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比起那些與帝王將相有關的，“顛覆歷史大事件”的考古發現來，下面這些看似“不起眼”的考古發現，不但帶來了新的歷史認知，更足以讓我們對中國古代的科技經濟文化，有個全新的理解。

一、陜西漢中石門隧道（東漢）

古代交通條件落后，但凡王朝立國，都要卷起袖子修路，放在崇山峻嶺的路段，往往都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那能不能把堅硬的山體打開，開出平直且節省人力物力的隧道來？火藥問世以前，這簡直是個不可能的高難度。

但陜西漢中市北17公里，漢代連接川陜的交通要道“褒斜道”上的一個“小山洞”，卻顛覆了這個傳統認知——石門隧道。

石門隧道，開鑿于東漢永平四年（61），全長16.3米，寬4.2米，可以供兩輛車馬并排通行。別看只是這么一條“短途”，它卻是在陡峭的七盤山山體上，直接打開這樣一條隧道。令“褒斜道”的這一路段，整整縮短了50公里。更為奇跡的是，這個被打通了隧道的七盤山，整個山體由堅硬的山石構成，別看只是十六米長的隧道，要憑傳統的開鑿方式，一米也別想鑿動。

以現代學者的研究公認，這條奇特的隧道，采取的是兩千年前先進的“火燒水激”技術，即先用柴火加熱石壁，然后潑澆冷水使山體炸裂，再進行跟進開鑿。就憑這中國獨家的硬核技術，打出人類歷史上最早用于通車的穿山隧道。

而比起今天常“圈粉”的“金縷玉衣”等漢代精美文物來，知名度比較低調的“石門隧道”，卻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自東漢年間開鑿成功后，這條十六米長的隧道，不但長期是連接川陜的黃金要道，更叫歷代多少文人墨客乘興疾書，漢魏時代多少名家詩人，都在“石門隧道”石壁上留下佳作，刻寫在石門隧道上的“漢魏十三品”，更是中國書法史上的不朽珍品，今天依舊收盡中外名家的膝蓋。

其實最值得銘記的，哪里只是石壁上的文人妙筆？更重要的，是這條曾經的黃金通道，撐起的強國記憶。

二、東漢廣陵王璽金印（東漢）

1981年2月，江蘇省揚州市邗江縣甘泉公社老山大隊的幾名村民，無意中在當地甘泉二號漢墓發掘后的土堆里，挖出一枚兩厘米多高的“小東西”。南京博物館鑒定后，結果驚了眾人：這么一個先前被考古隊差點當垃圾扔掉的玩意，竟是千金難買的無價之寶：東漢廣陵王璽金印。

東漢廣陵王璽金印，即東漢光武帝劉秀第九子——廣陵王劉荊的王璽金印。這座金印全身以黃金澆鑄，僅重122克，高2.12厘米，做工無比精美。這也是至今為止發現的，中國境內唯一一枚漢代諸侯王印璽，考古價值十分重大。

但其更重要的價值，卻是終止了“老鄰居”日本國內，一場持續近兩百年的爭論：日本的國寶“漢委奴國王金印”，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以《后漢書》的記載，東漢光武帝劉秀在位時，位于今日本列島上的“倭奴國”曾“奉貢朝賀”，然后漢光武帝劉秀就“賜以印綬”，即把這枚“漢委奴國王金印”賜給了“倭奴國”。但這件中日關系史上的大事，在日本國內卻不見任何文獻記載，直到1784年，一名農民在日本福岡市志賀島刨地時，無意中把這價值連城的“金印”刨了出來。

但接著一個世紀后，即19世紀末，關于這枚“金印”，卻在日本掀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口水戰。當時的日本，經過近代的維新圖強，迅速走向了強大，看待中國的態度，也從昔日的“仰視”變“俯視”，欺負中國都欺負成習慣了，怎么還肯承認這段“向中國朝賀”的歷史？于是從近代開始，不停有日本各色“專家”振振有詞，咬定說“漢委奴國王金印”是假印。

而這些“日本專家”最得意的依據是：你說這“金印”是真的，可從中國到日本，出土過第二枚沒有？漢朝有沒有這印，都還是兩說，怎么可能“賜”給日本。

但東漢廣陵王璽金印的出土，卻終于給了這類論調，一記結結實實的耳光：與“漢委奴國王金印”一樣，“東漢廣陵王璽金印”也是誕生于東漢光武帝在位時期，甚至誕生只差一年。兩顆印無論制作還是形制，都是高度近似。1989年日本福岡亞太博覽會上，經南京博物館同意，兩顆“金印”聯袂登場，在全世界面前亮了個相，實錘的事實，叫所有的反對聲從此啞然——“中國賜日本金印”這事兒，別管日本人記沒記，都是實打實的真事兒！

以這個意義說，這確實是一枚給海外“文物兄弟”，乃至中日兩千年關系，漂亮“正名”的“金印”。

三、安西榆林窟《鍛冶圖》（北宋）

北宋中葉，黨項人李元昊創立的西夏強勢崛起，在宋遼兩大強國間撲騰拳腳，不但穩穩站住了腳跟，還叫宋仁宗年間的北宋，結結實實嘗到了“陜西三大敗”。這么一個人口有限且國土貧瘠的“西夏王朝”，為什么能如此強橫？固有的觀念里，都認為這個政權野蠻且經濟文化生產落后，就靠驍勇善戰立國。但一幅特殊壁畫，卻揭開了另一個真相——安西榆林窟《鍛冶圖》

