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的“尊劉貶曹”實際上是經過了兩個階段：

• 第一階段：羅貫中的“尊劉貶曹”；
  

• 第二階段：毛綸毛宗崗父子的“尊劉貶曹”。
  

其中，毛綸毛宗崗父子的“尊劉貶曹”是羅貫中的加強版。

羅貫中和二毛父子“尊劉貶曹”的原因簡析如下：

首先，羅貫中的“尊劉貶曹”的本質是“尊漢貶蒙”。

羅貫中是元末明初的知識分子。

元朝是由蒙古統治者建立的王朝，是在消滅南宋以后建立的橫跨亞歐的一個超級大帝國，所以元朝又稱“蒙元”，但蒙元在中國地區的統治只維持了短短的90年時間。

蒙元在中國統治的時間雖然短，但對中國造成的傷害卻不輕，主要表現是：

一是民族不平等。元朝把人分四等級，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北方漢人是三等人，南方漢人（南人）為四等人。大漢子民，在蒙元帝國里，屬于三、四等人，民族屈辱可想而知。

二是等級引發的不平等待遇。蒙元的法律規定，蒙古人打死一個漢人，只需要賠一頭毛驢的錢就行，在蒙元統治者眼里，人命賤如騾馬，自然就會激起漢人的不滿。

三是對漢人進行各種限制。如漢人不能擁有刀具，漢人三四家才能共用一把菜刀，漢人集會、趕集、練武、打獵都受到限制，嚴重影響漢人的正常生活。

四是社會倒退。宋朝是封建社會，蒙元是奴隸社會，蒙元統治中國，雖然也在尋求進步，但是進步緩慢，大多數時間用奴隸社會那一套來統治奴役漢人，漢人難以承受。

四是推殘漢人。除了把漢人當騾馬以外，還任意掠奪漢人的資產，遇有征伐，漢人的馬匹全部充公。另外賦稅沉重，徭役繁多。說漢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并不過分。

因為蒙元實現的這些弊政，嚴重傷害漢人的利益，漢人反元情緒高漲，終于爆發了紅巾軍大起義。

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是個知識分子，但又不受蒙元統治階級使用，親眼目睹蒙元統治下的民不聊生的民眾生活，自然也心生“排蒙”之心。

因此，羅貫中在創作三國演義的時候，就把這種情緒植入小說中，因為蜀漢代表的是漢，所以一改宋朝以前曹魏為正統的觀念，以劉備的“蜀漢”為正統。

羅貫中創作的三國演義正式名稱叫《三國志通俗演義》，240回本。書中，劉備的蜀國自始自終都稱為“漢”，“蜀”或“蜀漢”是后人為了區分前、后漢而稱呼的。

羅貫中以蜀漢為正統，本質上是宣傳“排蒙復漢”的思想，大力宣染曹操性格中殘忍、狠毒的一面，也是對蒙元統治者暴虐統治的控訴和聲討。

其次，毛綸毛宗崗父子的“尊劉貶曹”的是本質是“尊漢貶滿”。

我們現在市面上流行的《三國演義》是經過毛綸毛宗崗父子批注修改后的版本，簡稱毛本《三國》，毛本三國進一步強化了“尊劉貶曹”的傾向，并且在批注中赤裸裸地表達出來，其本質是諷喻滿清統治者得國不正，以及對滿清政權弊政的反抗。

毛綸是明末清初人，毛宗崗是清朝人，對“明亡清興”的歷史很熟悉，對滿清的弊政也是感同身受。

滿清入關后，實行的弊政主要有：

一是剃發易服。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許多漢人就是因為要保住頭發，而被處死。因為漢人的觀念是“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剃發易服是對漢人傳統理念的極大摧殘。

