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十月，瓦剌軍直逼北京城。

于謙下達了一個令所有人吃驚的命令：“凡兵皆出營郭外”！各軍列陣九門外，背城而戰！

瓦剌騎兵長于野戰，短于攻堅，而京城城池高大堅固，戰前，于謙又專門對城防組織了加強。依常理，似乎憑城堅守是理所應當的選擇。

為何于謙非要列陣城外呢？

城池雖固，也未必能守

此前的戰事已經表明：堅固城池，不足為恃！

土木之變后，于謙本意是企圖以大同、宣府、居庸關、紫荊關等外圍固點，御敵于京城外。

大同、紫荊關等地皆有堅固城防，本有相當兵力，后又得到了于謙調兵加強，而守將，也多為忠勇之將。

可是，大同、紫荊關等地還是被迅速突破了，瓦剌還是迅速攻到了北京城下！

大同守將郭登，忠勇異常。戰前，他慷慨激昂：吾誓與此城共存亡，不令諸君獨死！

然而，遇到瓦剌軍打出的“英宗牌”，郭登一籌莫展。

盡管他還是堅守不降，但是，瓦剌不進攻他，他也不敢主動出擊，只能給英宗送點好東西，眼睜睜看著敵軍大搖大擺的繞過他，直抵紫荊關。

紫荊關，“城高池深，足稱雄固”，城防守堅固，且有12000守軍（也先軍3萬），而于謙已經調軍前往救援。

紫荊關守將孫祥企圖依托崎嶇山谷、城高池深，堅守待援。

然而，瓦剌軍中有“帶路黨”。

跟明英宗一起被俘的太監喜寧，引也先軍從間道插入，內外夾攻，破關！

可以說，大同、紫荊關都有堅固城防和相當戰力軍隊，但瓦剌軍皆能輕松突破。

這說明：在瓦剌軍挾持明英宗的情況下，明軍出戰有顧忌，會猶豫，而即便憑險死守，熟悉情況的“帶路黨”也會使抵抗被瓦解！

所以，于謙最擔心的，不是城防是否還不夠堅固，而是人心是否堅定！

而當時，京城的人心并不堅固。

人心不固的京城

土木之變，大批大臣陣亡或被俘，京營精銳盡失！

京師人心浮動，許多富豪已經開始逃走，而朝中大臣也多認為京城不可守，要遷都！

與此同時，許多官員，甚至天子，也是土木之變后緊急上來的，即便有堅定意志，其根基未穩，情況未完全掌握，是否能在復雜的政治（外有英宗被挾、內有人心不定）形勢下完成本職工作，尚存疑問。

天子、官員的形勢不穩，軍隊的形勢也很不穩定。

土木之變，京師明軍大部分“報銷”了。

京師守軍，主要有：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以及浙江兵，以及從邊關退回來的部分守軍。

一方面，守軍成分復雜，有的是運糧軍，有的是準備在水網地帶防范倭寇的，各軍對敵軍不熟悉，對守衛京師的任務也不了解！面對對京師情況熟悉的“帶路黨”以及難以預料的“內奸”，難免不會“百密一疏”。

另一方面，大家緊急湊到一起，兵與將不相習，將與帥不相習，兵與兵不相習，缺乏磨合，極易引發混亂。

一面是新上的天子、大臣，新入防的軍隊，一面是挾持英宗，又有帶路黨相助的瓦剌軍。

顯然，盡管明軍兵力優勢明顯，城防堅固，但是，如果也先的“政治牌”、“帶路黨”得逞，將明軍大臣、將士的情況搞亂，那么，兵雖多，城雖堅，也是難以堅守的！

把復雜的情況搞簡單

經過于謙的緊急召集，此時，京師明軍已多達22萬。

只要大家不要亂，3個拼1個，也能把對手拼個精光！

但是，如果亂起來嘛····“土木之變”也就是不久前發生的事情！

對于缺乏磨合的軍隊，給予的任務越簡單越好！

于謙的命令簡單粗暴！

1、關閉九門！

明軍既無后路可退，也不必擔心后方被威脅。

2、簡單粗暴的命令！

“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后隊斬前隊！”

明軍也不要玩什么花，除少數擔任誘敵、救援任務的精銳部隊外，大部分只管站住位置就可以了！

瓦剌軍訓練有素，靈活多變，善用謀略。

然而，由于明軍后方是門，瓦剌不能抄其后路；明軍只顧站穩腳跟即可，也不必擔心敵人什么聲東擊西。

再者，軍令簡單、明確。

即便有“內奸”，想搞什么混亂，也會在搞出什么破壞前被軍紀處決。

防不勝防的復雜形勢，瞬間簡單了下來！

而此后的戰事，證明了于謙舉措的高明。

輕松化解“英宗牌”

