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是我國古代奴隸社會的一種土地所有制。它起源于夏朝，盛行于西周，春秋戰國（東周）時期開始走向衰落，歷經千余年。其核心內容是：土地為國家所有；耕者有其田；向國君納稅。井田制“平均分配土地”，這種理念出現在我國古代的奴隸社會，著實不易，應該是當時最為理想的經濟甚至是政治制度了。

何為井田？井田就是國家將土地全部分成九塊，每塊百畝，其中八塊為私田，中間一塊為公田，形狀如“井”字，故稱“井田”。《春秋谷梁傳》有言：“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又有《漢書·食貨志》記載：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奴隸首先要在公田上進行無償勞作，公田耕種的收獲交由國家，然后才能在私田上耕種。“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井田制的模式下，農民，也即奴隸，是集體耕種的。《詩經·周頌·噫嘻》中所說“十千維耦”，描繪的就是萬民一同耕種的壯烈現象。這里需要說明的是，耕者有其田，并非是土地的私有化。

井田制時興了一千余年，幾乎貫穿了我國古代奴隸社會的整個過程，其在當時背景下的制度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然而，正是土地私有制的興起，終結了井田制。春秋時期，齊國率先“相地而衰征”，根據土地多少和田質好壞征收賦稅，接著魯國的“初稅畝”實行按畝收稅，它們不再區分公田、私田，這些都促使土地由國有制向私有制轉化。戰國時秦國的商鞅變法，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廢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確立土地私有。國有的土地變成了私有，井田制便從最底層開始松動了，直至走向衰亡。

井田制雖然徹底消亡了，但對后世的影響卻是深遠的。戰國時期，孟子曾力主恢復古代井田制。西漢時期的王莽實施“新政”，也曾恢復古代井田制，但都失敗了。時代在進步，井田制，只能作為特定時代的產物，屬于特定的歷史。縱觀歷史變遷，土地制度都是由變革，而進步，并且不斷走向完善的。

其實仔細讀《孟子》就知道，所謂西周井田制很可能是不存在的。孟子在向滕文公介紹井田制的時候，說了一個“請”字，更多只是孟子個人的理想和建議。孟子口中的井田制，是把九百畝土田按照“井”字分成九份，中間這份是國有土地，由大家共同耕種；周邊八份是農民私有，由家庭自己耕種。

而對于井田制的質疑從民國就開始了，比如胡適主張“孟子自己主張的井田制，是想象出來的，沒有歷史的根據”，郭沫若也認為“周代自始至終并無井田制的施行”。其實所謂“井田制”有個最嚴重的缺陷，就是建立在個體家庭的基礎上，而我們知道，西周春秋的社會主體都是氏族，社會生產都是共同經營的。

那么，井田制一點歷史依據都沒有嗎？也不是。“井田”應該是一種自然狀態。井田的產生和低地開發有關，廣大平原上出現排水溝渠，將土地漸漸劃分開來，整體形狀不就是類似一個“井”字嗎？今天鄉下的農田，還有這樣的形態。但這都是自然劃分出來的，并非什么土地制度。所以要糾結井田，還不如了解下景甜，景甜肯定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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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十分推崇井田制，他在《中國經濟史》中認為：這種制度，比羅馬的奴隸制度平等多了。

所謂“井田”，“井”是灌溉單位，八家公用一井。一口井可用來灌溉的土地，共劃為九格，中間100畝為“公田”，其余八家每家100畝，形成一個“井”字。這八家在耕作私田的同時，共同耕作公田。《詩經》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詩句，描繪的就是這個景象。

一個侯國之內，有君、卿、大夫、士等多個等級，可根據其地位分得相應的土地。這些大小封建主把土地分配給佃農耕種，但土地權仍然屬于封建主。

到豐收時，公田所得歸封建主，私田所得則歸佃農。封建主靠農民而生活，農民之間沒有兼并，也沒有貧富之分。井田制實際上是一種均田制度。有貴族即當時的封建主派農業指導員協助輔助農民，在管理上也不是主人與奴隸間的從屬關系。

后來，大家漸漸不再勤力耕作公田，封建主因而把公田廢去，一律變為私田，實行“初稅畝”（《左傳·宣公十五年》），即取消公田后，田地按畝收稅，收取十分之一。

所以，錢穆先生認為，這是個重要的制度變革，土地所有權乃由于賦稅制度發生了改變。

到秦孝公時，商鞅明令廢除井田制。因為他發現，很多農民多耕少報，破壞田岸用于耕作；還有些地區狹小而人口密集，無地可耕。再加上當時政治上已由封建制變為郡縣制，并已發明鐵器用于耕田，西門豹、李冰等水利工程專家也把灌溉工程興建完成，能夠耕作、灌溉更大面積的田地，井田制已經名存實亡了。