二是占房圈地。一開始把無主田無償圈給八旗子弟，后來把有主的田也圈走，房也占去，相當于強奪漢人財產。

三是投充捕逃。把許多漢人變成奴隸，為八旗子弟耕種莊稼，奴隸逃亡又立法進行捕逃，甚至大搞株連，使得漢人的地位十分低下。

除了這些弊政，滿清統治者入關后，攻城掠地的同時，又實行屠城政策，導致大量漢人死亡。

對滿清統治者的這些不滿，導致二毛父子在批注修訂三國演義時，更加強化“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羅貫中雖然“尊劉貶曹”，但對曹操的優點還是保留的，甚至還有贊語。二毛直接就把羅本中的肯定曹操之語都刪去，把曹操塑造成地地道道、兇狠殘忍的白臉奸賊。

特別是曹操的暴行，更是大力演染，像曹操屠城、好人妻等，都是借“貶曹”來“排滿”，體現了毛氏父子強烈的政治傾向性。

其三，儒家正統思想根深蒂固的影響

羅貫中與二毛，都是知識分子，自小所受教育都是儒家的教育，讀的書也都是儒家的典籍。因此，儒家的思想都根深蒂固。

儒家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忠孝當作立身之本。

在儒家的思想道德觀念中，君主就應該世世代代統治下去，君主昏庸，自有老天懲處，因為儒家相信“天人感應”。

不管君主多不堪，篡逆、謀反都不被允許。

羅貫中和二毛在儒家的忠孝思想支配下，不愿意也不敢把曹操塑造成正面形象。只能把劉備奉為正統，哪怕劉阿斗再不堪，也是正統。桓靈再爛，也是正統。

這種儒家正統思想支配下創作的《三國演義》，“尊劉貶曹”也就再正常不過了。

其四，民間情緒的反映

三國是個亂世，亂世出英雄。

三國以后，三國時期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就已經在民間流傳。到了宋元時期，就有許多三國志評話，成為當時的說書人講述的對象。而蜀漢的諸葛亮、關羽、張飛、趙云的故事，在民間市場最大。

三國之后，特別是隋唐，官方對諸葛亮和關羽的肯定，甚至神化，也加速了民間對幾位蜀漢英雄的喜愛。由喜愛蜀漢英雄到認可蜀漢正統，是自然不過的愛屋及烏表現。

因為有這種民間基礎，所以《三國演義》“尊劉貶曹”也就合乎民間大多數讀者和受眾的胃口。

綜上，《三國演義》強行“尊劉貶曹”是羅貫中、毛綸、毛宗崗個人的“排蒙排滿”情緒、儒家正統思想和民間情緒的綜合結果。

我上初中的時候，有一位歷史老師，看起來年紀已經很大了，他是鄰村人，他女兒和我，是同班同學。

這位歷史老師，談吐幽默，講課經常不按課本講，我挺喜歡聽他的課。

有一次，課堂上討論三國人物，說曹操是壞人，劉備是好人。歷史老師說了一句話，至今我印象深刻，他說：是《三國演義》，把曹操寫成了壞人，把劉備寫成了好人，原因是，曹操把羅貫中他爺爺殺了，羅貫中寫書，才說曹操壞劉備好的。

歷史老師的話，影響了我多年，后來，我明白漢代和明朝，間隔年代長，不再相信老師的話了。

但是，我好象明白了，歷史老師講話，的一些道理。難道說，《三國演義》里“尊劉貶曹”，羅貫中和曹操，有前代家世恩怨嗎？

三國演義是名著，

尊劉貶曹舊常識，

若問原因何所在？

古人心思無人知！

《三國演義》產生尊劉貶曹思想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古代讀書人都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作者羅貫中也不例外，而且小說又誕生于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時代，那么追求正統的觀念在小說中自然會體現。