瓦剌軍兵少且不善于攻堅，之所以敢跑到這里來，最大的倚仗就是明英宗這張牌。

作一個最極端的設想：如果明軍憑城堅守，瓦剌軍把英宗拉在最前面，守城明軍敢射箭拋石嗎？

可是，戰于城外，就使敵人這張牌不那么好打了。

十月十二日，也先挾英宗到德勝門外土城，要求朝廷派大臣迎接。

一番談判后，明軍拒絕了也先的敲詐勒索。

當夜，明軍組織23人，發起了一次夜襲，殺敵1人，救出1000被虜人口。

23人的夜襲，規模不大，但意思很清楚！

如果明軍沒遇到英宗，作戰不受干擾；如果遇到英宗，既然能救出1000人口，自然也可能救出英宗！

同樣，瓦剌如果在進攻城外明軍時也把英宗拱在前面，那無異于把英宗主動“還”給明軍！

此后，也先將英宗安置在德勝門外一屋中，不再企圖“使用”。

此后，整個北京保衛戰期間，英宗這張牌都失去了效果。

攻守兼備：德勝門之戰

次日，也先發起進攻。

首先遭到攻擊的，是德勝門。

石亨先以少量精騎在城外民房設伏，佯敗誘敵，也先萬騎直追！

到德勝門時，神機營火器齊發，伏兵四起，范廣率軍反沖擊，瓦剌大敗！

此戰，也先的弟弟、平章都戰死，損失慘重。

這些說明：城外列陣作戰，利于掌握主動權！

如果明軍憑城而守，拱手讓出主動權，那么，瓦剌軍作戰損失基本可以自己預估，即便失利，覺得不劃算，退兵就是。

戰與不戰，戰到何種程度，完全由也先決定！

德勝門之戰中，明軍采取誘擊、阻擊、反擊的多種方法，出其不意地打擊敵軍，最大可能打擊了瓦剌軍！

不怕混亂：西直門之戰

德勝門失利，也先遂決心進攻西直門。

都督孫鏜先是擊退敵軍，但旋即出現失誤，被敵軍圍攻。

孫鏜被迫力戰不支，請求退入城中。

崩潰，往往是由一個局部的失利開始的。

歷史一再表明：進攻方失利，換個地方進攻就是，防守方即使擊退敵人數次，但只要一個局部敗退，有時會引發全局的崩潰！

此時，于謙簡單明確的命令發揮了作用。

西城守將嚴令不許開門！并下令城上守軍以神炮、火箭助戰！

孫鏜退無可退，即便想降敵也會被城上守軍所殺，當然只有振作精神，拼死抵抗！

此時，高禮、毛福受率機動兵力來救，石亨又從德勝門來救，瓦剌退！

簡單、明確的命令，使明軍避免了再次混亂，渡過一次危機。

不怕“作死”：彰義門之戰

然而，危機，也可能來自于自己“作死”。

十四日，瓦剌進攻彰義門。

兩軍激戰，明軍擊退敵軍。

此時，大明的太監，就像他們的前輩王振公公一樣，再次發揮了其善于“作死”的光榮傳統。

景泰帝派出的監軍太監，率數百騎由陣內殺出，企圖搶功。

明軍以步、火、騎配合作戰，神銃在前，弓弩、短兵繼之，騎兵又后反擊，一環套一環，組織嚴密。

配合作戰，貴在協調。

騎兵如果依照正常流程，在統一指揮下反擊，自然可以發揮巨大作用。

然而，在搶功心理下的反擊，還沒打亂敵人，先把自己的陣列沖亂了！

瓦剌趁機反擊，一口氣追到土城，明軍副總兵，指揮官武興戰死，情勢危急！

幸虧京城居民同仇敵愾，登到屋頂，以磚石助戰。

明軍在百姓的幫助下緩過勁來，繼續抵抗。

此時，毛福壽等元就能也趕到，將瓦剌軍擊退！

正是因為明軍背城列陣，沒有退路，明軍才沒有因為一些人的“作死”而潰散，穩住了陣腳。

而正因為其他方向明軍也是城外列陣，才能即使趕來救應，化解危機！

瓦剌退兵

瓦剌軍連番進攻都不能得逞。

同時，外部明軍源源不斷趕來救援，即將抵達。

瓦剌深恐后路被斷，只好撤退！

北京保衛戰，以明軍取勝告終。

于謙出城列陣迎敵的決策是務實的。

無論兵力、裝備、財力，大明均遠勝于瓦剌。

之所以遭遇挫折，陷入兵臨城下的窘境，關鍵不在實力不足，而在指揮問題、氣勢問題！

當時，京城內外人心惶惶，瓦剌又打出“英宗牌”，使情況變得更為復雜。

就士氣而言，幾十萬精銳已被瓦剌所敗，如果明軍22萬大軍龜縮城內，不敢迎敵，無疑是加重明軍對敵的恐懼心理。

復雜形勢之下，如果明軍士氣低落、人心惶惶，那么，瓦剌是有可能再次上演“奇跡”的。

因此，于謙堅決反對閉門死守，“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是準確的判斷。

同時，京城明軍多為緊急調來，既不熟悉城防，也不熟悉友軍。京城的天子、大臣，許多都是緊急上位，對情況均無充分把握，誰也不知道會出什么“幺蛾子”。

如果放任瓦剌軍在城外為所欲為，那么，瓦剌軍是可能在“帶路黨”、“英宗牌”下做出許多文章的。

城池雖堅，兵力雖大，但一旦被敵突破一點，則明軍很可能陷入完全混亂，再次上演“悲劇”。

于謙分兵于九門之外，背城而守，限制了“混亂”的風險，盡管由于太監搶功等“作死”行為引發了短暫的混亂，也不可能出現全線崩潰，京城始終安然無恙。

因此，于謙不依堅城而背城列陣，雖不合常理，但卻合乎當時的敵我情勢，是“知己知彼”的高招。

情況看起來危險，但其實只要自己不亂，往往是可以穩住形勢的。

戰場如此，生活也是如此。

祝君勝利！

在1449年關乎大明國運的北京保衛戰上，一樁見證了大英雄于謙卓越軍事才能的事實，就是他拒絕了滿朝文武“堅城死守”的呼聲，堅決將部隊屯兵在城外，依托堅固城墻，與瓦剌進行硬碰硬野戰。

乍一看去，于謙這決定，讓人不可理解。兵法都說“其下攻城”，北京城經過半世紀經營，城池出名的堅固，又新增二十二萬援軍。瓦剌野戰勢力強悍，又是士氣正旺。何必扔下自家優勢去死磕？只要牢牢守住城池，把瓦剌耗走不就行了？但事實是，于謙的抉擇，才是當時唯一正確的戰略。

首先一個原因，就是“城高池深”的北京城，一旦選擇“堅城死守”，必然守不住。

北京城的特點，是“城高池深”，外圍就座要塞城門，各個堅固無比，看似固若金湯，卻其實也是最大弱點：當時已有百萬人口的北京城，城市面積也十分大，遇到守城戰役時，防線也就拉得十分長，別看手里有二十二萬部隊，分布在九個城門上，就是嚴重不夠。

何況氣勢洶洶殺來的瓦剌大軍，絕不同于之前的“游牧騎兵”。當時瓦剌的攻堅能力，早已輕車熟路，攻北京前攻打紫荊關，也是一頓狂攻后就拿下。通過多年走私買賣，他們更擁有大量明軍銃炮火器，一旦他們集中兵力，狂攻北京城一點。城破國滅的浩劫，絕不是開玩笑。

而且就算瓦剌畏懼北京城堅城，采取圍而不打的策略。但別忘了北京有百萬人口，先前儲備的糧食遠遠不夠，全要靠漕運來不給。倘若瓦剌切斷了漕運線路，對北京城來個圍點打援，不但可以源源不斷補充給養，更會將北京城困到彈盡糧絕。嘩變之類的動亂更有可能發生。倘若那樣，就是不攻自破。

