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魯迅和胡適的關系——

第一，他兩個人曾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

第二，后來，在若干重大問題上，兩個人產生了明顯分歧。

第三，對于這兩個人的“交鋒”，不應該歸結為個人性格的差異，也不能以誰更有“風度”來評判。

一，魯迅和胡適，曾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

這個“戰壕”，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胡適和李大釗，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

魯迅曾在《無聲的中國》中說，“五四”文學革命由胡適所“提倡”，他是響應“前驅者的命令”吶喊助威的。

胡適在《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卷. 導言》里，詳細講述了他提倡文學革命的經過，他同時說，光有指導不行，還得要有新文學創作的成績，“人們要用你結的果子來判斷你”。

魯迅，就是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奮力創作者。

在同一“戰壕”中，兩個人有過三次具體合作。

第一次，是關于婦女問題的討論。詳情不再贅述。

第二次，是關于胡適提出重新估定傳統小說的價值，把小說文體從邊緣提升到中心位置。魯迅很快完成了《中國小說史略》，胡給予了很高評價，并為魯迅辯護。

第三次，是胡適1922年刪改自己的詩集《嘗試集》。他鄭重地請了五位朋友參與，其中就有魯迅和周作人，這兩個人亦很積極。

可以看出，在新文化運動這一洪流之中，魯迅和胡適，曾經很好地配合與合作。

二，兩人在后來的重大問題上也有過明顯分歧。

主要的爭論有三次，但皆基于一個前提——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后期，改變了自己對新文化運動方向的認識，并陸續創辦了《努力周報》、《獨立評論》等政治性刊物，主張政治改良主義。

第一次爭論，是關于新文化運動方向問題。

“五四”運動過后，胡適認為，《新青年》“色彩過于鮮明”，他打算讓《新青年》停刊，另辦一本專講學術的雜志。

胡適說：“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故不承認根本的解決。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他稱這是他的“一點一滴的改良主義”，目的是為“好政府主義”服務。

胡適的主張，被李大釗和魯迅所明確反對。

魯迅寫了名為《導師》的雜文，批評一些以青年導師自居的知識分子，這里面就包括胡適。

魯迅說，“我并非將這些人一切抹煞，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要他們指路，就有點危險。他說:“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

第二次爭論，是關于中國走哪條路問題。

第一次爭論，胡適所要“改良”為“好政府”的，是北洋軍閥政府。

第二次，則是國民黨政府。

他在1929年12月出版的《新月》雜志，發表《我們走哪條路》一文。他說，中國的敵人，不是封建主義，因為封建制度在兩千年前就崩潰了，也不是帝國主義。他說，帝國主義“偏愛光顧”中國，是因為中國自己存在貧窮疾病等“五大惡魔”。他提出，要“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達到之時。”

魯迅對于這樣的“建議”，給予了尖銳諷刺，說這樣的“好政府主義”，“一點一滴改良論”者，因為時代不同，一時似乎找不到主子的模樣，其實，主子是有的。魯迅稱他們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對于魯迅的諷刺，梁實秋有過回應，胡適沒做回應。

第三次爭論，是關于要不要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問題。

“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者占領了東北。1933年，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主張。

但國民黨政府，對日軍放棄抵抗，反而提出“寧可錯殺一百，不許放走一人”，進一步加強了對愛國人士的迫害。

1933年2月15日，胡適在英國人在上海辦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上，發表《北平通信》。他說，親自看了幾個監獄， “據他的慎重調查”，實在不能得出國民黨摧殘人權的“最輕微的證據”。他“很容易和犯人談話”， “還能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監獄里是很“自由的”。關于嚴刑拷打，“連一點兒暗示也沒有”。

魯迅很快在《光明所到……》一文中，諷刺胡適說： “我雖然沒有隨從這回的‘慎重調查’的光榮，但在十年以前，是參觀過北京的模范監獄的。雖是模范監，而訪犯人，談話卻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約三尺，旁邊站一獄卒，時間既有限制，談話也不準用暗號，更何況外國話。而這回胡適博士卻‘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真真特別之極了。莫非中國的監獄竟已經改良到這地步，‘自由’到這地步；還是獄卒給‘英國話’嚇倒了，……幸而我這回看到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適博士的題辭:‘公開檢舉，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我于是大徹大悟。監獄里是不準用外國話和犯人會談的，但胡適博士一到，就開了特例，因為他能夠‘公開檢舉’，他能夠和外國人‘很親愛的’談話，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但不知這位‘光明’回府以后，監獄里可從此也永遠允許別人用‘英國話’和犯會談否？如果不準，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來’了也。”