安西榆林窟，是著名的“敦煌壁畫”的重要組織部分，西夏時代也曾進行開鑿繪畫，這幅《鍛冶圖》正是反映西夏日常冶鐵勞作的重要畫卷。畫作上兩個鐵匠持錘捶打鐵砧，一個工匠推拉著雙扇木箱。生動的一幕，也帶給后人另一個重要信息：畫面里的雙扇木箱，可以通過互相推拉，讓鐵爐長久保持高溫，整個勞作過程也十分先進。這意味著，看上去“落后”的西夏，卻掌握著中世紀最“高精尖”的冶煉技術。

如此強大的冶鐵工藝，也在西夏“老對手”宋朝的文獻里得到了印證，常年與西夏打交道的北宋名臣田況就曾嘆息：西夏軍隊的盔甲“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北宋文學家晁補之的詩里也形容，西夏士兵的刀劍“青萍拔鞘堂生風”，可見何等鋒利。這是一個強刀堅甲武裝到牙齒的強悍對手。

而同時期的北宋呢？就是在田況嘆息西夏盔甲“堅滑”的慶歷年間，北宋名臣賈昌朝就大罵宋軍兵器“多脆狀，造之不精”。另一大臣張方平更怒斥“精好堪用之器，十無一二”。也就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兵器，都是殘次品。由于“冗官”“冗兵”等各種因素，號稱“科技先進”的北宋，造兵器就是這么坑。

以這個意義說，“北宋打不過西夏”這事兒，哪里是“先進打不過落后”？一群拿著破銅爛鐵的宋軍，對陣堅甲精刀的西夏軍，結果？閉眼就可想。

四、重慶明代煉鋅遺址群（明代）

中國古代的貴金屬里，黃銅曾是出名昂貴的奢侈品。東漢三國時期，中國的黃銅只能從中亞西亞國家進口。宋代時雖然摸索出了制法，但冶煉黃銅必須的材料——鋅，卻是十分難得。鋅在中國被稱為“倭鉛”，由于其沸點只有907度，因此極難獲得。而在明朝以前，最先掌握“蒸餾煉鋅”技術的印度，才是世界上最強的“產鋅大國”。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國的“煉鋅”技術卻終于完美超車。《天工開物》里記載的“開煉倭鉛”工藝，技術領先同時期的歐亞各國上百年。但這技術，究竟是停留在理論上，還是真做到了？長期以來也常有“海外專家”提出質疑。但一個全新遺址的發掘，卻漂亮回擊了這類質疑：重慶明代煉鋅遺址群。

冶鋅遺址

重慶明代煉鋅遺址群，分布在豐都至忠縣的數十公里的臺地山坡上，背靠著齊曜山豐富的燃煤資源，更有發達的水路運輸條件。特別是其中的“忠縣臨江二隊”遺址，占地面積一萬五千平米，擁有完備的“堆煤坑”“煉鋅爐”“蓄水坑”“拌泥坑”等“全套裝備”，整個的生產布局與《天工開物》完全吻合。已發掘出的六個“冶煉廠”與十個“煉鋅爐”，更見證了其空前強大的生產能力——鋅，這個古代的“昂貴材料”，在這里可以規模生產。

正是憑著如此強大的產業規模，明朝中后期起，中國本土的黃銅產量大量增加，價格也急劇暴跌。這個曾經的奢侈貴金屬，被廣泛用于兵器制造、制錢、天文儀器制造等各個方面。硬核的“中國鋅”技術，支撐著中國古代史上，那一段輝煌的時代。

或許這，才是這些考古發現，留給我們最有價值的回味。

參考資料：李仲均，李衛《我國古代的棧道及隧道》、肖碧瑞，李大地《世界考古冶金奇跡》、漆俠《中國經濟通史》、南京博物院《廣陵王璽”金印?》、新華網《小印章見證大歷史》、李紹強《中國手工業經濟通史》

作者：我方團隊張嵚

1.《孫臏兵法》的出土

除了史書記載以外，也沒有看到孫臏的任何著作。甚至有人認為《孫臏兵法》就是《孫子兵法》。原來史學界一直有觀點認為孫臏和孫子可能是同一個人。《孫臏兵法》出土后，基本確定了兩人、兩書是完全分別存在的。

2.睡虎地秦簡的出土

記載范睢被判死刑，不像司馬遷說的那樣跑路了。

根據這批秦簡里的法律規定，陳勝吳廣被發配漁陽，在大澤鄉因雨被阻，是不應該被砍頭的，最多也就是鞭笞而已。

3.殷商時期青銅器可能來自于古埃及

殷商時期青銅器的Pb同位素組成高度放射性，國內唯一與之Pb同位素組成吻合的銅礦峪銅礦的Pb、Sn含量與殷商青銅器十分不吻合，表明國內的銅礦都不可能的殷商青銅器的產源。殷商青銅器的Pb等時線年齡約為20~25億年，表明來源于太古宙克拉通地區，存在可以制造青銅器古文明的太古宙克拉通地區僅有北非地區，即古埃及。這表明，殷商時期的青銅器銅的原料產地為古埃及。

4.金縷玉衣的出土

1968年，西漢劉勝和竇綰夫婦墓中發掘出兩套完整的古代帝王貴族的葬服“金縷玉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據考察，這兩套“金縷玉衣”是我國考古出土中，時代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兩件。我看了一個紀錄片，清楚記得里面說在此之前，金縷玉衣是傳說中的東西，沒有人知道完整的是什么樣的

當然是石峁遺址。長時間以來，我們的歷史觀總認為甲骨文不曾記錄的歷史就是傳說 。甚至受左翼史觀的影響，認為上古時期乃是一荒蠻社會，甚至懷疑否定世代相傳的古書古籍。但是這次石峁遺址的發型完全是把“顛倒的歷史”又“顛倒了過來”。