而比這后果還嚴重的，就是第二個原因：如果瓦剌大軍繞開北京城不打，轉而對內地進行瘋狂劫掠，那將是堪比北京淪陷的災難。

在準備北京保衛戰前，明王朝進行了大規模的征兵調糧，周邊的糧草，以及山東河南江蘇各地的漕軍運軍備倭軍，幾乎全數云集到了京城。北京城的防御無比堅固，但中原各地的防御，其實也無比空虛。倘若明朝“堅城死守”，瓦剌調轉馬刀，侵擾山東河北各地州縣，至少黃河以北都會遭夠荼毒，中原地區極可能大亂。類似的景象，可以參考明末八旗破關侵擾時，明王朝“堅城死守”，不敢作戰的后果——數十萬百姓被掠，中原州縣傷亡慘重。

在這種情況下，明王朝如果“堅城死守”，恰恰是對國家民族的不負責。

最重要的原因是：以明王朝增援北京的二十二萬部隊實力，完全有能力擊敗來犯的瓦剌軍隊。與瓦剌進行主力決戰，正是時機！

在土木堡慘案爆發前后，明王朝的軍事實力，其實還是非常強大的時期。土木堡戰役的慘敗，說到底來自明英宗的作死指揮，而非明軍戰斗力問題。北京保衛戰前，明朝增援北京的部隊，基本以山東江蘇河南的漕運軍備倭軍為主，其中不乏有作戰經驗的好部隊。士氣也無比高漲，正可與瓦剌一戰！

而最有利于野戰的，則是北京城的防御態勢。雖說北京城城大戰線長，但城池上裝備的勁弩火器，完全有利于部隊依托城池，阻擊來犯的瓦剌部隊。步兵為主的明軍，也正好可以屯兵堅城下，發揮自身防御的優勢。有限的騎兵部隊，則可以作為機動兵力，防御中隨時增援。

可以說，于謙的這一系列安排，絕非是頭腦發熱，相反卻是一套縝密的積極防御戰略，并被接下啦的實戰驗證。

更為重要的是，于謙選擇的，也并非簡單的“依托城池防守”，而是給瓦剌一系列組合拳。先是在瓦剌到來之前，展開大規模清查，把瓦剌潛伏在北京周圍的細作，一股腦全抓了出來。殺氣騰騰的瓦剌大軍，還沒開打就斷了耳目。戰役開打后，于謙更是巧妙設伏，誘引瓦剌精銳進入德勝門，一頓火器轟炸，將這支瓦剌騎兵里的“尖刀”隊伍徹底打廢。被打彎了尖刀的瓦剌軍，這下攻擊力大減。

然后，就有了后人熟悉的，熱血澎湃的一幕，依托堅城的二十二萬明軍，戰至流血凝肘而不退，以血戰到底的沖殺，把驕橫的瓦剌大軍打的大敗，甚至連瓦剌人眼中待宰的明朝百姓們，也手持磚頭上城血戰。萬眾一心的血戰，終于打得瓦剌軍倉皇逃跑。一場眼看要滑向深淵的明朝國難，就這樣被力挽狂瀾。

真正起到關鍵作用的，不止是京城軍民的浴血，更有擔當重任的大英雄于謙，那卓越的軍事智慧！

參考史料：《明史》《明實錄》

作者：我方團隊張嵚

公元1449年，瓦剌大舉入侵明朝邊境，王振慫恿明英宗朱祁鎮親征，明軍在王振的錯誤指揮下，二十萬大軍葬身土木堡。

皇帝朱祁鎮被俘，朱祁鈺臨危受命，成為大明新一任帝王，而他要面對的則是一地雞毛。北京城外瓦剌大軍虎視眈眈，隨時都可能攻到城下，朝廷內部也是謠言四起，甚至有人已經打包準備跑路，如果朱祁鈺毫無作為，大明江山將在其手中敗亡。

兵部尚書跟隨朱祁鎮親征，而將于謙留在兵部，以防不測，也正是這個決定，挽救了大明。關鍵時刻，兵部侍郎于謙頂著壓力，呵止了建議南遷的大臣，而朱祁鈺也同意了和京城共存亡，于謙被提拔為兵部尚書，總覽軍權。

史料記載：

“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余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謙請王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

于謙馬上命令兩京、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南京等地的備倭軍入京勤王。很快，軍隊基本到位，糧草輜重齊全，剩下的就是如何分兵派將了。土木堡之變后，明軍主力部隊幾乎被全滅，即便于謙從各省調集部隊，但兵力仍稍顯單薄。

理論上將，明軍應采取保守的對策，即堅壁清野、據城而守，可是于謙卻命令守城部隊全部出城決戰。在筆者看來，于謙的決策是正確的，但也是一場豪賭。

明軍以步軍為主，對于瓦剌的騎兵，野戰爭鋒沒有絲毫優勢，那么為何于謙要選擇出城迎戰？

土木之變后，軍隊士氣低落

參加土木之戰的包括明軍三大營，為了以防萬一，王振將能帶走的人馬全部帶走，包括朝廷的內的諸位高官。戰敗之后，不僅是主力部隊的損失，整個朝廷人員構成也形成斷層。

在土木之戰前，大同已經遭遇瓦剌的進攻，死傷慘重，瓦剌騎兵所到之處，無一幸免。王振將戰爭看成兒戲，以往大兵團出征必須要準備很長時間，但王振只給了軍隊幾天時間。所以這些大兵不僅心理上沒有準備好，物資、糧草也必定無法準備充足。

二十萬大軍走走停停，前方戰敗的奏報接踵而至，這讓王振開始懷疑這次出兵的前景。盡管王振知道自己沒有什么軍事水平，但他同樣也不想失敗。因此，在得到“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的戰報后，王振才決定班師。

之后的結局眾所周知，在王振的胡亂指揮下，明軍沒有及時到達安全區域，正在疲憊之刻，瓦剌大軍來襲，明軍被殺得措手不及，幾乎全軍覆沒。

潰敗的軍兵退回到了京城，從他們嘴中，或許會將瓦剌騎兵的戰力夸大，還會引發另一波恐慌，而隨之而來的士氣會更加低落。主力部隊都被擊敗了，二線部隊難道能贏嗎？這個問題困擾著朝廷高官，也會讓軍兵缺乏信心。

