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國共雙方的恩怨是最難分明的,但中國共產黨人為了國家民族大義出發,卻愣是把它分明了。
你跟一個死對頭玩命玩了十年,你打死了他手下不少人,當然他也殺了你很多兄弟,這一天突然他落在你手里,你殺不殺他?
為家仇,就是殺他一百次都不夠,為國恨,不能殺!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留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并通電全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八項主張,消息傳出,舉國震驚。

西安事變前夕的蔣介石與張學良
在延安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們第一時間收到了張楊發出的電報:“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今已將蔣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
由于事關重大,毛主席于12月13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許多同志發表意見說,蔣介石打了十年內戰,罪惡滔天,應該把他交給我們,公審之后處死。
但是,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毛主席深知,共產黨人和紅軍對蔣介石的仇恨不共戴天,然而以何應欽為首的南京政府親日派一定會利用這次機會奪取權力,他們會不擇手段謀殺蔣介石,然后聯合日本帝國主義消滅東北軍和西北軍,最后一起圍攻紅軍,屆時局面將更加困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宏圖將會化為泡影。
因此,蔣介石不僅不能殺,還要保護起來,利用這次機會促成他停止內戰,聯合抗日。會議經過激烈討論,最終決定中共中央暫不發表宣言。毛主席最后作總結說:
“現在處在一個歷史事變新的階段,前面擺著很多道路,也有許多困難。為了爭取群眾,我們對西安事變不輕易發言。我們不是正面反蔣,而是具體指出蔣介石個人的錯誤,不把反蔣和抗日并列。”
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把抗日放在了反蔣前面。同日,中共中央致電張學良,就西安事變后西北的局勢陳述意見,并告知決定派周恩來同志作為共產黨代表到西安協助處理談判事宜。

西安事變發生時毛主席和張聞天等人在延安
12月17日,周恩來從延安飛抵西安同張學良會談,商定紅軍南下協助東北軍、西北軍鞏固防線,抵御中央軍,同時向南京方面呼吁談判解決問題。為了表達誠意,張學良釋放了國民黨大員,蔣介石的親信蔣鼎文,請他回洛陽調停軍事進攻。
南京的宋美齡,宋子文兄妹和孔祥熙,陳立夫等人立即收到了張楊和共產黨方面希望和平解決的信號,出于維護四大家族利益和地位的最高考慮,宋子文當即帶著蔣介石的私人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飛抵西安會見張學良,楊虎城,獲得了張學良和共產黨對蔣介石的人身安全保證。
其實,共產黨方面的表態十分耐人尋味:我們并沒有傷害委員長的意圖。言下之意就是:若西安事變不能盡快解決,南京政府中有人就會威脅蔣介石的人身安全了。
宋子文絕頂聰明,當然明白這底下一層意思,于是他急不可耐地陪同宋美齡于12月22日趕到西安,參加張、楊,國民黨,共產黨三方談判。

參加西安事變談判的周總理
通過端納,宋美齡給蔣介石寫了一張字條,上面寫著“南京情況戲中有戲”。
蔣介石看到字條立馬會意,內外交迫之下他已別無選擇,只能授意“二宋”代表他同西安和共產黨方面談判,并說對商定好的條件,他以“領袖”人格保證,不作書面簽字,回南京后分條逐步執行。
12月23日上午,以東北軍代表張學良、第十七路軍代表楊虎城為一方,以中共代表周恩來為一方,以宋美齡,宋子文為一方,在西安金家巷張公館西樓會客室舉行談判。
在談判最初,周恩來說:值此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時刻,只要蔣介石決心扭過來,自己就像先前在黃埔軍校時那樣,尊重蔣是校長,而且要面見校長。
宋美齡,宋子文見共產黨人并無敵意,心中的大石頭落了地,這恰恰是他們心中最擔心的一件事,二人急忙表示,在和平解決基礎上一切都可以談,他們也是支持抗日的。
三方都希望盡快解決西安事變,這使得談判異常順利,經過反復磋商,張、楊、周與宋氏兄妹當日就達成下列協議: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份子,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權利,聯共抗日等。

西安事變發生后蔣介石,宋美齡與張學良等合影,委員長表情勉強
談判期間,周恩來專門代表共產黨人與蔣介石會面。
周恩來對蔣介石說:“蔣先生,我們有十年沒有見面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
蔣點點頭,嘆口氣說:“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周恩來答道:“只要蔣先生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的指揮。”
宋美齡見二人沒有敵意,急忙從中調停說,以后不剿共了,這次多虧周先生千里迢迢來斡旋,實在感激得很。
12月25日,周恩來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發電通報會談結果:“(1)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即蔣介石)指揮。(2)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即蔣介石對周恩來提出,若紅軍以后不再破壞統一,聽命中央,受他指揮,便與其他部隊一視同仁)。(3)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談判。”

宋美齡與端納在西安機場
當日,中共中央復電表示同意,蔣介石與周恩來的坦誠會面,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12月25日下午,張、楊一起送蔣介石去機場。蔣介石在機場對張、楊說:“如果國內再有動亂,我負責任。我答應你們的條件一定負責實現,如若不然,你們就不要拿我當領袖。”說罷登上飛機,張學良隨后也上了飛機。聞訊趕到機場的周恩來“想勸阻不要去送”,但飛機已經起飛了。
至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從12月13日到24日的十二天時間里,只要共產黨人愿意,可以隨時要求張、楊殺死或者審判蔣介石,而張、楊鑒于當時共產黨是其唯一盟友,也未必不會不同意,但這并沒有發生,恰恰相反,從三方談判到最終商定和解條件,前后只花了兩天時間。
在西安事變整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根據國內外力量的對比形勢,以國家大局為重,毅然放下十年內戰的仇恨,主動表示只要蔣介石抗日,不僅不反對他,并且還擁護他,服從他的指揮,爭取蔣介石對外一致抗日,最終促成了中華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形成,改寫了中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