石峁遺址位于陜西省榆林市神木縣的石峁村，從2011A.D.開始挖掘到現在已經整整八年。這座具有四千年歷史的古城堡面積是北京紫禁城的四倍。周長十幾里的石砌城墻高度當時應該在四——五米以上，且已經具備外城、內城和皇城三重城墻形制，尤其重要的是石峁古城已經擁有后代城墻所具備的甕城、馬面，被認為時間要晚的多的陶寺和二里頭，卻沒有類似甕城或馬面這些設施，直到東周時代擁有甕城或馬面的城墻才再次出現在諸侯卿大夫的采邑上。作為中國目前最大的史前考古遺址，石峁遺址包括城墻、宮殿、房屋、祭壇和墓葬等。而早在近百年前，神木一帶，尤其是石峁古城就出土了大量玉器，當地的貧苦農民曾以這些玉器換取糧食。但是精美玉器卻是大量散亂埋入城墻，玉器的風格、用料遍布全國，包括了陶寺、良渚玉器。可見這不是一個尊玉的族群。而那些玉器被藏在城中也許是一種對這些玉器原先擁有者的一種鎮壓。

此外石峁遺址的核心皇城臺的大臺基南護墻墻體的倒塌石塊內，返現了三十多件石雕，而且有一些還鑲嵌在南護墻墻面上。這些石雕絕大多數為雕刻于石塊一面的單面雕刻，以減地浮雕為主，雕刻內容可分為符號、人面、神面、動物、神獸等。這些石雕雕刻水平水平不一，風格不同，比如有一些畫面長度近三米，以中心正臉的神面為中心，兩側對稱雕出動物和側臉人面，體現出成熟的藝術構思和精湛的雕刻技藝。當然另一些石雕就要粗糙幼稚許多，明顯說明了這些石雕來自于不同的地區。負責石峁遺址考古發掘工作的孫周勇氏認為，這些石雕可能來自其他更早的高等級建筑，系“舊物新用”，在修砌大臺基時嵌入南護墻。也就是說那些精美的石雕定然是來自于一個或若干個更加古老更加繁榮的文明。

到現在為止，石峁遺址的究竟是何代邦國已經有了多重假說，比如有人根據高大完善的石砌城墻，推崇這也許就是夏朝的前身“崇”的遺址。而崇的初代邦君就是傳說中大禹的父親，曾經為民請命而盜取天帝息壤的鯀。鯀是中國歷史上始造城郭的第一人。《世本》載：“鯀作城。”《呂氏春秋·君守篇》也有：“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 另《吳越春秋》載：“鯀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淮南子· 原道訓》更是給出鯀作城池的高度：“昔夏鯀作三仞之城。”可以看出他筑的城墻為三仞之高，按照周朝的長度單位推算，一仞為八尺，三仞也就是兩丈四尺，高度正好與石峁遺址城墻的高度相似。

石峁遺址的發現，證實了中國歷史的悠久，也證實了古代文獻的真實。而更古老更輝煌的歷史，也定然仍舊在在某個角落靜靜的等著我們去拜謁，揭示給后人更多的秘密。

石峁遺址。

砌在城墻之中的玉璇璣，應為“齊家文化”的產物。

石峁皇城臺遺址南護墻上的石雕。工藝水平相差懸殊，應當是來自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文明。

十多年前，曹操墓出土的陪葬品，直接改變了人們此前對曹操的看法。那么曹操墓有什么特別之處呢？真實的曹操又是如何？。

這還得從曹操墓被發現的傳奇經歷說起

二十一世紀初，一年春節河南安陽的一個小村，在除夕夜忽然聽到一聲怪響，因為恰好過年鄉親們也沒放在心上。沒想到春節過后，村民老徐發現自家田地，奇怪地出現了一個直徑一米多寬，深不見底的大坑。看著大坑邊上的新土，聯想到除夕夜那聲怪響，直覺告訴他，肯定和古墓有關系。

他連忙就上報給鄉里，鄉長和老徐看了大坑后。鄉長讓老徐填實了坑口，加派了人手對這里的巡查，可是過了幾天后，老徐發現本來填好的坑口，又變成了一個大坑，看來那伙人并沒有放棄這座古墓，后來鄉長聽鄉民在私下說，這下面的古墓空間很大也很神秘。

鄉長感覺這事不簡單，立刻想起了一個人，就是在附近正在進行戶外考古作業的專家潘偉斌，他想要是讓潘偉斌辨認這古墓到底是啥來頭，潘偉斌因為手頭比較忙，也就安排了幾位工作人員過去拍了照，不過當他看到大坑照后。

很強烈的有一種好奇心，想去一探究竟這座古墓到底有什么，讓這伙人三番五次地盯著這里。過了幾天，他帶著手電筒順著麻繩就下了大坑，可是剛下了五六米就感覺到了底，所以他松開了繩子，可沒想到繩子一松開，腳下的土卻一軟，

人轱轆的就滾了下去，當他觸碰到了點一面墻，聽停下來后，此時手電筒也不知丟到哪里了，他順手一模地上，去摸到一個會動和冰涼冰涼的活物，他嚇了一跳以為是蛇，連忙快速地縮手，接著夠到了自己的手電筒，打開手電一照，原來地面是一片的癩蛤蟆。

他在用手電筒，往頂上一照，才發現這古墓很高很大，自己是在老徐填坑的封土中滑下來的，而他用微弱的手電筒觀察了洞里，并且在洞中爬行探索，傳過了一個拱門后，發現了一個更廣闊的墓室，他在古墓來回查看是，卻忽然聽到古墓上方喊老潘，老潘的聲音。