其次，劉備是漢室后裔，他興兵是撥亂反正，師出有名。曹操則代表叛亂一方，即使他雄才大略，但是終究不是正統。

再次，百姓長期處于戰亂之中，背井離鄉，苦不堪言。

百姓當然痛恨如曹操一樣的亂世奸臣，從而渴望有像劉備一樣的圣君出來收拾河山，統一華夏，救民于水火。所以，民心所向，深深地影響作者羅貫中的創作觀念。

第四，羅貫中是一個深受儒家傳統文化熏陶的人，德政思想深入骨髓。劉備是他心中的圣君形象，或者說劉備代表了羅貫中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作者將劉備塑造成一個理想的“明君”，講究封建綱紀、愛民如子、仁義道德、愛惜人オ等，而曹操自然成了一個與之對立的反襯人物。

第五，小說是通過塑造人物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的。“尊劉抑曹”思想其實反映了人們對道德的渴望。作者塑造曹操的形象，既寫他非凡的軍事政治才能，也寫他不講仁義道德，只講權術機詐，而這些發展到極致，必然是殘暴和奸詐，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好惡。《三國演義》通過曹操形象，刻畫出統治階級的殘暴本質，生動地體現了人民反暴政愿望。

第六，作者在文學作品中以誰為正統，不僅受到當時政治、社會環境等的制約，而且也受作者人生觀、價值觀、人生經歷等的影響。

如《三國志》是以曹魏為正統，因陳壽是晉代人，晉的正統性來源于曹魏禪讓于司馬氏，曹魏的正統性來源于漢獻帝的禪讓。如果以蜀漢為正統，則必須否定是在大量民間故事的基礎上進行創作的。獻帝禪讓曹魏的正統性。

因此《三國志》只能是以曹魏為正統。

《三國演義》以蜀漢為正統。因《三國演義》成書于明朝，在明朝以前中原百姓長期遭到外族入侵，南方漢族文化產生出一種北方夷人，南方正統的觀念，并在民間形成了一批正統+南方+正義的英雄人物的故事。

作者是在大量民間故事的基礎上進行創作的。

謝謝邀請！為什么《三國演義》要尊劉貶曹？因為封建王朝有講究正統的思想，作者認為，在當時，漢朝是劉氏的天下，劉備自稱漢景帝的后代，興復漢室，統一天下，根紅苗正，那就屬于正統了，因此，大力褒揚，當作英雄來歌頌。而曹操，作者認為，挾天子而令諸侯，姓曹而不姓劉，很不紅苗不正，那就不屬于正統了，因此，大力貶斥，把曹操說成是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這種帶觀點的思想，就體現在作品中了這是不妥的。再者，封建時代，統治者教化人們正統的忠君思想，作者是元末明初人，儒家思想在人們的頭腦中已根深蒂固，作為封建文人的羅貫中，這種尊劉貶曹的正統思想必然會在作品中體現，不可能違背封建統治者的忠君意愿。這就不客觀的對待歷史了，畢竟小說，不是正史，而《三國志》還是比較客觀的，它是正史，能客觀地對待魏晉政權，曹操就是正統的魏武帝了，這也與作者陳壽是魏晉的官員有關。第三，作者認為，漢民族政權是正統的政權，而元朝政府是外來政權，不是正統政權，元朝政府所實行的一些民族政策，對于漢民族來說，是有壓抑的，所以，作者這種尊劉貶曹的思想，也有影射元朝統治的作用。

《三國演義》講述了發生在東漢末年到西晉初期近一百多年的歷史故事。以曹操，劉備，孫權為首的三方勢力，其實我們在小說中不難看出作者有很嚴重的“擁劉反曹”傾向。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縣人，東漢末年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詩人。他在政治軍事上，剿滅了北方眾多的割據勢力，統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區。實行一系列政策來恢復經濟生產與社會秩序。另外從他的詩中我們也不難看出他表現出了強烈希望統一天下的遠大抱負。《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

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從這首《嵩里行》中我們看出那憂國憂民之心。從內心深處來說我是比較佩服曹操的。

