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十一年（637），盛唐王朝內修外治，國泰民安，李世民因此洋洋自滿，漸有享樂之意，大修殿宇、廣羅珍寶、四處游玩、勞民傷財。時任門下省侍中的魏征對此頗感憂慮，于是在當年的三月到七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

題中《諫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封，也稱“論時政第二疏”，但是這兩個名字都不是它原本的題目，是因為奏疏內容太過精彩，后人為方便傳頌，根據內容總結出的名稱。就比如《隆中對》和《出師表》，都出自《三國志》，也是從書中內容提煉，諸葛亮在上疏時不一定會寫《出師表》三個字。

《諫太宗十思疏》

此名稱出自《全唐文》，是清嘉慶年間官方修訂的唐五代文章總集，收錄了唐和五代十國期間3000余名作者的20000左右篇文章。清朝嘉慶十三至十九年（1808～1814），由董誥領銜，阮元、徐松、胡承洪等百余人參加編纂。至于《諫太宗十思疏》始于此書，但是誰最給先起的名字已經不可考。

奏疏

奏疏起于秦朝，興于漢朝，用途為“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并且有比較嚴格的行文程式，封皮一般是部門或大臣名字奏折，起手多是“臣***跪奏”、“臣昧死言”等等，諫疏也大抵如此，不能直入主題，要有鋪墊和過度，否則即使皇上脾氣再好，看多了也是會生氣的。

從傳世的奏章手本看，是不需要為啟奏內容起名字的。

廟號

“太宗”作為李世民的廟號，是死后供奉時才會出現的，雖然按照慣例，二代皇帝多為“太宗”，但是誰也不愿意在生前就被人以牌位名相稱。大臣不會當面稱呼李世民為“太宗”，就像你不能當著嬴政的面叫他“秦始皇”。還有一個最有助于理解的例子，就是父親在世時我們絕對不能稱之為“先父”，否則容易被抽死。

因此，魏征在寫這篇奏章的時候，李世民并不會看到《諫太宗十思疏》這幾個字，這個標題的出現只是后人為了傳閱方便而起的。

貞觀十一年，即637年，魏征為勸諫唐太宗李世民能夠居安思危，特意呈上《諫太宗十思疏》，李世民很是重視，還特意回以《答魏徵手詔》。《諫太宗十思疏》是魏征最為出名的一篇奏疏，還上了高中的語文課本，最初看到這篇奏疏，相信大部分人都對它記憶深刻，就文章來說，駢散結合、華美流暢、淺顯易懂又生動有力。

不過細細思量，可能會有人感覺奇怪，為什么這篇奏疏的名字會是《諫太宗十思疏》呢？究竟是魏征未卜先知還是后世史學家抄寫錯了名字？要知道魏征不可能會稱呼李世民為“太宗”，或許在魏征的心中，未必沒有想過李世民會有唐太宗這個稱號，但他肯定是不能說的，別說是魏征了，就是李世民自己，也未必知道自己會有唐太宗這個稱號。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太宗是李世民的廟號。廟號和謚號一樣都是死后才有的。所謂“子議父、臣議君”就發生在廟號和謚號的制定上。廟號顧名思義，即在太廟為先王立室奉祀時特起的名號，它在商朝時期就已經存在，而且只有對國家有大功的君王在去世之后才會有廟號。

后來周朝廢止了廟號，一直到漢朝時期才重新拿起了廟號制度，不過漢朝時期的廟號同樣很是貴重，不是所有的皇帝在去世后都有廟號，只有立有大功的皇帝才在去世后有這樣的榮譽，能夠享受后世的祭祀。

不過廟號制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卻突破過去的規制，反而泛濫開來，與廟號的不斷變化相比，謚號制度則比較固定，中間僅有秦始皇建立的秦朝時期有部分時間廢止了，其他時候一直都是比較固定的，因此，君王在去世之后一般都是用謚號來稱呼，比如齊桓公、晉文公、漢武帝、隋文帝等等。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唐朝初期，隨著謚號越來越長，而廟號則每個皇帝都會有，因此廟號逐漸取代謚號成為皇帝去世之后的稱呼，比如唐太宗、唐高宗等等，用的都是廟號。