一種說法認為井田制最先出現于商朝，商朝處于奴隸制鼎盛時期，時全國道路南北東西縱橫相交，耕地也被劃分為許多方塊，因形似“井”字故名井田制。井田的提法出自《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后人據此演繹認為：一井地分為九個方塊，一方塊一百畝，稱為“一田”，一人耕種大約百畝，周圍的八塊田為私田，由八戶耕種，私田收成全部歸耕戶所有，中間一塊是公田，由八戶共同耕種，收入全部歸封邑貴族所有。

井田制起于商盛行于周代，周的土地制度是“王有制”，法律上土地都屬于周王，不得買賣交易。（今日頭條南方鵬首發）中心的良田屬于周天子，周圍的劣等田屬于諸侯和奴隸主。錢穆先生提出異議，認為井田制并不是九塊論，而是西周的各級統治者把井田分為三類。他們各自把其中最好的部分成千上萬塊地留給自己，叫“公田”。因為公田的面積很大，也叫“大田”，統治者驅使奴隸集體耕種，把距城市較近的郊區貧地，以田為單位再分配給和統治者同族的普通勞動者耕種。

井田制到底是什么樣的類型，在漢朝就已經爭論不休了，董仲舒認為井田制執行到商鞅時就被破壞了，“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 民國時胡適、瞿同祖、萬國鼎、郭沫若等學者進行過數次辯論，認為按照孟子的猜測，井田制如果存在，也是殷商時期至西周早期的事情。（今日頭條南方鵬首發）

井田制的瓦解普遍認為在春秋戰國出現，隨著技術進步，給周天子種田以外，民眾有能力開墾新的田地，而新開墾的田地歸誰成為新的大問題。角力后新開墾的田被當作禮物由諸侯分封給貴族和將軍，分封權不在周天子手下，導致周王室威信蕩然無存，田地也不可避免的被交易，在農耕社會，土地分配方式的變化引發系列包括兵制等深遠變化，間接影響政權的興衰。

什么是“井田制”？

井田制是中國古代商朝至西周時期的一種土地制度，把土地劃成方塊，就像一個“井”字一樣。所有的田都屬于國君，不得私自買賣。這九塊地分下去，周圍八塊是私田，一戶一百畝，由農戶耕種，收成完全歸自己。中間一塊是公田，由八戶合種，收成統歸國家。

“井田制”這個看起來很好的制度為什么會瓦解？

井田制這個設計看起來很好，大家種自己的田，收自己的谷物，不用交稅，只需要共同輪番耕種公田即可，有什么壞處嗎？有。壞處就是，人只會關心自己的私有物，對于勞作了沒有收成的東西，都是能糊弄就糊弄的。從古至今，沒有例外。譬如一個活，你累死累活忙活一天，沒錢（公田）。又有一個活，你忙活一天就給你一天的錢（私田）。同樣是要干活，你當然選擇有錢的那個。除此之外，公田的谷物糧食還很容易被私人盜竊，這個不用多解釋，所謂“公家的不偷白不偷”，基本都偷過生產隊（相當于公田）上的東西，不是說“提高道德修養”“嚴厲打擊”就能解決的問題。

于是，公田逐漸荒蕪，而私田因為祖孫相傳，漸漸私有化。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各戶以及地方貴族，自己活著強迫別人開墾土地，不上報，故而也成了私田。國家劃定的田不能買賣，自己圈地開墾的則可以，于是，人人都不盡力于公田，井田制也就瓦解了。

“井田制”下的公田，產量低，效益差，怎么辦？

國家進行稅制改革，規定不管是公田還是私田，一律都按畝征收錢糧。你是貴族，擁有一萬畝土地，你就納一萬畝地的稅，你是貧民，只有十畝地（先秦畝小于現在的畝），你就納十畝地的稅即可。而余下的都是自己的，生產積極性便提高了。“廢井田”、“開阡陌”、“民得買賣”、承認土地私有。

土地公有，農民勞作的積極性不高。土地私有，允許買賣，則會產生土地兼并的問題，但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在這里不討論。

1919年，胡漢民在《建設》雜志上發表了《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一文，認為井田制是上古真實存在的土地制度。

此后胡適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反駁，他認為井田制不會像《孟子》、《周官》中說的那樣簡單，是戰國時代人的想象。

胡適認為《孟子》中的井田制不過是一種“分田制祿”的經界計劃，而不是所謂的接近共產的井田制。再有《周禮》本身是偽書，不足為信。

著名的學者呂思勉不同意胡適提出的文獻記載被后世代代增補的觀點，肯定井田制的存在。這也是近代一些學者對于胡適的批判認為他“疑古太甚”。

郭沫若也對井田制多有分析，他對文獻進行了重新審查，先指出《周禮》的不可信，且諸如《管子》、《司馬法》這類書里的土地制度各不相同。他認為《孟子》中的“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不可能實施，最重要的證據就是在周代的銘文里找不到關于井田的記載。

