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上個著名的段子吧

某福建閩南地區太監說方言，皇帝要吃飯了，他大喊，皇帝駕崩啦~

其實這事不可能出現，因為是一個典型的民間方言在官方場合的亂用，皇帝吃飯不叫吃飯，叫進膳，不管是全國各地那個地方的太監，都得規規矩矩的喊——傳膳。

這個膳和飯的差異，其實就是官話和方言的差異，代表著不同的用語和發音。

中國古代沒有普通話，但是皇帝上朝的時候并不會遇到滿口方言的大臣，因為在長期的古代歷史中存在著兩套話語體系，也就是“官話”和“方言”，想當官的人就要學官話，而官話這一標準發言流傳至今至少3000多年，保證了中華文明的延續，也避免了皇帝和大臣在朝堂上吵架的時候，互相罵聽不懂的臟話。

根據歷史記載，早在周朝（距今約3000多年）就已經出現了在宮廷中使用的雅言，雅在古代就有合乎規范之意，也就是說當時的官話體系就已經出現了，西漢時寫成的《毛詩序》里面就指出——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當然這是指當時流傳的詩歌，但是也可以看到，地方上流行的風和朝堂上編排的雅，已經屬于不同的話語體系。

雅言本身，是中原地帶也就是今天河南一帶人民用于學習漢字的發音，所以也叫洛陽讀書音，周朝的分封制度，推動了洛陽讀書音的傳播，《論語 述爾》講到孔子教導學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在當時的教育體系里面，將來要當官的人，所學習的就已經不是方言土話了，而是專門的“官方用語”，這一歷史自周一直延續到了明清時期，雖然由于政權更替，洛陽讀書音自身也發展變化，后來出現了南京官話，但是這個發音標準一直是以“洛陽讀書音”作為主體的，明代把南京官話定位國家標準讀音，也是因為江淮地區對洛陽讀書音繼承的比較好，而處于北方的洛陽地區，由于和北方民族融合，發音變得不那么純正了，所以我們今天看影視劇作品，明代之前宮廷之間對話，應該都是以洛陽讀書音為準，聽上去像河南話就比較靠譜了，但是要注意，洛陽本地土話是不對的，必須是洛陽讀書音，因為這個事情，宋代的寇準和大臣丁謂還吵過一架，丁謂就指出“唯讀書人然后為正”。

清朝以滿族語言為國語，并且積極推廣北京官話，直到清末，北京官話才基本替代了南京官話，而民國時期的正音，是北京官話和南京官話的結合體，這個事情說起來也挺有意思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國語運動史綱》，對于民國時期國語的變化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語言問題在民間是個生活問題，但是在朝堂之上，其實首先是個政治問題，用什么樣的話作為“官話”，本身就是朝堂上的重要風向，所以這種標準問題，皇帝和大臣之間是不會有什么爭議的，皇帝說啥，你就學啥，學不會當然就只能滾蛋啦~~~

滿口方言你還想當大臣？康有為同志就吃過大虧。

戊戌變法前，君前奏對。梁啟超和康有為都是廣東話，結果光緒聽的是那叫一個費勁。

按例被皇帝接見后都要賞個四品官。結果這個一鬧，就給了個六品頂戴。

可見大力推行普通話的必要性。

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幾乎每一塊地方都有人居住，古時候由于交通不便，又各自為政，因而就產生了許許多多的獨具地方特色的語言體系，創造出七大地方方言，每個大方言下又衍生出許多次方言，這么多的相互聽不懂的方言，就給大家的交流帶來了諸多的不便。

建國之后，我國才開始大力推廣普通話，大家交流順暢了，各項工作就能有效的推廣開來，我們平常看到的古裝電視劇里，大家聽到的都是演員們標準的普通話，那是為了讓觀眾能聽的懂，但是古代的大臣們來自全國各地，那么皇帝上朝時是怎樣和說方言的大臣交流的呢？

古代沒有普通話這樣的說辭，由于時代的諸多限制，很多地方的人都是各自說著自己當地的方言，一些地方官也不會說官話，而在朝廷之中，官員們基本上都是說官話的，但是外地來的官員要跟皇上稟報一些地方事宜什么的，這交流起來就會有很多的障礙了。

雖然各地人士說的方言有所不同，大家相互也聽不懂，但大家使用的文字是相同的，語音不通，也可以用文字來交流，在古代，很多大臣都是靠遞奏折來跟皇上溝通的，在朝堂是交流起來雖說是雞同鴨講，但用文字交流起來還是無障礙的。

