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給大明王朝的官員們制定了歷史上最低的工資標準，卻讓自己的子孫享受著超高的待遇，這些皇子皇孫們不受官府管制，不被律法限制，地位高崇，公侯大臣見了他們都要“伏而拜謁”。朱元璋為了讓子孫們能生活富裕，不惜恢復分封制，把皇子皇孫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來“夾輔皇室”，這些藩王擁有大量良田土地，既不用納稅且世代相襲。即便如此，朱元璋還生怕后代們過于勞累，專門規定，只要是他朱家的子孫，從此以后就不能出門做事，從十歲起就由官府發放俸祿，結婚時朝廷發放房屋、冠服、婚禮費用，死后朝廷報銷喪葬費用，可謂是從生到死，都被朱元璋安排的妥妥當當。
由于朱元璋的寵溺，這些藩王們有錢有兵超脫于官府，很快成為了大明朝最不穩定的因素。“靖難之役”后，朱棣以自身為鑒，剝奪了藩王的軍權，加強對宗藩的監視和控制。經過幾代皇帝的完善，逐漸形成了嚴格的“藩禁”制度。這些制度對藩王們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宗室們不能為官，不能參政，更不能擁兵。到了明代中后期，連宗室經商也被禁止了，藩王之間不得見面，出城居然要向皇帝請假。在這樣的制度下，藩王基本上都成了被軟禁的囚徒，當然，生活條件還是很好的。無所事事飽食終日，在沒有手機游戲又絕對禁止工作的情況之下，唯一的娛樂方式也就是生孩子了。
因為“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很快有聰明的藩王發現，生孩子居然可以增加家庭收入，生一個郡王就有祿米貳千石，生個鎮國將軍也有米一千石，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為了增收增產，明朝的這些皇族們鞠躬盡瘁，拼命的招妻納妾，苦苦耕種，有天賦異稟者子女竟多達百人之多。正德年間，山西慶王因子孫過多導致弄不清楚自家的人口數，只能向朝廷求助：“本府宗支數多，各將軍所生子女或冒報歲數，無憑查考，乞令各將軍府查報”。此事轟動朝野，為了防止宗室人口爆炸，朝廷只能下令限制宗室們的娶妻數量，郡王在正妃之外,妾媵不超過4人,將軍不超過3人,中尉不得超過兩人。這才稍稍減緩了藩王們的增長數量，但即便如此，朱元璋后代們的繁衍速度，也是十分嚇人的，到明末為止，朱元璋子孫已達二十萬之多。
皇子皇孫們多了，那王府和封地必然也要增多，因為朱元璋祖制的慷慨，到明中后期為止，國家的土地已經有相當一部分兼并到這些藩王手中了，據清史記載，大清入關之后收繳大量明代藩王的遺留田產，僅湖南、湖北、山西、陜西以及河南五省，就有2300萬畝之多。這些王府占據良田，不需要交稅，還要從地方財政中領取俸祿，讓地方的財政不堪重負。像山西的那位生育冠軍慶王，因生的郡王和將軍過多，出現了傾山西全年稅糧也不夠發放藩王俸祿的奇觀。這讓大臣呼吁，再過數十年，很可能出現舉全國之力，無法養活這一家一姓的情況。頭大如斗的皇帝只能再次改革，萬歷年間，朝廷實行宗藩祿銀定額化，給俸祿定一個固定的額度，在此之后不論該省宗室怎樣繁衍增長，俸祿的總數不變，才稍稍緩解了藩王俸祿對大明財政的巨額消耗。
僅僅是財政供養，也不至于被百姓怨恨。因為藩王們身份特殊，不受官府管制，不被律法限制，許多地方的藩王利用自己特權，在地方橫行不法，對當地百姓甚至對地方官員橫加欺凌。有明一代，朝廷對藩王造反是嚴防死守，但對藩王們恣行威福，奪占民田，欺辱官吏，強搶民女這些破事卻特別寬容，讓他們引起民憤反而讓朝廷感到安心。
大同的輔國將軍因為不滿縣官處罰他的仆人，當眾毆打知縣；嘉靖三十七年，寧化王府的官家，居然敢出手毆打朝廷布政史劉望之；伊王朱典楧擴建王宮，只要劃入王宮范圍，就會被強拆趕走，當時朝廷命官郎中陳大壯不從，被他派無賴與陳大壯同起同臥，一日三餐，奪而食之，活活餓死，因為享受司法特權，官府對這些大爺們也是無可奈何。對官員尚且如此，那么百姓在這些人眼中，更是連草芥都算不上。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載倫，只要王府領地有姿色稍微出眾的女子路過，就會掠入與淫，有幼女反抗，隨即大怒，把幼女扔去喂老虎。山民王朱企禮在武岡州“前后奪民妻女無算”。伊王朱典楧更是敢關閉洛陽城門，挨家搜索美女700多人，復選后留下九十來，剩下叫各家出錢贖回，家貧五千可贖者就賞給底下家丁，之后再喂野獸，因民憤太大，嘉靖只好把他圈禁，這人渣還活了七十多歲。
但報應總會來到，1627年，陜西、山西、河南諸地發生災荒。顆粒無收，連草根都已經吃光，澄城的農民王二聚攏了上百饑民，殺官造反，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而另一方面，通過各種政策優惠和巧取豪奪，藩王們卻積累了如山的財富，大同的代王，居然擁有房屋一千零六十座；河南福王，擁有半個河南省耕地和礦產，金錢百萬，家中珠玉貨賂山積.....