如果于謙命令據城而守，那么可能會加劇恐慌情緒，沒準還會出幾個叛徒給敵人開門，要想贏更加困難。而如果讓軍兵背城而戰，可以激勵軍兵士氣，全軍在城外列陣，就代表著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僅是士兵，還有將軍統帥全部在城外列陣。

于謙的目的就是告知所有人，明軍不畏懼任何敵人，朝廷不接受任何挑釁，即便是死，也要與城池共存亡。

防止糧食通道被阻斷

在攻城戰中，對于攻守雙方都是極大的心理折磨，如果據城而守，那在心理上就處于劣勢，望著漫山遍野的敵人攀城而上，那是何種的心理壓力。進攻的一方則更為被動，一般來講，城墻修得相對較高，可以讓守城者居高臨下，進攻一方則要仰著頭迎接高處的火炮和箭矢。

假如城池較小，可以集中兵力，而面對較大規模的城池，則還可以采取另一種方式，那就是截斷對方的糧道。大城市的兵力多，人口多，自然需要消耗大量的糧食。一旦少了糧食，軍隊會不戰自潰，或許于謙也有這方面的考慮。

軍隊在城外作戰，在作戰的同時，還可以迅速分兵保護糧道，從而防止被敵人圍城。因為一旦包圍形成，再想突破包圍圈，那就很難了，參考東漢末年袁紹圍攻公孫瓚。

明軍仍擁有較強戰力

于謙在一個月左右時間，在京城迅速聚集了二十二萬軍隊，單單這種動員能力，和運輸速度，也不是一般國力可以做到的。

自朱元璋建國以來，明軍向來紀律嚴明、戰力強悍，很少吃敗仗。朱棣即位后更是南征北戰，國威名揚四海，在經歷仁宣之治后，明朝的國力應在巔峰狀態。

縱使明軍在土木之戰喪失大量有生力量，但于謙很清楚，這次戰事并沒有動搖明朝的根基，只要指揮得當，軍民勠力同心，必定可以守住北京城。

史料記載：

“時諸軍二十二萬列城下，寇見大軍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謙設伏空屋，遣騎誘之。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石亨出安定門，與其從子彪持巨斧突入中堅，所向披靡，敵卻而西。”

接戰前，瓦剌軍見明軍軍容整肅，不敢妄動。于謙在民房中設置大量火器部隊，敵軍到后，火槍瞬間開火，殺敵甚重。石亨率軍從安定門殺出，為了一雪前恥，作戰極為驍勇，瓦剌軍頓時就被打蒙了。

在明軍的狂風暴雨下，也先放棄了他復辟大元的夢想。從戰場的情況來看，明軍和土木之戰截然相反，此時的明軍士氣高漲，作戰勇猛，將瓦剌打得幾乎沒有還手之力。從此可見，明軍在經歷大敗后，并沒有傷及元氣，仍有較強的實力，足以和瓦剌在野戰中一較高下。

不給軍隊留后路，防止叛徒

史料記載：

“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后隊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

于謙曾下令，戰時如果將領先逃跑，殺將領，士兵逃跑，后后面的部隊殺逃跑的軍兵，于是所有人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殺掉眼前的敵人。

古語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斷掉后路，才能義無反顧地前進，于謙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戰力和士氣，便出此下策。

事實上，于謙也是冒著極大的風險的，一旦軍兵承受不住這么大的壓力，便可能出現嘩變，到了那時后果同樣不堪設想。好在于謙賭贏了，他策略很有成效，軍兵皆誓死效力，最終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

除此之外，讓軍兵全部列陣在城外，還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證京城安全。一旦軍兵中混有奸細，在危機關頭，就可能有人伺機通敵，甚至為敵軍打開城門，如此這般，就無法保證贏得戰爭。

于謙在國家危難之刻，挺身而出，以非凡的勇氣和智慧，指揮了一場偉大的戰爭，他挽救了明王朝，挽救的京城的百姓，對此，名留史冊當之無愧。

如果于謙是自私的，那就是錯的；可是于謙不自私，他想著的是北方半壁江山百姓。不打，對官員皇室來說是最省事，丟了半壁江山百姓，護送著太后南遷去南京，但是對于老百姓來說是災難；打了，對于百姓來說有好處，免受外族侵略，生靈涂炭。

如果你看過靖康之變，經歷過人生苦難。你就會知道，奮起反擊是最優解。敵人不會因為你的禮貌妥協讓步，能讓它們讓步的是你的威懾力。嘴炮不能移山，推土機才可以。

1449年，距離明成祖朱棣攻打北方的韃靼才50年左右，那一次朱棣帶領著名將張輔等打得對方戰戰兢兢的俯首稱臣。

僅僅過去了50年，經歷了中間的兩個皇帝，明朝實力逐年上升。當然，北方也出來了一個也先，騷擾明朝邊境，當然基本上都被守將們擊退了。

朱祁鎮接手的明朝時，明朝可以說是兵強馬壯，尤其是北京城周圍的三大營。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朱祁鎮登記后總感覺太平淡了，剛好此時也先騷擾邊境。于是在太監王振的鼓動下，朱祁鎮御駕親征----調集了京師主力和邊境主力，一共50萬人。出征的時候，王振把文武大臣帶上了，還有名將張輔——朱祁鎮并不是要他做參謀，而是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50萬大軍到了邊境，沒找到也先，只好撤退。王振攛掇朱祁鎮修改了大臣們制定的撤退路線，改道他老家，這樣他可以光耀一下。

也先突然發現幸福來的好突然，于是帶領手下準備偷襲一下這只撤退大軍，肯定能撈到油水，自己在草原上缺的東西太多了——布料、鹽、鐵等。就說布料吧，草原游牧民族不產棉花，因此穿的衣服都是皮草——牛皮的褂子，貂皮的秋褲，羊皮的襯衫，狼皮的內褲，夏天也是如此，肯定沒有布料舒服，透氣性太差。

