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給大明王朝的官員們制定了歷史上最低的工資標準,卻讓自己的子孫享受著超高的待遇,這些皇子皇孫們不受官府管制,不被律法限制,地位高崇,公侯大臣見了他們都要“伏而拜謁”。朱元璋為了讓子孫們能生活富裕,不惜恢復分封制,把皇子皇孫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來“夾輔皇室”,這些藩王擁有大量良田土地,既不用納稅且世代相襲。即便如此,朱元璋還生怕后代們過于勞累,專門規定,只要是他朱家的子孫,從此以后就不能出門做事,從十歲起就由官府發放俸祿,結婚時朝廷發放房屋、冠服、婚禮費用,死后朝廷報銷喪葬費用,可謂是從生到死,都被朱元璋安排的妥妥當當。
由于朱元璋的寵溺,這些藩王們有錢有兵超脫于官府,很快成為了大明朝最不穩定的因素。“靖難之役”后,朱棣以自身為鑒,剝奪了藩王的軍權,加強對宗藩的監視和控制。經過幾代皇帝的完善,逐漸形成了嚴格的“藩禁”制度。這些制度對藩王們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宗室們不能為官,不能參政,更不能擁兵。到了明代中后期,連宗室經商也被禁止了,藩王之間不得見面,出城居然要向皇帝請假。在這樣的制度下,藩王基本上都成了被軟禁的囚徒,當然,生活條件還是很好的。無所事事飽食終日,在沒有手機游戲又絕對禁止工作的情況之下,唯一的娛樂方式也就是生孩子了。
因為“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很快有聰明的藩王發現,生孩子居然可以增加家庭收入,生一個郡王就有祿米貳千石,生個鎮國將軍也有米一千石,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為了增收增產,明朝的這些皇族們鞠躬盡瘁,拼命的招妻納妾,苦苦耕種,有天賦異稟者子女竟多達百人之多。正德年間,山西慶王因子孫過多導致弄不清楚自家的人口數,只能向朝廷求助:“本府宗支數多,各將軍所生子女或冒報歲數,無憑查考,乞令各將軍府查報”。此事轟動朝野,為了防止宗室人口爆炸,朝廷只能下令限制宗室們的娶妻數量,郡王在正妃之外,妾媵不超過4人,將軍不超過3人,中尉不得超過兩人。這才稍稍減緩了藩王們的增長數量,但即便如此,朱元璋后代們的繁衍速度,也是十分嚇人的,到明末為止,朱元璋子孫已達二十萬之多。
皇子皇孫們多了,那王府和封地必然也要增多,因為朱元璋祖制的慷慨,到明中后期為止,國家的土地已經有相當一部分兼并到這些藩王手中了,據清史記載,大清入關之后收繳大量明代藩王的遺留田產,僅湖南、湖北、山西、陜西以及河南五省,就有2300萬畝之多。這些王府占據良田,不需要交稅,還要從地方財政中領取俸祿,讓地方的財政不堪重負。像山西的那位生育冠軍慶王,因生的郡王和將軍過多,出現了傾山西全年稅糧也不夠發放藩王俸祿的奇觀。這讓大臣呼吁,再過數十年,很可能出現舉全國之力,無法養活這一家一姓的情況。頭大如斗的皇帝只能再次改革,萬歷年間,朝廷實行宗藩祿銀定額化,給俸祿定一個固定的額度,在此之后不論該省宗室怎樣繁衍增長,俸祿的總數不變,才稍稍緩解了藩王俸祿對大明財政的巨額消耗。
僅僅是財政供養,也不至于被百姓怨恨。因為藩王們身份特殊,不受官府管制,不被律法限制,許多地方的藩王利用自己特權,在地方橫行不法,對當地百姓甚至對地方官員橫加欺凌。有明一代,朝廷對藩王造反是嚴防死守,但對藩王們恣行威福,奪占民田,欺辱官吏,強搶民女這些破事卻特別寬容,讓他們引起民憤反而讓朝廷感到安心。
大同的輔國將軍因為不滿縣官處罰他的仆人,當眾毆打知縣;嘉靖三十七年,寧化王府的官家,居然敢出手毆打朝廷布政史劉望之;伊王朱典楧擴建王宮,只要劃入王宮范圍,就會被強拆趕走,當時朝廷命官郎中陳大壯不從,被他派無賴與陳大壯同起同臥,一日三餐,奪而食之,活活餓死,因為享受司法特權,官府對這些大爺們也是無可奈何。對官員尚且如此,那么百姓在這些人眼中,更是連草芥都算不上。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載倫,只要王府領地有姿色稍微出眾的女子路過,就會掠入與淫,有幼女反抗,隨即大怒,把幼女扔去喂老虎。山民王朱企禮在武岡州“前后奪民妻女無算”。伊王朱典楧更是敢關閉洛陽城門,挨家搜索美女700多人,復選后留下九十來,剩下叫各家出錢贖回,家貧五千可贖者就賞給底下家丁,之后再喂野獸,因民憤太大,嘉靖只好把他圈禁,這人渣還活了七十多歲。
但報應總會來到,1627年,陜西、山西、河南諸地發生災荒。顆粒無收,連草根都已經吃光,澄城的農民王二聚攏了上百饑民,殺官造反,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而另一方面,通過各種政策優惠和巧取豪奪,藩王們卻積累了如山的財富,大同的代王,居然擁有房屋一千零六十座;河南福王,擁有半個河南省耕地和礦產,金錢百萬,家中珠玉貨賂山積.....
