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鈔廠戒備森嚴，能從印鈔廠里偷出黃金和紙幣的人絕非等閑之輩。歷史上曾經有這么兩個膽大包天的人。
1985年11月25日，廣東潮州人民銀行的一名職工與同事一起進入錢庫，打開了從國庫里取來的錢箱，在清點五元券人民幣紙箱的時候，發現有一包五元紙幣并不是真的紙幣，而是一捆封包的“貼頭紙”，一共有1000張，共5000元人民幣。
那時，他驚訝大叫：奇怪，怎么會有這種事？他的驚叫聲引起了同事的注意，他們都說這是前所未有的事。隨后，他們馬上把自己的發現向上級匯報。
這樣的案件很快引起了當地政府及警方的注意，當時市領導十分重視，馬上成立專案組，要求盡快破案，可是當年沒有監控攝像頭，現場也沒有留下有價值的破案線索。
案件的破解陷入了困境，一件未破另一件又起。事隔幾個月后，1986年7月1日，廣東省惠陽縣工商銀行的職工在打開國庫送來的錢箱時，發現里面缺了一大包五元的人民幣，一共有2.5萬元。
又隔了一年，1987年的4月3日，吉林省某農業銀行的職工在打開錢箱時，也發現一小包的五元券的人民幣被人偷換了，一共有5000元。
三宗案件相隔幾個月發生，有共同的一點，失竊的人民幣都是五元券的人民幣，都是上海印鈔廠同一時期出品的新鈔。
最后一宗案件發生的時間距離第一起案件已經過去一年多，此時，中國人民銀行發現在1.75億張回籠的五元紙幣中，發現了2000張失竊的同一批次的五元券。
由此確定，三件案件為同一時間作案，案件發生了一段時間，犯罪分子已經對盜竊的錢幣進行銷贓。經過調查發現，這筆錢是來自上海印鈔廠，于是，上海印鈔廠成為重點的偵查之地。
上海公安局成立專案組進行調查，專案組調查后認為這起案件不是國庫內部的人員干的，因為犯罪分子用的是貼頭紙調包的作案手法。這樣的作案手法只可能發生在有條件接觸新幣的人身上，應該是家賊所為。
于是，專案組把重點放在了調查上海印鈔廠上。此時距離案發時間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月，要查清真相，真如大海撈針。懸而未決的案件成了專案組的心頭石，上海警方派出了當年江南名探三劍客之一的裘禮庭負責此案的偵察。
專案組很快理清了以下的頭緒：
1、犯罪分子應該是印鈔廠的職工，因為只有上海印鈔廠有封包的貼頭紙。
2、經過對錢箱痕跡的檢驗，發現紙箱上的封鉛印記是上海印鈔廠的封印手法。錢箱上發現了重復積壓的痕跡，可見是有人打開后再重新封上去。
3、中國人民銀行收到的回籠紙幣中，第一張失竊五元券的紙幣是在1985年的12月21日流入上海。而這一批紙幣原本應該是1985年12月20日從上海印鈔廠運到國庫的。
由此，確定犯罪分子一定是上海印鈔廠內部的職工。那么，誰如此膽大包天呢？
隨后，上海印鈔廠召開了三次職工大會，多位廠干部參與了破案工作，與專案組一起分析認為，犯罪分子應該是熟悉生產和操作工藝的成品車間人員。
一時間廠里負責紙幣封包和裝箱車間的工作人員就成了重點的調查對象。通過排除確定了九名嫌疑人，那時老工人的工資，一個月六七十元，如果有人突然暴富，就可能是偵察的重點。然而這個車間的管理十分嚴格，上班時間，眾目睽睽之下是不可能有作案機會的。最大的可能是夜里庫房沒有人的時候。
壁壘森嚴的庫房犯罪分子又是如何進去的呢？
一時間，專案組一籌莫展，他們從中國人民銀行回籠的2000多張贓款中分析得出的線索是：犯罪分子在多家儲蓄所購買了定活兩便的存單，隨后又從銀行中取出來，把贓款變成流通的貨幣。
由此可見，犯罪分子具備一定的反偵察能力，他的銷贓速度很快，事隔時間久，要找到有效的線索，十分困難。
裘禮庭經過分析認為，應該發動群眾的力量，一邊對廠里的人員進行調查，一邊走訪周邊的群眾。不久，偵查人員在走訪了上千名群眾之后，終于發現了一個可疑的人物。
有群眾爆料稱，自從1985年以來，家住在棗陽路的張德康，一夜之間暴富，家里購買了冰箱、洗衣機、吸塵器等高檔的家具，還添置了金銀首飾，他曾經對親屬說：這是岳父去世的時候留給他的一筆巨款。
大家深信不疑，然而，警方卻發現此人的身份不簡單，他就是印鈔廠的職工，以當年一個月幾十塊錢的工資收入來說，是不可能過上如此闊綽的生活的。
更重要的是，這個人熟悉人民幣生產操作的工藝，具備了進入庫房的作案條件，警方為了不打草驚蛇，隨后對張德康的生產操作方法進行仔細觀察，發現他的操作方法和現場遺留的痕跡一模一樣。