那么作者為什么要“擁劉反曹”呢？我認為這與作者所在的時代有很大的關系。大家都知道羅貫中處于元末明初年代，在寫《三國演義》之時，元朝大亂，群雄四起。大有三國時代的感覺。那個時代擁君思想比較嚴重，面對即將改朝換代的局面，羅貫中是痛心疾首。

所以羅貫中也以《三國演義》來抨擊打著“正義”旗幟的統治者的殘暴與丑惡。渴望著有一位“仁君”來統一大業。那么劉備恰恰就符合了這一個要求，隱含了人民對漢族朝廷復興的一種幻想以及渴望。

往往一些作家在構思或者寫一部小說時，大多都會加入自己的一些感情色彩，羅貫中也不例外，認為劉備作為正統的漢室后裔，那么就對他大加贊賞，而對于曹操則大勢批判。刻畫成了一位“奸詐小人”。這在我看來還是有些偏頗的。

我們閱讀通行本《三國演義》，一般都會對作者的“褒劉貶曹”的思想傾向留下強烈的印象。劉備失敗，總會得到作者的理解和同情；曹操勝利，有時也會遭致作者的批評和譏訕。受這種傾向的影響，讀者在閱讀《三國演義》時，總是盼劉備成功，望曹操失敗。為什么在《三國演義》中會“褒劉貶曹”呢。在作者羅貫中的思想深處，存在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體現了作者的道德觀念

在《三國演義》中，曹操與劉備既是魏蜀斗爭的政治軍事領袖，也是代表不同道德傾向的兩個對立形象。曹操為亂世奸雄，挾天子以令諸侯；劉備乃仁厚英主，攬豪杰終成帝業。曹操死前，囑咐設立疑冢，防人盜墓，“囑畢，淚如雨下，須臾，氣絕而死”，作者不無嘲諷地譏訕：“書生輕議冢中人，冢中笑爾書生氣”；而“先主 (指劉備)駕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作者引杜甫之詩詠嘆：“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一褒一貶，態度十分鮮明。

“褒劉貶曹”突出體現了作者的道德觀念。道德觀念是人類社會特有的文化現象。從人類誕生的那一刻起，人類就在社會化的環境中生活，人與人之間不可避免地發生這樣那樣的聯系，形成各種各樣的關系。為了使人與人之間能夠有效地交往，為了能夠使整個社會有效地運轉，人們必須建立起一套大家公認的行為準則和行為規范。這種在社會實踐中歷史地形成的調整人們相互關系的行為準則和行為規范，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道德。有了這套準則和規范，不僅能夠增進相互理解，減少矛盾沖突，而且能夠使每一個社會成員獲得一種精神安慰和理想寄托，以平靜他們躁動的心靈。中華民族歷來有重視道德的傳統。中國傳統文化把那些不講道德的人視為禽獸或禽獸不如，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因此，對于《三國演義》的道德評判，也應該從歷史的角度進行必要的分析。

曹操與劉備的對立主要表現為道德的對立。這一點，劉備說得十分清楚。他說：

“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

如果說劉備的道德形象是仁德的話，那么，曹操的道德形象則是奸詐。在《三國演義》里，作者對曹操進行了嚴厲的道德批判，曹操的陰險、狡詐、忌刻、殘忍，超過作品所描寫的任何一個人物。在因疑殺害世交呂伯奢家小后并已確知殺錯的情況下，曹操又狠毒地殺死了真心待他、趕集而回的呂伯奢，他的道德面貌便一下子全部曝光了。“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是曹操宣揚的道德信條。為報父仇，他進攻徐州，“所到之地，殺戮人民，發掘墳墓”；為追查耿紀余黨，他用訛詐手段斬殺了站在紅旗下的三百多個無辜者；痛恨禰衡之狂假黃祖之手殺之，忌恨楊修之才加以擾亂軍心冠以死罪，指使糧官王用小斛發糧又借王垕之頭穩定軍心，防范行刺故意砍殺近侍詭稱夢中殺人，等等。這些令人發指的罪惡行徑，作者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和批判。

