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頭條中，我發現總有那么一些人對那個時候的人民公社及生產隊的集體化進行惡毒攻擊漫罵，用大鍋飯，養懶漢，社員出工不出力，天天搞學習搞階級斗爭，還有甚至說土地和一切生產資料屬于公社干部所有，社員交的口糧款是隊長作私用的等等，我就想問問你是在哪個地方的的人民公社，哪個生產隊的，你是否是那時被管制的對象？凡是說上述壞話的十有八九是當年被管制的對象，不信可以對證！

那時生產隊是公社及生產大隊的一個最基層組織，隊長會計記工員都是社員大會群眾選出來的，不是現在想當就當的！

生產隊的重大事務問題絕大多數由隊委會決定，隊長每天派工負責勞動管理，一年因外出開會有誤工工分，對于職務就沒有什么更多的補貼，在勞動中即是比別人辛苦，也是和同等勞力的社員一樣的工分，沒有特殊。

那時社員勞動都是在比著干非常自覺，不偷懶也不敢偷懶。只是沒有多的化肥，產量沒有現在的高，社員比現在土地下放后辛苦得多是事實，但開心愉快。天天出工有紀律沒有現在這樣自由。但那時基本上家家有自留地，豬飼料地，允許有家庭副業，有零用錢花，有年豬殺。有些隊由于副業搞得好，勞動價值也不錯，社員一年下來除了糧以外也分到一些錢，社員生活從自然災害年一天天地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到七九年時農民溫飽已不是問題了。并不是有人說的那樣一直吃不飽，餓死了好多人。特別是每年青黃不接，政府都有反銷糧解決了農民缺糧問題。隊上的五保戶除生產隊分糧食，分一切農副產品和勞動社員一樣外，另外政府還有救助。

那時，也允許農民在外做活，所得的錢要給隊上交大部分投資買工分參加分配，自己也留下零花錢。

對地富反壞社員沒有歧視，都和社員一起參加勞動，只是大隊在一定時間要開個會，查查他們平時的表現情況，訓幾句話而已，哪有什么天天在搞階級斗爭？社員是要經常學習，提高思想，加強紀律，是正常不過的事。

我經歷了生產隊時期，我覺得集體要比分田單干好，優越性多多，值得懷念。

我是一名生產隊社員，經歷過長期集體勞動，參加過修塘壩，改田擴地，也參加過萬人工地修水庫的義務工，繳過公糧，賣過余糧是名地道的農民，我想對于生產隊的真實故事是有發言權的。網傳人民公社就是吃大鍋飯，餓肚子，集體活就是磨洋工，養懶漢。但事實并非如此，甚至相反。說瞎話的不外乎兩種人，常見的是不良媒體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的外行話，一種被人民推翻的剝削階級余孽，他們不甘心失敗，別有用心地歪曲抵毀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攻擊破壞走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

生產隊的集體活養懶漢磨洋工是不可能的，外行人看集體勞動場面人多混雜，其實是很有章法精細而公平的計件制。比如插秧，蕓秧，割稻整勞力都是一人一垅比著趟向前趕，絕大多數不會掉隊落伍，少數落伍跟不上趟的，每天下午田間休息時，針對達不到整工的人，依據實際勞動能力給予工分值集體評議，本人也可自評。對于零活如犁田，耘田，育種，施化肥，打農藥，瞧水，炕田等日工作量都有基數，婦女隊有其規定的農活，工分低于男勞力。病殘社員在派工上照顧，如護林，護漁，瞧水，打谷場上做事。

干集體時勞動是繁重的，每天不少于1O小時，農忙特別是“雙搶＂半夜起床到黑透放工，中間只有短用攴和俏作休息，干部沒有特權，不但不能脫離生產，還要以身作則，走在最前面的一定是隊長或黨團員，重活累活干部先干。那時沒有招待費一說，縣，社干部下鄉檢查工作，都是兩腿步行，有的工農干部還帶著糞筐，邊走邊撿狗屎，滿了倒入路邊的集糞坑，吃中飯了，他們在村上隨便找一貧苦人家撘個伙吃碗飯，碗下面一定有半斤糧票兩角錢。干部和社員很親近，同吃同住同勞動，蹲在一起抽旱煙，拉家常，謀劃生產看不出誰是干部。

