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度使制度一直被視作盛唐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唐朝設立節度使的初衷本是為中央政府屏藩邊地，攻掠強敵，但最后卻事與愿違，竟成尾大不掉之勢，一舉摧毀了盛唐大廈。
那么問題就產生了，一鎮節度使可以掌握多少軍隊，又為什么能夠威脅到中央政府的統治？
節度使軍隊沒有定額，早期依戰事需要，中后期則因實力而定
早期設置節度使，依據邊地的形勢而定，規模大小也和它面對的壓力有著直接原因。這就決定了節度使軍隊沒有定額，戰時與非戰時的人數也常有浮動和損益。早期的“開元九節度”兵馬大致都維持在某一規模上下，如范陽節度使，管營兵九萬一千四百人；河西節度使，管營兵七萬三千人等等。
但是，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邊地戰事幾乎沒有一年停止過，打的敗仗和勝仗幾乎一樣多，動輒全軍盡歿也是常事，因此以上營兵的數目僅僅是賬面籍冊上的數字。實際情況則是，兵員不足時，遠遠低于這個數字，即將開戰，又會遠遠高于這個數字。
安史之亂以后，節度使不再只局限于邊地，內地州縣同樣也會設置。到了這一階段，中央政府也不再掌握節度使轄區的百姓戶口以及兵籍情況，軍隊規模自然不再受到中央控制，通常只會依據地盤大小、人口多寡等實力而決定。
節度使之所以對唐朝構成威脅，在于久任邊鎮，大權兼統
唐朝建立之初，邊帥大都任用忠厚名臣，且以漢人居多，原則上一直遵循著，
“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
這九個字。
直到唐玄宗天寶年間，情況開始出現變化。邊地將帥中出現了大量胡人，而且最為要命的一點是，節度使均兼統地方軍政財權，兵員劃撥、物資調動、財政支出，可以不經過中央直接執行。
這就使得節度使失去了必要的監督和制約，誠然唐玄宗將地方事權集中在節度使一人身上是為了提高效率，用來打勝仗。但是，長此以往下去，蕃將久任邊鎮，則必然會結黨營私，出現尾大不掉的情況。
如安祿山在任范陽節度使時，還身兼度支、營田、招討、經略使，集軍政財權于一體。
此類情況在宋朝以后，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邊帥沒有任何制約，又掌握著經營軍隊所需要的所有權力，幾乎等同于半割據的獨立王國。
安祿山叛亂之前，唐朝中央政府尚可憑借著百年來積攢的威望操控集軍政財權于一身的節度使。但在安祿山叛亂以后，兩京陷落，中央政府威信掃地，掌握兵權的邊軍將帥不再樂于受到節制，違背皇帝的敕令也幾乎不會受到責罰。
再加上戰亂的緣故，百姓流離失所，中央政府難以掌握邊鎮地方的戶口情況，失去了“編戶齊民”的重要基礎，割據所需的各種條件基本都已經成熟，藩鎮節度使屢屢與中央叫板就幾乎成了常態。
其中，割據諸藩鎮尤其以“河朔三鎮”實力最強，也最為頑固。
除此以外，唐朝對節度使的“姑息”政策也導致了節度使割據地方的情況愈加惡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安史之亂以后，中央政府除了威信掃地以外，實力也無法完全節制戰斗力強大的“河朔三鎮”。
“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辱含垢，因而撫之……”
自唐肅宗以后，不少天子都曾試圖解決藩鎮割據問題，唐德宗就曾征討“河朔三鎮”，但卻毫無成效，反而在失敗以后下“罪己詔”來安撫各大節度使。這種丟臉的行為使得本已威信掃地的中央政府更是雪上加霜。
唐憲宗時，鎮服割據勢力雖然有所成效，但也僅僅使“河朔三鎮”表面順從，不久以后又公然反叛。如此反復，就像牛皮癬一樣，看不到根治的希望。
唐朝軍隊地方化，導致軍人集團出現
唐朝對于邊將調動軍隊的限制，其實有著完備的法律條文。《唐律疏議·擅興》中就明文規定：
“諸擅發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絞”
也就是說，邊軍中但凡十人以上的調動都要奏請朝廷，得到允許后才能實施。如果嚴格執行這種制度，也就不會有后來的“安史之亂”。唐玄宗之所以將大權下放到地方邊帥身上，更多原因是出于作戰效率的考慮。
可惜，有一利就有一弊，有一得也必有一失。久而久之，邊帥擅自調動軍隊，就成了朝野習以為常的事。