吳其昌的觀點與郭沫若類似，他指出無主的土地是自由開墾的，而當時的文獻和金文中，根本沒有體現出諸如疆界、賦稅這樣的觀念。

當然也有很多學者持肯定論，現在通行井田制存在也有一定的政治因素在。

最后，景甜鎮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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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制發展歷程

井田制是一種土地制度，在周朝得到最終完善，同時也在東周時期，因為鐵器、牛耕技術的發展，加之諸侯變法，大量土地私有，于是井田制就被破壞了。其中有著名的魯國變法中的“初畝稅”。

井田制是什么

在井田制下，土地被分為“國”、“郊”、“野”三部分，即國度（宗法貴族所在地）、郊區（隨著貴族前來的武裝所在的地）、被征服或者原住民所在地，“國”和“郊”可以統稱為“國人”，其余為“野人”。 井田制，地按照“井”劃分九塊，八家共一井，每家一塊私田，共耕一塊公田，每三年調整一次。

井田制和分封制、宗法制關系

井田制也是維系周朝宗法制的重要手段，因為公田不僅是耕作之所，同時又承擔祭祀的功能，所以“井田”又充當宗教作用。

周朝為了維護統治，創立周天子的概念，即王權天授。為了保證統治過渡順利，就采用了簡單而又沒有爭議的嫡長子繼承制，這樣可以避免為了繼承而產生紛爭。

宗法制要得到有效落實，于是周王就把自己的兄弟、功臣、商朝后裔分封出去，讓他們成為宗法制的擔綱者。并且通過“井田制”完成第社會秩序的具體組織。 所以講要講井田制，就要講宗法制和分封制。這個時候，文字還被周天子壟斷，周天子就將刻有銘文的青銅器贈與各諸侯，來表達天意。 那個時候，民風淳樸，國人之間也有血緣認同。 到了春秋時期，不斷的分封讓大家對血緣的認同削弱，所以周天子勢微。

周王的衰敗不是某一方面的原因，而是整個制度系統出現問題了，從經濟到地方制度都出現了問題。所以你問井田制是一種什么制度，它即是一種土地制度，同時又是為其他政治制度的保障。

關于“井田”的形制，《周禮》的描述說“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鄭玄作注說：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

《孟子*滕文公上》說得更清楚一點，孟子論及三代做了一個對比：“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其實皆什一也。”夏代每戶授田五十畝，每戶上繳一定的收成；商代的井田制，把六百三十畝地分為九個區域，每一份七十畝，八戶各分一區是私田，中間一區是公田。公田由這八戶一起耕種，收成歸公，就不再從私田里抽取收成。

周代的井田孟子說是“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把九百畝地分成“井”字樣的九個區域，每一份一百畝，八戶各分一份是私田，中間一百畝是公田。公田再分八份，每戶各耕種一份。實際上每戶就分得田地一百一十二點五畝，然后從這一百一十二點五畝地的收成中抽取十分之一上繳。

收成上交之后，這就是國家運轉的基本費用。“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周王坐擁著九州的土地，用這些收入來供養萬民，然后用忠信教化萬民，使他們和諧安樂。周王怎么來實現這種和諧呢？“聘后于異姓”、“求財于外方”、“擇臣取諫工”。遵守同姓不婚的制度而從異姓聘取王后；使各方以其財物進貢；選取官吏任用直言敢諫的大臣。

楚國大夫觀射父和楚昭王論政時也說，“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九畡gāi”就是九州的意思。天子有九州之田養育萬民，收取十兆賦稅以養育萬官。

孔子和弟子冉有也討論過“井田制”的問題。冉有是季康子的家臣。季康子是魯國正卿，也曾經和孔子問政，問孔子“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殺了那些無道的人以成全有道的人怎么樣？孔子說“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在上位而施善政民必善。

“季康子谷以田賦”，季康子想根據田畝數量征收賦稅，讓冉有去問問孔子的態度。魯國這時候應該早就是按畝征稅了，《左傳》記載魯國“初稅畝”的時間是宣公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594年。

孔子其實持的是反對的態度，所以就講起了先王之制。“先王之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先王根據土地的肥瘠確定土地的等級，再根據年齡、力氣大小來分配耕田的數量以及確定上繳的賦稅。至于那些鰥、寡、孤、獨，國家有軍旅之事就征收他們的賦稅，如果沒有戰事就不征收。

那么究竟一井的收成有多少要上繳呢？孔子說是“其歲，收田一井，出稯zōng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稯”、“秉”、“缶”都是計量單位。孔子這里說的“稯禾”是六百四十斛小米，“秉芻”是一百六十斗飼料，“缶米”是十六斗大米。