語言這個問題自古就已存在，統治者也很重視這個問題，語言不通看似是個小事，卻非常影響工作效率，對政令的上傳下達會產生非常大的障礙。

其實這個問題，聰明的古人早就 想到了解決方案，他們制定了一種官員之間通用的語言體系，也就是“官話”，每一個王朝基本都有他們特定的官話，先秦時期的官話叫“雅言”，在《論語》一書當中有確切的記載：子所雅言，《詩》《書》《禮》皆雅言也，這里的“雅言”就是當時全國各地普及的官話，相當于先秦時期的普通話。

官話的標準就是參照皇城地區的語言，也就是都城地區的方言，秦漢至唐朝時期，長安、洛陽地區是古代帝王最喜歡建都的地方，所以古代大部分王朝的官話都是圍繞在長安話或者洛陽話來加以調整的，因此，長安話和洛陽話就成了這一時期各王朝的官話。

北宋到明朝早起一直都是以當時的開封話和南京話作為官方語言，明朝遷都北京后，相應的官話也改成了北京的語言了，從那時直到現在，那時的官話一直沿用至今，逐漸演變成現在的普通話了。

對于古代讀書人來說，要想入朝為官，不光才學要好，還要學習官話，其實入朝為官只是一種資格，你可以成為一名官員，但是你能否入朝就不一定了，一般情況下，如果你有能力考中，而且你的語言貼近皇帝，那么你入朝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如果你沒有與皇帝流暢交流的能力，那么你基本上就會被皇帝安排到地方工作，所以說掌握并精通京城的語言還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萬變不離其宗，在我們現在看來，古代的官話都是普通話，具體的差別只是掌握的熟練程度而已，不管是古代還是現在，語言都是我們每個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古代的皇帝不會容忍每天在朝堂上聽著“五音不全”的大臣們用方言侃侃而談，要么就說官話，要么哪里來就回哪里去。

有了這種統一的語言，不管是對個人還是對國家來說，都太重要了，有了這種語言，皇帝和大臣們的溝通才能暢通無阻，各項政策才能得到更好更及時的實施。

1845年6月15日，英國傳教士施美夫在吳淞口目睹了一幕戲劇性的一幕:“我的中國男仆(寧波人)試圖用他的口才與船夫、水果商等人交談，卻發現自己有一半的話聽不懂，灰心喪氣。”其他貿易港口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在寧波，史密斯看到“地方政府的公務員一般不雇傭當地人”。公務員很少說他們管轄地區的方言，所以他們必須雇用翻譯。

施美夫就此開始研究中國古代數千年的語言分化。他發現在這個中國本土，官員是主要的外來人口，他們只需要懂“官話”(即首都話，清代中后期的北京話)的當地譯員與當地居民進行交流。毫無疑問，在這個靜態的社會中，語言障礙對人們的生活影響甚微。

從這里就可以看出來，其實并沒有滿口飆方言的官員，官員不能只會家鄉方言，還要懂通用的官方語言。如果真有不會說官方語言的官員，無法與其他人溝通，頂多是在自己方言區做個小吏，升職都無望，更不可能成為能晉見皇帝的大臣。

有些方言只有口語，沒有文字，這種情況下，文字統一，語言也會統一，任何一種語言都是隨著時間發展融合，今天看來無法理解的方言口語，在古代差異并不會那么大

以閩南語為例，閩南語保留了相當成分的中國古代，特別是唐、宋時期語言的語音、詞匯，被海內外語言學者稱為中國古代漢語的活化石。所以大部分外地人，是完全聽不懂閩南語的，跟上了年紀不會說普通話的老阿伯阿嬤，無法交流。

但是即使是這種老阿伯老阿嬤帶大的孩子，滿口本地方言，也不用擔心他們與外境的交流問題，因為只要一上學，他們很快就能學會普通話。

換個場景，這是個古代的小學童呢？雖然沒有當時沒有普通話，他一樣可以學會“官話”。

先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閩南人吃飯叫“駕崩”，這其實是個不太標準的音譯，在官方辭典里駕崩基本不收錄這個含義。

這個學童上學，先生會教他學《論語》，子曰：食不語，寢不言，會教他讀杜甫的詩：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那么他就知道，不光駕崩是吃飯，炊，食等等都表示吃飯的意思，所以當他跟外地人交流，說駕崩人家聽不懂的時候，他自然會改口稱，食、炊等等通共的表達方式。