不過，在作者看來，曹操全部罪惡中的最大罪惡是他對漢室的不忠，對君臣之禮的破壞。禰衡擊鼓罵曹時便指斥曹操“欺君罔上乃謂無禮”。董承所受衣帶詔也說“操賊弄權，欺壓君父；結連黨伍，敗壞朝綱；敕賞封罰，不由朕主”。“許田射獵”便是這種僭制越度非禮失德的集中表現。在獵場上，漢獻帝三次射鹿不中，曹操討獻帝弓箭射鹿，正中鹿背，“群臣將校，見了金針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踴躍向帝呼‘萬歲’，曹操縱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以致“眾皆失色”。所以，作品經常寫人罵曹操 “托名漢相，其實漢賊”，聲討他的不道德行為和狼子野心。

劉備則是仁德的榜樣。劉備的仁德，主要體現為愛民。他初做安喜縣尉，就“與民秋毫無犯”。駐新野時，老百姓編歌謠稱頌他：“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劉備的仁德，還體現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不忍人之心”。例如，劉備所騎張武之馬名叫“的盧”，據說騎則妨主。徐庶曾試探地勸他將馬賜予仇怨之人，“待妨過了此人，然后乘之，自然無事”，被劉備變色駁回。劉備鄭重聲明自己決不做“利己妨人之事”。再如，曹操用程昱之計賺徐庶，孫乾勸劉備不讓徐庶回許昌見母，使曹操殺徐母以堅定徐庶輔佐劉備之心，劉備卻說：

“使人殺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絕其母子之道，不義也。吾寧死，不為不仁不義之事。”

對比曹操企圖挾其母而用其子的卑劣行徑，劉備實在不愧為仁德之主。此外，劉備不愿乘劉表病危而奪取荊州，并說：“吾寧死，不忍作負義之事。”都證明了他的仁德。所以徐庶之母駁斥曹操對劉備的污蔑說：“吾久聞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屈身下士，恭己待人，仁聲素著，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真當世之英雄也。”人們談論劉備，總愛贊嘆他是“仁德之人”或“仁慈之主”。

二是體現了作者的正統觀念

如果“褒劉貶曹”僅僅是一種道德評判，一般讀者可能都會接受。人們之所以對《三國演義》的“褒劉貶曹”傾向存在異議，主要是認為這種傾向中包含有比較明顯的正統觀念。所謂正統觀念，其實是一種政權理論，它主張政權的遞嬗應該以血緣宗法為基礎，以維護一朝一姓統治的延續，反對犯上作亂，僭制越度，覬覦皇權。因此，從根本上說，正統觀念是一種政治麻醉劑，也是統治者排斥異己、鎮壓反抗的思想武器。

必須承認，《三國演義》通篇確有正統觀念。作品一再宣揚劉備是中山靖王之后、漢景帝閣下玄孫、當今皇上之叔，似乎維護劉備就是維護正統；同時作品對曹操的批判，多集中在他欺君罔上、政由己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所謂悖逆行經；對于奉衣帶詔討伐曹操而被曹操處死的董承等人，作品給予了深切的同情；對于魏蜀兩國的建立，作品用“操丕廢帝篡炎漢，漢王正位續大統”為標題，等等，都與正統觀念息息相關。

然而，僅僅看到上面所說的一些現象是不夠的。《三國演義》的“褒劉貶曹”傾向并不是旨在追求一朝一姓的延續，而是主要體現了廣大民眾歌頌仁政反對暴政的政治態度，以及贊賞忠義鄙棄奸偽的道德觀念。從作品對桓、靈二帝的批判中，對漢獻帝和漢室宗親劉表、劉璋的嘲諷中，以及對于劉備之子劉禪的揶揄和睥睨中，都不難看出，作者并不認為天下就應該是劉家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借諸葛亮之口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三國演義》也借周倉之口提出：“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這些主張，都直接否定了以血緣宗法為基礎的正統思想。

