世之君都是久居深宮，過著深居簡出的宅男生活，不論體魄還是膽識都無法與王朝前期那幾位盛世明君相提并論的。因此，過去洪武、永樂、宣德三代皇帝的御駕親征是”宣揚國威，震懾外敵“的偉大舉動，但到了正統(tǒng)和正德這兩位”正“字頭的明朝皇帝那，結果想必大家也都清楚，一個成了恥辱，而另一個則成了笑話！

因此，可以說，大明的”天子守國門“實際上只適用于其強盛時期。到了明朝中后期，平常也就是一句吹牛皮的空話，如果真要付諸行動，那便很可能成為一項不靠譜的舉動，往往會造成反效果。

（圖片來源于網(wǎng)絡，侵刪）

本文作者：過客

首先，我認可朱棣是明朝杰出的皇帝、政治家、軍事家。但是就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個明粉經(jīng)常稱贊的話語，說實話我其實是不太認可的。在封建時代皇帝作為國家政治活動最重要的一環(huán)，為何要至于如此危險的環(huán)境中去，其實說白了，就是國家實力弱罷了。有明一代，蒙古也沒有真正的被征服。朱棣遷都北京未嘗沒有逼迫后代子孫勵精圖治的心理，如果不是朱高熾登基沒多久就駕崩了，早就跑回南京了。他老爹敢這么搞，朱高熾可沒有天天直面蒙古刀鋒的想法。

為什么這么說朱棣守國門是無奈之舉，大家看完明初到朱棣北征時候蒙古諸部寇邊情況就知道了。

明初建國時，朱元璋派出處于巔峰狀態(tài)的明軍八征蒙古，雖然取得了一定戰(zhàn)果，但是由于游牧民族特性始終難以消滅蒙元。等到朱棣奪權成功后，蒙古實力開始出現(xiàn)恢復的現(xiàn)象，入侵次數(shù)明顯增多。一方面朱棣作為篡逆奪取皇位之人，他急需功績證明自己得國之正。同時，北京作為他的龍起之地可以說是經(jīng)營最完善的，遷都北京可以對南京固有官僚階級進行洗牌。因此，兩個原因一拍即合，遷都北征也是一氣呵成。

縱觀朱棣一生親率大軍五征漠北，共計動用兵員幾十萬。但是，出征的效果并沒有朱元璋時取得戰(zhàn)果大，沒有大規(guī)模對蒙古有生力量進行殲滅。等完成遷都后，明朝陸續(xù)在北方開始設立邊鎮(zhèn)，最后形成了九邊拱衛(wèi)京師的局面，戰(zhàn)爭的形式也由主動出擊變成了被動防守。明朝最后一次大規(guī)模出擊，那就得是超級敗家子明英宗了，一次土木堡把明朝上三代皇帝積攢的家底敗個精光不說，自己被俘虜不要緊，還把整個武勛集團死個精光，致此文官集團徹底得到釋放，皇帝唯有依靠宦官才能進行制衡，明朝的畸形政治制度也由此確立。等英宗之后嘉靖在位時，俺答汗南下，九邊吃空響的各位邊將竟然無人敢戰(zhàn)，最后靠仇鸞的再三賄賂，俺答汗一頓縱兵劫掠后才退了兵，仇鸞竟然因此獲封大將軍、太子太保。

這和明粉說的不和親、不納貢可對不上號了。

我讀研究生時，有一位老師是專門研究明史的，是當時中國明史研究協(xié)會副秘書長，他老人家自己都說越研究明朝歷史越生氣，還請各位明粉不要過于夸張粉飾了。

為啥天子守國門，無他，唯實力不夠也！能像漢武帝把匈奴打的西遷，才叫真漢子！

“天子守邊關，皇帝死社稷”便是這位明成祖提出來的。

作為一國之君，皇帝不僅僅是權力的集大成者，還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中心所在，可以起到穩(wěn)定人心的作用。

皇帝守邊關，一般都會做好萬全之策，在確定皇帝的安全之后才出行。

而什么時候皇帝會守關呢？是大戰(zhàn)節(jié)節(jié)敗退，軍心渙散的時候。這時候皇帝的出現(xiàn)，就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告訴戰(zhàn)士們朕與你們同在，給將士一個主心骨，吃一個定心丸在大戰(zhàn)上是非常重要的。而因為周全的保護，縝密的守衛(wèi)，全國最先進的醫(yī)療，一般人想要干掉皇帝也是不容易。