他才看了一下手表，發現自己在古墓待了很長一段時間，也就盡快地回到了來時的坑口，隨著繩子爬了上去，坑口的鄉長老賈，看到了潘偉斌出現，心里的大石才落下，而他詢問了潘偉斌這古墓如何時，潘偉斌根據自己的多年考古經驗，分析為是東漢末年的王侯墓，這個判斷讓老賈忽然聯想到了當地曹操傳說，他猜測這會不會是曹操墓呢，那么這個鄉長為何有這個想法，難道他知道曹操古墓的秘密？

一個鄉長怎么會猜測這古墓是曹操的？

其實鄉長老賈，在剛來這里做鄉長的時候，就聽說當地的村民，偶然之間發現了一塊墓志，這種墓志銘叫做魯潛墓志銘，里面注明了曹操的古墓就在附近，他曾經找來了魯潛墓志的拓片研究，在魯潛墓志中，就明確記載了魏武帝陵墓的方位和距離。

并且在歷史上，曹操曾經在《終》令《遺》令中，明確交代了自己身后事，還在臨終時，吩咐自己的歌姬們，要經常到銅雀臺上，想著自己的西陵子載歌載舞，還明確吩咐后人，自己的陵墓在西門豹祠的附近。

而歷史資料和魯潛墓志，還有這個大坑的東漢末年王侯墓結合起來，讓他推斷這座古墓是否就是傳說中的曹操墓呢？有了這個疑惑，他才有了這個推測，但是這個發現因只是推測，卻無法證實，而因為這個是王侯級別的古墓，按照當時的情況是要保護而不是考古發掘，所以此墓只能讓鄉長進行有效的保護措施。

本來這事也過去了兩年后，卻意外地因為一次事件，迎來了轉機，原來當時意外得到了一塊古碑，而根據摸到古碑的那人交待，古碑的來源就是在西高穴村的那座古墓里，此事引起了重視，同時潘偉斌也得以再次進入到古墓中，進行更詳細的勘探，這次勘探的結果，斷定這座古墓肯定就是東漢末年的王侯墓，并且古墓已經出現了擾動，所以為了保護古墓，按相關的手續，申請了搶救性的挖掘，

這樣西高穴村的古墓終于有機會解開他的迷一樣的身世，而經過了發掘也斷定了它就是傳說中的魏武帝陵，也就是曹操的陵墓。

經過了一年多的考古發掘后，古墓出土了大量和曹操有關的文物，在專家整理古墓的文物時，得出許多結論也改變了我們以前對曹操的看法，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曹操，那么古墓改變了我們對曹操那些傳統的看法呢？

第一：關于曹操漳河建立了七十二疑冢的傳說

首先這種古墓的發現，并且最終在專家確認了墓主就是曹操后，改變了我們一直認為的曹操建立了七十二個疑冢的說法，并且對照古代的歷史典籍記載，確認了曹操陵墓其實只有一個，就是西高穴村的魏武帝陵，

那么關于曹操遺命于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七十二疑冢：‘令后人知吾葬處，為人所發掘。曹操建了七十二座大墓的傳聞是怎么來的呢？

經考古專家翻閱了大量的資料，發現這個說法開始在北宋時期。其實在北宋時期，宋朝人對魏武帝陵墓的位置是記載非常清楚的，特別是三國末年的曹爽和司馬懿之間的高平陵事件，就明確地說過曹操墓葬的位置，而在后來的考古中，出土的后趙魯潛墓志、北齊杜達墓志、王敬妃墓志、唐代柏道墓志都明確記載了，魏武帝陵墓的準確位置。

特別是在唐朝時期，李世民寫的《祭魏太祖文》明確標記了，“魏武帝西陵在縣西三十里。并且在宋朝的初年，“宋太祖趙匡胤就耗資巨大，保護修繕魏武帝的高陵，從側面是也說明了曹操陵墓，在哪里是誰都知道，并不是一個秘密。”

而在曹操臨終的連番下令中，就能看到曹操是公開告訴了子孫，自己要安葬在那個位置，所以他壓根就沒再去設置疑冢。更不會在自己的墓葬中使詐，根據后來的考古發現，確實高陵里面的很多文物和文獻資料是能相對應的。

但是為何從宋代以后，人盡皆知的魏武帝陵墓，卻忽然被人遺忘和消失了呢？專家推測，一是曹操陵墓的過簡樸，加上因為沒有在上面有厚土和封樹，所以在后來一段時間內，或者是金朝時期，曹操墓就漸漸被世人所遺忘，

因為曹操墓忽然的消失，反而引起了許多文人墨客的關注，曹操生前因設置過摸金校尉，所以民間開始有了“漳河七十二疑冢”的傳說流傳。特別就是金朝的楊奐在《山陵雜記》將這事說得很言之鑿鑿：“曹操沒后，恐人發其冢，乃設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加上了金朝后期，曹操墓的消失，所以才有了這個讓世人疑惑的離奇，當然現在考古確認這個是子虛烏有傳說而已。

第二：真實的曹操是一代豪杰，還是像三國演義說的那般狡猾？

今天我們所了解的曹操，在許多的影視劇和舞臺上，受明朝的羅貫中作品的影響很大，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筆下的曹操，給人印象就是是一個狡猾的梟雄。但是經過本次的考古發掘，在魏武侯古墓里出土的一些文物，展示真實的曹操其實和《三國演義》里面的曹操大相徑庭，反而非常接近三國志中的記載，專家再根據歷史資料的梳理，發現曹操在宋朝以前，人們對他的口碑，依然是贊不絕口。