朱祁鎮50萬大軍改道了，也先幸福的要暈掉了，急忙追擊。如果不改道，朱祁鎮會按時到京城，兵力也會得到休整，也先壓根沒機會。但是現在，也先機會來的太快了，在土木堡，朱祁鎮50萬部隊被也先打的一敗涂地全軍覆沒。也先只想打個勝仗，搶點東西；這下好了，明朝文武大臣死了一堆，名將張輔也死了，還俘虜了一個皇帝。關鍵是京城主力沒了。也先決定圍攻北京。

朝堂上，兵部尚書于謙力排眾議說服皇太后立景泰帝朱祁鈺，穩住了明朝群龍無首的局面，阻止了大臣遷都南京的建議，也先也失去了勒索明朝的籌碼——自己手里的皇帝不值錢了，明朝有新皇帝了。

接著，于謙收集土木堡敗兵，然后調附近各地軍隊進京，打開沿途糧倉讓士兵自己帶糧食，解決了糧草運輸問題。

北京城外，于謙把百姓遷入城中，然后堅壁清野。也先在北京城外轉悠了幾天，沒勒索到一毛錢，關鍵是外面也沒啥搶了，能帶的帶了，不能帶的于謙燒了；連井都封了。

成敗在此一舉了，外援等不到了。于謙在北京九個門各安排了一隊人馬，告誡守城的人：兵馬出城后，你們升起吊橋，不準放下來，除非打退也先。于謙也出城了，他也領了一隊人馬。這種破釜沉舟的做法，明朝將士勇猛無比，打敗了也先。北京保衛戰勝利。

于謙的做法十分正確，因為結果打贏了！你假設一萬次，推理的再精妙絕倫，但是你沒抓住主要問題，沒出去打，就是個屁！

總會出現一些清流的嘴炮，拿著假設去質疑勝利的結果。既不是吸取經驗教訓也不是為了推演過程，純粹是嫉妒心在作祟。

“守大城必野戰”，這是作戰的鐵律，于謙的背城野戰自然是正確決策。

1、京師不能嬰城自守的原因

第一、京師為天下之重。其對民心、士氣影響很大，政治影響巨大。如果死守城池，對整個士氣瓦解很大。而且也先如果偏師襲掠各地，則北方會大亂，京師更加孤立。

第二、京師要靠漕運和煤炭，任何一個面的斷供，整個形勢將會異常惡劣。嬰城自守就是將補給線交給對手，京師會不戰自潰。

（京師保衛戰）

第三、幾十萬大軍駐防京師，消耗大，士氣低，在地方一個方面突破就會全線崩潰。宋朝的靖康之變就是如此。

故而京師不能嬰城自守。

2、出城迎戰的幾個原因

第一：振奮民心士氣。大軍開出城外作戰，首先會讓士大夫安心，南遷派的輿論會弱化；再次就是民心安定，減少謠言。讓整個京師踏實下來。

第二：出城迎戰才能在戰略上打破瓦剌的優勢。瓦剌劫掠，則大兵予以打擊；瓦剌攻擊，則依托城池防御。使得明軍占據戰略優勢，不再被動。

（明軍）

第三：獲得戰術優勢。明軍出城后，依托城池但不死守城池，出城作戰但不遠離城池，城外城上互為犄角，在對瓦剌戰術上就有了優勢，這是土木堡之變的教訓。

總結：

京師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經濟、軍事地位，很難嬰城自守，而且戰略戰術也不能如此。而出城作戰，不僅對政治形勢有利，在戰略、戰術上也是上佳選擇。

（明軍）

參考文獻：

范熙晅. 明長城軍事防御體系規劃布局機制研究[D].天津大學,2015.

王效鋒. 唐代中期戰爭問題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2012.

劉丹. 石亨新探[D].天津師范大學,2009.

童來喜.于謙指揮京師保衛戰勝因初探[J].史學月刊,1989(01):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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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大城必野戰”是古代戰爭的一項基本原則，于謙的決策是正確的。這是個積極防御還是消極防御的問題。

古代兵書上說：“城門貴多不貴少，貴開不貴閉”，這聽起來似乎比較反常識，因為我們覺得城墻這么靠譜的東西，當然要越封閉越好，城門少才有利于集中防御力量啊。

其實，城墻雖然會給防御方巨大的優勢，但是如果被人圍著城墻打的話，那么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為古代城市沒有自給自足的能力，糧食給養全靠外部運輸。圍城方不需要硬拼，如果你不出城，他大可以在你的城墻下面安營扎寨，把你圍的跟鐵桶一般。不需要攻城，困都能困死你。

尤其對于北京這種大城市，上百萬的人口，就算儲存再多的糧食也架不住長時間的消耗。一旦城內斷糧，則必然成為人間地獄！

古代困守城池，斷糧之后，城內的描述是相當的統一，如“斗米千錢”還是情況比較好的，李自成圍攻開封，開封城里一只老鼠賣到了五十兩銀子。清軍圍攻錦州城，祖大壽的軍隊前后殺掉好幾千民夫吃掉，安史之亂，張巡把自己的小妾燉了犒賞三軍。打仗打的這個地步，城內的殘殺遠遠比破城恐怖的多。而對于北京這樣一座城市，天下腳下如果發生吃人的事情，是絕對不允許的。

而且斷糧對于軍隊的戰斗力影響相當大，太平天國時期，天京城破的時候全城早已經斷糧，連洪秀全本人都不得不吃野草，很多太平軍的士兵眼看著清軍過來殺掉他們卻餓的沒有一點力氣逃跑，更別說作戰了。

除了糧食問題，困守孤城對于士氣也有巨大影響，城內很難得到城外的消息，人心惶惶，兵臨城下的情況下很容易發生士兵嘩變，如果有人因為失去了信心而通敵，則全盤皆輸。反之，如果軍隊主動出城迎敵，則對鼓舞軍隊士氣有巨大作用，于謙的決策是非常正確的。

答：于謙的決策是錯誤的。

本來，1449年北京保衛戰是勝利的，而歷史是不應該審判勝利者。

但既然有網友較真提到了這個問題，那我就結合古代攻城和守城的實際情況來回答：于謙選擇“出城迎戰”而非“堅城死守”，其實是錯誤的。

道理不用說太多，只要變換一下角度：如果您是遠道來犯的瓦剌也先，面對深溝壁壘、城體高大、城墻厚實的北京城，您有多少把握能拿下它？

兵圣孫子早就告誡過后世兵家：“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即攻城是萬不得已的“下下策”。