而明成祖可以說是一個意外，他十分精通打仗，擒殺謝貴，敗朱允炆，襲寧王朱權，是個常勝將軍。他登基為帝后，也是一代賢君，創(chuàng)一代永樂盛世。

因此，無論在人選上、民心上、軍事上，他都要御駕親征。

病死在途這個事，即便不征伐，依照古代落后的醫(yī)療水平，他也不一定活得了多久了。

其實嘛，朱棣也不想在途中駕崩！只是北邊的環(huán)境惡劣，長途跋涉的勞累；再加上第五次北征之時，朱棣的身體狀況早就不如從前。

老天爺不遂人愿，朱棣病死在榆木川。

提起明朝，很多人會想到“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是一股堅定不屈的骨氣，明朝確實“剛”，大臣剛，皇帝也是剛，個個是“鋼槍小王子”。

但是，關于朱棣個人“死在征伐的路上，皇帝戍守邊關”這個問題，你怎么看？其實，我覺得不是朱棣戍守邊關，而是朱棣開拓疆土，想以此戰(zhàn)換取明朝的十年穩(wěn)定局面，誰知道出了意外。

第五次北征，是北方出現(xiàn)了幾股小股部隊侵犯明朝邊境，朱棣根本不需要如此小題大做親率大軍迎敵，只需要派出邊關將士御敵就可。

可是，朱棣內(nèi)心不是這樣想的，只從朱元璋起，“南倭北虜”，北方就一直是明朝的心頭之患，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沒有糧草、用具就想著侵犯中原。這時，北方不定，中原就難以真正的安穩(wěn)，朱家的天下也坐不穩(wěn)。

所以，第五次北征不是朱棣去戍守邊疆，更多是主動出擊、開拓疆土，為后代子孫爭取真正的和平，哪怕這一戰(zhàn)損失很大，那換取十年的繁榮也是不錯的。

“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在我國古代封建王朝中只有明朝做到了，這一點我覺得還是相當值得令人敬重的。

“天子守國門”這個說法是因為明成祖朱棣將明朝國度從南京遷到了當時條件更惡劣、更危險的北京。這是因為當時明朝所面臨的外在威脅主要來自北方游牧民族以及元朝殘余勢力，朱棣完全可以效仿前朝，派守關大將鎮(zhèn)守邊疆，但考慮再三后他還是決定將首都遷移到北京，這在當時基本上相當于前線了。

朱棣為什么執(zhí)意要遷都呢？ 首先，當時明朝的主要威脅來自北方，因此明朝精銳部隊大多聚集在北方，所謂山高皇帝遠，很容易發(fā)生兵變；其次，古代守關將領的權利其實并不是很大，遇到突然情況還要等朝廷旨意，古代交通又不發(fā)達，一來一回早就貽誤戰(zhàn)機了。

因此通過種種考慮，朱棣決定遷都北京，親自指揮作戰(zhàn)，他本人更是五次率軍北伐。1410年朱棣首次北伐就在飛云山擊潰5萬蒙古騎兵，并一路向北追殺蒙古殘余勢力，一直追到擒狐山（大概在現(xiàn)在的西伯利亞北部的阿爾泰山），并在巨石上刻下“翰海為鐔，天山為鍔“八個大字，此功績堪比封狼居胥，是古代武將最高榮譽之一。

在第五次北伐中，朱棣在途中病逝，致死都在戰(zhàn)斗。此后明朝歷代皇帝雖然不乏昏聵無能之輩，但在國家底線面前從不妥協(xié)，對外一直相當強硬，明朝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唯一一個“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的王朝，即使在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變中明英宗和許多文武大臣被俘，明朝也沒有絲毫妥協(xié)，而是選出新皇帝繼續(xù)戰(zhàn)斗。

明朝皇帝可能不缺貪玩、無能之輩，但全部都真正做到了“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崇禎皇帝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不愿意離開，在煤山自縊，死前還在擔心城中百姓被賊軍傷害，寫下了絕命詩“任賊分裂朕尸，毋傷百姓一人”。

