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都沒有。
古時候，拋開被它國滅亡這類情況，一個封建王朝如果真的走到瀕臨滅亡這一步，大多是土地兼并、經濟崩盤、政權腐敗、自然災害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這些因素里，天災也許讓人束手無策，但其它的人禍，對于至高無上、手握生殺予奪大權的封建帝王而言，是否并不難解決?
看似很容易，但在實際上幾乎毫無可能。任何一個家天下的封建帝王都不具備自我革新能力，想要掃除積疴，只有一個辦法——讓另一個帝國取代它、實現資源的徹底重新分配。
為了形象理解，咱們可以參考下面這幅劇照中的臺詞：解決問題，皇位要丟；置之不理，帝國玩兒完。
我們以歷史上的兩大標桿性王朝——強漢、盛唐為例。
西漢在漢宣帝時期達到了全面鼎盛，但在下一任皇帝時就開始衰落。漢元帝劉奭背棄了父親“本以霸王道雜之”的治國之道，為人過于柔弱、缺乏對朝廷的掌控力，引發了外戚、儒臣、宦官三大勢力的角逐，最終受到寵信的宦官石顯掌控了權柄，導致綱紀紊亂、吏治腐敗，“孝宣之治”留下的政治遺產被逐漸揮霍。
隨后的西漢更是每況愈下，漢成帝、漢哀帝在位期間，外戚集團掌控了權力，曾經強盛無比的大漢是這一副模樣：“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并起”。
國庫空虛、流民泛濫、社會動蕩，源于統治集團的“各從其欲，欲所無窮”。他們一邊進行你死我活的權力斗爭，一邊隨心所欲的腐敗放縱，公然賣官鬻爵、任人唯親，各級權貴肆意進行土地兼并，大量百姓失去耕地、流離失所，朝廷的稅收也隨之銳減，如此惡性循環。
但西漢朝廷并非沒有想解決問題的人。
漢哀帝時期，大司空師丹曾帶著幾位大員上書，極力要求采取措施、拯救時政。他們的切入點是相對不敏感的經濟領域：“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數巨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也就是試圖減少貧富差距、以安定黎民。
相對于當時復雜的政治山頭之爭，瞄準經濟問題確實顯得相對人畜無害。于是漢哀帝讓師丹等人擬定方案。
草案很快拿出來，其實非常簡單明了，就是限定私田、奴婢的數量：每個人名下的耕地不能超過30頃，奴婢不得超過30人；官方的奴婢只限定在30-50歲，低于30的放出嫁人，高于50的免為庶人。此外，為了減少基層官吏的貪腐現象，提議增加三百石以下官員的俸祿。
然而，這項政策剛剛準備實施，就因為“貴戚近習皆不便也”——也就是權貴、漢哀帝身邊人的反對，迅速胎死腹中。
于是，西漢朝廷就這么在墮落的道路上愈走愈遠，直到漢平帝時，外戚出身、但極端信奉儒家的王莽掌握了權力。在以劉歆、陳崇為代表的儒士集團的支持下，他抓住“人心厭漢”的社會現狀成功篡漢自立，并且隨之開展自己的改制計劃。
王莽的改革，實際上是師丹方案的升級版。但他的上位是通過和平的方式，沒有對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產生沖擊；因此，他的改革計劃遭到了既得利益階層的大規模反對，不僅未能解決問題，反而導致社會更加混亂。
隨后，已經淪為小地主的漢室后裔劉秀等人在亂世中抓住了機會，他的身邊聚集了一部分地主階層，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團，最終通過武力戰勝各路對手、隨后對社會資源進行了重新分配，新的盛世隨即出現。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階層逐漸固化，熟悉的場景再度出現，治、亂、再治、再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就這么循環上演。