君不見，在古代戰爭中，攻打防御堅固的城池，無論多牛掰的名將，都會感到極其頭疼。

在爆破力巨大的炸藥應用到攻城以前，中國軍隊攻擊城池的手段十分有限。

無數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都發生在野戰戰場，一旦敵人縮入城池當烏龜，即令孫吳白韓再生，也只能望城空嘆。

遙想諸葛武侯妙計層出不窮，但遇上了司馬懿深壕壁壘，也只得哀嘆“悠悠蒼天，曷此其極！”

唐太宗李世民僅用三千五百騎兵就能打垮竇建德十萬大軍，但要取堅城洛陽，也只能采用圍困斷糧的笨辦法逼迫王世充出城投降。

從春秋戰國到晚清，只有守城名將、野戰名將，沒有攻城名將。

誰也沒有攻城必克的絕活，所謂的摧城拔寨，多是以大軍壓境，兵威恫嚇，逼使守城主將出逃或出降，或施詭計誘引守軍以在城外殲滅。遇上了意志堅決、油鹽不進的守將，那就只有圍困一途，圍到城中彈盡糧絕，意志崩潰為止。

蒙古軍隊席卷歐亞非三大洲，幾乎戰無不勝，卻在南宋城池的強大防御力量下屢屢碰壁。

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釣魚城和襄陽城的攻防戰。

釣魚城不過是用石頭徹城的一座小小城池，卻抵抗蒙元達36年之久，并耗死了大名鼎鼎的蒙哥汗，被冠以“東方的麥迦城”、“上帝折鞭處”的威名。

而襄陽城的存亡更是宋元戰爭的轉折點。

蒙古人圍攻襄陽五年不下，不得不從西域引來了穆斯林工匠建成的配重式投石機（俗稱“回回炮”）。該炮發射的炮彈重達150斤，大炮發射時，“震天動地，所到之處，皆為齏粉”。

是這種可怕的大炮，最終摧毀襄陽軍民守城意志，遂使堅城陷落。

北京城作為大明王朝的帝都，其城防遠非釣魚城、襄陽城可比。今天，我們通過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所看到的正陽門，尚可依稀一睹當年冷兵器時代城墻的雄偉風采。正陽門乃是當年“京師九門”之一。它集正陽門城樓、正陽門箭樓與正陽門甕城為一體，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體系。明朝正統四年（1439），為了加強京師的防御能力，在京師各城門外添建箭樓，正陽門箭樓也是此時建成。在城樓與箭樓之間原有一座巨大的甕城，南北長108米，東西寬88.6米，甕城四向各辟一門，均為拱券式門洞。正陽門城樓通高43.65米，正陽門箭樓通高35.37米，均是中國乃至世界“城門”中最為高大雄偉的城樓和箭樓。

瓦剌人孤軍深入，糧餉難繼，既缺乏攻城的大型工具，又沒有蒙古人作長期圍城的環境和背景，進犯北京，不過虛聲恫嚇一番，日久自去。

于謙，其實只需“憑城堅守”，自然可以化解這一場災難。

縱觀歷史上兩場滅國奇禍——“永嘉奇禍”和“靖康之難”，其實都是西晉人和北宋人沒有堅守的決心，自己打開城門逃跑或投降求和而造成的。

北京城的淪陷——李自成入北京、清兵入北京和八國聯軍入北京，也都是城中軍民放棄抵抗，甚至自動打開城門放入的。

再舉發生在清朝的兩個戰例。

一、熊廷弼經略遼東，把沈陽城防打造得固若金湯。努爾哈赤來犯，粗線條的總兵賀世賢神經發作，把隊伍拉出去與后金兵對砍，結果在野戰中全軍覆沒，熊廷弼苦心孤詣打造出來的城防形同虛設，高大堅固的沈陽城輕松落入努爾哈赤手中。

二、此前對明作戰無往而不利的努爾哈赤進犯寧遠，遼東巡撫袁崇煥采取正確策略：“憑堅城，用大炮”，成功地扼制止了住后金兵的瘋狂進攻，寧遠轉危為安。

由此可見，于謙所選擇的“出城迎戰”，其實是很危險的，那是用己之短、與敵之長進行生死較量——明軍以步兵為主，擅長守城；瓦剌軍以騎兵為主，擅長野戰，于謙放棄守城與敵野戰，孰智孰愚，就不用多說了。

這個問題不算是國際關系領域的，不過個人覺得這個問題比較有趣，不請自來回答一下咯。

于謙在北京保衛戰中的決定——部隊出城野戰而不是依托城墻防守——是正確的。

這不但為北京保衛戰的結果所證明，也符合古代軍事斗爭的一般規律。一般來說，保衛要塞和關隘，可以選擇依托城墻等防御工事和對手相持，但成功保衛大城市、政治經濟中心就要求守將在野戰中擊敗來犯之敵了。當然，這種野戰和朱棣靖難之役中的白溝之戰是不同的，不是單純的野戰，而是依托堅固的城防工事和敵人背城而戰。

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主要是因為要塞關隘普遍比較小，軍隊人數有限，和來勢洶洶的對手野戰基本上沒希望，依托工事和遠射武器殺傷敵人是唯一的選擇。而大城市雖然工事堅固，但城垣綿長，對防守的兵力有很高的要求，北京城的二環路大體上就是當年北京保衛戰的城墻所在位置，三十二公里，3萬多米，就算一米一個士兵，也得三萬多人，而且只能是單線防御，一打就透。

保衛北京這么大的城市，沒有十萬八萬的兵力是不太現實的。有了十萬兵，在城垣上的遠射武器的支持下，和對手野戰更有機會。當然，兵無常勢水無常形，這也不是一定的。但無論怎樣，在歷史上，困守大城，幾乎沒有成功的案例。太平天國丟了安慶，剩下一個大城南京，沒有堅持多久就失守了。部隊沒有野戰之力，在城墻上堅持一樣守不住。

首先我給出結論：1449年（明正統十四年）的“北京保衛戰”，當瓦剌軍隊在京城外縱橫時，明軍“出城迎戰”，而非“堅城死守”，并非于謙個人的獨斷，而是當時軍隊守城的常規動作，不存在正確或錯誤的問題。