專案組進一步調查發現，張德康在銀行里存有巨款，至此，把他鎖定為犯罪嫌疑人，隨后對他進行提審，經過一番審訊，張德康如實交代了作案過程：
那是1985年的7月5日，張德康趁其他職工下班回家之機，悄悄溜進了印鈔廠的鼓風機房，按照廠里的工作流程，工作人員下班后，值班人員會鎖上庫房，把鑰匙放到鐵箱里封存，再把鐵箱交到警衛室保管。
張德康知道廠里機房車間中唯一不上鎖的房間就是鼓風機房，他躲在鼓風管上，等值班人員鎖上機房大門之后，他再從鼓風機房里悄悄溜出來。
事先他已經準備好了鋼鋸，他用鋼鋸鋸斷了成品庫里的門鎖。在此之前，他已經準備好了一把樣式相似的鐵鎖。他知道成品庫有三道門，每道門有一把鎖，其中有一道鎖不經常開，很難被發現。
隨后，他進入庫房用準備好的封包貼頭紙調換了其中兩捆面值五元的鈔票。他拿到錢后又返回鼓風機房，把錢放在鼓風機上，第二天繼續上班，所有人都沒有發現異常，下班的時候，他把錢放進了拎包袋里，把鎖扔到了垃圾桶，帶著錢出了印鈔廠。
那時他還不知道拿的錢是多少，只知拿走了其中的兩捆，回家一數才知道有一萬元，這1萬元在當年可是一筆大數字。
這一次拿了1萬元，順利得出乎他的意料，幾個月過去了，印鈔廠的工作人員沒有發現鈔票失竊，他的膽子徒然變大，他在等待，等待鈔票出國庫，這樣他才有花錢的可能。
當他知道12月份的時候，這批鈔票將要送往國庫，在12月的某一天，他又用同樣的方法進入庫房，這一次他更加大膽，連調包都省了，直接拿走了2.5萬元的大包五元券鈔票。
直到12月20日，鈔票送至國庫，第二天，他馬上派他的妻子把盜取的鈔票拿到銀行里換成流通的鈔票。
那兩年里，他過得提心吊膽，編好了無數的謊話，比如錢是岳父給的，或是老家買了房子得來的，沒想到面對資深的偵查員，這些理由漏洞百出，最終他不得不從實交代。
他被抓的時候，錢已經被他花了一半，還有1.75萬元沒來得及花，那一年，張德康被判處死刑。
張德康鋌而走險，竟然打起了印鈔廠庫房里鈔票的主意，最終自食其果，不得善終。無獨有偶，歷史上還有一個跟他相似的人。
1961年3月18日，沈陽615廠發生了一起黃金被盜案，這個廠是造幣廠，那天有八百兩黃金被盜，在中國最困難的時期發生如此重大的事件，案件驚動了周恩來總理。
這個案件經過了漫長的19年，直到1980年才告破。
沈陽造幣廠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曾經設計生產了兩分、五分、一角、兩角、五角、一元等硬幣，是我國生產流通硬幣和紀念幣的造幣廠。在60年代曾經承擔了國家的重大任務，冶煉黃金和白銀。
當年從民間收集了大量的黃金和白銀，來償還蘇聯的外債以及換取老百姓所需的糧食。那時候造幣廠的管理十分松散。工廠里堆積如山的銀元和首飾隨意放著。
成品的黃金也是隨意放在車間用包裝箱板臨時搭建的倉庫里。在那個工人十分自覺的年代，對金銀的保管沒有嚴密的管理制度，全靠工人們的自覺性。
1961年3月20日，工人們到工廠里工作，聽到了一個爆炸性的消息，金銀包裝線的組長郭家惠，剛上班就有工人跟他說100號產品被盜了。100號產品，指的就是黃金。
他聽到這個消息，一下子腿軟了，踉踉蹌蹌跑到現場，看到裝黃金的木箱外的鐵絲被剪斷，木箱蓋子被撬開了一個口子，箱子里原本放著四塊黃金，兩塊小的，現在不翼而飛。
他馬上向廠里報告，隨后，公安機關介入調查，公安在現場發現了兩枚不一樣的鞋印，因為周六下過雨，鞋印清晰可見。根據鐵絲被擰斷的手法，判斷犯罪分子用的工具可能是一個羊角錘。
作為黃金的保管者，郭家惠自然成為了第一個被懷疑的對象，何況兩枚鞋印中有一枚就是他的。隨后他與報信的工人被關起來。調查人員再讓這個廠八百多人都一一按手印，廠里職工穿的布鞋和家里用的羊角錘都被要求上繳。
可是破案人員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無法揪出真兇。郭佳慧背著盜賊的黑鍋，19年來，受盡了世人的白眼，始終沒有抬起頭來。
直到1980年4月15日，一位女人帶著3斤多重的金子，到了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分行，她想把金子換成現金，當時營業人員還沒有注意到異常，就說你這金子值2.3萬元，錢不少啊！
這位女人說這些金子是幾個親戚攢下來的，她分別用六個名字辦了六本定、活期存款。她在辦理業務的時候，旁邊有一個男子就坐在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盯著女人的一舉一動。