可是到了宋朝以后，人們對曹操的評價發生了變化，正是宋朝開始，曹操豪杰的形象向著梟雄的角色過渡，其中兩個人影響最大，

第一是砸缸的少年英雄司馬光，他在《資治通鑒》中，對行伍出身的曹操，既給與了曹操的統一北方功績和個人優秀品質高度評價，可是也書中肯定了他“梟雄”說法。大文豪蘇東坡也曾經在《前赤壁賦》中點贊過曹操，說他是“故一世之雄才也”，但也吐槽曹操的遺言是“非英雄之語，乃女子之狀”，并且他在《東坡志林》中記載，宋朝人日常在聊三國的舊事，說到了三國，只有一說劉備敗了，眾人都很傷心；可一問曹操敗了，眾人又反而很高興，可見北宋當時的民間，已經對曹操印象不佳。

但是司馬光畢竟還是正面的，對曹操形象影響最大的，還是南宋的朱熹，作為理學的創建者的奠基人之一，朱熹理學提倡的就是忠孝仁義，曹操在當時對漢獻帝的做法，朱熹認為是非常不妥當，而南宋也因為屈居江南一帶，許多文人墨客，將金朝和蒙古對比成三國時期的曹操，并且宋朝是以文制武，從這開始曹操在民間的形象就變化很大，而明朝繼承了南宋和元蒙的思路，對曹操的印象已經固定下來，所以三國演義中的曹操才和宋朝以前差異如此之大。

其實東漢末年的曹操，能夠歷經大小幾十戰，終于統一北方，他的能力和魄力，也被唐朝的李世民認可，李世民偶爾還自稱“阿瞞”，對曹操的評價“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余，萬乘之才不足。”。到了明朝，因為三國演義寫得太好了，再加上近經過了幾百年的文化沉淀，導致至今我們印象中的曹操，就是個亂世的梟雄，

潘偉斌希望對魏武侯陵的考古發掘，還原歷史上真實的曹操是如何的。那么這位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概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的曹操生活又是如何的呢？

第三：證明了曹操一生非常的節儉

潘偉斌的研究結果表明，曹操可不像三國演義中描寫的那樣，在眾多的出土文物中，證明曹操一生是誠實和節儉之人。曹操一生甚少做三國演義中那種狡猾的事，也沒有在死后布置過“疑冢”，更沒有進行過秘密下葬。

并且依據《三國志》的記載，曹操遺令自己的墓葬要找一個“必居瘠薄之地”，這樣的做法，其用意是為了不占良田。并且曹操交代了自己不但要安葬在，“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他還一改兩漢厚葬風俗，強調自己的陵墓要“因高為基，不封不樹”“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這在當時都是一個創舉，畢竟雖然曹操自己沒有稱帝，可從曹丕后來的讓漢獻帝禪讓能看出，曹操已經完全有稱帝的資格，只是他沒有去這樣做。所以曹操的陵墓被后世稱為魏武帝陵，來源也是在這里。

那么曹操為何要提倡薄葬？

根據專家的推測，主要原因有二個：

第一:曹操一生非常節儉，除了自己提出節儉也要求上行下效。主要的原因還是東漢末年，因為連連的相互征伐，當時的田地遭到了嚴重破壞，曹操使用了各種的方法，復興東漢末年的經濟和人口，同時以身作則提倡節儉，這樣一來才給曹丕的魏國奠定了強大實力和經濟基礎，但是曹操時期的東漢末年，缺少漢朝那種厚葬的實力基礎。

在《魏書》就曾經記載，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后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三國志·衛覬傳》也同樣記載過，“武皇帝之時，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

特別是喲古額典故，曹植的發妻崔氏，就是因為穿了錦繡華麗的衣服，被曹操看到后曹操令人送她歸西。而曹操在臨終時，吩咐皇后卞氏，啥也不帶下去，只是帶上早已經做好四箱子春夏秋冬的壽衣就可以，并吩咐卞氏讓后宮的人，閑暇時自己編織草鞋和衣服去補貼家用。能看到曹操在生活中是相對節儉的。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東漢末年，董卓、曹操等人，為了解決糧草問題，組建了歷史上著名的摸金校尉，對于厚葬的結果，他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的手下將領郝昭，臨終和曹操做法一樣，告訴兒子，“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為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于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可見當時曹操和手下想法都是一致的，就是堅決不厚葬。

第四：解密了曹操經常頭痛的根源

曹操經常隔三差五的頭痛，在《三國演義》中是人盡皆知的事。其實這并非虛構，而是真實的，在《后漢書·華佗傳》記載：“曹操積苦頭風眩”。對應的在《三國志·華佗傳》的說法是：“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后，頭風未除。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源耳。

關于曹操頭風病的病因，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曹操工作壓力大，精神壓力大，工作過度使他生病。也有人認為是是各種病其他的癥狀引起的。可是潘偉斌對曹操高陵的考古中，卻在實物中得出了另外一番的解釋，給世人解密了曹操頭風病根源在哪里。

當時在高陵考古發掘中，發現了一位年齡在60歲左右骨絡，經過了對比資料，曹操臨終時是66歲，在年齡上是非常的接近。并且還提出了DNA提取過數據，表面這人就是曹操。

經過對專家曹操的一番仔細研究，證明了曹操確實是患有頭風病，并找到了他經常頭痛的真正原因。專家指出，曹操的頭痛是因為嚴重的齲齒，引發的三叉神經痛，導致經常會出現偏頭疼。

