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劉邦病逝后，冒頓單于寄給呂后一封調侃的“情書”，憤怒的呂后找南越王趙佗出氣，給他傳去一道圣旨：一，不再和南越國交換鐵器；二，漢朝只給南越國給公的牛羊馬。
這道是圣旨可以說有點霸道，甚至拿南越王出氣的份，所以這道特殊的圣旨，可沒我們想象的那樣，立刻就發到南越國，而是經過了丞相府。
為何呂后的圣旨要經過丞相府，最后這道圣旨是經歷了那些波折才到南越王手中？南越王趙佗看了又有什么反應呢？
首先我們要擺脫一個誤區，呂后發出這道圣旨，可不像是我們印象中，直接說：來人啊，給我送過去，士兵上馬就一溜煙沒影了。
在漢朝圣旨要頒布下去，是經過一定的流程，并不是說寫好就能發出去。劉邦讀書一般，并且對于儒家的一套繁文縟節不感冒，但是作為丞相的蕭何卻把秦朝的流程都全盤接了過來，并在此基礎上加以調整。
所以按照當時的規矩，呂后這道圣旨還得經過丞相府，皇上不是一言九鼎嗎？為何要經過丞相府才能發出圣旨。
根據典籍記載，蕭何按照秦朝的做法，對漢朝未央宮內傳出的圣旨做了規定，圣旨是不能直接發往各地，需要在當班時間送到丞相府，丞相府閱讀蓋章，覺得沒啥不妥后。
才被安排送出去，當然特別緊急情況，當天就安排送出去，收到的時間就需要看送信的人快慢了，如果是十萬火急的軍情，那么就動用八百里的快驛。
雖然這道圣旨有點奇葩，特別是會惹怒南越王趙佗，并且出現不可收拾的結局，但是當時的丞相基本被呂后一家人架空了，所以雖然這明顯在挑事的圣旨，依然還是被丞相發了出去。
但是發之前，丞相府還得做一些事情，首先得找人來抄寫留檔，因為這份圣旨還好，只是給南越王的，所以就抄寫一份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碰上全國大赦這種的圣旨，那么丞相府就要忙開鍋了，漢朝延續秦朝的郡縣制，最多的時候郡縣多達一百多個，所以如果是頒布給各地統一的詔書，就都需要抄寫一百多份。這還不算郡收到后，還需要傳抄發放下面管理的地方，一級一級的抄寫分發。
等這些詔書都抄寫完畢，那么就會有人開始安排路線，怎么發給各地。這時的漢朝其實比秦始皇要好多了，因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后，還統一了度量衡同時還在各地建立了驛道和驛站，
漢朝直接就找搬了過來，沒啥改動，只是加強了驛站和驛道的開括，所以送過去選擇方式很多，可以走水路和陸路。
可是這道圣旨送出去非同尋常，因為當時南越王趙佗剛歸順漢朝，建立佗城不久，這也算漢朝最早傳到廣州（佗城）的圣旨之一。
當時去南越國只有兩條道路，一條就是向東走到五嶺，再折返向南進入南越國，另外就是從水路到達南越。
當時嶺南很多地方都是荒蕪一片，并且還有許多百越族在深山密林中，這倒是給送圣旨帶來了難度，這么選擇最好的路線，又快又安全的到達南越國，
這就成了難題，最終負責規劃路線的官吏，還是選擇了陸路驛站，而不是水路。
為啥放棄便利的水路，還有更短的距離，舍近求遠的這樣做呢？
其實因為當時陸路更靠譜，根據歷史資料記載，漢朝最強盛的時候，在全國范圍內設置了1639個驛站，驛站之間一定的距離。
特別是當時關中到中原一帶，是最發達的地區，所以驛站非常的完善，走陸路確實更靠譜，而水路因為嶺南在秦朝時才收復，還掌握在南越國趙佗手中，只是歸附于漢朝，所以水路并不安全。
更重要的，俗話說欺山莫欺水，當時水路翻惻的機率風險很大，一道圣旨掉水里被沖走，那么是找回來，也會有失體統。
所以陸路驛站更安全一點，所以這道圣旨，就被發出了長安，一路經歷了許多個驛站，來到了五嶺，在這里開始這道圣旨就遇上些麻煩。
什么麻煩呢？
因為南方一帶水網密布，當時橋梁不多，山路崎嶇，必須翻山越嶺才能到廣州，而這路途中，路途中因為南嶺的天氣不定，經常會刮風下雨，各種不確定因素太多，所以圣旨來到這里，必須調整運送的方式。
開始要選擇多種交通工具一起使用。所謂多種，就是步驛，馬驛，水驛等一起使用，要不光靠馬匹是到不了廣州的。
可這樣一來，速度就會比之前慢了許多，所以最終圣旨到南越王的手中，差不多要耗費一個多月的時間，這還是當時最快的速度，如果是普通的人，自己從長安出發送到南越，那么就更久了。
為啥要一個多月那么久？
根據現在掌握的資料，當時快馬最多一天跑300里，當然十萬火急的圣旨，最高速度可達800里，這已經是極限，所以也是八百里加急的由來。
雖然看上去感覺很快，但是但要考慮，漢朝地域廣闊，境內山川眾多，特別古代沒有高速公路和涵洞，崇山峻嶺，江河湖泊是天然的阻隔，特別在長江和珠江流域之間，南嶺是個分水嶺，它的存在阻隔了中原和南越的交通。
秦漢早期南下路線必須經過這個戰略要地，而千年以前的南嶺高山密林，毒蟲猛獸眾多，還有中原人不適應的瘴癘之氣。
所以哪怕是到了宋朝，在中原人眼里，五嶺以南都是“人跡所絕”的地方，士大夫們誰都不想去，說這里是“蠻夷之地”。
不過南嶺也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讓嶺南一帶免受中原戰亂的干擾，但是這卻為送圣旨，加大了難度。
而圣旨和文書的傳遞，都需要人來完成，這些人當時叫做“驛使”，驛使算是古代最早的快遞小哥，其形象是如何？