看到女人成功把金子放到銀行里，他得意洋洋地離開了銀行。而此時他卻不知道銀行的保衛干事過來把那位女人帶到了辦公室，保衛人員對那女人說：為了保證你的安全，我們銀行一會兒開車送您回家。
原來銀行的營業部經理無意中看到了這些黃金，他察覺到黃金的異常，這些黃金的純度太高了，于是他果斷報了警。
隨后，沈陽市公安局的三名干警趕過來，對那名女人進行審訊，在干警的嚴厲審問下，那女人面如土色，終于交代了犯罪事實。
原來偷竊金子的人不是他，而是剛才離開銀行的那位男子，是她的老公，名字叫關慶昌。
19年前，在那造幣廠，當所有人對著滿地的金銀毫不在意的時候，他就對黃金打起了主意，當時他是生產科的科長。
他經過了周密的安排，在1961年3月18日的周六開始行動。那天天下著雨，下班后的他洗完澡，跟廠里的人打過招呼后，戴上了手套，拿上了羊角錘，進入到空無一人的車間里。
他撬開存黃金的木箱，偷走了其中的兩小塊，箱子里大塊的金子太重，他拿不走，起先他想把偷來的這八百兩黃金藏在了自己的辦公桌里，可想想不妥當。
20分鐘后，他用繩子拴住兩塊黃金，把它掛在脖子上，趁著夜色，坦然地走出了工廠大門。
他把金子帶回了家里，換了一身新的衣服。不久后就出現在工廠俱樂部舉行的舞會上，他在舞廳里逢人就打招呼，努力創造沒有做案時間的假象。
九點半舞會結束后，他回到家里，連忙讓妻子把作案穿的鞋子鞋底換掉，就這樣，他在隨后干警的審查中成功蒙混過關。19年來，他在單位里兢兢業業，一直勤奮努力，裝出一副踏實肯干的模樣。
每天下班回家，他尋思著怎么藏好黃金，幾次把黃金轉移，為了不被發現還搬了家。由于黃金的純度太高，重量太重，他要銷贓不容易。
他需要把黃金弄小，還要降低黃金的純度，為此，他想出了多種方法，甚至自己熔煉金子，因為這樣跟鄰居吵了一架，不得已搬家。
直到1930年三月，國家對黃金的管理沒那么嚴格了，此時國家又提高了金銀的收購價錢，他掐指一算，那八百兩黃金可以變賣成36萬元，這次終于等到發大財的機會了。
于是4月15日，他讓老婆帶上了黃金到銀行的營業部，他以為這次一定能成功，沒想到在那天下午五點多的時候，廠里的保衛人員讓他到廠部會議室。
當他推開會議室的大門，看到許多公安干警站在那，他一下子明白了，該來的總要來，他的黃金夢破滅了。
事隔19年，郭家慧終于恢復了名譽，而關慶昌被法院判處死刑，只是按照當時的法律，盜竊罪沒有被判死刑的，最后他被判為無期徒刑，沒過多久，他由于改造得好，很快就出了獄。出獄后，他生活艱難，靠著兒子的救濟度日。
至此，這件轟動全國的大案終于告破。
這兩起案件都發生在監控設備落后的年代，如果是在當今社會，要從造幣廠中偷出錢幣，幾乎是不可能的。
首先，人民幣的制造需要經過四道工序：膠印、凹印、印碼和檢封。每一張人民幣上都有編號，編號是由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數字組成的，這個編號就如人的身份證一樣，是唯一的。
從印鈔的各道工序中來看，最有可能偷竊的是鈔票檢驗人員和包裝成型的工作人員，其他人員如果偷竊，偷的也是不成型的人民幣，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那么，鈔票包裝成型及運輸人員有沒有偷竊的可能呢？
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印鈔廠各個地方都有監控，工作人員的工作過程全部常被監控錄下來，隨時都可以調出來查閱，在如此嚴密的監控下，是很難做出偷盜的行為的。
另外，在鈔票檢查的環節，遵守的是領出去多少，交回多少的原則，各個環節都有專門的人員進行監督、登記和審查。
最后，每一位印鈔廠工作人員，每天上班和下班都有安保人員對他們進行全面的檢查，在層層設卡之下，要拿出鈔票，簡直是比登天還難。
結語：
現代社會電子監控設備如此發達，電子眼遍布天下，小偷作案都難上難，更何況從印刷廠里偷出鈔票，那更是不可能了。
如今，印鈔廠的工作人員都是本科以上的學歷，每個人都沒有不良的記錄，需要經過嚴格的考核和政審，所有人都必須有極強的保密意識，包括印鈔廠的保安。
這些人的政治思想過硬，都懂得需要嚴守秘密，不能做違法違規的事情。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對于他們來說，印鈔只是一項工作，鈔票不過只是產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