孔子說，“先王以為足”，反正先王覺得這樣足夠了；而且此“周公之籍也”，這是周公定的籍法。季康子你覺得不夠你想挑戰先王和周公，那就不用問我的意見了。

井田制是非常迷惑人的一個話題，很容易亂人心智，從戰國后期開始就聚訟紛紜直至今日，期間還多次引發重大的政治事件。實際上，井田制應該是不存在的，它是戰國人對三代封建生活的空洞想象，夾雜了大量的理想化的寄托。具體說：

一、井田制是儒家發明的空想

從比較可靠的史料來看，【井】字大概與兩種制度有關，一種是封建兵役“乘馬”，見于《司馬法》的逸篇殘文，大意是以“井”為基本兵役單位，一井有“三屋九夫”；一種是刑法，如《世本·作篇》的“伯益作井”，《易經》的“井，法也”。最初跟土地制度似乎沒有關系，而且甲骨文金文的字義也與刑罰有關。

直到儒家出現，戰國中后期才把兵役與土地相掛鉤，一個是《春秋谷梁傳》說的“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一個是《孟子》所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司馬法》逸文：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人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

《周禮·地官·小司徒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從上面羅列的《司馬法》和《周禮》引文對比，可以看到：“井”在儒家經典里很巧妙的從封建兵役單位變成了行政區劃，指向了郡縣制，這就與三代封建完全不同了。并不是說三代封建之下就沒有賦役，只是這種賦役是分層的，“井邑丘甸”的576個男丁只對一個地方領主負責。天子和諸侯才有“鄉遂”之制，可以直接征調一部分城鎮居民，相當于準常備軍或后世的“軍戶”。

二、井田制在后世

儒家在孔子時代還保持著保守和審慎，他的弟子當中有幾個人卻非常危險。一個是子夏，孔子生前似乎發現了子夏的危險傾向，告誡他“無為小人儒”，因為子夏很沉迷“章句之學”，也就是后世的所謂“微言大義”，對孔子著作無限發揮、擴張解釋。從子夏傳下來的“公羊傳”和“谷梁傳”就是典型。孔子死后，儒家受到這種危險傾向的毒害，日益陷入空洞教條，為后世埋下深刻隱患。例如“井”，《谷梁傳》就解釋為“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這完全是毫無根據的無稽之談。

《論語· 雍也第六》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子夏在孔子死后果然進入西河地區講學，“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史記·儒林列傳》），《呂氏春秋》又說魏文侯以子夏為師。這里很麻煩，因為吳起是法家，禽滑厘是墨家，而魏文侯用李悝變法，首開法家社會改革的序幕。西河地區于是就成為一個儒法合流的策源地。

西漢末年，儒生以劉歆為首，整理了一批儒家失傳經典，包括《周禮》、《周官》等，尤其是周禮，其中詳細整理了戰國以來關于“井制”的種種新說，歸納為十分精密的井田制，“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以此為依據，王莽啟動了“托古改制”，造成天下大亂。

經過王莽改制之后，井田制仍然沒有被反思，到了近代，革命黨中相當一部分人都重提井田制，造成了很大的混亂，究其根源，就是不了解三代的真正面貌實際上封建社會，不可能實行這種整齊劃一的井田，“井”只是封建兵役和刑法而已。（完）

井田制為中國古代一種土地制度，相傳夏代曾實行過井田制，商周兩代的井田制因夏而襲用；因其土地區劃形同“井”字，故名。

“井田”一詞始見于《谷梁傳》：“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

而最早詳解井田制的為《孟子》一書：“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按照孟子的說法，每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劃分為九個耕種區，每區百畝；中間一區為公田，余八區為私田，分別授予八夫（家）耕種。公田由八夫助耕，收獲皆歸統治者；公田農事完畢，方能耕種私田。當時的賦稅制度為貢、助、徹；助，即服勞役于公田。

井田制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發展演變而來，其基本特點是實際耕作者對土地無所有權，而只有使用權；土地在一定范圍內實行定期平均分配。

由于對夏商周三代的社會性質認識各異，故對井田制所屬性質也不盡相同：〈1〉奴隸制度下的土地國有制；〈2〉奴隸制度下的農村公社制；〈3〉封建制度下的家族公社制或農村公社制。

戰國時期，秦國商鞅變法，“為田，開阡陌”，推行土地個人私有制。至此，井田制徹底瓦解。井田制均分共耕之法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被后世不少人視為理想的土地制度。秦漢以后，盡管實行井田制的社會基礎已不復存在；然后世的限田制、王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土地制度，皆淵源于井田思想。

近代有學者研究，或以為井田制純屬空想，并不存在。但多數學者確認歷史上實行過井田制，只不過對其性質尚有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