我還要說明的是：于謙時為兵部侍郎，即兵部副長官，長官尚書死于土木堡之戰。于謙作為兵部侍郎，長于軍事，敢于擔當，頗受“受命于危難”的景泰帝的信任，但于謙作為六部卿貳，并沒有決斷之權，他還受制于內閣、司禮監太監（金英、興安、李永昌等人）、總兵（石亨等）。即便在后來，作為少保兼兵部尚書、深得皇帝倚重的于謙，也沒有那樣的權力。這是明朝政治的特殊格局決定的。

所以，無論明軍采取什么方式守城，皆不可歸功或歸罪于他。

（于謙的歷史作用，實事求是的說，過去是有所夸大的。比如防守北京的具體軍事工作，主要由“總督軍務”的太監興安、李永昌和總兵官石亨等內外官員負責，于謙作為兵部長官，要在于參謀決策以及協調部署等，戰術非其所長。然而太監和武臣的功績，很少有人提到，只一味地稱贊于謙之忠/皇帝不稱朕）

下面再具體地說“出城迎戰”與“堅城死守”的問題。

事實上，當瓦剌人在北京四郊劫掠時，明軍在數量上是遠遠超過瓦剌的（雖然明軍京營精銳主力在土木堡崩潰，但京師兵馬仍有十萬之眾，同時還陸續整編了許多逃回的敗兵），而瓦剌騎兵作為一種破關而入、深入內地的突襲力量，兵力不會太大，他們也沒有能力圍攻龐大的北京城。

瓦剌人長于騎射，主體是騎兵，機動性很強，無論是在口外草原，還是華北平原，風馳電掣，防不勝防，缺點是沒有大型攻城器具，也沒有足夠的兵力對北京進行合圍，或猛攻其一面。

（反映“土木堡之變”的蠟像。瓦剌軍深入內地后，在北京四周大肆劫掠，搶奪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資，必然加大一支騎兵武裝的負擔，嚴重削弱其戰力和機動性/皇帝不稱朕）

瓦剌人攻入京畿后，除了在京東一帶擄掠外，主要兵力在城西游擊侵擾，從未向高大的城池發起攻勢。

而明軍在探知敵人主力方向后，一邊大力整頓京兵，一邊出城布陣，有針對性地把主力兵團在城西幾個門布防，并且與瓦剌軍展開了一次小規模的野戰（具體作戰經過及其戰法，詳見拙作《背城一戰！從1449年北京彰義門之戰看明軍對蒙古騎兵陣法》，今日頭條，2016年5月6日）。

明軍作戰，依靠布陣，騎兵是其最大的短板。因為騎兵嚴重不足，宮中許多有馬的宦官紛紛請纓，入軍報效（此時還余留著永樂時代宦官從軍的舊習）。這幾百名宦官騎兵忠勇之氣可嘉，可是缺乏作戰經驗，當兩軍接戰時，宦官未接號令，先動起來，發起沖鋒，導致陣腳搖動，被瓦剌趁勢一沖，明軍就撐不住了。幸虧有一部明軍前來接應，瓦剌軍望見明軍旗幟后，便暫時后撤。可見，瓦剌人由于人數不占優勢，就是與力量不是太強的明軍對陣，他們也表現得較為謹慎，在北京襲擾一段時間后就主動退兵了。

從所謂“北京保衛戰”的經過來看，明軍根本不存在“堅城死守”的問題。

通過了解明代的眾多戰例，也不難發現，“堅城死守”少見，而“出城迎戰”為多見。

比如在明初的靖難之役中，官軍進攻燕王朱棣的老巢北平（北京），朱棣便率軍出城十余里迎戰，在外圍擊破耿炳文大軍；后來朱棣奔襲遼東，官軍趁機再次進取北平，由于主力遠出，城內燕軍不敢出城迎戰，于是采取嬰城固守之策，直到朱棣率師回擊，大破官軍。當朱棣兩次重挫官軍后，開始向南經略，主要的攻堅戰，是圍攻孤城濟南，此時官軍的策略，就只是堅守不出。

明代京畿，在中期曾兩次被漠北騎兵突入，一次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后，另一次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兩次都是明軍在城外布防，而不是只守堅城。

在許多戰例中，當敵人來襲時，除非城池太小，或敵我力量太過懸殊，實行堅壁清野，一般來說，都會主動派兵出城迎戰。

迎戰包括兩種，一是向外進擊，與敵交鋒，這在邊塞特別常見，有時邊軍甚至會出城數十里，與敵移動接戰（需要大量騎兵）；一是發揮步兵及火器的優勢，在城外布陣，以陣法御敵，而不是依托城墻御敵。

古代守城不易，如果優勢敵軍，集中兵力，猛攻一門，城內再多的兵力也無法在城頭施展開，很容易破城。所以相對于片面防御的“堅守危城”，出城迎戰，挫敵于遠方，才是更主動的守城。

除此之外，我想大體還有這樣幾個原因：

第一，是對敵不可示弱，敵人來了，能戰（兵力不是過分懸殊）則不可不戰，爭取挫敵銳氣，變被動為主動。不戰則氣沮矣！就是明朝將亡時，李自成大軍逼近京城，仍是先派京營官兵出城防守，只是京營一觸即潰，才被迫騎墻而守了。

也就是說，城墻是最后一道防線，守軍必先戰而后守城，守城是退無可退的最后的一步。

其二，內地的城墻不同于邊墻（長城），長城本身就是一種防御體系，而內地城墻功能則很多，且城外還有大片的農田居舍以及聚居區、商業區，不可輕棄，城內也容不下這么多人口。比如瓦剌人進攻北京時，有記載說，許多住在城外的百姓，紛紛爬上屋頂，用磚瓦拋擊瓦剌騎兵，明軍也依托民房，用弓箭火器，予敵大量殺傷。在狹窄的街巷之中，瓦剌騎兵擺布不開，發揮不了戰力，被迫退卻。

其三，嬰城防守，如前所云，是片面防御，等于將城外盡交于敵人之手，使得樵采飲水物資等一切斷絕，將使己方處于相當被動的局面。用不了多久，城中軍民將很快面臨供應短缺的問題，城市越大，就越嚴重。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根本是無法“閉門守城”的。