皇帝親自守國門了，文物百官自然不能臨陣脫逃，史料記載，明末抗清中戰(zhàn)死、自縊的官員無數(shù)，有明確資料記載的就有8600多位，這在其他朝代是難以想象的。皇帝、朝中官員都不怕死，百姓中自然也不缺愿意為國死戰(zhàn)的。

1645年江陰血戰(zhàn)中，江陰城17萬百姓抵抗清軍長達81天，最后僅53人幸存，沒有一人投降。自崇禎皇帝自縊后，明末殘余軍隊一直抵抗39年，民間反清力量更是存在長達百年之久，這個其他王朝都是不可能發(fā)生的。

總體來說，明朝或許不是一個完美的朝代，但可能是最有血性、最有骨氣的時代，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愿意為國死戰(zhàn)，而這正是天子守國門起到的帶頭作用。如果一個朝代，連皇帝對外都唯唯諾諾，百姓即使有滿腔熱血也無處拋灑，就像是清朝后期，只知道割地、賠款、議和，這樣的朝代就是能延續(xù)千年，也只能成為歷史的恥辱。

“天子守國門”，總體說來是一件不靠譜的事。

除開朝皇帝外，直接參與戰(zhàn)斗的并不多，自朱棣開始，三代皇帝御駕親征，也是絕無僅有。

這里面主要原因是明軍的強大戰(zhàn)斗力。有了鐵騎，大炮和火銃的明軍幾乎是無敵的存在。皇帝出征是有底氣的。

即便是這樣，朱祁鎮(zhèn)還是出狀況了，弄得大明非常被動。所以，總體來說，皇帝出征的風險太大，不值得推廣。風險和收益不成正比。

領導和一線分工不同，作用不同，還是各盡其職的好，別越線。

炫邁凱來回答[呲牙]

1405年朱棣遷都北京，住上了紫禁城。也意味著明朝的皇帝要以天子的身份守衛(wèi)國門了。

這對于朱棣而言是正確的一項，在朱棣時期，蒙古人對于明朝邊境威脅特別大，經(jīng)常騷擾邊疆，造成邊疆不穩(wěn)。打擊蒙古人成為了一個首要問題，朱棣也試過派大將軍去出戰(zhàn)，結果不盡人意，畢竟一個將軍的權利有限，再加上靖難之役的結束，皇帝也不敢給權利給將軍，甚至給藩王。這些都是條件不允許的，所以解決邊境蒙古人問題很難。

最后的考慮，那就是遷都北京，皇帝親自督戰(zhàn)。畢竟朱棣早年上過戰(zhàn)場，經(jīng)驗豐富，戰(zhàn)術高超。再就是北方邊境確實需要一個重要城市，以此為點，發(fā)動對蒙古人的進攻，再加上朱棣早年封地就在北京，北京的地形各項條件都適合，最終朱棣遷都北京。（朱棣遷都北京還有一點就是殺的藩王和讀書人都不敢說話了，權利高度集中。要不然后面的皇帝一說遷都，下面的大臣就開始蹦高了，損害到他們利益了）

朱棣去世之后，這明朝皇帝魄力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文官集團的權利開始變大，平衡皇權。（縱觀明史，就是皇權和文官集團的爭斗，比如嘉靖皇帝的大禮儀之爭，歸根到底就是權利的爭奪）

后面的皇帝出生就在這，也習慣了，再加上祖制動不得，權利無法壓制文官，遷都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綜上所述，遷都北京在當時是正確的選擇，北京也是適合當都城的。

希望我的回答對你有幫助[呲牙]

明代學者黃宗羲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也。”而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定都北京，就像是皇帝親自看守門庭一樣。”這句話直觀地顯示了明朝首都北京，所面臨的嚴峻的國防形勢。由于北京城迫近邊境，時刻都面臨著北方游牧民族與東北方漁獵民族的威脅。截止明朝滅亡，蠻族騎兵曾三次兵臨北京，其中蒙古兩次，后金一次，這三次入寇分別被稱為“土木之變”、“庚戌之變”以及“乙巳之變”。這三次入侵，都給大明王朝帶來了巨大震撼。然而明朝“天子守國門”的窘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北京城真的是從一開始就暴露在游牧民族的刀口之下嗎？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必須先探討一下明朝的“棄地”問題。