再說說唐朝。
很多朋友認為，唐憲宗李純挽救了安史之亂后即將覆滅的唐朝，但事實并非如此：那時的唐朝情況并沒有惡化到要滅亡的地步；同時，唐憲宗看似暫時解決了問題，但那只是表象而已，隨后的唐朝被帶進了更沉重的深淵。
八年的安史之亂，讓唐朝這個世界性的帝國由盛轉衰，宦官參政、藩鎮割據局面成了心腹之患，看似光鮮的大唐皇帝，大多在內憂外患中即位：
安史之亂過程中，唐肅宗李亨火線登基，隨后唐代宗李豫又被政變的宦官集團送上皇位；
接下來的德宗李適曾經雄心勃勃致力于武力削藩，但卻遭遇了涇原兵變、奉天之難的羞辱，一度被藩鎮叛軍趕出長安；
至于唐順宗，則因為試圖推行“永貞革新”，以加強中央集權，嚴重觸犯了宦官和藩鎮的利益，即位僅僅八個月后被迫禪位給皇太子李純，后者就是號稱唐朝“中興之主”的唐憲宗。
唐憲宗即位后，就著手改變唐德宗后期對藩鎮的姑息政策，開始雷厲風行地解決藩鎮割據問題。
公元806年，唐憲宗派兵掃平了劍南西川節度使劉辟；
下一年，對造反的鎮海節度使李锜動手，收回了江淮地區的財賦；
公元813年，他趁著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暴斃的機會，順勢拉攏了繼任者田興，將其賜名田弘正，招降這個強大的河北藩鎮；
下一年，唐憲宗抓住淮西節度使吳少陽病死、其子吳元濟擅自割據的時機，歷時三年、克服了重重困難堅持用兵，終于終結了淮西叛亂。
淮西之戰之后，幽州節度使劉總主動請求歸順、成德節度使上表認錯，他們紛紛獻上領地，至此，唐憲宗基本終結了安史之亂以來的藩鎮割據，這就是中唐赫赫有名的“元和中興”。
當時正值壯年的唐憲宗，意志頑強、決心堅定、任人唯賢，充滿了英雄之氣，不愧為不愧為一代中興之主；同時，裴度、李愬等一大批文武大展拳腳、蕩平國難，也體現出那時的唐朝并非不可救藥。
然而，憲宗暫時解決了一個難題，隨后卻埋下了巨雷。短暫的成功沖昏了他的頭腦，讓其開始開始貪圖享樂、大興土木、疏遠直臣、任用奸佞；更嚴重的是，當時的另一大難題——宦官專權并未得到絲毫改觀，當初的唐德宗一度打壓宦官，但在涇原兵變后來個了180度轉彎，甚至連唐憲宗本人能夠登基，也是出于宦官集團的選擇。
因此，唐憲宗雖然收復了藩鎮，但對宦官這一頑疾也沒有絲毫作為。這應當不僅僅是意愿問題，更是局勢所限，畢竟這些身邊的宦官，一直被數任帝王視為抗衡藩鎮、武將的得力助手。更可況，當初宦官能把唐順宗趕下臺，唐憲宗又怎能例外。
此外，唐憲宗在位期間，以牛僧孺和李德裕為首的大臣之間的朋黨之爭越演越烈，客觀上讓宦官集團漁翁得利。
更加諷刺的是，由于后期服用金丹導致性格暴躁，唐憲宗時常拿身邊的宦官出氣。最終，他被陳弘志等人害死，年僅43歲。唐穆宗李恒則成了又一位被宦官捧上臺的唐朝皇帝。
這個時候，處理河北藩鎮的后續工作不力，在用人不當、歧視藩鎮軍民、強制裁軍等多種錯誤的共同作用下，短暫歸附朝廷的河北三鎮再度反叛，并且從此對朝廷再也沒有信任感，升級版的藩鎮割據卷土重來；
同時，宦官集團徹底掌控了朝廷，其后歷任唐朝皇帝都由宦官冊立，這算是中國古代政治圈的一大奇景。即使出現過唐武宗、被稱“小太宗”的唐宣宗，但內憂外患的局面仍舊無法解決；
政治的混亂，導致土地兼并惡化、民間稅負過重，農民起義屢屢爆發，最終形成了徹底擊垮大唐王朝的王仙芝、黃巢大起義。
回顧漢、唐的滅亡過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任何封建王朝，無論曾經多么強大，但其本身并不具備自我更新、糾錯能力；面對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群體，封建帝王即使權勢滔天，也無法真正對支撐自己統治的利益集團對手，畢竟那等于是革自己的命。能夠暫時解決問題的，只能指望下一個王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