另外，每一種方言都與古代中原漢語同源，在發展、演變和融合中保留了古代漢語的許多特點。與現在的普通話差異極大的方言，在古代差異并沒有那么大。比如一個閩南人問你：底處？你可能很茫然。他問的是什么地方，這是典型的古語，現代人聽不懂，古人聽得懂。

古代雖然沒有普通語，但一直有“同語”、“官話”等通用語言，朝廷也有專管翻譯的機構，也有懂多種語言能翻譯的官員

雖然“國語”一詞是清末才提出的，但在歷史上，為了方便交流，一直存在著通用語言：春秋“雅言”，漢代“同語”，唐宋時期出現“白話”，明清“官話”，辛亥革命后“國語”，新中國成立后“普通話”。 本質是一樣的，是由官方制定的、方便不同區域人們交流溝通的標準語。

各地說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用語言交流。漢末至唐末，黃河沿岸的中原人民陸續向南遷移，將河洛古語帶到東南沿海。晉代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中原雅音南遷。政治基礎決定了文化教育基礎，大部分通共語言是以都城附近的語言為標準。

為了方便交流，最早出現在周朝時期，就出現了翻譯官，當時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區的語言不通，這些翻譯官的出現，就是為了破解游牧民族的語言。因為精通各類語言的人并不多，所以有的時候需要翻譯好幾次，才可以得到比較精準的結果。因此那個時候翻譯官有個官名叫做“九譯官”，也就是說需要翻譯九次才行。

漢代有專門翻譯機構：大鴻臚，唐代翻譯機構交鴻臚寺，翻譯官的官職叫做譯語，元明叫會同館，晚清出現了“同文館”，專門培養翻譯人才。但由于做翻譯必須博學多才，而翻譯又只是個技術類工種，地位并不高，品階也不算高，真正有才華的人大多不樂意于做，所以能通多鐘語言的高級官員不多，也比較受重視。

唐代安?山，本是個胡人，最早是個牙人，在少數民族地區給買賣雙方當中間人做掮客，比較有語言天賦，會多國語言，這也是他得唐玄宗重用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唐代是個多民族融合的帝國，特別需要這種精通多種少數民族語言和風土人情的官員。

和珅也是精通多種語言，是深受皇帝喜愛的。他不僅精通滿、蒙、藏、漢族的語言，對翻譯這些語言十分在行。哪怕是英國人來訪，和珅也能接待得十分妥帖。張騫出使西域，帶了匈奴人做向導和翻譯，鄭和下西洋，帶的是舌人，也就是隨行翻譯。

:語言最主要的功能是交流，過于小眾使用人數不多的方言，會漸漸消亡

一般認為，先秦時期的口語和文言文差別是不大的，古人不可能為了寫書另造一套語法和詞匯。但是語言也是不斷變化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各種文化碰撞，各種民族交流，在詞匯、語法和發音上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小眾或者使用人數不多的方言，慢慢會變同化消亡。

溥儀在我的半前生里曾寫過，他雖是滿人，但是滿族話只會說簡單的幾個常用詞，比如官員跪拜時說，伊立（站起來）。

這種現象也出現在閩南語中，上年紀的人聽得懂，會說閩南語，年輕人很多聽得懂，不太會說，而小孩子大多只會說普通話了，這是一個需要社會重視的問題。

有粉絲問我，古代沒有普通話，皇帝和來自四面八方滿口方言的大臣如何交談？

首先說明一點，古代其實是有普通話的，不過古代叫“官話”。

所謂的“官話”是說絕大多數人說的這種話，史學家認為從秦到清朝后期，我國的官話是以河南洛陽發音為標準的，又稱洛陽雅音。

最初我國帝王建都都是以北方為中心，因此北方發音也就成為了標準音。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入京后是以滿語為標準語的，但是會說滿語的人很少，慢慢的北方語言就成了標準語。