洪武遺患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發(fā)布檄文，宣布對腐朽的蒙元王朝發(fā)動總攻。明軍在“驅(qū)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旗幟下高歌猛進，一路皆捷，攻入元朝的大都，迫使元順帝妥歡帖睦爾狼狽北逃。隨后，朱元璋與帳下諸將追亡逐北，橫掃元朝的殘余勢力，以圖恢復華夏舊疆。經(jīng)過數(shù)年的奮戰(zhàn)，明朝基本恢復了漢唐舊土，蒙古勢力全面退回了草原。雖然蒙元勢力已然式微，但朱元璋對其從來沒有掉以輕心，仍時刻防備著他們的反攻倒算。朱元璋本想招撫殘元勢力，但是都沒有得到對方的回應。

　　招降不成，便只能用刀劍來說話。1371年，也就是洪武五年，朱元璋經(jīng)不住帳下諸將的一再請求，對盤踞于草原的北元勢力發(fā)動了總攻。明軍并分三路，深入沙漠。但在此戰(zhàn)中，明軍由于不熟悉地形，遭致了失敗。此戰(zhàn)結束了明軍對蒙元戰(zhàn)無不勝的歷史，而茍延殘喘的北元勢力也終于在此戰(zhàn)之中緩過勁來。由此，朱元璋停止了針對蒙古的戰(zhàn)略進攻，并轉(zhuǎn)而實行積極防御戰(zhàn)略。在此基礎上，明蒙雙方攻守之勢發(fā)生易位，蒙古騎兵開始對明朝邊境進行了小規(guī)模反攻。為了應對敵人的騷擾，朱元璋制訂了“搜剿、清野”政策。除此之外，朱元璋還對延邊諸郡實行了“遷民”政策。也就是將邊民遷往內(nèi)地，以此來擺脫蒙古人的騷擾，同時也讓蒙古人寇掠的經(jīng)濟目的，無法實現(xiàn)。然而“遷民”政策也不是沒有副作用，這會導致邊境空虛，從而使延邊諸衛(wèi)所得不到有效支撐，而這也為明朝后來的“棄地”埋下了伏筆。

　　1387年，明軍發(fā)動捕魚兒海之戰(zhàn)，此戰(zhàn)中，明朝徹底摧毀了北元勢力，一雪洪武五年敗績的恥辱。此時，朱元璋認為天下已定，遂開始著手營建他心目中的北方防線。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只有他的兒子們才能成為大明王朝北方的屏障。史書中曾提到：“高皇帝驅(qū)胡出塞，復我中華，經(jīng)始慮終，防胡為急。于是大啟宗藩，錯布萬國，則選諸子，周匝三垂。”朱元璋先后加封秦、晉、燕、谷、寧等十位國王于邊境，史稱“塞下十王”。這些藩王都擁有自己的領地和軍隊，朱元璋期望他們能夠成為皇室的屏障。從地理分布上來看，明朝的藩王防線主要以遼東、大寧、開平、大同一線為準，將后來的九邊，乃至于北方重鎮(zhèn)北平蔭庇于其后。

此時，明朝對于蒙古仍實行積極防御政策。明軍以塞下諸王與長城以北的軍鎮(zhèn)為基礎，時常派兵數(shù)萬，對蒙古人進行“清沙漠”的戰(zhàn)略。在此期間，明朝諸藩王表現(xiàn)良好，屢次擊潰蒙古人的侵襲，其中以燕王朱棣最為突出。從此蒙古勢力遠遁，近邊再無敵騎。

靖難之禍

　　封國制度是有效的，但是其副作用也是極大的。與皇帝同姓，并擁有軍隊和領地的藩王，永遠是中央政權的大敵。在歷史上，西漢和西晉都曾爆發(fā)過大規(guī)模藩王造反的事件。對于這樣的風險，朱元璋自然也有所考慮。不過朱元璋在查閱史書后，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藩王們之所以會造反，是因為天子和藩王沒有“各守其道”。在七國之亂前，當時還作為太子的漢景帝，竟因一點小事就用棋盤砸死了吳王劉濞的兒子。漢景帝在繼位后，還運用了晁錯的削藩之策，絲毫不顧骨肉親情。由于皇帝自身“失道”，導致中央與諸王失和，這才造成了七國之亂。所以朱元璋認為，只要皇帝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諸王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封國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然而歷史的發(fā)展證明，朱元璋實在太高估血統(tǒng)和親情的作用。在至尊的權力面前，無論多么親近的血緣，到最后都只是兒戲。用倫理道德而不是制度，去制約人類自私而貪婪的本能，最終總是要碰壁的。