李世民去世之后的廟號就是太宗，是李世民去世之后，他的兒子李治和朝臣為李世民定下的廟號。即便魏征生前想過李世民去世之后的廟號問題，但他也不可能未卜先知，更不可能真的用在奏疏中，那這究竟是這么回事呢？

我們知道，魏征是貞觀年間著名的諫臣，他一生進諫數十萬言，他的進諫主要分兩種形式，一種是直接在朝堂上面諫，另一種則是以奏疏的形式呈給李世民。整個貞觀時期，魏征面諫的次數在五十次左右，而呈上去的奏疏有十一件之多，這是根據《貞觀政要》的統計，除此之外是否還有沒有統計進去的我們不得而知。

不過，在這十一件奏疏中，光637年這一年，魏征就上了四件奏疏，其中第二疏就是著名的《諫太宗十思疏》，實際上，這些奏疏在最開始并沒有名字，只不過就是魏征所書寫的諫言，并沒有取名字，而后世在記錄的時候，給它去了一個名字，這樣容易區分和記錄。

之所以有這樣一個名字，就是因為魏征在奏疏中陳述了十條值得深思的情況，所以被后世命名為《諫太宗十思疏》，至于這個名字究竟是什么時代的什么人所取，似乎已經很難考證，不過兩唐書和《資治通鑒》中都未有這個名字，倒是清朝時期編纂的《全唐文》中出現了這個名字。

這并不奇怪，很多奏疏本身并沒有名字，只不過被后世的史學家添加上了一個名字，魏征的《十漸不克終疏》同樣在最初是沒有名字的，但在后世卻有了這樣一個名字，為的不過就是方面區分和記錄。存在同樣情況的還有徐惠呈給李世民的《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這篇奏疏寫于貞觀二十二年，即648年，這是李世民的執政晚期，他已經越來越聽不進去群臣的勸諫，變得獨斷專行，更是對外不斷發動戰爭，對內則大興土木，翠微宮、玉華宮等，一座座避暑宮殿營建起來，眼看著李世民與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改變，徐惠作為李世民的妃子，學習故去的長孫皇后的做法，準備勸諫李世民。

但她當時的品級并不高，也并不得寵，雖然陪駕玉華宮，但真正和李世民接觸的并不多，因此她只能采取奏疏的形式來勸諫李世民戒驕戒侈，慎終如始，而這篇奏疏雖然對李世民的影響不大，但在后世卻受到了追捧，被收錄進《貞觀政要》，又不知何時起，被何人取了《諫太宗息兵罷役疏》這樣一個高大上的名字。

魏征給李世民寫奏章時，是沒有文章名稱的，就像現在你給別人寫信一樣，雖然有主旨，但沒有標題。《諫太宗十思疏》這個名字是后來編史的人給起的，畢竟那么多奏章，你不起個名字，還真不好記憶與分辨。李世民生前，人們都稱其為皇帝，沒有人稱他為唐太宗；等他死后，李治起他安了一個廟呈，稱為唐太宗。后世寫史的人，為了避諱尊者，不會直書其名，而用廟號代替，故李世民本名在史書中出現得少，唐太宗這個代表他的廟號出現得多。

現代社會，廟號、謚號、年號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姓字，人們常常都直呼其名，因為大家都沒有廟號、謚號、年號。不過“為尊者避諱”的傳統還是流傳下來了，人們稱呼有地位的人，一般用領導或者“姓+職務”的方式。比如你的上級姓王，姓名叫王二蛋，職務是總經理，職稱是教授，那么你不會直呼其名王二蛋，而是稱其為王總或者王教授！如果王二蛋沒有職務或者職稱，那么根據他的年紀，人們會稱呼其為小王，或者老王。

唐太宗是李世民的廟號，一般來說是皇帝死了之后，兒子和大臣才能定出廟號，所以，通常來說，一個皇帝在生前的時候是沒有廟號的。

按照這個結論來說，魏征寫《諫太宗十思疏》是不可能的。

但凡是也不能說絕對，話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出現啥樣的事應該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比如三國時期的魏國第二任皇帝曹睿來說，在活著的時候就定了自己的廟號，而且還是烈祖，也讓人感覺不管啥時候話都不能說得太滿。

