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哈爾濱走出的電影明星，孫紅雷得往后排排，先說說拿過奧斯卡獎的光頭影帝——電影《未來世界》牛仔殺手尤·伯連納。
尤·伯連納曾在哈爾濱生活過十二年，也是咱哈爾濱名人序列當中的一員。
八十年代初期，隨著電影《未來世界》、《蛇》、《真假公主》、《國王與我》登陸中國，尤·伯連納逐漸為中國觀眾熟悉和喜愛。
他面容俊朗、目似寒星，堅毅的目光有攫取人心的魔力，陽剛四射的男性魅力更是懾服女性觀眾的心。
當時有個說法甚為流行——尤·伯連納擁有中國血統，他是中美混血。
好萊塢則一直炒作他有“神秘的東方蒙古血統”。
那么，尤·伯連納到底是哪國人？他生活在哈爾濱哪個區、就讀哪所學校？
讓我們來看看他的兒子羅克·伯連納著述的傳記《尤：即將登基的國王》一書中是如何闡述的？
一、辛酸的童年，家里有礦的流浪兒
1920年7月11日，尤·伯連納出生于俄羅斯海參崴。
他的父親包利斯·伯連納祖籍瑞士，畢業于圣彼得堡大學，并在那里取得了礦山工程碩士學位。
蘇維埃政權成立時，包利斯曾被盛情邀請擔任工業部長，不過他的興趣是經商。
包利斯在海參崴北部擁有一座礦山，后來他娶了一位猶太醫生的女兒，能歌善舞的娜塔莉亞。
娜塔莉亞先是生了一個女兒薇拉（Vera），之后又生了尤·伯連納。
兒子降生后，老爸將全家姓氏改了，“Bryner”中間加多了一個“n”，變成了“Brynner”，這樣在俄語里諧音——“有罪的人”。
然而，到底誰有罪還言之尚早，很快，老爸那邊出了狀況。
1924年，就在尤·伯連納四歲的時候，老爸在莫斯科遇到一個風騷的舞女，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婚外情。
更為離譜的是，他竟將這個女人帶回海參崴，一時間鬧得滿城風雨，娜塔莉亞被鄰里街坊傳為笑柄。
于是，她帶著一雙兒女搬離Aleutskaya大街15號住宅，接下來她要前往中國獨自謀生，那個落腳點叫——哈爾濱。
二、尤·伯連納一家住在哈爾濱哪個區？
娜塔莉亞在哈爾濱基本過著饑一頓飽一頓的生活，她的技能是彈鋼琴，曾在教會工作過一段時間。
因此，當尤·伯連納年近學齡，她將兒子送進幾近免費的哈爾濱基督教青年會下屬小學就讀。
這所學校位于哈爾濱老城區道外南四道街62號大院，1915年由牧師尚奎英、民族資本家武百祥、趙禪堂創辦，面向社會勞苦大眾子弟，不分種族、地域、宗教、膚色，學員廣納博收，基本有教無類。
這是一片紅磚建筑群，學校舊址現仍保存完好。
很難想像，電影《未來世界》里那個目光狠厲的牛仔機器人，童年時代曾背著小書包踩過皚皚積雪在這幢建筑物進進出出。
尤·伯連納在美麗的哈爾濱度過了童年時代、少年時代，課余時間，他跟著媽媽學鋼琴，并且彈得一手好吉他。
日子雖然清苦，卻也快樂溫馨。
然而九·一八的炮火驚擾了一家三口的平靜生活，娜塔莉亞有種不好的預感，日本人的到來對于這個俄羅斯家庭來說，肯定不是一個利好消息。
1934年，十四歲的尤·伯連納不得不跟著媽媽、姐姐再次流亡。
這一次，他們來到了巴黎。
三、成年后他曾再次回到哈爾濱
在巴黎這個音樂之都，娜塔莉亞的鋼琴技能無用武之地，最后她落魄到跑去美院當人體模特，供兒子去念貴族學校蒙塞爾高中。
少年尤·伯連納放棄了學業，跑去一家俄羅斯夜總會，為一支吉普賽舞蹈隊彈吉他賺錢貼補家用。
成名后據他回憶，那是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他在這里找到了家的感覺。
不過很快他發現，這個行業收入微薄，不久后他又進入秋季馬戲團從事危險的空中飛人。
這一年他才十六歲，某次他從高空墜落，險些死掉，此后八個月里他躺在床上不能動彈。
尤·伯連納說，自己是遭同伴妒忌陷害。
屋漏偏逢連陰雨，1938年，娜塔利亞不幸患上白血病，女兒已遠嫁紐約，她卻十分擔心兒子的未來，因為此時巴黎全城都在風傳，德國人要打進來了。
很快，這對母子又收拾行囊，再次回到了哈爾濱。
在這里，尤·伯連納依然過著弄琴賣藝的生活，卻時常苦惱這種晝夜顛倒的工作無法照顧母親。
