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慈禧生病，同治皇帝給山東巡撫丁寶楨下了一道“八百里加急”，誅殺了安德海，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使用“八百里加急”。
八百里加急有多快
從前車馬很慢，書信很遠(yuǎn)。人們長途趕路，要么坐車（馬車、驢車），要么騎馬，要么乘船，要么走路。無論哪一種方式，速度都很慢。富貴人家，當(dāng)然可以選擇騎馬，但是騎馬對身體的消耗很大，富家子弟吃不了這個苦，所以他們更愿意坐馬車。然而，馬車很慢，比走路快不到哪兒去。尋常人家，更多的是選擇走路。
八百里加急
在古代，人們長途趕路的速度有多快呢？我們舉兩個古代書生進(jìn)京趕考的例子。
道光十七年12月初，左宗棠從湖南出發(fā)，第三次進(jìn)京參加第二年春天的會試。這一次他雇了一個書童，在漢口遇到了同樣是去參加會試的歐陽兆熊，倆人便一塊趕路。道光十八年2月左宗棠和歐陽兆熊到達(dá)京城。從湖南到北京，用時不到三個月。
光緒十四年12月20日，丁治棠從四川出發(fā)，進(jìn)京參加第二年春天的會試。他先是坐船到重慶，然后再坐船順流而下抵達(dá)上海，再輾轉(zhuǎn)到天津港，于光緒十五年的二月初七到達(dá)北京。從四川到北京，用時一個半月。值得注意的是，丁治棠是坐船去的，大部分路程都是沿長江順流而下，所以速度比走陸路要快得多。
從長沙到北京直線距離大概1350公里，換算成里，是2700里。但是實際路線肯定要長于2700里，我們按3500里來算。左宗棠用時不到三個月，我們按80天算。那么他趕路的速度大概是每天44里。
而八百里加急，一天要走八百里，其速度是古代人平常趕路的18倍。
八百里加急有多難
天寶十四年，范陽、平盧、河?xùn)|三鎮(zhèn)節(jié)度使安祿山發(fā)動叛亂，在范陽起兵。軍情十萬火急，地方官員馬上用“六百里加急”給遠(yuǎn)在長安的唐玄宗上報消息。
八百里加急
送信的人快馬加鞭，一路飛馳，中途換馬不換人，吃喝全在馬上，終于在第六天趕到了長安城。范陽到長安，兩地相距三千里，在“六百里加急”的死命要求下才跑出五百里的平均速度。
有人會問，為什么不用“八百里加急”呢？一是唐朝只有“三百里加急”、“四百里加急”，最快只有“六百里加急”；二是在當(dāng)時的交通條件下根本達(dá)不到“八百里加急”的速度。
別說唐朝沒有，到了商品經(jīng)濟高度發(fā)達(dá)的宋朝也沒有“八百里加急”。根據(jù)《夢溪筆談》記載，宋朝的最快的急遞日行四百里，只有打仗的時候才能使用。熙寧年間又增加了金字牌，日行五百里。當(dāng)年秦檜一天之內(nèi)給岳飛下了十二道金牌，說的就是這個金字牌。
在中國古代絕大部分的時間里，趕路的速度最快只能達(dá)到六百里。這六百里的速度，是靠一個驛站換一匹馬，把馬跑死、把人累死換來的。所以，除非十萬火急，一般是不會用“六百里加急”的，更不要說“八百里加急”了。
八百里加急是如何實現(xiàn)的
古代之所以能夠?qū)崿F(xiàn)“六百里加急”，甚至“八百里加急”，關(guān)鍵就在于驛站的存在。
周朝時，我國就有了烽火臺和郵驛，用來傳遞軍事情報。《孟子·公孫丑》：“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
驛站
驛站是官營的，一般只能用來傳遞軍事情報，能夠為過往的送信人員提供食宿、換馬服務(wù)。
到了清朝，進(jìn)行趕考的舉人也可以使用驛站。舉人進(jìn)京參加會試，可以去找本省的布政使要一筆盤纏，同時領(lǐng)一個火牌。一路上拿著火牌經(jīng)過沿途的驛站，可以在驛站取馬車一駕，然后在馬車上插一個“禮部會試”的黃旗，就可以風(fēng)風(fēng)光光地進(jìn)京趕路了。這架馬車，名曰“公車”，代指進(jìn)京趕考的舉子，“公車上書”就是這么來的。
古代的驛站，一般每隔二十里設(shè)置一個，驛站的一應(yīng)開支，均由官府承擔(dān)，這是一筆很大的費用。比如唐朝，全國共有1639個驛站，人員共20000人；清朝共設(shè)置驛站1785個，人員兩萬多。這么多驛站，這么多人，再加上馬匹、食宿、草料等費用，著實是一筆巨額開支。驛站的多少、郵驛系統(tǒng)的完善程度，也反映了一個王朝的興衰強弱。
正是因為驛站運營的成本太高，所以驛站只能用來傳遞加急文書，用作軍事用途，私人是嚴(yán)禁使用驛站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是多么的奢侈，有這樣的君主，大唐不亡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