那么，曹睿為何會生前定廟號呢？而且是烈祖呢？

曹丕篡漢稱帝的時候，尊曹操為太祖，等到曹丕去世的時候被尊為高祖，到了曹睿的時候，按理來說已經不能稱祖了，因為廟號中一般來說有開國之功才能稱祖，其他的都是宗，很明顯曹睿是擔心自己死后，別人給他評個宗，感覺沒面子。

《三國志·魏書》中記載曹睿的廟號是活著的時候有人說：“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斌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

曹睿可以說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開頭，將廟號濫用，導致祖號亂用，正常情況下，唐朝之前的皇帝都不稱廟號，一方面是因為廟號在魏晉南北朝時候被玩爛了，另一方面不是每一個皇帝都有廟號。

不稱廟號稱什么呢？那就是謚號，比如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漢宣帝這樣都是謚號，真正到唐朝時期，由于把謚號玩爛了，只能稱廟號，比如唐高祖李淵，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

李世民在位期間，文治武功都不錯，唯一的遺憾就是得位不正，由于是發動玄武門之變弒兄逼父奪來的皇位，為了留下一個好名聲，開始進行官方修史，導致唐朝之后的歷史不是太真實。

但是在廟號上，李世民做得還是不錯的，以廟號制度來說，李世民也算是開疆拓土的一代明君了，即使是活著的時候給自己定一個唐世祖之類的也沒有人會反對。

后來李治給李世民上廟號為太宗，將廟號制度嚴肅起來，有李世民鎮著，想必后世那些沒有多少功勞的皇帝也不敢隨意稱祖。

扯了這么多，書歸正傳，唐太宗活著的時候到底有沒有稱太宗呢？

如果要是小白還真就咬不準，別說是小白，就是一些歷史編劇都未必能搞懂，在電視劇《唐太宗李世民》中，唐太宗有一句臺詞就是：“我唐太宗乃一代名君。”

由于臺詞驚人，曾引發劇烈的討論，實際上，唐太宗在公元649年去世之后，才定謚號為文皇帝，廟號為太宗，葬于昭陵。

可以肯定，唐太宗沒有干出曹睿那樣的混賬事，當然，即使要干，也會如我前面所說，直接搞一個祖字不是更好。

既然李世民活著的時候沒有太宗的廟號，如果魏征在文章中稱太宗，可以說是在李世民死后，稱已故皇帝的廟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這又是絕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魏征是死在李世民前面的，李世民后來把魏征的碑砸了。而且這個文章是《諫太宗十思疏》，如果李世民都死了，還諫個什么勁？

所以，可以肯定文章可能是魏征寫得，但是這個《諫太宗十思疏》的名字肯定是唐太宗死后，別人加的。

這篇文章當時的名字叫做《論時政第二疏》，這種政論在古代很多，但是由于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太多，尤其是李世民還曾經說過一句頗有哲理的名言：“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李世民的這面鏡子，當然就是魏征啦！

所以，人們自然很感興趣魏征到底都跟唐太宗都說了啥，把唐太宗激動成這樣，在后世的很多文集中，自然要把這篇精彩的爭論收錄其中。

為了方便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理解，人們就會自己加上標題，比如有名的《古文觀止》，并非是后世作者原創的內容，而是編者將《左傳》等作品中的優秀篇目節選出來，自然也要加一個標題，比如《曹劌論戰》《介之推不言祿》等題目應該都是后人加的。

說到這里，大家對魏征的文章《諫太宗十思疏》，以及唐太宗的廟號問題，應該有一個大概的了解了吧！

據“紫圣”林衡副幫主考證，李治在世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自己會被后世稱為“高宗”，所以私人定制了一方印章，題為篆書陽文“大唐高宗之印”，見下圖

據說其人經過考證，確系高宗生前御用之物。如此一來，誰說廟號只有君主死后才能使用？

另外為還看到過上海顧幫主的瓷器上有“宋徽宗五年”的字樣。跟他探討“徽宗”是廟號，皇帝在世時應該不會使用。結果才探討了幾句就被他拉黑了。估計他應該也經過考證，認為廟號在皇帝活著時就能使用。