在甘肅省博物館藏的魏晉時期《驛使圖》畫像磚，就反應了1600 多年郵驛日常生活，它也是現存發現的古代最早郵驛的形象資料。
所以，漢文帝這道一般會每隔20里的地方就會有一個驛站，一旦需要傳遞的公文上注明“馬上飛遞”的字樣，驛員則立馬按照每天300里的速度來進行傳遞。 漢朝設置了圣旨傳遞的制度之后，唐宋元明清基本都是沿襲這種制度，一級一級的下發，就需要傳遞，傳遞公文的方式分為步遞，車遞，馬遞，船遞。
再以隋唐為例，唐代依然是以長安為中心，向四方輻射到邊緣的各地，并且是規定了30里設一驛站。而且唐朝已經對郵驛行程有一定的規定，陸驛快馬一天基本走180里，最快300里，極速就是日馳500里；
步行日行要求為50里，河行和江行50里--60里；順水情況下，規定為最高150米。能看出，當時一天走180里也是最為正常，唐朝的長安到廣州，一道圣旨不超過一個月，大約20多天能到，而漢朝還要比這個速度還低一點。
為何唐朝比漢朝的驛站要跑得快？
其實主要是唐朝開設了梅關古道，這條道路是當年張九齡告老還鄉的時候，可是來到了大庾嶺的時候，卻遇上了道路堵塞，好幾天都過不去。
他就覺得這樣對唐朝好，對于嶺南來說都不是好事，就奏請唐玄宗開鑿大庾嶺新路，充分利用嶺南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富裕，“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備唐朝的府庫之用。
唐玄宗當時也正為這事發愁，覺得這個建議非常不錯，下詔給張九齡讓他來主持開鑿。不久，在張九齡的主持下，梅關古道開鑿出了一條長約20余丈、寬3丈，可兩馬車同時行走的山路，古詩有云，“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的大道。
擴修后的大庾嶺道，成為廣東南北往來的主要陸路通道。不過除了這條道路，還有一條路可以選擇，就是東漢建武十五年由桂陽太守衛颯修建。一條古道，它南起英德，北接騎田嶺道，再連接湖南最終到達長安。
粵閩古驛道是古代連接粵閩的交通大動脈?；涢}古驛道依托東江、韓江兩條支流形成的水網，與潮惠古驛道形成水陸通道。地理上，它覆蓋了珠江三角洲、粵東和粵東北的部分地區。
魏晉至唐宋，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嶺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唐宋時期，嶺南交通線功能完善向經貿服務業的轉變，對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繁榮產生了重大影響。隨著南方交通的發展，它有可能趕超北方。
而宋朝的圣旨到廣州又比唐朝要快，為什么呢？
因為兩宋時期，少數民族政權與中原王朝并存。統一時間短，與唐代廣大地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交通的發展。這一地區的內陸交通線基本上沿襲了唐代，開辟了一些新的道路。宋代是封建經濟高度繁榮的時期，以經濟城市為交通樞紐的交通線路發達。宋代的道路分為驛道和官道，其中許多與驛道重合。
以開封、臨安為中心的內陸交通線不同的于唐代、宋朝加強了因為對海外貿易的重視，廣州成為兩宋時期重要的交通樞紐。當時開封或者臨安，走潮州、泉州、福州、臨安，是通往廣州的最短路線，例如宋仁宗下旨給包拯，不用二十天就可以到了。
明清時期，因為定都在北京，距離上雖然和長安接近，但是卻是中國古代內陸交通發展的最完美時期。因為明朝繼承了歷朝歷代的交通的發展和基本完善了全國內陸交通網絡，當時的人們所做的就是修復道路，開辟一些便利的道路。
明清時期，康熙一道圣旨給尚可喜，只需要六天的時間，可以還說已經是極為快速了。并且當時還開辟出了主干道和小道。主干道是省會到地方城市的道路，小道是從城市到城鎮的支線。
接回原文，當一個多月后，南越王收到了呂后的圣旨后，確實憤怒不已，當即自稱“南越武帝”和呂后掌管的漢朝勢不兩立，還揮師給呂后上了一課，秦軍可不是那好欺負的，要記得秦軍當年是把匈奴趕到了大漠深處。
呂后當時也非常憤怒，就讓人討伐趙佗，可是這仗后來就不了了之，原因是呂后病逝了，諸呂被除后，漢文帝劉恒為了安撫南越王趙佗，給趙佗發了一道圣旨“皇帝謹問，南越王甚苦心勞意”，就得耐心地等待南越王回復，幾個月后他收到了南越王繼續稱臣回復，漢朝和南越國冰釋前嫌，繼續邊貿。
可見，古代驛站的驛使，其實是一份蠻辛苦的工作，他們負責可以說是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每天都在為傳達命令與溝通軍情而奔波，而這些人雖然不起眼，可是對統治遼闊的疆域皇朝是至關重要。
在大一統帝國內，他們和驛站和驛道一起，被比喻為血脈，認為他們是保證帝國能夠暢通運轉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他們身份地位不高，歷史也無法將他們記錄下來，可是作為后人，不應該忘記他們付出的努力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