就《三國演義》的具體描寫而言，“正統”常常被諸葛亮等人作為斗爭策略加以運用，以便限制和打擊敵對力量，發展和壯大自我。例如，諸葛亮在魯肅向劉備討還荊州時，便以正統為武器責難魯肅。諸葛亮說：

“子敬好不通禮，直須待人開口！自我高皇帝斬蛇起義，開基立業，傳至于今；不幸奸雄并起，各據一方，少不得天道好還，復歸正統。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孫，今皇 上之叔，豈不可分茅裂土！況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業，有何不順？劉氏天下，我主姓劉倒無份，汝主姓孫反要強爭？”

一席話，說得魯肅理屈詞窮，最后只得將荊州“借”給劉備。很顯然，諸葛亮的自的并不是真正去維護正統，而是以正統為幌子強占荊州。即使從血緣宗法的角度考察，擁護劉備也不等于維護正統。劉備是否為皇室后裔，其實有很多歧見。至于后來漢獻帝認劉備為叔，是考慮到“曹操弄權，國家都不由朕主，今得此英雄之叔，朕有助矣”。

《三國演義》在第一回介紹劉備時就說他從小有帝王之志，這顯然是有悖于正統思想的。因為按照正統觀念，帝王之位實行的是嫡長子繼承制，當時的皇帝并非無嗣，劉備即使真是皇室之后，也不應該有繼承皇位的資格，作品肯定劉備的帝王之志，實際上就肯定了僭越與悖逆，同時也就否定了正統觀念。這是我們認為作者的思想矛盾之處。

三是體現了作者的美好政治理想

在《三國演義》里，劉備集團的主要人物都來自社會下層。劉備“家貧，販屨織席為業”，因而常常被人罵為“販屨織席小兒”; 關羽是一個浪跡江湖的亡命之徒，屬于社會底層的人物；張飛雖“頗有莊田”，也只是“賣酒屠豬”，算得上一個小地主，社會地位不高；諸葛亮隱居隆中，躬耕南陽，也被人譏笑為一介“村夫”。

他們來自社會下層，懂得民生疾苦，表現出重民愛民的政治傾向，因而能夠施仁政于民。在他們身上，也寄望了作者期待下層民眾參與社會政治的強烈愿望。而曹操集團正好相反。曹操生于官宦之家，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他“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都尉”，“因黃巾起，拜為騎都尉”，仕途通達。他的重要謀臣荀彧為海內望族，“舊事袁紹，后棄紹投操”；荀攸是海內名士，“曾拜黃門侍郎，后棄官歸鄉”，與其叔荀彧同投曹操；劉曄是“光武嫡派子孫”；程昱、郭嘉，均為“當今賢士”；其他文武大臣大都是有身份有地位之人。《三國演義》謳歌劉備和劉備集團的人物，擁護他們重民愛民的政治路線，正表現了作者期望廣大民眾對自身政治權利的關注，同時也表達了廣大民眾希望參與社會政治的美好的、強烈的愿望。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褒劉貶曹”還寄托了廣大民眾的社會政治理想。人民擁護劉備，就是希望有劉備集團這樣的明君賢臣來治理國家，使人民安居樂業，反映出中華民族長期追求的德治仁政的政治理想。在“宴桃園豪杰三結義”時，劉備、關羽、張飛就立下了 “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雖名為君臣，卻情同手足。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后，以為“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一直待之以師禮，臨死又付之以重托，非一般君臣可比。

應該說，劉備集團在《三國演義》作者筆下，已經不是封建社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級關系，而是靠情感和道德所維系的政治聯盟，它充分地體現了廣大民眾長期追求的“茍富貴，無相忘”“等貴賤，均貧富”的政治理想，以及與這一理想相聯系的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這雖然只是一個政治夢幻，但它畢竟是美好的，也是誘人的，不應該受到嘲諷，而應該受到尊重。