所以，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李世民在世時，魏征就知道他的廟號是太宗，并且，很有可能李世民也有一方刻有“大唐太宗之印”的金印。如果他在詔書上蓋上這個印章，那么魏征寫給自己的奏折取名為“諫太宗十思書”是完全有可能的。

謝邀。

魏征寫《諫太宗十思疏》時，李世民還活著，難道李世民活著時就被叫太宗了嗎？

太宗是李世民的廟號。

什么是廟號？

廟號是東亞地區君主于廟中被供奉時所稱呼的名號，起源于重視祭祀與敬拜的商朝。但是在隋朝以前，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廟號。他們在去世后都會有的是“謚號”。

什么是謚號？

“謚號”興于周代，是對天子、后妃、諸侯、臣子死后的稱呼，用一兩個字，體現對死者的評價。這些謚號，帝王是由臣子議定，而臣子就由帝王賜予，所以基本上能算得上一生的總結，比如周文、武王，那必是文治武功，周厲、幽王，那就是殘暴，昏庸。

但是發展到后來，皇帝對祖先不斷追加美謚，把所有好聽的字都用上了，這也就導致了謚號越來越長，在史書和普通稱呼之時已經無法正常使用，也無法體現對皇帝的真實評價。比如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謚號是“太祖承天廣運圣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

那這怎么搞？又不能直呼其名，總不至于寫關于皇帝的書，一半的字都用在稱呼上吧。這個時候廟號就取代了謚號的作用，因為廟號一般都不復雜，特別是早期很多帝皇都沒有廟號。因為皇帝在去世幾代后就要毀去單獨的廟，遷入太廟合葬。合于太廟祭祀稱之為“祧”，為什么要“祧”？總不能讓當今皇上去祭拜祖先，跑上幾十座廟吧？這和今天很多景區把山上眾多小廟集中到山下大廟是一個道理，為了方便我們上香。

而對國家有大功、值得子孫永世祭祀的先王，就會特別追上廟號，以示永遠立廟祭祀之意。廟號不需要添加太多的美言，只是一個代表。這反而給后世的人稱呼帶來了方便，既是尊稱，沒有犯僭越之禮，又簡單明了地指代了那位皇帝。

唐太宗就是這種情況。他去世后最開始的謚號是“文皇帝”，當時的文章可能就尊稱他為“唐文帝”，就好像“漢文帝”、“漢武帝”一樣。但是到了674年加謚“文武圣皇帝”，可能文章還能稱其為“唐文武圣帝”，不過就有點麻煩了。

到了749年加謚“文武大圣皇帝”，754年加謚“文武大圣大廣皇帝”，這還怎么稱呼？所以這種復雜繁瑣的謚號稱呼就只停留在記載上了，而廣大文化作者和老百姓就直接使用了廟號“唐太宗”來指稱李世民。而且廟號用字一般不會與后世的皇帝起名字發生沖突，而謚號則經常沖突，沖突了又要避諱，總之是件麻煩事。

用廟號稱呼，既簡單，又尊重。這是語言、文筆上的自然選擇。

回到題主這個問題，廟號、謚號都是皇帝死了之后的事情。所以魏征是絕對不可能在李世民生前寫出《諫太宗十思疏》這種題目的，也可能當時的奏疏根本就沒寫題目。又不是應試考作文，只要把事情說清楚，把要講的講清楚，為什么要有標題？皇帝看奏章是必須要看的，又不像我們今天在網上看文章主要看標題。公文寫手當時絕對不是標題黨，當然今天的公文寫作也不是標題黨。

所以這個題目，肯定是后來的文人在整理記錄奏疏的時候添加上去的，類似的情況多得很，諸葛亮著名的《隆中對》、《出師表》都是如此。

這其實算是一個常識，特別是在古文中。即便在古詩詞中，這種現象也非常多見。

比如《詩經》里面的詩，為什么很多都是首句作標題呢？因為這首詩當時就沒標題，采詩官整理的時候，沒有標題就沒辦法歸類，就選了第一句做標題。這種現象在詩中后來還不多見了，除了李商隱大量的《無題》詩（也是用第一句詩作副標題），一般都會擬個標題。