對此，胡適有所回應。

他又在《字林西報》上發表談話說：“任何一個政府都應當有保護自己而鎮壓那些危害自己的運動的權利”。

胡適還對他的“日本朋友”說：“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他說，這是“征服中國的唯一方法。”

（1932年魯迅在北平師范大學講演）

上述這些事件，盡管時過境遷，但查到真相并非難事。

胡適，在學術上很有成就；在新文化運動中，亦貢獻頗多。

但是，不能不說，他是一個從思想和感情更接近當時統治者的知識分子。

1938-1942年，胡適能夠擔任民國政府駐美國大使，就能說明問題——他的思想和感情不是與當政者很接近，便不會接受任命；同樣，不是這樣，當政者也不可能任命他。

而魯迅，同樣作為知識分子，無疑是站在中國大多數老百姓一邊的。

是非曲直，總還是要尊重歷史；從歷史真實中，也才能看清是非曲直。

對于這樣的問題是很難回答的，一句不慎是會挨罵的。

胡適，魯迅，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頂級人物，號稱文化大師。毛澤東曾說:魯迅，稱的上是文化革命的主將，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不是偉大的文學家。胡適，乃為偉大的文學家，但不是革命家。文學界，胡適是帥，魯迅是將。

胡適與魯迅，1918年開始交往，同在北大，從相識到好友再到至交。在倡導新文化運動中，他們有共同語言，提倡白話，反對文言，反對舊道德，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配合密切，互相呼應。

但可能是兩人的背景不同，魯迅對胡適自有戒懷之心，胡適文化高，知識廣，人緣好，性格坦率。魯迅，性格孤獨癖傲，個性強烈，論社會與文化稍低于胡適。魯迅的一生，沒有過于豪華的文章，但總能在文章中的一兩句或一兩個鋒利的詞語來刺中實事要害且不畏強權而名貫天下。

胡適的一生，真心喜歡魯迅兄弟，多次聲稱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健將。欣賞魯迅的創作，鑒賞魯迅的創作能力和鋒利的筆尖。從不嫉妒魯迅的才能與創作靈魂。但1926年，確遭周家兄弟的絕交，此后再沒往來。胡適很是感概。

盡管魯迅對胡適斷交，且時不時還在文章中漫罵胡適，極盡苛薄之恨，然胡從未放在心上，當然，他們的惡斷可能與1922年5月，溥儀召見胡適一事有極大干系，有說胡適要復古，要當帝師等，鬧的沸沸揚揚，議論紛紛，一下孑把胡適推向了萬丈深淵，這可能也是魯迅罵胡適與斷交的一因吧。但胡適一生從未介懷魯迅的罵聲，始終保持著善意。當1936年魯迅去世后，有人在發文中攻擊謾罵魯迅時，而胡適則發文替友奮力反擊之，力為好友辯護，清冤，洗白。胡適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生前，胡適對魯迅的謾罵，總是采取老僧不見不聞的態度，從不公開應戰，屈身以下，不是怕魯迅，不是不如魯迅，不是不知魯迅，不是有什么短處可避，而是知魯迅，愛魯迅，欣賞魯迅，怕失去好友魯迅，此乃忍讓之故也。明知其誤會與過分，也不爭辯，不生氣，也不怨，也不恨的一人君也。

魯迅死后，胡甚感懷與悲傷，從未發過惡聲，其心情，其度量，其賞識度，其可惜度是顯而易見的。

魯迅去世后，其和周作人續好。抗戰爆發后，胡帶領北大師生南下，而周留在北京。38年胡適出任美國大使上任途中，聽說周作人在日本人統治下當了北大校長而成漢奸，心中很是不平，發信勸說辭之。抗戰勝利后，胡適繼任北大校長，而周作人則被囚在了南京老虎橋監獄。胡適出于對友人的感情，在極大的壓力下，為救周作人，而給法庭出俱了一份北大的證明材料，從而使周作人得到了減刑。正因如此，胡適則得到了萬人的痛罵而無從解釋。

1962年，胡適在臺灣去世一一一

謝謝。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其實這事非常簡單。

胡適和魯迅的關系本來不錯，兩人都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而魯迅之所以從一個小吏，成為中國的文豪，主要是在于為《新青年》寫稿。