簡單點說，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褒劉貶曹，是因為羅貫中本人的思想

有正統觀念。他認為劉備是漢室的后代，劉塑選有仁義禮智信

而曹操篡奪皇權架空皇帝沁壞人形象挾天子以令諸侯。他不是室的后代，不能繼承皇位。所以對他有偏見。把她塑造成多疑陰險，奸詐，殘忍，惡毒等不好的人物形象。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和《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對待曹劉的思想感情完全不一樣。

做為蜀漢人的陳壽在寫《三國志》的時候卻是以曹魏為正統，蜀漢和孫吳則被貶低到地方割據政權。既然是《三國志》應該三個國家放置在同樣的位置，不應該厚此薄彼。《三國志》中只有《魏書》有本紀，劉備在《蜀書》中只能列入傳。從劉備建立蜀漢那一天，一直到劉禪投降鄧艾，蜀漢統治者從來沒有說過自己的國號是“蜀漢”，更沒有說過自己的國號是“蜀”，他們一直都說自己的國號是“漢”。歷史上之所以稱之為蜀漢或者蜀，基本上都是源自于陳壽。蜀國帶有地方色彩，只能算是一個地方割據政權。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在小說中帶有明顯的“擁劉反曹”色彩。《三國演義》以蜀漢為正統，曹魏一支則被認為是謀朝篡位的亂臣賊子。蜀漢陣營的許多人都在小說中得到強化，而且優勢更加突出。《三國演義》三絕中，關羽占到了正面的“義絕”，諸葛亮占到了正面的“智絕”，曹操則占到了負面的“奸絕”。《三國演義》將劉備刻畫成為一個難得仁君，卻將曹操刻畫成為一個“白臉奸臣”。曹操“白臉化”也在人們心中被定型，在不少人心中曹操成了奸詐的代名詞，成了和王莽并列的亂臣賊子。

為什么羅貫中在寫《三國演義》的時候，會充滿著“擁劉反曹”思想呢？

其實無論是“擁曹”，還是“反曹”，都和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有一定關系。

《三國演義》的署名作者為羅貫中，但是《三國演義》并不是羅貫中一個人的功勞。《三國演義》的成書，經歷了一個滾雪球式的發展過程。宋元時期就已經有了不少以三國故事為藍本的話本和民間傳說。這些話本和民間傳說對《三國演義》成書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三國演義》不僅有羅貫中的思想，還有那些話本作者的思想。《三國演義》成書之后，在流傳過程中又夾雜了后人的影響，比如毛氏父子評《三國演義》。毛氏父子也將自己的思想融入其中，他們兩個也秉持著“擁劉反曹”思想。正是由于古人們一點點的努力，堆砌成了《三國演義》中，比較明顯的“擁劉反曹”思想。

關于“擁曹”和“反曹”，劉氏和曹氏誰是正統的爭論，自《三國志》成書之后就沒有停止過。西晉陳壽《三國志》、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都以曹魏正統，東晉習鑿齒《漢晉春秋》、南宋朱熹《通鑒綱目》則“擁劉反曹”。我們發現西晉和北宋時相對完整的政權，東晉和南宋則是偏安政權。相對完整的政權基本上擁曹，偏安政權則反曹。他們爭論究竟曹魏為正統，還是蜀漢為正統，其實都是為了證明自己是正統。南宋和元朝時期是各種三國故事成書的重要時期，里面自然夾雜了不少“擁劉反曹”的跡象。羅貫中在整理三國故事，寫成《三國演義》的時候，自然也有“擁劉反曹”的痕跡。