他詳細闡述過考古的研究結果：“曹操的多顆牙齒被蛀空，牙冠部分基本不存，牙齒磨損相當嚴重，還出現了蟲蛀現象，有蟲洞深入到了牙床，導致引起了周期性的三叉神經痛，經常需要護理，而在古墓中出土的一塊奇異的石枕，也證實了當時曹操治理頭風病的方法，就是將石枕加熱到一定程度，他枕在頸部，因為頸部的血液循環順暢了，曹操的頭痛就會減輕。

小結：

考古專家潘偉斌說：大多數文學作品、戲劇和其他藝術形式對他的描述都不準確，扭曲了他的形象。其實曹操就是這樣一個人，事實勝于雄辯，我希望我們能通過實物和觀察判斷來了解真正的曹操。”

河南安陽西高穴村，偶然和幸運出土曹操的魏武侯陵，里面的許多考古文物和石碑，確實用實物給我們展示了一個不一樣的曹操，能看到曹操一生征戰多年，墓中石碑記載曾經他帶著許多自己的兵器一起下葬，同時曹操可能有代漢之心，因為在古墓中，發現了只有天子規格的十二個陶鼎，這些文物給我們展示了曹操的一生，也改變了我們一些多曹操的看法，或者在未來的考古工作中，能找到更多關于曹操一生經歷的文物，借以證明，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曹操至少是一個英雄。”

你對曹操有什么看法呢？

1984年，安徽省馬鞍山市在進行市紡織廠的基建時發現了三國時東吳名將朱然之墓。朱然在三國時代似乎存在感并沒有那么高，但他曾與潘璋擒殺關羽，又隨陸遜打敗劉備，也算是東吳的的大人物了 。

經考古鑒定，朱然墓是迄當時為止長江中下游區域已發掘的300多座東吳墓葬中最能反映東吳最高統治集團墓葬特點的一座大墓。墓室雖早年被盜，但許多隨葬的精美漆器幸免劫難。在140余件出土文物中，有部分還被列為國家一級珍品。

看上去是不是并沒有太厲害？

朱然墓中發掘的一件看起來不起眼的文物卻不僅震動了中國考古界，并且震動了日本全國。

我們都知道，木屐算是日本文化中一件非常特殊的存在，被日本人視作傳統文化中的國粹，輿論一直以來都認為漆木屐是日本人最早發明的。

但在朱然墓中卻發現了一對漆木屐，和當代木屐樣子差不多，通過朱然墓漆木屐的發現，證明了木屐不是日本發明的，二十在中國通過唐文化東傳到日本，最后被日本逐漸使用。

在朱然墓發現了這種木屐后，日本方面還多次請求將其運到日本展覽，在很多日本人看到了在中國出土的木屐后，都紛紛表示詫異，以及那不可避免的尷尬。

但自2002年起，日本人再想看這對木屐，就沒那么容易，必須到中國來了。這對木屐在2002年，已被國家文物局列為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一共只有64件，全是國寶。

史記上記載，秦始皇本來想立扶蘇，然后趙高和李斯沙丘之謀，篡改了秦始皇的遺詔，讓胡亥篡位，勒令扶蘇自盡。這段歷史自古以來都被認為是千真萬確的。但是前段時間北大竹簡發現了《趙政書》里面有石破天驚的發現：

昔者秦王趙正（政）出游天下，至白人（柏人）而病，病篤，喟然流涕長太息，謂左右曰：“吾忠臣也，其議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頓首言曰：“今道遠而詔期（亟），群臣恐大臣之有謀，請立子胡亥為代后。”王曰：“可。”王死而胡亥立...

說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說秦始皇出游得病之后，覺得自己不行了，讓手下眾臣推薦繼承人，結果李斯、馮去疾推薦胡亥，秦始皇同意了，于是胡亥就做了天子。

這實在非常的顛覆認知。雖然這個《趙政書》也是個孤證，需要進一步考究是文學性大一點呢，還是史學性大一點，但是其所言倒也不無道理。自古以來帝王出巡，太子或者跟著一起出行，或者坐鎮首都監國，但是無論如何也不太可能放到邊疆去領兵。所以扶蘇不太可能就是秦始皇內定的接班人。而秦始皇不帶其他的兒子專門帶胡亥，就算不說一定要立為太子，但是至少說明秦始皇對胡亥是有偏愛的。

即便如此，沙丘之謀還有一個最大的真實性的漏洞。那就是時間！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史記的原文：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

沙丘在邢臺廣宗縣，距離山東德州的平原縣，從地圖上看，大約相距150公里，按照古代皇帝巡游的速度，這個距離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考慮到秦始皇當時正在生病，大概要四五天才能到。難道趙高，李斯就知道在平原得病的皇帝一定會掛掉，所以壓著詔書不發？如果皇帝真的恢復了過來，一旦問起，趙高豈不是滅門之罪？

當然這里面我們可以摳字眼，說皇帝是在平原津生病，后來病很重了，臨要到沙丘了才發詔書，這么解釋倒是可以。

但是即便如此，詔書內容又如何解釋了？『於喪會咸陽而葬』這七個字怎么也看不出，秦始皇想要傳位給扶蘇的意思，頂多只是說自己不行了，讓扶蘇準備回去，在咸陽給他出殯。秦始皇的時代，沒有什么柩前即位這一套，傳位不傳位總要有一個交代。

而秦始皇在什么時候立的胡亥呢？根據《趙政書》，是在柏人。柏人和廣宗（沙丘）都在河北邢臺，但是兩者相距七八十公里，并且從平原津來的話……我們可以看地圖：

平原在山東在東邊，秦始皇發現自己病重就往回走，結果走到柏鄉縣的時候不行了，立胡亥，然后走到沙丘徹底掛掉了。這一路按照現在發達的交通，也有253公里，在秦朝只會更多，也就是說秦始皇從生病到死，也撐了十天左右，這十天里面，趙高和胡亥想要徹底的掌握秦始皇，并不容易。