而胡適就是《新青年》的重要負責人。

沒有胡適的大力支持，魯迅不可能有后來的地位。

兩人關系不錯，還曾互相親密合作，1925年魯迅突然開始罵胡適，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1925年出現了女師大風潮，也就是3個學生超期2個多月沒有報道，校長楊蔭榆女士根據校規將她們開除。

而許廣平等女學生，認為楊蔭榆是借機打擊報復，開始游行和占領學校，要求自治，不承認楊蔭榆是校長。楊蔭榆則開除了許廣平等幾個學生，雙方鬧得天翻地覆。

有意思的是，本來從不參加此時事件的魯迅，突然以許廣平的恩師身份站了出來，堅決支持許廣平，痛罵校長楊蔭榆、學者陳源、教育部長章士釗。

同時，他開始罵本來關系很好的胡適：“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丑態。丑態，我說，倒還沒有什么丟人，丑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

為什么會這樣？

當時魯迅拉了一批北大的人士反對教育部長章士釗解散女師大，自己宣布北大獨立。

但胡適是北大教授，他認為此舉莫名其妙，況且這些人投票為5:6，并不是大多數人支持北大獨立，不受教育部管理。

胡適等17名北大教授則說“應該早日脫離一般的政潮與學潮”、“學校為教學的機關，不應該自己滾到政治漩渦里去，尤不應該自己滾到黨派政爭的漩渦里去”。

雖胡適只是17人中的一個，又不是針對魯迅，只是針對北大，魯迅卻非常惱怒。

從此之后，魯迅再沒有給胡適有過任何私人信件，而是開始口誅筆伐。

相反，胡適則置之不理。

女師大事件，以北京爆發以推翻段祺瑞執政府的軍事政變，章士釗、楊蔭榆雙雙辭職，許廣平等人勝利返回校園而告終。

有意思的是，本來女師大事件，魯迅得到了一些好評，認為他為了學生許廣平出頭，是很好的老師。

然而，事實卻是諷刺的。

許廣平是1926年從學校畢業的，而1927年就和魯迅在廣州同居，成為她的妾。

有意思的是，許在畢業前一年在報上公開表達對她的老師魯迅的感情，兩人應該在畢業前就有了交往。

大家應該知道，中古從古至今有一個最重要的師德，就是禁止師生戀。

在民國時代，師生戀會變成極大的社會丑聞，涉及的教師會名譽掃地。

而此時社會上也知道，為什么魯迅一反常態的為許廣平出頭，因為后者是他的女友，要被學校開除是大事。

而胡適這時候不合時宜的查了一杠子，雖沒什么惡意，卻客觀上造成了魯迅為女友撐腰差點失敗。

其實魯迅對此事也頗為謹慎，兩人雖然早在1927年就同居了，而且一些學生也喊許廣平師母。

但魯迅從沒對外正式承認這件事，甚至對好友也給與否認。1928年7月，當在杭州工作的章川島、許欽文邀請魯迅、許廣平前去杭州游玩時，他們兩人竟然還是分床睡的，中間的一張床上睡著許欽文。

直到1929年許廣平懷孕，這是瞞不住了，才正式公開。

魯迅第一次痛罵胡適，原因就是這樣。

不過，魯迅第二波打罵胡適，就奇怪了，是在1933年。

這次魯迅幾乎是破口大罵：胡適乃是為虎作倀卻又標榜仁義道德的“幫忙文人”——“嘴里吃得著肉，心里還保持著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監獄里是不準用外國話和犯人會談的，但胡適博士一到，就開了特例，因為他能夠‘公開檢舉’，他能夠和外國人‘很親愛的’談話，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國人‘公開檢舉’了民權保障同盟，‘黑暗’倒在這一面。”

這次為什么大罵？

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其實研究魯迅歷史，我們會發現30年代以后他和我黨基本就是一路人，關系極為親密。

比如魯迅曾經寫過著名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實就是中共地下黨員馮雪峰代筆寫的。目的只有一個，借助魯迅的名氣大力打擊陣地托洛茨基派。

雖然是代筆，但文章是經過魯迅審核的，可見魯迅和我黨的親密關系。

而這次大罵胡適，主要是因為宋慶齡營救共產國際駐上海秘密工作人員牛蘭夫婦。

1932年8月，牛欄被判處無期徒刑，12月宋慶齡組成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向國民政府施壓，要求“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

有意思的是，胡適此時又不合時宜的拆了臺。

在1933年2月4日，胡適卻接到史沫特萊自上海寄來的一份材料，結尾有宋慶齡的簽名英文信，說北平軍人反省院的政治犯受到種種虐待和酷刑，應該“立即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