但是在詞中就太多見了，甚至沒有標題。大量詞牌的標題就夠就是《詞牌名·第一句》，比如《菩薩蠻·寶函鈿雀金鸚鵬》、《菩薩蠻·滿宮明月梨花白》、《菩薩蠻·南園滿地堆輕絮》，這種情況太多了。

所以我們在閱讀古文，古詩詞的時候要清楚這一點，并不是文人會穿越，而是后人的補注，因為我們在后人的后面，所以承認并且通用。

這在歷史文學上是非常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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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太宗十思疏》是魏徵為了勸諫唐太宗李世民戒奢以儉，居安思危而寫的奏章，此篇名并非魏征進諫時所用的篇名，因此魏征寫《諫太宗十思疏》時，并未成其為太宗。

“十思”與“奏疏”

“十思”是指奏章中主要說的內容，即十條引人深思的問題。

“疏”即“奏疏”，是古代封建王朝臣子向君主議事進言的一種議論文文體。 戰國統稱為“上書”，秦統一六國后開始稱之為“奏”。唐宋以后臣子給君主上奏文書統稱“奏議”，即稱為“奏疏”。

“奏”是指進上，即是向君主進上的意思。“疏”是梳理分析，可以理解為對問題進行逐條分析。“奏疏”也無需特別另起標題篇名。

“諫太宗十思疏”的寫作背景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吸取隋煬帝覆亡的教訓，實行了諸多利國利民的政策，文治天下，厲行節約，勸課農桑，休養生息，歷經十多年的勤政，百姓生活逐漸富裕起來，國庫充盈，邊防穩固，一派祥和，唐太宗李世民逐漸忘記初心，驕奢風靡，廣尋珍寶，四處巡游，修建廟宇，對此情況，魏征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看到了繁榮背后隱藏著的危機，在貞觀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諫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稱“論時政第二疏”。

“諫太宗十思書”的篇名由來

魏征以敢于諫諍而聞名古今，“諫太宗十思疏”言辭懇切，切中利弊，“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對歷史乃至今日都有積極的意義。清朝人吳楚材、吳調候選錄了此篇著名的諫諍奏疏擬題為“諫太宗十思疏”于《古文觀止》中，更是盛贊揚此文:“通篇只重一思字，卻要從德義上看出。世主何嘗不勞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義，則反不如不用思者之為得也”，“諫太宗十思疏”由此得來。

再有“太宗”為李世民的廟號，那何為“廟號”？中國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廟里立宣奉祀時追尊的名號即為廟號。魏征進諫時更不可能稱其為太宗。

綜上所述，“諫太宗十思疏”為后世之人為這篇流傳于世的著名奏疏題的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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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是指分條說明的文字，也特指臣子向帝王分條陳述的意見書。《諫太宗十思疏》是魏徵為勸諫唐太宗李世民要居安思危而書寫的，對此疏，李世民非常重視，特意回以《答魏徵手詔》；這篇《諫太宗十思疏》也是魏徵最出名的一篇奏疏。

具體到這個問題，為什么在李世民在世的時候就叫太宗了？其實，這不應該是個文學范疇的問題，而應歸為考古學的范疇。

在考古學里，有一個規定。一個古物，或是部書、或是個鼎、或是把劍等等，如果在古文獻的記載里，沒有明確的名稱，或是還沒有發現相關的文獻記載，那么就一律按照這件古物的特點來命名。就如同著名的國寶級文物“曾侯乙編鐘”，這件樂器在古時應該不是這個名，但是具體叫做什么，在發現后，已經難以考證了，于是考古學家就按照出土的古墓和樂器的種類給它重新命名了一個名字，以是與別的同類物件做以區別。

同理，回到這個問題。曾擔任諫議大夫的魏徵，他的職責就是上表諫文，為了與其他諫文區分，是后人對這篇諫文依據內容特點，重新起的名字；太宗也是后人對李世民的稱呼。當時的這篇諫文表有沒有名字？很大的可能性是本身就沒有名字的。