1940年，他決定帶著媽媽前往紐約投奔姐姐。
9月的一天，他帶著媽媽離開哈爾濱取道大連港，乘坐“總統克利夫蘭號”郵輪出發。
熟知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是一艘非常有故事的郵輪，華羅庚、錢學森、梁思禮、郭永懷等科學家當年都是乘坐這艘客船回歸祖國的懷抱。
從這張小小的簽證照上我們可以看出，伯連納曾經也是有頭發的，只是發絲太過稀薄而已。
真是有頭發誰愿意做禿子啊？
1940年10月25日，尤·伯連納與母親踏上紐約的土地。
他即將在這里大放異彩，顛沛流離的生活、走過的路、吃過的苦，都將化為他生命中的一束光。
四、尤·伯連納的東方血統到底是怎么來的？
尤·伯連納很快遇到了一個貴人——俄裔演員邁克爾·契訶夫，他曾憑借《愛德華大夫》得到奧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
經這位老師提攜，1941年末，剛到美國一年的尤·伯連納出現在話劇舞臺上，出演莎士比亞《第十二夜》費邊。
此時，他剛剛學會英語日常用語。
然而首演當天的1941年12月7日發生了珍珠港事件，劇目停演，尤·伯連納短暫地失業了。
在跑了兩年龍套后，二十三歲的尤·伯連納被美國軍方征用，擔任法語電臺播音員和評論員，向被占領的法國領土廣播宣傳。
真正令他苦盡甘來、登堂入室的是1952年百老匯劇目《國王與我》，這是一個暹羅版《音樂之聲》，團里需要一個東方面孔。
一個女人舉薦了尤·伯連納，這個女人不是別人，正是日后與李春平傳緋聞的百老匯女演員瑪麗·馬汀。
話說尤·伯連納的女人緣好到爆，奧黛麗·赫本是他女兒的教母，他是簡·伯金女兒的教父。
不僅如此，他的情史更是一軸波瀾壯闊的畫卷。
瓊·克勞馥曾在自傳里動情地提到，她在1952年與尤有過浪漫的約會，結果被尤當時的妻子懟得七七八八——“不好意思誒，那個時間段我老公正跟瑪琳·黛德麗約會。”
《國王與我》這出劇目成了尤·伯連納一生事業與財富的奠基石。
連演四年后，某天，一位導演踱進后臺化妝間，對他說道：“先生，你想不想拍一部你孫子在任何國家任何劇院都能看到的《國王與我》？”
尤當即回答：“我愿意！”
這是他有生以來做過的最迅速、最堅定的交易。
1956年，同名電影被搬上銀幕。
這是小編非常喜愛的一部電影，其中一段唱詞非常經典——“當我還是一個男孩兒時，世界很美好，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長大成人后，世界發生了改變，對的還是對的，但錯的不再是錯的……”
描繪出一個勵精圖治的東亞古國君王，面對滾滾而來的后工業文明內心產生的躁動和不安。
這是尤·伯連納第一次領銜主演電影，卻一舉拿下29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
而這一屆的最佳女主角是英格麗·褒曼，因為她與尤·伯連納合作的《真假公主》。
他所出演的《十誡》同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1956年是尤·伯連納的全盛之年，不過截止最后一部影片《未來世界》（1976年），他的電影作品少之甚少。他將全部的精力放在百老匯舞臺上，僅是《國王與我》平生上演了4633場！
1960年2月8日，他在好萊塢6162號星光大道上獲得了一顆星星。
好萊塢和百老匯不約而同賣力宣傳他“遙遠的、神秘的東方蒙古血統”，尤·伯連納膩歪透了，對此不置可否。
遇到記者追問，他便反問：“叫我干凈漂亮的蒙古小男孩兒不好么？”
明顯這是個敷衍。
1989年，在他去世的四年后，他的兒子羅克·伯連納出版了一本傳記《尤：即將登基的國王》，書中披露了許多尤·伯連納不便道與外人知的真相。
因為地緣關系，他的母親祖上有日本血統。
這個事情二戰時期尤·伯連納不想透露，二戰結束之后，他還是三緘其口。
不過，尤·伯連納倒是經常大大方方提到哈爾濱——“那是一座美麗的城市，我一生中最純潔的記憶都與那里有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