　　朱元璋去世，皇太孫朱允炆即位，他在一些文臣的攛掇下，開始對塞下諸王進行“削藩”政策，而這也是明朝北方邊防體系崩壞的開始。在建文帝“削藩”政策的逼迫下，在自身野心的驅(qū)使下，燕王朱棣悍然造反，發(fā)動了歷史上著名的“靖難之變”。為了加強自身力量，朱棣將延邊備胡的邊兵并入麾下，因此明朝北方的國防實力受到了極大削弱。其中，以大寧鎮(zhèn)的極度衰弱最為典型。1399年，朱棣將寧王朱權，連同他屬下軍民一并遷入內(nèi)地，而朱權鎮(zhèn)守的大寧也因此成了空城。大寧地處長城之北，是擁兵十余萬的超級軍鎮(zhèn)，明軍針對蒙古人的“清沙漠”行動，往往以大寧為出發(fā)點。大寧的存在，對蒙古封建主們具有極大的震懾作用。然而朱棣為了內(nèi)戰(zhàn)，置北方邊防于不顧，將大寧變?yōu)榭粘恰２痪煤螅髮幮l(wèi)被棄，其地為兀良哈三衛(wèi)所占據(jù)。

　　此外，非常值得注意的還有東勝衛(wèi)的放棄。東勝衛(wèi)位于我國河套地區(qū)，在秦漢時此地被稱為九原、朔方，唐朝時此地曾建有三座受降城。河套地區(qū)依山傍河，便于防守。同時控制河套還能有效控制高闕，能夠隨時對北方游牧民族進行反擊。占據(jù)河套，就像往游牧民族的心窩里插了一把尖刀。明初，朱元璋在唐朝受降城附近建立了東勝衛(wèi)，成為明朝西北地區(qū)邊防體系中的重鎮(zhèn)。然而東勝衛(wèi)孤懸于外，經(jīng)濟相對落后，需要后方的大力供應。隨著靖難之役的爆發(fā)，東勝衛(wèi)失去了后方的支援，遂變得逐漸衰落。1403年，也就是永樂元年，東勝衛(wèi)被迫內(nèi)遷。

　　靖難之役后，朱棣登基，他為了防止其他藩王像自己一樣作亂，便徹底破壞了朱元璋苦心經(jīng)營的藩王防御體系，同時將延邊諸衛(wèi)向南遷移，放棄了大量土內(nèi)遷地，明朝在長城以北僅余開平衛(wèi)。然而由于大寧內(nèi)遷，開平衛(wèi)失去了側翼保護，也開始變得孤懸難守。到了宣德年間，開平衛(wèi)也不得不迎來內(nèi)遷的結局。由此，明朝便依托長城，形成了歷史上著名的九邊體系。

　　朱棣破壞了舊有的防御體系，導致其大本營——北平失去了屏障。北平地區(qū)，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在明代前曾是遼金元等游牧王朝的首都。北平地處華北平原、蒙古高原以及遼東地區(qū)的交界處，是農(nóng)耕民族與北方游牧、東北漁獵民族重點爭奪地區(qū)。失去北平，則廣大的華北平原將暴露在胡人的鐵騎之下。所以北平的得失關系到明朝的生死存亡，必須重點防守。此時擺在朱棣面前有兩個選擇：一、將北平交由最得力的將領進行防守；二、遷都北平，天子守國門。第一種方案之所以不可行，是因為很難保證北平守將就一定不會造反，畢竟有安史之亂殷鑒在前。所以，明朝別無選擇，只能選擇遷都北平，親自保衛(wèi)國家的安全。