由于家底殷實又民憤難平，按照祖制藩王們還不能擁有軍隊，這些人簡直就是為義軍們量身定做的補給包，一旦失去了官府的護佑，基本上就只能坐以待斃。以福王朱常洵為例，此人擁有河南半省之地，富甲天下，面對如此饑荒，卻不肯賑濟粒米顆糧分與百姓，崇禎十四年，闖王攜饑民蟻附攻陷洛陽，福王朱常洵倉皇逃至破廟，因身體肥胖異于常人很快被抓，朱常洵跪地乞命，但李自成不為所動，訓斥道：“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拖下重責四十大板后處死。據統計，從崇禎十四年到崇禎十七年間，僅被農民軍殺掉的親王級別的宗室就有福王、唐王、徽王、韓王、代王、晉王等一十四位，占親王數量的一半以上，至于郡王、將軍這些雜魚，更是多不勝數。僅山西一地，李自成殺掉的朱姓子孫就有萬人之多。
明末義軍如過江之卿，但不管大小，對這些朱氏子孫都有一個共同的態度，那就是斬盡殺絕。這也間接說明，這些藩王們的所作所為，已經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去了，百姓對這些人恨之入骨，史家總結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
義軍們對藩王們毫不手軟的清算嚇壞了這些養尊處優的皇族們，學乖了的藩王學會了聞義軍之風則倉皇逃竄，以楚地為例，長沙吉王、常德榮王、寶慶岷王等，“皆一聞賊至，望風而潰”。地方抵抗，藩王帶頭逃竄，對士氣的影響極壞，這樣朝中大臣憂心忡忡，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力陳地方藩王“聞警輒逃”是違背祖制，按明朝的規矩藩王是不能離開封地的，要求朝廷嚴懲逃跑藩王。由此，崇禎帝即對外逃宗藩切旨嚴責，哪怕義軍殺上門來，也不準許藩王們外逃避賊，要求這些宗族們“固守城池，則眾志成城，即以奠金湯矣！”
可憐的這些藩王，既受制于祖制，不能招兵勤王，又受限于朝廷禁旨，不能私自外逃，待明軍一觸即潰后，只得固守于空城之中，坐等農民軍的來臨。而明朝藩王因上進之路堵死，所以大多不學無術、目光短淺，即使坐于城中，也基本上以幫倒忙為主。郟縣一戰，明軍精銳盡失，為了防守西安，朝廷征調了五千川軍協防，西北天寒地凍，南軍未曾配發御寒的衣物，秦王朱存樞富甲天下，于是西安守將們勸秦王朱存樞捐點銀兩給川軍添點御寒衣物，被秦王朱存樞一頓臭罵，川軍義憤至極，開門投降李自成，朱存樞被活捉，家財都被充當了軍資。而且這并不是孤例，以“善黃白冶化”而著稱蜀王被要求捐錢助餉，自稱“家無積蓄，只有王府一座，懇請賣掉助餉。”待張獻忠兵臨城下，才拿出大把金錢，可惜再無一人響應，遂成階下囚；楚王朱華奎，被湖北地方官跪求助餉，以朱元璋所賜御椅拒絕，讓地方官賣椅賞三軍，士兵失望而回，農民軍于是攻入武昌，得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這些藩王府庫的金錢財物堆積如山，卻叫士兵餓著肚子守城，還大多不肯捐資助餉，經常激起軍隊嘩變。而農民軍這些被俘虜的朱氏子孫，自然也不會有好印象，基本上被屠殺殆盡。
1644年，滿清入關，為了收買人心，對前明宗室以招徠恩養為主。到五月為止，京師以及周邊地區各漏網宗室，聽聞新朝發錢米發官職，皆露頭向清朝靠攏。但隨著清朝軍事上的節節勝利，到順治二年起，清朝對前明宗室的態度開始轉向，對這些明朝宗室進行政治上的打壓以及經濟上的剝奪，不許前明宗室科考為官，并把他們田土收回。八月，清朝變本加厲，開始對這些宗室們進行人身自由上的限制，發布：“故明諸王無論大小，皆赴京朝見。”到順治三年又下令：“前明宗室獻地投誠者免死，否則無論少長盡皆誅之！”從順治三年到順治八年五年間，因不配合或反抗滿清統治的前明宗室就有數萬人被殺，郡王以上名號者五十人以上。與此同時，滿清對投誠的宗室也羅織罪名，予以殺戮。順治三年五月，清廷以在北京前明宗室“私造印綬，圖謀不軌”為由，開啟了對前明投誠宗室屠殺的序幕，魯王、荊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人被殺；順治五年，福王，晉王、璐王等又被殺害；與此同時，各地方也掀起了屠殺前明宗室，抄滅家產的運動，至此，明宗室數量銳減，地位更是淪落到連普通人也不如的地步，除了少數前明宗室還在堅持抗清外，大部分朱氏子孫開始隱名改姓，成為了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