那當然不可能啦，唐太宗是李世民的廟號，而廟號是指皇帝死后在太廟立室奉祀時特起的名號。說白了“廟號”是死后才產生的，活著的時候當然不會被這么叫啦。

《諫太宗十思疏》是魏征寫給唐太宗的一份奏章，勸諫李世民要“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積其德義”。而《諫太宗十思疏》這個題目是后人編纂魏征的作品時加上的。

古代對死去的帝王所用的稱呼主要有三種——謚號、廟號、年號。另外還有一種尊號，因為不常用，我們就不說了。

第一種，謚號。“謚號”是古人死后依其生前行跡而為之所立的稱號，而且它并不是皇帝獨享，皇后、諸侯、王公大臣等有身份、地位的人死后也會被賜予謚號。稱呼唐代以前的帝王時多用其“謚號”。

第二種，廟號。“廟號”是皇帝于廟中被供奉時所稱呼的名號。唐代以前并不是每個皇帝都有廟號的，只有像劉邦這樣的開國之君，或者劉秀似的中興之主才有資格擁有。而到了唐代，所有的皇帝都有了廟號，加之他們的“謚號”所用的字數也越來越多，所以在稱呼他們時就改用較為簡潔的廟號了。

第三種，年號。“年號”是封建王朝用來紀年的一種名號，由漢武帝首創。在明清之前，每個皇帝在位時所用的年號并不是固定不變的，經常會多次更換，像漢武帝用了十一個，而唐高宗則用了十四個。

而明清時期的皇帝們都不再頻繁的“改元”了，一般都是一個年號用到底。所以除了正史上依然使用廟號外，通常人們就用其在位時的年號稱呼這位皇帝。

歷史和歷史書是兩回事。

比如，在同一個家族內，晚輩對長輩的稱呼一般是“大伯”，“三叔”之類的敬稱，而家族之外的人通常就直呼其名了。

歷史和歷史書的區別差不多就是這樣的。當歷史正在發生時，為了表示尊重，避諱等等原因，對于別人的稱呼不會那么直白。而歷史書是后人在整理時為了便于理解和統一，稱呼起來自然就不那么隱晦了。

“唐太宗”里的“太宗”指的是李世民死后的“廟號”。所謂廟號，指的是皇帝死后，單獨為其修建的用于單獨祭祀的家廟的名字。“太”就是“第一個”的意思，“宗”則說明這個皇帝的功績是“德”大于“功”。因為，給皇帝確定廟號稱“祖”還是“宗”的時候，講究的是“祖有功而宗有德”。這種區別還體現在該皇帝陵前的“功德碑”上。“祖”的功德碑稱為“圣功文德碑”，而“宗”的則稱之為“圣德文功碑”。不僅如此，“祖”和“宗”只表明此皇帝的“文德”和“武功”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先后關系。比如清太宗皇太極和他的兒子清世祖福臨（順治帝）以及他的孫子清圣祖玄燁（康熙帝）。

其實，李世民也知道自己死后的廟號大概率是“太宗”，那么他高興嗎？李世民可能不是那么開心，但也沒辦法，因為比“太宗”更讓李世民心儀的廟號已經給他的爺爺李邴用了。那就是“唐世祖”。畢竟，以李世民都“武功”來說，當個“祖”也實至名歸。只是唐高祖李淵在唐朝建國以后，追謚了兩個皇帝，一個是他的爺爺唐太祖李虎，一個是他的父親唐世祖李邴。到李世民這兒的時候，也就只能當他的“唐太宗”了。

這都是一個皇帝的“蓋棺定論”。是不可能出現在當時的。由此可見，魏征肯定不會稱呼李世民為“太宗”的。雖然他也知道李世民駕崩之后的廟號大概率是會被稱“太宗”的，但在李世民還活著的時候就這樣稱呼的話，魏征顯然是覺得自己活的太長了。

至于所謂的《諫太宗十思疏》這個名字，是后人整理時處于便于區別，分類等原因加上去的。類似的情況太多了，比如更常見的王朝前面加的“前后東西南北”這些方位字，都是后人在整理前朝史料時加上去的 ，而稱呼本朝，更多的是用“大”“上”“天”之類的牛X字眼。比如如今我們隔壁的倆彈丸小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