由于家底殷實又民憤難平,按照祖制藩王們還不能擁有軍隊,這些人簡直就是為義軍們量身定做的補給包,一旦失去了官府的護佑,基本上就只能坐以待斃。以福王朱常洵為例,此人擁有河南半省之地,富甲天下,面對如此饑荒,卻不肯賑濟粒米顆糧分與百姓,崇禎十四年,闖王攜饑民蟻附攻陷洛陽,福王朱常洵倉皇逃至破廟,因身體肥胖異于常人很快被抓,朱常洵跪地乞命,但李自成不為所動,訓斥道:“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拖下重責四十大板后處死。據統計,從崇禎十四年到崇禎十七年間,僅被農民軍殺掉的親王級別的宗室就有福王、唐王、徽王、韓王、代王、晉王等一十四位,占親王數量的一半以上,至于郡王、將軍這些雜魚,更是多不勝數。僅山西一地,李自成殺掉的朱姓子孫就有萬人之多。
明末義軍如過江之卿,但不管大小,對這些朱氏子孫都有一個共同的態度,那就是斬盡殺絕。這也間接說明,這些藩王們的所作所為,已經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去了,百姓對這些人恨之入骨,史家總結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
義軍們對藩王們毫不手軟的清算嚇壞了這些養尊處優的皇族們,學乖了的藩王學會了聞義軍之風則倉皇逃竄,以楚地為例,長沙吉王、常德榮王、寶慶岷王等,“皆一聞賊至,望風而潰”。地方抵抗,藩王帶頭逃竄,對士氣的影響極壞,這樣朝中大臣憂心忡忡,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力陳地方藩王“聞警輒逃”是違背祖制,按明朝的規矩藩王是不能離開封地的,要求朝廷嚴懲逃跑藩王。由此,崇禎帝即對外逃宗藩切旨嚴責,哪怕義軍殺上門來,也不準許藩王們外逃避賊,要求這些宗族們“固守城池,則眾志成城,即以奠金湯矣!”
可憐的這些藩王,既受制于祖制,不能招兵勤王,又受限于朝廷禁旨,不能私自外逃,待明軍一觸即潰后,只得固守于空城之中,坐等農民軍的來臨。而明朝藩王因上進之路堵死,所以大多不學無術、目光短淺,即使坐于城中,也基本上以幫倒忙為主。郟縣一戰,明軍精銳盡失,為了防守西安,朝廷征調了五千川軍協防,西北天寒地凍,南軍未曾配發御寒的衣物,秦王朱存樞富甲天下,于是西安守將們勸秦王朱存樞捐點銀兩給川軍添點御寒衣物,被秦王朱存樞一頓臭罵,川軍義憤至極,開門投降李自成,朱存樞被活捉,家財都被充當了軍資。而且這并不是孤例,以“善黃白冶化”而著稱蜀王被要求捐錢助餉,自稱“家無積蓄,只有王府一座,懇請賣掉助餉。”待張獻忠兵臨城下,才拿出大把金錢,可惜再無一人響應,遂成階下囚;楚王朱華奎,被湖北地方官跪求助餉,以朱元璋所賜御椅拒絕,讓地方官賣椅賞三軍,士兵失望而回,農民軍于是攻入武昌,得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這些藩王府庫的金錢財物堆積如山,卻叫士兵餓著肚子守城,還大多不肯捐資助餉,經常激起軍隊嘩變。而農民軍這些被俘虜的朱氏子孫,自然也不會有好印象,基本上被屠殺殆盡。
1644年,滿清入關,為了收買人心,對前明宗室以招徠恩養為主。到五月為止,京師以及周邊地區各漏網宗室,聽聞新朝發錢米發官職,皆露頭向清朝靠攏。但隨著清朝軍事上的節節勝利,到順治二年起,清朝對前明宗室的態度開始轉向,對這些明朝宗室進行政治上的打壓以及經濟上的剝奪,不許前明宗室科考為官,并把他們田土收回。八月,清朝變本加厲,開始對這些宗室們進行人身自由上的限制,發布:“故明諸王無論大小,皆赴京朝見。”到順治三年又下令:“前明宗室獻地投誠者免死,否則無論少長盡皆誅之!”從順治三年到順治八年五年間,因不配合或反抗滿清統治的前明宗室就有數萬人被殺,郡王以上名號者五十人以上。與此同時,滿清對投誠的宗室也羅織罪名,予以殺戮。順治三年五月,清廷以在北京前明宗室“私造印綬,圖謀不軌”為由,開啟了對前明投誠宗室屠殺的序幕,魯王、荊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人被殺;順治五年,福王,晉王、璐王等又被殺害;與此同時,各地方也掀起了屠殺前明宗室,抄滅家產的運動,至此,明宗室數量銳減,地位更是淪落到連普通人也不如的地步,除了少數前明宗室還在堅持抗清外,大部分朱氏子孫開始隱名改姓,成為了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