　　明朝雖然遷都北京，但是朱棣仍然認為不保險。為了一勞永逸地清除蒙古勢力，朱棣親自發(fā)動了五次大規(guī)模討伐，史稱“五出三犁”。這幾次征伐聲勢浩大，但是戰(zhàn)果并不算太明顯。雖然明軍將蒙古勢力驅(qū)逐出漠南地區(qū)，但是并沒有大量消滅蒙古人的有生力量。此外，蒙古的韃靼勢力被打擊過重，導致西部的瓦剌勢力坐大，逐步統(tǒng)一了蒙古帝國，為二十多年后的土木堡之變埋下了伏筆。

嘉靖之變

　　永樂之后，明朝一改前代皇帝的進取政策，防線開始全面后退。在東北方向，明朝放棄了奴兒干都司；在南方，明朝放棄了安南；在北方，開平衛(wèi)內(nèi)遷至獨石堡。同時，明朝還大體上放棄了對蒙古勢力的進攻政策，開始實行消極防御的政策。1449年，瓦剌大舉入侵明朝，明英宗不顧群臣反對，盡起京師精銳御駕親征。由于指揮失誤，明軍幾乎全軍覆沒，明英宗被敵軍擒獲，史稱土木之變。此戰(zhàn)后，瓦剌軍隊趁勢進攻北京城，明軍在于謙的領導下，艱難地擊退了敵人的進攻。雖然大明王朝保住了，但是明軍精銳盡失，很長時間得不到恢復。更可怕的是，明軍徹底失去了主動“掃平沙漠”的銳氣。

　　明軍的消極防御政策，被蒙古人認為是軟弱可欺，遂從漠北漸漸遷徙入漠南地區(qū)，對明朝邊境掠奪不止。而在此時，明朝丟失河套地區(qū)也終于開始顯現(xiàn)。在天順六年（1462年），韃靼毛里孩、阿羅出等封建主開始出沒于河套地區(qū)，但是出沒無常，然而即便如此，韃靼蒙古人仍讓宣大、延綏、寧夏等地烽煙不息。為了解決河套蒙古問題，王越向明憲宗建議，應該啟用“搜套”戰(zhàn)略。1473年，王越率領輕騎入套，殺死了三百名蒙古人，河套寇患才稍稍得到平息。

　　然而僅僅十數(shù)年后，小王子達延汗在草原中崛起，并且率兵重新進入河套地區(qū)。他們在秋高馬肥之際進入河套，在春季以入貢為名在明朝邊郡大肆搶掠，搶到心滿意足后才返回沙漠。對于蒙古人的入寇，明朝毫無辦法。

　　到了嘉靖年間，蒙古人看出了明朝的軟弱，他們以俺答汗為首，長期盤踞于河套，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套寇”。為了應對俺答汗的威脅，明朝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已經(jīng)到了應該收復河套的時候了。于是熟悉邊事的曾銑制定了一份詳細的“復套”計劃，并且向嘉靖帝上書。在計劃中，曾銑歷數(shù)蒙古人占據(jù)河套給明朝邊境帶來的危害，以及河套對于明朝有多么重要。曾銑認為，他只需指揮六萬銳卒加上兩千火槍手，便可完成計劃。

　　對于曾銑的計劃，早就想解決蒙古問題的嘉靖帝表示十分欣賞，并且把這個計劃交給其他閣臣商議。對此，內(nèi)閣首輔夏言表示十分贊同。然而，以嚴嵩為首的其他閣臣卻對這個計劃表示反對。雖然在史書中，嚴嵩是個大奸大惡的佞臣。但是他反對“復套”的理由也未嘗不充分，那就是計劃雖好，但是卻沒有有能力實施的將領和軍人。在嘉靖的時代，明朝邊軍早已失去了進攻能力。即使計劃再好，沒能力執(zhí)行也是白搭。因為群臣的反對，嘉靖帝的心愿得不到實現(xiàn)，使這位喜歡玩弄帝王心術的皇帝大失顏面。在盛怒之下，嘉靖帝竟找個理由將主張“復套”的夏言和曾銑給處死了。