而且還有比這更嚴重的問題，一直為人所忽視。那就是開元天寶年間，府兵制終結以后，軍隊逐漸地方化。在此之前，地方化的軍隊雖然也存在，但一直都是“團練”、“郡兵”這種準軍事單位。
從開元二十五年開始，朝廷允許邊軍攜家帶口生活于駐地，所在軍州又會根據具體情況給邊軍家口配給住宅和田地。唐玄宗之所以如此，初衷還是為了改善邊軍的生活條件，以增強其戰斗力。
可偏偏結果事與愿違，這么做也成了地方軍事集團形成的濫觴。
數年乃至十數年后，邊軍徹底扎根駐地，或小有產業，或開枝散葉，逐漸形成了以軍鎮為中心的軍民合一組織。他們在自給自足的同時，又擺脫了對長安的依賴，只由地方提供軍需，進而導致中央對邊軍的控制力日漸衰弱。實際上，這種軍事組織已經隱隱然有了后來“牙兵”的影子。
府兵制終結之前，邊軍兵員出自全國各地的折沖府，軍資、軍需也全部由中央朝廷調撥、配給。所以，唐朝中央始終能夠有效的控制各鎮邊軍，而軍隊地方化以后，沒有一整套完備的制度加以約束，情況變化也朝著壞的方向發展，以至于出現了邊軍將士“只知有節帥，而不知有天子”的極端現象。
安史之亂以后，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于此前的基礎上統合地方軍人集團，率先設立“牙兵”，使軍隊從根子上徹底地方化，不再接受長安天子的節制與號令。軍人集團內部實行世襲制，父死子繼，又控制著相當程度的生產資料，使之擁有能夠自我持續發展的能力
由此，各藩鎮節度紛紛效仿，設置牙兵。
正是擁有著獨立于長安以外的“牙兵”，節度使才具備了屢屢與中央政府叫板的實力。
藩鎮性質變化，驕兵可逐帥，結盟共抗唐
設置藩鎮，最初是為了屏藩地方，藩鎮首領往往集中事權，以求迅速解決邊患。但是，安史之亂以后，藩鎮的作用和性質開始發生改變，地方軍人集團逐漸成形，他們與長安中央政府之間的利益矛盾變得越發尖銳。
各地藩鎮針對的目標也逐漸由邊地異族武裝轉為中央朝廷。尤其各鎮紛紛設立“牙兵”以后，地方軍事集團隨著時間推移，漸漸“父子相襲，黨親膠固”，已經到了可以左右地方政府的地步，甚至能夠廢立節帥。
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壯年暴死后，少子田懷諫年幼，軍政大事均掌握在家僮蔣士則手中，引起軍事集團內部諸將不滿，使魏博牙兵數千人發動兵變，另立田興為節帥。
至此，牙兵集團這個軍事怪胎與節帥之間的矛盾日漸明顯。直到唐敬宗以后，兩者的矛盾更加激烈，漸趨白熱化。真正掌握藩鎮命運的權力，開始從節帥手中轉移到牙兵集團。
所以，在這個階段里，與長安相抗衡的矛盾主體也由節帥轉變為整個牙兵集團。所謂節帥，也幾乎成了擺設一般的權力代言人，失去了對牙兵的控制。換言之，牙兵集團一日不除，割據便一日不休。
一旦節帥不能與牙兵集團的利益相契合，牙兵諸軍將們就會群起而攻之。
唐穆宗長慶元年，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張弘靖到任后，與牙兵集團產生矛盾， 牙兵諸將們不滿于他的政策，于是將其廢黜并囚禁，另行推舉朱克榮為節帥。
同時，赴任承德的田弘正為牙將王庭湊所殺，魏博節帥田步也因不愿恢復“河朔舊事”與長安相抗衡，致使牙兵集團發動叛亂，將其逼殺。
至此，依托于長安的河朔節帥或被殺或被囚禁，河朔三鎮先后復叛。而攪亂三鎮的幕后勢力就是怪胎一般的牙兵集團。
從此以后，唐朝徹底放棄征討河朔三鎮，只能任其發展。牙兵集團直到唐亡，在藩鎮內部始終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甚至成為節帥打擊的對象。
唐哀帝天佑二年，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便借助朱溫的勢力，將魏博牙兵盡數屠滅，稱雄一個多世紀的魏博徹底從強藩淪為弱藩，再無法恢復昔日“長安天子，魏博牙兵”的盛況。
今天的我們在討論唐朝節度使制度時，總將它歸結于唐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實際上，這也是唐朝統治者無奈的選擇。均田制崩潰以后，依托它的府兵制難以為繼，為了應對此起彼伏的邊患，唐朝迫切需要一種新制度來滿足作戰需求。
節度使制度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摸著石頭過河的產物，誠然它在開元天寶時期大放異彩，為大唐盛世提供了軍事保障，但同時也因為存在著致命缺陷，將唐朝拖進了覆滅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