那么歷史的真相是什么呢？結合趙政書和史記，真相很可能是這樣的：秦始皇想立的是胡亥，群臣想立的也是胡亥，但是秦始皇知道自己不行了，就下詔給扶蘇，讓他到咸陽準備給自己出殯。但是在李斯和趙高看來，扶蘇手握三十萬大軍，又有蒙恬扶持，如果把皇帝病重的消息泄露出去，扶蘇又有長子的名分，難保不會先進了咸陽，加冕正位。那個時候扶蘇名分在手，就算胡亥手握始皇遺詔，也毫無辦法。

于是趙高和李斯扣住了通知扶蘇的詔書，密不發喪，火速奔往秦朝的中心咸陽，搶先登基稱帝。稱帝之后，矯詔處死了扶蘇這個定時炸彈。這樣一來，整個過程就非常符合常理了。

李斯和趙高為什么能夠肆無忌憚？是因為人家本來就擁有大義的名分。司馬遷在史記中所描述的偷天換日之謀恐怕是莫須有，有的只是向扶蘇隱瞞秦始皇死訊，以期讓胡亥先入咸陽的計謀。

看靠譜的歷史，學有趣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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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考古學的意義之一，就是結合全球各地的史書、傳說、神話、史詩，甚至在完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將歷史上人們的各種情況再度復原出來，將歷史上發生過的各種事件的真相發掘出來。考古的結果會告訴我們，歷史上人們是怎樣面對各種問題的，如何去解決的，結果是成功還是失敗，原因又是什么。

從世界范圍來看，改變傳統歷史認知的考古事件大約有以下這些（不完全）：

1、饑餓時期出現吃人現象：

據國外媒體報道，1609年冬天，英國殖民者在北美洲詹姆斯敦（北美洲第一個英國永久殖民地）度過了一個可怕的饑餓時期 80%的殖民者死于饑餓和疾病。

2013年，在對碎石堆挖掘中，發現17世紀一具遭受破壞的十幾歲女孩骨骼，骨骼表面出現刀痕和咀嚼痕跡，表明她被殘忍地屠殺，并證實當時的英國殖民者被迫吃人維持生活。

2、遠古疾病數據庫

2013年，數碼疾病網站發布了數千例歷史和考古學人類骨骼激光掃描數據，形成病理學樣本公開數據庫，便于研究人員和公眾訪問。

3、穴居人的秘密生活

2013年的研究報告揭曉了穴居人的私密生活，進一步激起對人類進化起源的各種辯論。

首次繪制出完整的穴居人基因圖；研究表明穴居人存在近親交配，穴居人與現代人類也存在著異種交配。

深入研究揭開了穴居人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他們使用骨質工具，生活起居安排；他們會對死者舉行葬禮，偶爾會嗜食同類。

4、掩埋在停車場的理查三世尸骨

2013年最吸引人的考古發現來自于英國萊斯特郡停車場，2012年挖掘到的尸骨殘骸現證實屬于15世紀英格蘭國王理查三世。

5、空中考古勘測技術

考古學并非總是在地下挖掘，2013年最具特點的考古研究工作是在空中進行。

空中激光掃描技術激光雷達，能夠探測到隱藏在地下的遺址殘骸，并揭曉隱藏在吳哥窟、中美洲、蘇格蘭等地區隱藏的考古遺址。

6、鐵起源于太空

最古老的鐵質人工制品可追溯至公元前3400-3100年前遠古埃及出現鐵珠，這一時期比最早出現的鐵熔煉史要早一至兩千年。

今年兩項獨立研究表明，鐵物質起源于太空，是從空中墜落的隕石殘骸，古埃及人使用特殊的鍛造技術，將含鐵量較高的隕石錘打成珠子狀，從而開啟了鐵和鋼的鍛造歷史。

7、倫敦的龐貝城

2013年4月份，考古學家在倫敦金融中心維多利亞女王街辦公區挖掘發現數千件古羅馬時期的古董和建筑遺址。

其歷史可追溯至公元40-410年，其中發現幸運符、錢幣、皮鞋和寫字板等，這將有助于人們重新認識古羅馬時代倫敦的狀況。考古學家將該遺址稱為倫敦的龐貝城。

8、舊石器時代洞穴手繪大師是女性

近期，考古學家對西班牙和法國境內舊石器時代洞穴石壁上的古人手印進行了研究分析，發現這些手印多數是女性留下的，暗示著舊石器時代洞穴手繪大師多數是女性。

而之前由于圖案主要是描繪狩獵過程和一些動物，被猜測應當是男性繪制的。

9、神秘的萊克格斯杯

考古學家分析萊克格斯杯獲得了驚人發現，這個美麗的古羅馬杯子是由飽含微觀銀和金粒子的玻璃材料制成，放置在光源前可以從綠色變成紅色。

這種1700年前的技術可以徹底改變疾病和生物危害的探測方法。

10、融入時尚元素的考古發現

考古學不僅具有科學研究價值，而且還溶入了時尚元素。

2013年英國博物館舉辦了齊普賽寶藏展，呈現了伊麗莎白一世時代和斯圖亞特王朝的珠寶首飾，其中有一塊精美的祖母綠手表，已有400多年歷史。

根據看到的一些資料，被考古發現顛覆的人們以前認知的歷史事件主要有下幾個。

一、孫武和孫臏、《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孫武和孫臏是同一個人，這是因為孫臏沒有著作流傳于世，所以無孫臏其人，同時也就認為《孫子兵法》就是《孫臏兵法》，是同書而異名。《史記》雖有關于孫臏的記載，但不足為據。1972年在山東銀雀山兩座漢墓中，同時發現了《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說明孫武和孫臏并非一人，而是兩人；《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并非同書而異名，是兩本不同的兵法。這就徹底改變了人們以前的認知。