綜上所述，當瓦剌軍隊兵臨北京時，明軍“出城迎戰”，而非“堅城死守”，是必然的軍事措施，是主動防御的常態，它也不是兵部侍郎于謙一人的獨斷。（皇帝不稱朕/胡丹答題）

北京保衛戰的勝利，說明于謙的策略就是正確的戰略！

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在“土木之變”中，被瓦剌太師也先俘虜，明朝京營主力全軍覆沒。

一個多月后，也先率領瓦剌大軍進攻大明京師北京，明王朝進入危亡之際！

瓦剌攻城在即，以徐有貞為首的大臣主張南遷南京，以求自保，但是于謙、王直、陳循等大臣堅決反對，主張守衛京師。

于謙臨危受命，升任兵部尚書，擔任北京保衛戰的總指揮。一面調集糧草，從通州運回三百萬石糧草，訓練士卒，整軍備戰。另一方面，從山東、河南、南直隸調集援軍，支援北京保衛戰。

十月十一日，也先率領瓦剌大軍抵達北京城下，于謙、石亨等人率軍在北京城外御敵，先后在德勝門外、西直門外擊敗瓦剌。

瓦剌軍轉攻彰義門，明軍佯裝敗退，引誘瓦剌軍進入城外民房附近，民房內埋伏的明軍大量火槍手，誓死阻擊瓦剌軍，瓦剌大軍損失慘重。

也先大軍在北京城外毫無建樹，遭受明軍阻擊，損兵折將，明朝的援軍陸續趕到，也先不得不在十一月初退兵。于謙派出軍隊進行追擊，石亨等人又追上瓦剌人，大肆砍殺一番，也先丟下一路尸體逃回草原。

那么于謙為什么要出城列陣，以瓦剌大軍決戰呢？

“土木之變”并不是戰力不足，完全是指揮的問題

公元1449年六月，瓦剌太師也先入侵邊境，大太監王振挑唆明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

這個戰略其實問題不大，因為在此前明英宗已經下令實施過三次北伐，并非很多人以為的自不量力之舉，而且從朱棣開始，到朱瞻基，明朝都有皇帝巡邊的傳統！

接下來明軍的失敗就有點莫名其妙了，原定計劃是二十萬大軍從京師出發，由大同北上，在邊境與瓦剌大軍決戰。

但是剛抵達大同，就得到消息，瓦剌軍北撤，已經做好迎戰明軍的準備。并且明軍派出先鋒部隊與瓦剌軍接戰，王振得到交戰不利的消息。

于是王振又鼓動明英宗立即從大同班師回京，原計劃是從紫荊關回京。但是王振因為家鄉在蔚州，又想讓大軍經過他家，又怕軍隊踩踏家鄉的農田，最后多次改道后，大軍經宣府從居庸關回京。

多次變道，無疑加重了行軍的負擔，也給瓦剌軍偷襲的時間，最后明軍被也先分段阻擊。朱祁鎮和王振不聽勸阻，將大軍引入缺水的土木堡之中，被瓦剌大軍圍困。

明軍在堡內被困，缺水三天，將士饑渴難耐，也先詐和麻痹明軍。明軍移師河邊就水，被瓦剌軍突襲，全軍慘敗，傷亡過半，其余潰散，朱祁鎮被俘，隨行文武損失殆盡。

從土木堡之變的過程來看，明軍之所以慘敗，并非是戰力不及瓦剌，更不是打不了野戰。

完全是被朱祁鎮和王振的疲己戰術搞廢了，試想一下，再頑強的軍隊，來回奔波一千多公里，哪里還有什么戰斗力，再加上缺水饑渴難耐，怎么打仗？明軍敗在中樞指揮，而不是戰斗力！

明軍戰力強悍，曾多次主動出擊蒙古各部

大明王朝即使是到了明英宗年代，雖然因為近十年的戰略防守，已經開始出現軍備廢除的現象了。

但是經過仁宣之治的國力恢復，到正統年間，明軍又開始頻繁地用兵了。明英宗繼位到土木之變，這十四年間，明軍發動了不同規模的三次北伐和一次南征。

正統三年，尚書王驥為督師，都督任禮為總兵官，率軍在石城擊敗朵兒只伯等為禍邊境的蒙古首領。追至黑泉，出擊沙漠兩千余里，幾乎全殲敵軍，俘獲萬戶兩人，部落酋長一百五十人。

正統六年，時任大同參將的石亨，想恢復永樂年間的東勝衛，以協助大同的守衛，朝廷并未允許。

不久，楊洪追蹤兀良哈等部，發現兀良哈和瓦剌等部人馬在沙凈州屯駐，朝廷決定發兵肅清邊境。

于是大同參將指揮石亨，率軍五萬三千人，深入豐州，驅趕蒙古人馬，并奏請調派軍隊修筑烽火臺、哨所和營壘，守護邊境。

正統九年，兀良哈進犯延綏，楊洪與韓政從大同率兵，出擊到黑山以北截擊兀良哈。從獨石一路追擊到克烈蘇，敵軍準備據險防守，結果又被楊洪擊敗，生擒了兀良哈首領打剌孩。

從三次北伐的戰事來看，明軍依然保持著強大的戰力，野外交戰，明軍根本就不怵瓦剌大軍，所以于謙有更多的戰術可以去實施。

出城列陣，與也先決戰，能夠牽制瓦剌，避免其在京畿劫掠

于謙堅守北京的原因是為了守住大明王朝的根本，這個根本不僅僅是一座象征著京師的城池，更有城墻內外和整個京畿的普通老百姓，這才是大明的根本。

游牧民族對中原王朝最大的威脅，是其飄忽不定，四處劫掠的強盜戰術。如果明軍堅守城池不出，那么就相當于將廣闊的北直隸大地，讓瓦剌人肆意劫掠，如果皇太極入關劫掠一般，那么這對大明的損失是慘重的，甚至超過一座北京城。

而于謙以出城列陣，與敵決戰的戰術，能夠有效地牽制瓦剌大軍，使其無法分心劫掠其他地方。就像一塊肥肉，放在北京城外，貪吃的野狼怎么會放過呢？

如果也先一旦分兵在京畿劫掠，那么明軍就可以主動出擊，以優勢兵力圍殲瓦剌主力，那么也先恐怕就回不到草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