當社員很累，飯萊缺油水，但是人的精神面貌激情滿懷，我們深深地感受到農奴翻身作主人的幸福感，深深感到階級友情，深深地感受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深深地感受到隊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們的財富，人人笑聲開懷，對將來的幸福生活充滿了期望。俏有閑暇笛子胡琴聲，聲聲悅耳。姑娘小伙們走著唱著，“公社是個長青藤，社員都藤上的瓜 ……。天上布滿星，月亮亮晶晶，生產隊里開大會……。民兵訓練，文藝排演不亦樂乎。

說割資本主義尾巴是集體經濟另一話抦，說什么“寧要無產階級的草，也不要資產階級的苗”這是影劇揑造詞，在現實中并沒這樣的說法。事實是每戶社員都有萊園地，自留地，宅基地，每戶都養有一兩頭豬，一群雞鴨鵝，只要不侵害集體或別人的莊稼，不誤出工養多少不限，哪有割尾巴之實。

吾年屆七十不能揣著明白裝糊涂，盡可能地還過去農村真相，現在小崗南街之爭熾熱，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三農”何處去中華天大事，老朽雖朽期盼今人講真話，動真情，憫農憐民出實招，走正路興中華。

我當過幾個月的生產隊長，經歷過生產隊的集體勞動與生活的故事。

生產隊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產物，主要是“文化大革命”那個年代的事情。

一個生產隊的人口數有大有小，依據是就近為原則，合并成一個生產隊，像我家鄉那個生產隊，當時人口大約是一百多人，但真正的勞動為50人左右。

可以講的故事很多，就跟大伙兒分享一下“文革”那段的故事吧！

我最深刻的故事是《聽最高指示》和《跳忠字舞》。

那會兒，毛主席會不時地向全國發表指示，我們都稱為最高指示。也許是毛主席的生活習慣問題，最高指示往往是晚上發表，有時候是半夜。往往是緊急通知，說幾點有重要廣播，那時農村沒有電視，一個生產隊才有一臺收音機，農民就圍坐在收音機旁，聽來自北京的聲音。

聽完了，有文化的人，會向大家解釋“最高指示”的含義和精神。農民一般睡得比較早，每每有最高指示發表，農民都會自己從睡夢中爬起來，是不會缺席的。那是出于對領袖的最撲素的感情吧！

《忠字舞》，今天的年輕人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了。實際上是用當時的革命歌曲編成的舞，表達對黨和祖國的歌頌，如《在北京的金山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農民一般會在田間勞作休息時跳《忠字舞》。有文化的年輕農民先去培訓，回來再教沒有文化的農民，不管男女老少幾手都會跳。

我十七歲高中畢業，畢業后當了幾個月的生產隊長，后來就離開家鄉當兵了。現在回憶起這些往事，還覺得蠻有意思的。農民就是那樣的質撲，對黨和領袖就是那樣的忠誠。

這是老鐘當年經歷過的事，說出來給大家聽聽，但愿大家能了解當年的農民，了解當時生產隊的最基本政治生活。祝大家閱讀愉快！

講幾個生產隊的故事吧。

有一天，隊長趁社員都上工去了，就偷偷從倉庫里偷了一袋糧食，外面用草包上帶回家，他怕東西院鄰居看見，就把糧食丟在門前的羊圈里，又用草蓋上。這羊圈在墻里邊，在墻下下邊掏個洞，羊糞就從這個洞里扒出來，出肥時方便，羊在院子里也安全。

天黑之后，他爬到羊圈里，伸手向外拽糧食，剛要拽到墻里邊，糧食又退回去了，他愣了一下，又試著去拽，這一次，他拽不動了，他以為勾到什么了，就用大勁向家里拽，只聽外面有人說話：隊長，別拽了，我們在外邊呢。他一下從頭涼到腳后跟。原來，他偷糧食時，（和保管員合伙）已被人看見了，見他藏在院墻外邊羊圈里，就知道晚上肯定會拽到屋里，他們就在羊圈不遠處看著。當天晚上，幾個社員就把糧食送到大隊。隊長受到了處分。