　　明朝遲遲不收復河套，而蒙古人卻在此地茁壯地生長了起來。河套甘甜的河水與郁郁蔥蔥的牧草，將蒙古的人馬養(yǎng)的膘肥體壯。于是，蒙古人對明朝邊境的進攻也變得越來越猛烈。1550年，也就是嘉靖二十七年，此時距離曾銑被處死已經(jīng)有兩年。俺答汗以河套為基地，向明朝邊境發(fā)動總攻，蒙古鐵騎長驅(qū)直入，一路打到北京城下。而此時，北京城并沒有能與蒙古人相抗衡的精兵。當北京百姓面臨危險之時，奸臣嚴嵩竟然說“寇飽自飏去”，主張不對俺答汗進行抵抗。于是俺答汗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在北京郊區(qū)大肆燒殺，搶掠人畜兩百萬，釀成了庚戌之變。其后，明朝為了解決俺答汗問題，不得不同意他的互市要求，實際上這就如同簽下了城下之盟。由此，蔓延近兩百年的明蒙戰(zhàn)爭，在戰(zhàn)敗的恥辱中，才得到最終平息。

　　明蒙戰(zhàn)爭結束，但是明朝的退縮政策還沒有結束。萬歷初年，明朝在遼東開拓寬甸等六堡，擴張了近800里。然而明朝以此地孤懸難守為理由，將此地放棄，早已安家立業(yè)的六萬名百姓，被明軍以武力強行遷入內(nèi)地。而開拓的土地呢？最終被努爾哈赤笑納，最終增強了后金的實力。

　　黃仁宇曾說：“明朝是一個內(nèi)向，非競爭性的王朝”。在其建政之初，就表現(xiàn)出極大的保守型。只有遇到困難，就會將前人用血汗打下的土地輕易放棄。而這些土地，最終都被敵人利用起來，成為進攻明朝的基地。明朝的教訓告訴我們，無論遇到任何困難，都絕不能放棄寸土。因為每一塊丟棄的土地，都有可能成為敵人進攻我國的橋頭堡。

朱棣的一生是不斷戰(zhàn)斗的一生。能死在出征途中的皇帝就這一點就值得敬佩，但也能看出其偏執(zhí)狂的一面，是一位特別能作的帝王。

但是從國防建設的角度上遷都北京卻是個敗筆，原因：

1.朱元璋定都南京是有著極為遠見卓識的，因為他明白雖然蒙元退出中原，明軍也多次遠征但是無法徹底消滅蒙古人。國家每次遠征都要耗費大量錢糧，加重國家民眾負擔。因此，開始經(jīng)營九邊依托燕山、太行山及長城作為第一條防線。再以黃河流域為第二條防線，江淮地區(qū)為第三條防線。

三條防線內(nèi)梯次設防可以互相支援，對明軍來說是內(nèi)線作戰(zhàn)可以獲得充足補充。對外族來說即使攻破九邊就要面臨第二道防線內(nèi)明軍的攻擊，很難繼續(xù)深入，國都的防守既有地理優(yōu)勢也有經(jīng)濟優(yōu)勢。及時一點被突破對全局影響不大。

2.在三條防御體系內(nèi)，兵力調(diào)度會更加面向維持全局均衡，也能適度保持對草原方面的壓力，可攻可受守。

而朱棣遷都則使得二三道防線失去作用，國都成為前線，使得全國六成的兵力集中在北京周邊，導致其它地區(qū)兵力不足，明軍不得不放棄大寧、開平等戰(zhàn)略要地，全線收縮在九邊。一旦京城被攻擊就是震動天下的大事，搞不好就亡國，土木堡之變后的北京就面臨這種情況。

遷都后北京軍民人口日益增長，而北京周邊糧食物資無法滿足其需要，只好從江南運糧，這又增加了大量成本。

雖然太祖后期也有遷都的想法，但是考察了西安和開封，發(fā)現(xiàn)關中地區(qū)凋敝，開封由于汴河等河道淤塞嚴重。至于燕京由于瀕臨一線戰(zhàn)區(qū)就更不在考慮范圍了。

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固然讓人敬佩，但是很多可以避免的問題卻早早埋下了禍根。

其實派個經(jīng)驗豐富的將領去打就可以了，皇帝應該統(tǒng)籌好全局，糧草，軍械，兵力調(diào)配就行，漢朝打匈奴皇帝都是坐鎮(zhèn)指揮，照樣把匈奴打到歐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