以上為《三國演義》中顯現“擁劉反曹”思想的重要可觀現實。除了客觀現實之外，也有作者及古人的主觀意愿。

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深受當時時代思想的思想影響。元朝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元朝建立之后，漢人和南人成為第三等和第四等人，倍受蒙古貴族壓迫。羅貫中做為北方漢人也是被壓迫的行列，而且他又長期居住在南方，更是感受到蒙古統治者的壓迫。當時民間有強烈的反抗蒙古貴族壓迫，重建漢人政權的意愿，羅貫中也受這種意愿的影響。民間普遍流傳人心思漢的思潮，漢朝也就成了漢族政權的代名詞。劉備仁愛、賢德，曹操的多變、善殺。當時人們把蜀漢看成漢家政權，把曹魏當壓迫者。“擁劉反曹”思想則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特征，以及那個時代的民族文化。

官方有擁劉和擁曹之爭，民間則以擁劉為主。尤其當處于戰亂時代，或者外族入侵之時，擁劉反曹的傾向會更加明顯。擁劉反曹思想其實也是老百姓對賢君名臣、仁政、德政的渴望，對于暴政、動亂、殘害、殺害等不滿。通過擁護劉備這個“仁君”，反對曹操這個“暴君”來表達自己的感情傾向。

后世毛氏父子也對“擁劉反曹”思想有推波助瀾作用。毛綸和毛宗崗除了點評《三國演義》之外，還改寫、增減、改動、調整《三國演義》。毛氏父子在《三國演義》中加入了不少自己的思想情感，當然也包括擁劉反曹思想。毛氏父子生活明清之際，對于毛氏父子來說，又是一次社會動亂，又是一次外族入侵。毛氏父子強化“擁劉反曹”思想，是清初漢族文人，主張的“華夷之辯”的反映；同時也有為南明政權爭取正統地位的需要。

《三國演義》這部小說從成書素材，到成書過程，再到后人點評都充滿了“擁劉反曹”思想。所以我們現在看《三國演義》的時候，才能感受到那股濃濃的“擁劉反曹”思想。

因為羅貫中本來就是一個秉持正統思想的文人。他在創作三國演義的時候，可能壓根就沒想到這部小說會給后世帶來怎樣深遠的影響。我們都知道，我國傳統文學史上，有四部大名鼎鼎的小說，依仗著深厚的思想性，過人的文筆，出色的人物塑造；

被尊為“四大名著”，可以說一直以來都被放在神壇上來膜拜。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一定都對四大名著如數家珍：無非就是三國，紅樓，水滸，西游而已。其中影響力最大，最為市井之間津津樂道的，肯定是三國演義了。

畢竟，時至今日，三國仍然是許多中國人念念不忘的一段英雄史詩，大眾相當喜聞樂見。一定程度上，三國演義中敘述的故事，已經取代了三國志，后漢書這些正統史料，成為了大眾對這段歷史的第一印象，甚至很多人誤以為三國演義已經是“歷史真相”了。

但是，他們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也無可厚非。相對于隋唐演義，西漢演義等歷史通俗小說而言，三國演義的可讀性，故事性的確排在了前列；即便是元代的《三國志平話》，質量上一樣不能和羅貫中版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媲美。

但是，三國演義中濃厚的尊劉貶曹情緒，相當遭到了人們的詬病。為什么這么說呢？歷史上的曹操，當然也是一位文武雙全，雄才偉略的一代梟雄；但是，三國演義卻簡單的用“白臉奸臣”這樣的形象給曹操定型；

除此之外，曹營陣營中的謀臣，武將登場率當然也不能和蜀漢媲美。但是，造就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第一當然是羅貫中作為作者的自我意圖，他是一個尊崇正統的文人；

第二，是宋明時期理學的濃厚影響。其實，三國演義本來就是歷史演義，它怎么去敘事，都是很正常的。

曹操得天時，挾天子以令諸侯；孫權占地利且承父兄之基業；而劉備孤窮一身，要什么沒什么，空有一個皇叔頭銜，皇帝都受人挾制又何論皇叔，就是這樣一個白身硬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可以說劉備是從社會的最底層靠自己的努力打拚而最終君臨天下的，他的一生是奮斗的一生，非常勵志，所以羅貫中尊劉也是人之常情；曹操篡漢，不貶曹貶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