生產隊的保管員，表面上看，只是管管倉庫，實際上權利很大，大的生產隊，有六七百畝土地，收入再少，也有幾十萬斤糧食進出，少個千八百斤，根本不算什么事，何況，進出倉糧食數字也不是那么精確。所以，在分糧食時，和他關系好的，他就多給幾十斤，其他人，他每次也多給一斤二斤的。每次分糧食時，有關系的人，就等人少或者無人時去稱。別人雖然心知肚明，但是自己分的糧食也多給一斤二斤，所以人人都擁護這個保管員。

后來又換了一個保管員，這個保管員鐵面無私，不管誰的糧食，他既不多給，也不少給。結果，人人都討厭他。原因很簡單，過過分糧時，每次都要多點，而現在，一兩也不多。那些過去占慣了便宜的人，就不用說了。

要說一個生產隊，記工員職位最低，但權利最大，那時是按件記工，當天或幾天結算一次工分，由記工員發給工分條子。一季度結算一次。那時，工分不但能分錢，而且可以多吃糧食。比如，平均每人400斤，基本口糧只有280斤，余下的糧食按總工分分配。所以，工分就是社員的命根子。有人就千方百計地去討好記工員，或者送點蔬菜，或者送點雞蛋，甚至一塊菜煎餅。當然，記工員也會根據受益多少，關系親疏，給予不同的暗補。

一個生產隊，根據人口多少，設置干部。一般生產隊，設置隊長、付隊長、婦女隊長、民兵連長，會計、保管員、記工員各一名，下設勞動小組，每個組配組長一名。

最苦的農活是扒河，那時，每年冬季都要上河工，婦女在家附近搞農田基本建設，男勞力大部分外出扒河。近則幾十里，遠則一百多里，甚至更遠。

在河工，住在自建的草棚里，用麥草鋪在地上當床，每天要干十幾個小時，那時用的是木輪子獨輪車，每車至少要推幾百斤，弱勞力根本干不來。

那時工價很低，多數是幾毛錢一個工，好的也有一塊，甚至還多的。不過糧食價格也低，小麥僅一角左右一斤，玉米和山芋干只有幾分錢。

那時，地區與地區差異很大，生產隊與生產隊也有差別。關鍵看隊長。有了一個好隊長，全隊人都跟著享福，攤到一個無能且自私的隊長，你再有力氣也不行。

筆者親身經歷過生產隊的集體化時期。對那個段歷史還是有發言權的。

筆者所在的生產隊是山區農村生產隊。我們那個生產隊不太大，只有十五六戶人家，九十幾口人。

我們那個生產隊只設有生產隊長、婦女隊長、會計、出納和保管員，還有一個記工員。這些隊干部都不是脫產的。他們也都是出一天工就計一天的工分。沒有任何特權，相反，這些生產隊干部往往還要比一般普通社員辛苦。因為那個時候有一句流行語，叫做“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干部”。所以說，那些生產隊干部不管是出工，還是在利益分配上都要起個帶頭作用，即出工要走在人家前面，利益方面要讓群眾一步。

生產隊基本采取記工分的辦法，在要完成一些突擊任務的時候，臨時實行包干辦法，也就是說一項勞動任務先由社員討論估算多少工分，然后，用抽庵的辦法確定包干人員。工分實行評定制度，一般一年評定一次工分，按勞動力強弱評定工分。男勞力最高10分一天，一個早工計2分，也就是說一整天一個一等勞動計12分。婦女最高日工分7分，早工就是1.4分，一整天為8.4分。但是，如果有技術特長雖然體力差點，也可以評定為最高工分。學生最低為日工分評定為4分，全天為4.8分。

那個時候筆者的感受社員們勞動一般都還是很盡責的。偷懶的現象幾乎沒有。特別是插秧、收割稻子的時候，一些年輕人和一些中年人往往自覺不自覺地進行勞動競賽。看誰插秧插得快，割禾割得快。筆者幾乎經常是參與了這些勞動競賽活動的。

年終分配，群眾吃糧標準，當時我們公社有三種標準，即三七開、六四開和五五開。我們生產隊執行的是六四開。即人頭按六成分配，工分按四成分配，同時軍、烈屬及四屬戶的口糧標準不得低于全隊的平均口糧標準。

我記得我們生產隊六十年代，水稻畝產一般只有五六百斤，七十年代開始國家提出糧食跨綱要，跨長江，推廣優良品種，實現畝產跨過八百斤，那個時候我們基本接近了畝產八百斤水平。