此時胡適的書呆子脾氣又來了。因為他在1月31日剛剛去這里視察，覺得條件雖較差，但生活還是可以維持，也可以看書。

期間唯恐監獄強迫犯人亂說，胡適用英語與被關押的蘇聯塔斯社駐北平記者劉質文（地下黨人）進行了長談。

因為監獄長和看守都聽不懂英語，這比較可靠。

當時社會上突然出現了偽裝成胡適的信件，說監獄里條件多么惡劣。

胡適認為這不是事實，在2月22日接受了《字林西報》采訪，直接說“民權保障同盟不應當提出不加區別地釋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如某些團體所提出的那樣。……政治嫌疑犯必須同其他罪犯一樣，按照法律處理。”

而當時胡適還是民權保障同盟會員，3月3日就被開除。

魯迅當時不但偷了贊成票，隨后開始點名胡適痛罵、嘲諷，“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直到1936年去世。

有意思的是，胡適對魯迅卻沒有謾罵。

魯迅去世后，蘇雪林寫信給胡適“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

沒想到，被魯迅痛罵的胡適卻說：“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價值的，有些什么是無價值的。……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這些都是私信，在胡適急匆匆從大陸逃走的時候，一些私人文件沒有來得及帶走，這才被大眾們發現。

竊以為，胡適在魯迅面前，是抬不起頭的。

其一，胡適的學術成就和魯迅不是一個量級。

胡適一生，學術上太零散。《中國哲學史大綱》只寫出了上卷，他自己晚年都覺得自己不夠勁。其他論著，影響大的，好像沒有。他是博士論文答辯沒通過，沒沒拿到博士學位回國的。當年就有人質疑過這事。后來那么多榮譽博士頭銜，感覺是一種心理代償。今天還有人看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學哲學嗎？魯迅1923年寫《中國小說史略》，是自己開拓了一個學術領域。搞文學史，應該比搞哲學史難。

兩者要面對的資料不同。哲學史的研究對象是儒釋道經典，資料前人準備好了，也梳理總結過了，是五四一代文人再熟悉不過的。小說史不同，資料得自己找，得自己發掘。

治哲學史是摸石頭過河，治文學史是海里撈針。

其二，胡適的名聲有點名不副實

今天的人吹捧胡適，和當年吹捧胡適的人一樣，看的是胡適頭頂的光環，或者說現實價值。

杜威被民國人認為是“現代三大哲學家”，胡適師從杜威，他自己也熱衷做杜威的中國代言人，比如為杜威訪華忙前忙后做翻譯。

胡適在那個崇尚師洋的年代，是明星，后又是國民政府的寵兒。讀過《南渡北歸》的人，可能會像我一樣，猜想胡適的學界地位和社會地位像傅斯年一樣，都和他們是管理美國返還的第二批庚子賠款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有關系。

其三，胡適對現代漢語的貢獻不及魯迅。

胡適對白話文的貢獻首發白話詩，魯迅拿出來的白話文作品可是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現代人可能覺得詩歌牛，但是別忘了文學有其發展規律。

今天的人之所以讀不懂《詩經》，是因為里面多是地方民歌，還是方言民歌。歌以詠志。心理有話說，有情緒，就能寫出詩歌。

詩歌進而散文，散文追求形式美，就是駢文。駢文在唐宋被打倒成才有了唐宋文章，有了小說唐傳奇。

文學的歷史演變規律就是只有積累到一定程度，才會產生小說。

魯迅之于漢語，就像莎士比亞之于英語，托爾斯泰之于俄語。

沒有胡適，民國不會有多大變化。沒有魯迅，現代漢語可能要晚發育幾年甚至幾十年。

其四，白話文只是平民語言

五四時，白話文是新的，但白話不是什么新語言，而是老百姓的語言。隨著平民出身的青年走上社會，白話文把精英使用的語言系統干翻了，采用平民的語言作為社會的共同語匯。

帶著這樣的認識，再看胡適的白話詩，可能會覺得更像打油詩。

其五、五四后兩人的作為不同

胡適自己說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他自己就沒做到；魯迅一生寫的是社會文章，代言的社會呼聲，面對的真實的社會問題。

1919年，教員為問題研究會列出過144個需要研究的實際問題，應該是當時年輕人關心的議題。就登載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魯迅未必看過，胡適教授肯定看過吧。