二、關于“七損八益”。“七損八益”最早見于《黃帝內經》。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七損八益”是對藥理或對病理的解釋。在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竹簡《天下至道》里記載，“七損八益”講的是“房中術”，與藥理和病理毫無瓜葛。

三、關于“烽火戲諸侯”。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西周的滅亡，是由周幽王“烽火戲諸侯”造成的，這個說法流傳極為廣泛，甚至被選入了歷史課本。考古發現的竹簡記載，西周的滅亡，是因為周幽王主動進攻申國，申侯便聯絡戎族打敗了周幽王，西周因而滅亡。竹簡上沒有提到“烽火戲諸侯”的歷史事件，“烽火戲諸侯”純屬子虛烏有。

四、關于堯舜禪讓。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中國上古時期實行的是禪讓制，這個也被寫進了歷史教科書。根據《竹書記年》記載，事情并非如此，是舜篡堯位而不是禪讓。《竹書記年》上說：“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于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可見堯舜帝位的更替，并非禪讓。舜與禹是否禪讓，現在不得而知，說是禪讓，估妄信之。

五、關于陳勝、吳廣起義。根據《史記?陳涉世家》記載，陳勝、吳廣押解徭役因遇大雨誤期懼斬而揭竿起義。《史記?陳涉世家》里說：“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記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這也被寫進了歷史教科書。1975年，在湖北云夢縣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有：《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等。其中秦《徭律》規定：“御中發徵，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水雨除興”。意思是說，征發徭役，如果怠慢不加征發，應罰二甲；遲到三到五日，斥責；遲到六到十日，罰一盾；超過十日罰一甲。如果遇到發大水下大雨，可免除本次征發。根據這樣的秦律，陳勝、吳廣怎么能僅僅因為大雨誤期而起義呢？看來《史記?陳涉世家》記載有誤。

以上這五件事就是被考古發現所顛覆的認知。僅共參考。

歡迎打開歷史寶藏，一起來讀考古那些事兒。（約500字，閱讀需2分）

大洪水的故事，我們都聽說過。

在我國的神話傳說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兩個部落首領發生了戰爭，共工在戰斗中處于劣勢，一怒之下，他就撞斷了支撐在天地之間的不周山，瞬間天崩地裂，洪水滔天。

這就是史料記載中的：“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幸好女媧煉化五色石，補了天裂的口子。

帝堯時黃河流域發生大洪水，派鯀去治水，鯀用堵的方法，水來土掩，造堤筑壩，治標不治本，沒有接觸水患。后來鯀的兒子禹去治水，用開渠之法，疏通河道，將水流引入大海，百姓安居樂業，禹也成了繼堯帝之后的帝王。

關于這些大洪水的傳說，不僅中國的神化傳說中有，就連外國也是一樣，“諾亞方舟”的故事，其實也是說一場大洪水。

那么遠古時候到底有沒有這樣一場大洪水呢？

很多人是持懷疑態度的。

直到考古工作者在距今4000到5000年前的良渚文明考古遺址中發現了洪水沖積層。

洪水淤積層下稻田區的發掘現場

被洪水淤積層所覆蓋著的良渚文化水稻田

上圖這層黑色的，就是一場大洪水后留下的沉積物遺址層，這個洪水沉積層的發現，揭開了輝煌一時的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對遠古大洪水的傳說，有了一個直接的證據。

由此可知，在距今四千年左右，有一次世界范圍的大洪水，這是人類文明發展史的一次大劫難，在各個古文明中都留下一些關于可怕的大洪水的歷史記憶。大禹治水的傳說，并不是子虛烏有的傳言，也是有一定的歷史依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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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一個陳勝吳廣起義的故事吧。大伙兒看看怎么回事？是不是考古人員又在打陳勝、吳廣的耳光。

我們上學的時候應該都讀過、背過一篇文章吧，叫《史記·陳涉世家》里面有這么一段話：

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熟悉吧。里面說到，陳勝吳廣起義是因為“失期”，失期就要被宰，所以陳勝吳廣就揭竿而起了。

但是！但是！

1975年11月，在湖北省孝感地區云夢縣出土了一批秦竹簡，出土的親簡包括：《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等。

而恰巧，秦律里面有關于“失期”懲罰的記載。

“御中發徵，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水雨，除興。”

什么意思勒？就是說征召不去的，要罰款價值2套鎧甲的錢，預期3-5天的要斥責，遲到6天的要罰價值一個盾的錢，失期超過十天的，要罰價值1套鎧甲的錢。但是如果因為下雨天氣等原因失期的，免除處罰。（個別字可能翻譯不是很準確）

大伙兒看出毛病沒有？

《史記·陳涉世家》里面記載，下雨天，失期了，就要被宰殺，而出土的秦律里面卻說下雨天失期是免除責罰的，甚至最高責罰也是罰款，與課本記載的完全相反。

這算不算打臉？

不過這里面還是有漏洞的，到底是秦律出錯還是秦律的規定只是故作仁慈，實際并未執行，還是陳勝吳廣故意扭曲法律，為鼓動起義而故意夸張了徭役遲到的懲罰，亦或是秦二世修改了秦法。

雖然這次出土的考古文物，不能就這么推翻《史記》的記載，但是里面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瞎想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