我們生產隊辦有一個養豬場，三口魚塘，一般平時存欄豬達三十多頭的樣子，一般節日生產隊都要殺豬，撈魚分配給大家。從七十年代初生產隊栽種了幾個山頭的木樟樹，收益很快，那時木樟籽2角錢一斤，我們生產隊到了七十年代每年木樟采摘有五六千斤，后來大隊辦了木樟油加工作坊，自己加工成木樟油，一百斤木樟籽可收入40多元。是一筆可觀的收入。我們生產隊年終分配時，到了七十年代每個勞動日（即10分工）有六角多錢，有時好點的年成快七角一個勞動日。

那時生產隊每戶都留有自留地，社員一般每年每戶可養豬出欄兩到三頭，每戶一年要給國家交派購豬一頭，重量不低于131斤（即131斤算合要求），然后留一頭過年自己殺了吃。一般每家每戶都飼養了雞鴨，多的有些戶要飼養幾十只雞鴨。

那個時候我們那個地方過年有三大年貨要辦，即殺豬、打糍粑和豆腐，那個時候年味是挺濃的，一般過了小年，各家各戶就開始忙年貨了。

過年的氣氛都是很濃的，一般過了除夕，大年初一就開始拜年，屬于一個大家庭都要輪流請飯，人情味是很濃的。什么大叔、二叔……幾爺爺奶奶的都要互請拜年飯。

不過，那個時候因為國家需要進行建設，每年要交相當數量的公糧，我記得我們那樣的小隊每年的公糧任務好像是一萬六七千斤，近全隊糧食總產量的四分之一，因為要交公糧，所以，吃飯是有點緊，一般每年要少近個月的糧食，所以，到稻谷出新的時候生產隊一般為了解決社員的吃飯問題，要提前進行水稻收割。那個時候要交那么多的公糧和任務豬，對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是有影響的，但那個時候的老百姓好像都很樂意，思想覺悟都很高，沒有發現講怪話的，攻擊國家政策的現象。

那個時候的農民確實是很累的，春夏秋季是農田勞動，冬季要開荒造田，我們那里水利條件還可以，不需要搞水利建設。我記得我們好多次冬天在山里開荒，干著干著天上下起了雪花有的還赤著腳在干。那確實有點苦。但人們的精神都是飽滿的。

那個時候生活與現在比是困難一些。但是，時代前進了幾十年，國家的基礎建設已經基本完成，再加上現在國家不僅不要農民交公糧，還要給予一定的補貼，肯定生活要好多了。

但是，那些說集體化“吃大鍋飯”、“養懶漢”，當然不否定有些地方有這種情況，但總的說來那時集體化時期的農民勞動熱情都是很高的。還有人說什么集體化干部不勞動，那更是子虛烏有，那個時候的縣委書記，公社書記到生產隊參加勞動都是非常普遍的。我們生產隊那時曾經有駐隊公社干部，他們除了開會，天天和社員們一起下地勞動。至于生產隊干部就更不用說了，前面已經說過，生產隊干部只會比普通社會做事更多。

至于說那時搞社會主義，“割資本主義尾巴”，不準社員養雞鴨，我們那里就根本沒有這回事。至于說集體化“餓肚子”，一年很難吃一頓肉，那真的是懶漢，否則不至于會這樣。把集體化作為“貧窮”的代名詞不是實事求是的。

對過去的歷史應該站在當時的角度，實事求是地進行評價，故意歪曲歷史那是別有用心。

這就是筆者親身經歷過生產隊的情況。

聲明?：筆者?所?反映?的筆者?所在?生產隊?的客觀?情況?，當時?農村?生活?是??比較?艱苦?的，但?并不是?有人?說的“不堪回首?”。

我是50年的，前三十年人們流黑汗，干社會主義的熱情似火，興修水利，五幾年修公路、修公路有工程機械嗎？搞三線城市建設，人民不怕苦、不怕累！！國家財政吃緊，沒辦法，只有號召人們勒緊褲腰帶，節約每一個銅板為建設美好家園，鼓吹前三十年人民痛苦無功的人用心不良，也可能是沒經歷過國貧、家窮的苦楚，睜眼說瞎話吧！