其六、胡適的性格說好聽點是溫厚，說難聽就是溫吞，沒有反抗精神。

魯迅相反，一生以筆為刀，心里有話，就得開刃擲出去。魯迅的作為，恐怕是胡適想學又學不來的。

其七，給群眾的觀感不同

竊以為，胡適是M號的梁啟超，寫的是報頭文字，和事佬，還沒梁啟超的血性；魯迅是XXXL號的梁啟超，有主張，有血性。

對于這些，民國人胡適，自己心里可能也是清楚的。

有飯吃，被譏諷幾句，不回應反而還沒保持那點體面。

魯迅和胡適算不上什么冤家對頭，畢竟只有魯迅罵胡適，胡適卻從來沒有回懟過，具體的說胡適只是魯迅單方面認證的仇敵人。

其實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和魯迅是并肩作戰的，在這場運動中，胡適是帥，魯迅是將，兩人都提倡白話，提倡民主與科學，可謂是志同道合。

魯迅之所以能夠成名，主要還是靠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的文章，觀點犀利，直透人心，而胡適就是新青年的重要負責人之一，應該說沒有胡適的點頭同意，魯迅的文章是不可能在里面發表的，兩人當時在心靈上，在認識上應該說是高度契合的。

但是到了1925年，畫風突變，魯迅開始罵胡適。這件事情說來也搞笑，其實就是魯迅想展現自己強大的男友力。

在那一年女師大占據了頭條，由于有三名女生超期兩個月沒有來學校報到，根據校規校長楊蔭榆決定開除這三個女生的學籍。

這件事情把魯迅給惹毛了。按說這事和魯迅應該沒有什么關系，可是當你得知其中一名女生的名字之后，你就知道魯迅為什么這么起勁了。這三名女生中的一人叫做許廣平。懂了，大家都懂了。這是咱們的周樹人先生為親密愛人出頭呢。

許廣平等人認為校長這是有意打擊報復，她們遭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于是來了波非暴力不合作，在學校里散步并且占領了學校，不承認楊蔭榆是校長，還要求女師大獨立不接受教育部的管轄。

但是楊蔭榆也不是吃素的，文人也是有脾氣的，她堅持開除許廣平等人，堅持對學校違紀學員的管理。這一點是我很贊賞的，一個學校的管理者就應該有這樣的執行紀律的決心，不能受輿論的影響，輿論未必就是正確的。

這個時候魯迅出現了，他以許廣平老師的身份旗幟鮮明地站在了學生的一邊，一頓嘴炮，先是痛罵校長楊蔭榆，又是吐槽教育部長章士釗。

魯迅的文本輸出能力有多強，大家上過初中語文課的都懂，魯迅可以說是中國罵人界的泰斗，有這么一個史詩級的罵將的加入，這個場面更加混亂。章士釗聽到魯迅的話后，只想說兩句話，一句是臟話，另一句還是臟話。

當然光說不練是假把式，魯迅還在實際行動上聲援了自己的小女友。他鼓動一批北大的老師，反對教育部長解散女師大的決策，宣布北大獨立不再聽命于教育部，當然嘴上的攻擊肯定是不會停的，魯迅的這種輸出能力可不是易立競和許志遠這樣的現代文人在吐槽大會上可比的。

當時在北大當教授的胡適對此覺得很莫名其妙，怎么北大就這樣卷入了一場斗爭的漩渦，這個事情和我們這些做學問的有半毛錢關系嗎？再說當時投票是5:6，絕大多數人是反對獨立的，怎么到了魯迅嘴里就變了味兒呢？

于是乎包括胡適在內的17位北大教授聯名，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學校是一個做學問的地方，是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地方，而不是搞政治的。

這個話一出等于給魯迅澆了一盆冷水。眼見得自己的朋友不給自己和小女友撐腰，還說風涼話，魯迅就氣不打一處來，于是又是一頓嘴炮直接懟向了胡適。

可是胡適對此卻沒有任何回應，其實胡適這個身份擺在這里，他有必要和你對罵自降身份來抬高你的身價嗎？就像郭德綱有必要去和公式相聲對罵嗎？沒必要，冷處理最好了，罵一陣之后在得不到回應的情況下，魯迅也就太平了，不罵了。

在民國時期很多人都罵過胡適，胡適都是這個態度，他會把那些罵他的文字找來，對于罵的不實之處會加以圈化，這可能也是他的一種樂趣吧。

這件事情平息了，4年之后許廣平懷孕，一直堅持地下戀的魯迅，不得不給了她一個名分。其實這件事情對于魯迅的名聲還是有一定影響的，在中國人的思維定勢里，師生戀是不道德的，這種觀點至今仍然普遍存在于中國人的固化的印象中，別說是還比較保守的民國時代了，魯迅那時候還真是賊大膽。

女師大風潮，最終以魯迅，許廣平等人的勝利，章士釗和楊蔭榆雙雙下臺而告終。但是縱觀這件事情，如果我們不對魯迅帶著文豪，進步文學家的濾鏡的話，覺得魯迅這件事情純粹就是無理取鬧。

圖為章士釗

一個同學超期兩個月沒有到學校報到，根據學校規定予以開除學籍，難道不對嗎？這是一次正常的學校管理操作，無可指摘，或許如果許廣平不牽涉其中，魯迅可能也不會出頭，魯迅的所作所為應該說是因為愛，所以愛。

這是魯迅第1次對胡適進行攻擊，到了幾年之后的1933年，魯迅開始了第2波的攻擊。和上一次為了小女友沖冠一怒為紅顏不同，這一次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立場。30年代的魯迅在思想上已經對我黨有了高度的認同，是我黨在文學界最好的朋友之一。

這一波罵戰的起因是共產國際在上海的秘密工作人員牛蘭夫婦被抓。1932年8月，牛蘭被判處無期徒刑，12月宋慶齡組成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向國民政府施壓，要求“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

圖為牛蘭夫婦

1933年的2月，胡適接到了一封孫夫人的來信，信中指控國民黨關押政治犯的監獄環境惡劣存在著對犯人的虐待和各種各樣的酷刑。

這個信息讓胡適看的有一點蒙圈了。因為就在幾天之前他剛剛去過那里，那里的環境雖然算不得好，但是還是可以維持的，還能夠看看書。你看這條件和韓國總統樸槿惠享受的待遇也差不多。

為了摸清第1手的材料，胡適還和其中關押的政治犯用英語進行了交流， English這個東西，對于那些看守們來說就像天書一樣，完全聽不懂，所以通過英語交流胡適得到一些比較真實的情況，所以胡適就覺得宋慶齡有些言過其實了。

所以在一次接受采訪的過程中，胡適擺明車馬反對宋慶齡提出的釋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

胡適可能忘記了自己還是民權保障同盟會員，當然這也無所謂了，因為發表了錯誤的言論，胡適很快就被除名。這件事情又給魯迅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與炮彈，開始點名批評胡適，但是這一次胡適仍然選擇了沉默。

后來魯迅去世之后，許廣平四處奔走，尋求幫助，這個時候還是胡適這個被你去點名罵過的人站了出來。由此看來，胡適在當時的中國文人圈子里，還算是有一點風度的。

因為魯迅說的是真話，自然理直氣壯。胡會說官話套話，為人那是相當的圓滑。被罵，胡想明白了，也不影響吃喝拉撒，更不影響升官發財。“迅仔，罵吧，氣順就好。”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出自魯迅的自嘲詩，后半句咱不清楚，但是前半罵句，那真是在他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事實上何止是胡適，同時代的文人基本上都沒能逃過魯迅的毒嘴。咱們聊魯迅和胡適的恩怨糾葛前不妨先看看魯迅同學都罵過哪些人。

罵葉靈鳳，海派文學代表作家。被魯迅罵為“革命文學家，要年青貌美，齒白唇紅，如潘漢年葉靈鳳輩，這才是天生的文豪；樂園的好料……”（意思說對方小白臉，是搞樂子的高手，但做學問不行。）

罵梁實秋，著名的文學家、翻譯家。從1927年一直對罵到了1936年！直到魯迅1936年10月去世，罵戰結束。

罵郭沫若，遠看是條狗，近看是條東洋狗，到了眼前，哦。原來是沫若先生。（這放到現在已經涉嫌人身攻擊了）

除了這幾個有名的，還罵過以下這些人（被罵皆是榮譽，排名不分先后）

錢玄同、葉圣陶、茅盾、周作人、林語堂、廢名、戴望舒、老舍、梅蘭芳、鄒韜奮、吳宓、楊蔭榆、陳西瀅、、吳稚暉、章士釗、李四光、成仿吾、沈從文、施蟄存、朱光潛、張學良、劉半農、邵洵美、歐陽蘭、吳佩孚、段祺瑞、蔡元培、梁漱溟、鐘敬文、蔣夢麟、張天翼、林徽因、章太炎。