我剛到農村插隊那會，每到田間休息，總看到男女社員抓緊時間，紛紛往家里走去，我們不理解這些人為何不好好休息，跑回家干啥，回家的路還不近，起碼有好幾百米。經打聽，原來他們是趕到自家的茅坑大小便，“肥水不流他人田”。屎尿是可以折合為工分的，按稀稠程度，每擔可計工分6~15分。

那時剛剛開始推廣使用化肥，價格并不高，但對于一個勞動日才二三角錢的生產隊來說，實在是太昂貴了，所以種莊稼還得靠農家肥。而到縣城掏糞就成了我們男知青的一項重要農活，一有機會，大家都爭著要去。

掏糞這活又臟又臭，糞桶沉重，還得走幾里山路，不是什么輕松活，農民是不想去的。為什么掏糞在知青眼里卻成了肥缺呢，究其原因，首先是農村生活單調，沒有什么文娛體育活動，知青難耐寂寞和冷清，都想借掏糞之機進城逛逛街，看場電影。最吸引人的是可以到城關鎮學校去打打籃球，重溫一下學生生活；其次，掏糞的工分高，質量高的糞即水分含量少的干糞，每擔可記工分15分，幾乎相當于兩天所掙工分的總和（剛下鄉時，我們知青每天只有六七分工）。

其實，“掏糞”是一種文雅的表達方式，實際上，我們并不是溫文爾雅地掏糞，而是偷糞。縣城各機關的廁所早就被郊區的菜農承包了，哪里輪得到我們來掏，既然不讓掏，那就只有偷了。糞池都是加蓋上鎖的，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見鎖就砸，掀開糞池蓋，跳下臭不可聞的糞坑挑選“干貨”。

糞池氨氣刺鼻，熏得人睜不開眼睛，透不過氣來。為了防止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大家速戰速決，弄得衣上褲上甚至臉上都是糞水，渾身散發出讓人惡心的臭氣，我們毫不在乎，挑著糞桶招搖過市，路人掩鼻，惟恐避之不及。

有時機關干部也想制止偷糞行徑，畢竟這糞已經賣給了別人，明目張膽地偷糞讓他們很難向買主交待，但又不敢多說，這幫知青如今淪為偷糞人士，早已是滿肚子火氣，還是莫惹火燒身為好。也有不知趣的，不準我們砸鎖偷糞，結果辦公室門口被潑了一瓢糞水，以后見到偷糞的，睜只眼閉只眼，吸取教訓不再多嘴。

我所在的生產隊，有一戶地主，一戶富農，兩戶富裕中農。地主富農沒什么反映，他干活掙工分，沒人給他們穿小鞋。他們的孩子也都取妻生子了。富農的老人干活很認真，解放前讀過書，隊長就讓他在菜園里干活。到夏天，天天給社員按人口分菜，不論分到誰家，他都讓秤桿高高的，他總說：孩子，這秤高高的。后來人們就給他起個綽號叫：高高的。我所在的生產隊比較好，每工分多時能達到0.3元，就是一天10分的工資能達到3.0元錢。最不好的年景，每工分也能達到0.1元，就是一天10分的工資是1.0元錢。

土改時，富裕中農是團結的對象，他們家多余的土地和農具分給貧農。我們生產隊的兩戶富裕中農一戶張姓，一戶徐姓。張姓的總想把被分的地和農具要回來。都到六十年代了，他還念念不忘。后來生產隊開會批判他一次，再不向分他農具的人家，要農具了。

徐姓富裕中農，六十多歲，不干活。成天拄著一個手杖，在大街上東西頭來回走。逢人就說，這個國家快完了，沒幾天了。后來看見天上噴氣式飛機，他又說，完了，完了，這個國家沒好了，飛機都冒煙了。不知道是誰告訴他，那不是冒煙，那是噴氣式飛機。他又逢人就說，這個國家眼看就完了，沒幾天了。你看飛機都冒氣了。人們給他也起個綽號叫：冒氣機。

開始人們以為他老了，說什么話沒人在意。他經常這樣說，引起人們的警覺。一次生產隊開會，把他叫去，七嘴八舌的批判他一次。他真老實了，再也不敢說了。

毛主席說，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跑掉。垃圾多了，打掃一下，就清凈了。不可回收的垃圾，就得讓他遺臭萬年。