好家伙，看到么有，這是罵了當時整個文學圈啊。其中全都是在當今知名的人物，魯迅同學放在今天簡直比當年的韓寒更加厲害，簡直是憤青中的戰斗機，抬杠界的領頭羊。

當然意見不同不能有爭吵很正常。罵架不能說明誰對誰錯，當然我覺得魯憤青同學也不一定都是對的，否則那豈不是真個當年的文藝圈全是錯的了。

所有的罵架中，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他和胡適的對戰。咱們今天就來聊一聊他倆的恩怨情仇。

一：他們曾經是朋友

意不意外？他們并不是敵人，而且一開始還是很好的朋友。兩人相識于1918年，那一年魯迅37歲，胡適27歲。由于兩人的思想觀點和主張一致，都是反對舊道德，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舊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可謂志同道合啊，所以兩個人雖然年齡相差10歲，但是也是在5年后，進入了蜜月期。1923年到1924年，兩個人好的像一個人一樣，其中一個但凡發表一篇文章，另一個肯定立馬啪手稱贊并稱言之有理。那關系好的就差拜把子了。如果兩人是一男一女，最后喜結連理都有可能啊。

二：三觀不合，感情淡了，分手吧！

但是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呃，咳咳。扯遠了，主要是感情這個東西總有淡的時候，所以好的時候甜如蜜，分的時候一地雞毛，說的就是他們倆。

2年的感情蜜月期一過，矛盾初現，1925，魯迅從官場走向民間，胡適卻反向操作從民間走向官場，還當了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魯迅看透了官場的黑暗和腐敗，決心撇清關系，但是自己的好友卻沖到自己的覆轍，不但和末代皇帝扯不清關系，還和段祺瑞政府，蔣介石集團秋波暗送，魯迅同學一看，你太惡心了，你變心了再也不是我認識的那個小適適了。你趕緊給我會倆和我一起為勞苦大眾發言，否則咱倆就分手，而胡適覺得，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我不可能跟著你走啊，又不是你的影子。

魯迅一看，可以啊小適適，翅膀硬了，一點面子不給我了。于是就開始再公開場所批評胡適，胡適一看，這還是要分的節奏啊。好。

從此兩人越走越遠，逐漸交惡。

三、不留情面，感情淡了，開罵吧

兩人分道揚鑣以后，政見不同，外加胡適官位高升，關系逐漸惡化，魯迅時不時的公開批評甚至辱罵胡適，胡適一律才去“我看不見我看不見”或者“我聽不到我聽不到”的方式，不聞不問，不公開回復。仔細品味，這像不像情侶分手一方大罵對方渣渣，而另一個覺得曾經愛過不想互相傷害而閉口不言？

魯迅罵了個寂寞，就像一拳打到空氣上，相當難受，這能受得了么？好歹人也是身經百戰，你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不是瞧不起我。

你越不回我，我越罵，我一直罵，罵到你回我。

于是在偽自由書中罵他：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在光明所到中批評他為國民黨鑒于涂脂抹粉

罵他為日本侵略者獻言獻策。

胡適一概不聞不問，不作回應。

但是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魯迅同學過世，后來有人采訪胡適對魯迅的看.他說：別人都希望我誹謗他，但是我與他只是政見不同，現實生活中我與他沒有矛盾。就算有矛盾，他已經死了，矛盾也結束了。

總之就是一句話：往事不要再提~~~

總結：魯迅和胡適都是當代比較知名的文學大家，沒有私人矛盾，只是政見不同，所以無關對錯

提起魯迅與胡適，關系如何？

關于魯迅與胡適，領袖毛澤東曾對二人定位：魯迅是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而胡適只是文學家，不是革命家。

兩人同是新文化運動領導者，但因各自選擇方向不同而從好友到交惡。一個拿筆評擊社會黑暗針鋒相對，一個擁護現政府偽改革不力。

兩人初交往于1918年，真正融合時間段為1923至1924年。這時期，兩人思想觀點一致，緣于《新青年》，胡適倡導觀念，魯迅發表文章。

想不到在1925年時，兩人的矛盾極度擴大化。為什么？

這一年，魯迅從官場到民間，胡適呢，卻從書齋走向政壇。于是，一個成了現政府的批評者，一個成了現政府的擁護者，兩相比對，“道不同而不相為謀”。

胡適出于維護政府，反對學生運動，認為“吶喊救不了中國”。對此，魯迅憤怒揮毫地相繼寫了《望勿“糾正”》、《所謂國學》、《就這么一個意思》等系列文章，矛頭和觀點直指胡適。

這就是最具沖突性的一次是關于“整理國故”的爭論過程。從此以后，兩人就分道揚鑣，站在彼此的對立面上。

魯迅嘲諷胡適，他未何不還口呢？

1936年，魯迅逝世后，“反魯作家”蘇雪林寫信給胡適，原以為胡適和自己一樣。令之未想到的在回信中是這樣說的：

“人既然去了，就沒必要在工作方面行為如何，這些小節撇開就好，應多關注魯迅的思想內容。”

這就充分展示了胡適的“君子之風”，不僅不怪罪魯迅，而且還幫忙出版《魯迅全集》。

關于魯迅在世時罵他十余年，胡適又是怎樣回應呢？他曾在寫給楊杏佛的一封信中有言：

我受了十余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

在胡適看來，罵他并非全是壞事，只要不過分，都是可以接受的。相對于每一個人來說，罵你痛處，反而讓你覺醒。這就是他被魯迅罵十余年而不還口的最真實理由。

如果世間還有君子，那一定是胡適！

魯迅有幾次罵過胡適，而且一次比一次罵得兇，但胡適都是裝瘋賣傻，從不與之爭辯。胡適的觀點就是只要魯迅你喜歡，你想怎么罵就怎么罵吧，反正我是不知道你罵我的！

第一次罵胡適是因為北師大事件，魯迅把胡適罵得狗血淋頭！

第二次罵胡適是因為胡適去見溥儀。

第三次罵胡適是因為胡適倒向蔣介石。

不管魯迅怎么罵，胡適就是罵不還口，你愛怎么罵就怎么罵！

胡適和魯迅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那一年，胡適主編《新青年》，魯迅投稿(《狂人日記》)！胡適被魯迅的才華折服了，認為魯迅這個人才太難了，于是任何時候他都在附和魯迅，成了一對好哥們。

但1924年北師大事件以后，他們就分道揚鑣了。

胡適之所以罵不還口：

一、他是折服魯迅的才華，也認可了魯迅的為人。

二、他了解魯迅的脾氣。梁實秋等人就是例證。

三、魯迅差不多把那些所謂的文人騷客都罵光了，正愁找不到人來罵，胡適怎么會去撞槍口？

魯迅逝世后，很多人都想報“一罵之仇”，在報紙上紛紛發表對魯迅不利的言論。這個時候胡適多次站出來維護魯迅的威信。你說，胡適這樣的人是不是世間君子？

學者王元化說：“我這輩子，最欣賞胡適這句話，這就是不受左右的胡適。”——“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這樣的評價放在魯迅身上同樣也是恰如其分的。

魯迅和胡適其實是同一類自由知識分子，他倆本來就該是同一條戰壕的戰友，早年也有很好的友誼，胡適在一定程度上應該還是魯迅的提攜者。后來由于許多方面的原因讓二人漸行漸遠，而且在行文、人際交往上也很清楚二人在秉性上是全然不同的二種人，魯迅一向主張“痛打落水狗”、“絕不寬容”，連親兄弟都能恩斷義絕、形同陌路。而胡適天性就具備很高的情商，在政界、文人交往都能左右逢源，對人更能急公好義、傾囊而助。在政治主張和社會改良上更反對暴力和極端，所以他倆的分道揚鑣是必然。胡適的度量和社會地位就決定了他絕不會跟魯迅對罵、打口水仗，這不符合胡適欣賞的“費爾潑賴”!而且這樣的罵戰根本不是學術的或者對于政治上不同觀點的辯難，純粹淪為了誰罵的更生動、更巧妙、更不堪的比拼，這是胡適不屑為之的。

胡適和魯迅先生應該是近代中國走向未來在思想、文化上唯二的光輝旗幟!胡適早就說過“魯迅是我們自己人”，魯迅致力于對傳統糟粕和民族性的揭示、批判，血淋淋地撕開給人看……而胡適那傳統文人溫柔敦厚的品性、道德與西方最前衛的思想奇異地結合得恰到好處，使他更深沉地致力于現代國家的建構而不是對舊文明的徹底解構和摧毀；他更愿意讓新文明以隨風潛入夜的、啟蒙的、不流血的、統治階級主動約束的方式逐漸改造昏睡了幾百年的老大帝國，建立起與世界潮流同步的現代國家……最終他的理想在一個小小的島上大部分獲得了實現……他的思想在今天看來依然還是高蹈又普通，無法拒絕，容易讓大多數人民所接受，這是胡適之先生留給全體華人、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最珍貴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