我是40后，參加過生產隊勞動，憑良心講，干生產隊的農活不如自己家種地仔細。當時每人有2分自留地，自留地與生產隊的地挨著，同樣的莊稼，自留地的莊稼黑，粗，壯，高。因為自留地糞肥多，水澆勤，一早一晚就整好了。說明了人都有私心，只不過現在的私心比當時大了很多，如果是資本主義國家，反映的就更強烈了。我們都學習過歷史，講過歐洲的空想社會主義，一些地主，資本家用自己的土地在歐洲，在美洲做試驗，搞生產隊生產，都失敗了。當時說，我們是科學社會主義，其實和歐洲的試驗差不多。現在我們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生命力肯定比生產隊時期高多了，現在有化肥，有除草劑，有機械化收割，農民一邊打工，一邊就把地種了。社會發展太快了，現在雖然私心大了，但是，吃穿不愁了。

生產隊的故事多的很，我就講三件。

第一件，劉縣長吃了一只羊。

七十年代初，我們生產大隊已發展的相當好了，農林牧付全面發展，不說別的，咱專說羊的事。那時，我大隊十個生產小隊，每隊一群羊，都是200多只，大隊五群羊，共有1000多只。大隊有牧業主任，專管牧業。由于村子比較大，和縣里的農業局、農機局、水利局、畜牧局等涉農單位打交道很多，又由于當時交通不便，離縣城又遠，這些單位來了人，有時就住在村里，也有需要十天半月住的。大隊部就開了個伙房，專門招待他們。人多的時候，伙房就殺一只羊，改善生活，也是為了招待好單位里的人，去他們單位也好辦事。一年下來，也要殺好幾只羊。

劉縣長當時在我村蹲點(就是現在說的包村干部)，不過他是到社員家吃派飯，偶爾也會去大隊伙房吃飯。

這年年底清財(現在說是審計)，有一只羊的開支憑證上寫著劉縣長，清財組長就把這事告訴了劉縣長，劉縣長急了，我什么時候吃了一只羊？找大隊一班人來興師問罪。大隊會計說，那只羊主要招待單位的人了，劉縣長你也吃過一次，我就在單據上寫了你。

年底三干會(縣、公社、大隊三級干部會)，劉縣長講話:“同志們，我們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我在某某大隊吃了人家一頓羊肉面，就把一只羊記給了我，你們說可怕不？所以說不能隨便吃啊！”

后來這個事就當笑話一直傳到今天。

第二件事，操心操在油條上。

我所在的生產隊有一個小自然村，后來就集中居住了，那里沒人了，但是還有三十畝地，需要耕種，由于路途較遠，每逢種、鋤、收都是全隊勞力都去住在那里，大約三四天。還得帶被子，起伙做飯，糧食就是隊里開支了。

這年到了鋤地的時候，隊長就安排好了，這次隊里帶上白面、香油要炸一頓油條吃，讓全體勞動力改善一次生活。社員們當然是歡天喜地，樂不可支了！

不過這油條是全體社員吃了，隊長可挨了訓。這吃油條的事傳到了公社，公社就把隊長叫到公社，公社書記好一頓訓，隊長辯解說，社員們也恓惶，一年也吃不上一頓油條，我也是為了他們，又不是光為我自己。公社書記說:“人家隊長都是操心操在路線上，你是操心操在油條上”。可不，當時講的是走什么路線是大問題。要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后來，大伙就和隊長開玩笑:“你就會操心操在油條上。”

第三件事，批斗小偷。

每到秋天，生產隊都有護秋看田人員，那一年，核桃將近成熟，臨村一個年輕人，撿了幾十個核桃被護秋人員逮住了，晚上就開會批斗他。開的是全體群眾會，人可真多。

那人開始檢討了，挺會說的:“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本來該學好，現在卻做了這樣的錯事，實在是對不起大家了。我接受大家的批判，一定好好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說你花言巧語，不老實交代。想蒙混過關。云云。

大隊書記看時間不早了，來個總結:“社員同志們，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堅決同壞人壞事作斗爭，決不能讓他們侵占我們的勞動果實，那些習慣小偷小摸的人，必須改邪歸正，不要妄想不勞而活，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等等。

散會了，還派兩個人把那年輕人送回家，挨了一頓批，沒有罰款，還有兩個人護送回家，也值了。

故事就講到這里，怕大家嫌我啰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