還有元朝，元朝一開始也是以蒙古語為國語的，到后來，實際上分為了兩類，皇帝、皇室說蒙古語，被統治的漢人卻說北方語言。

總的來說，每個朝代是以北方語言為基礎稍加改動，元、清屬于少數民族，雖然規定他們的語言是官話，但在漢人中間行不通。

另外皇帝議事的時候，主要是通過上折子用文字敘述過程的，真正和皇帝討論事情的大臣并不多。

即便重臣們來自四面八方，他們的標準語雖然不很標準，夾雜著方言，時間一長皇帝還是能聽清的。

有些朝代，品級低的官員是見不到皇帝的，甚至有的朝代規定四品以下的官員根本見不到皇帝，皇帝和朝中議事的大臣，也就不過那幾個重臣，下面的大臣只能通過文字進行討論。

另外官話是科舉考試必須經過的一關，要想踏上仕途，必須到專門的語言學校去學習，最起碼你能掌握一部分。

再者說了，每朝的官話都是大多數會說的話，只是標準不標準而已。

比如南方人，他們說方言我們聽不清，如果他們說蹩腳的標準語，我們也能夠聽清，其實古代和現在情況差不多。

退一步來說，即便大臣說方言也不用擔心，外國人進貢時，皇宮里有翻譯，據史書記載，周朝《周禮上》就有了“象胥”這個職稱，“象胥”是指古代接待四方使者的官員，也就是翻譯人員。

也就是在古代，會說少數民族語言的這一部分人被稱為“象胥”。

各朝各代“翻譯”的名稱雖不同，但都是翻譯的意思，比如舌人、譯官令、典樂、大鴻臚等等。

總的來說，古代學子要想進入仕途必須掌握當朝的國語，也就是會說普通話。如果你沒有這種本領，你就見不到皇帝。

至于你在家里或者在當地說方言，這屬于正常現象，但是見到皇帝必須說普通話。因此在朝堂上不會出現大臣說方言的情況。

文/秉燭讀春秋

聽老一輩人說，古代凡是考上舉人、進士為官的，必須進“培訓斑”學習“官話”。

秦始皇統一全國各個諸侯國的文字，同時強制推行了語言、度量衡，甚至車軸距等等。秦要求各種符合秦國規定，廢除其他諸侯國標準，古代文言的基本語法已經成型。后來直到宋朝，都延續了洛陽讀書音作為標準語，為官者須會講。

元朝法定蒙古語為國語。而明朝及清朝中葉之前中國的官方標準語一直是南京音（清初以滿語為國語，隨后漢語官話就成為了國語）。直至民國時期才改為北京為普通話。

以前我們小學老師上課經常用“半普通話”——普通話夾雜著“土話”，甚至干脆用“閩南語”。我有一位初中語文老師，他叫我們“安靜下來”，就說：安“炯”（第四聲）下來。那會老師不用考教師資格證，所以很多老師的普通話非常“不普通”，這并不是我不尊重老師，而是實話實說。

我一位同事告訴我，他們上大學的一位班長是某縣人，第一次點名，把一個蔡朝材的同學讀為“賽勺骰（第二聲）”，引起哄堂大笑！這個小故事也讓我們笑了好幾天。

當然這種普通話不標準主要來自老師的問題，特別是中小學的學生，是語言形成時期，這時候如果老師的普通話不標準，肯定影響到學生的。

我們閩南的學生除了上課用普通話外，下課、放學、放假都說閩南語，如果有人說普通話，會被人罵為“不正常”。事實上，我的普通話是上大學開始學習說的，剛上學那時是比較尷尬的，大概一學期后才慢慢學會，想起來很好笑[大笑][大笑][大笑]

雖然學會說普通話，但是還有“地瓜腔”。每每開大會做述職報告或發言亦或是開講座等，我都要先聲明一下，我的普通話不太標準，請多包涵[捂臉][捂臉][捂臉]

可真是替古人操碎了心啊…

其實每朝每代都是有“普通話”的，而且毎朝每代的讀書人都是從學習普通話開始的，比如宋朝。

宋朝

宋真宗景德四年，陳彭年、丘雍等人參考《切韻》編撰了《景德韻略》以備禮部科試之用。此書收字九千多個，因是禮部科試所用，所以也稱叫《禮部韻略》。書后附錄了《貢舉條式》一卷，此書于景德四年六月發于諸州，通令所有學子必學。

宋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崇文院又上校定《切韻》五卷，收字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注韻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

后來宋仁宗景佑四年宋祁和鄭戩又上疏說“陳彭年、丘雍的《禮部韻略》多用舊文，繁略失當，應該重新修篆”，所以他們又修了《集韻》。此韻收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分十卷。

隋朝

前面說到《景德韻略》是參考了《切韻》而編撰的，而《切韻》正是隋文帝仁壽元年由承奉郎陸法言而編撰，收一萬兩千一百字，分193韻：平聲54韻，上聲51韻，去聲56韻，入聲32韻。這本《切韻》在隋朝和唐朝初期，都是士子們必考的東西…

乾元初，及其試進士文章，日于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床，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 ——《太平御覽·治道部十·貢舉下》

唐朝

唐中宗時期，王仁煦在《切韻》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整理，修成了《刊謬補缺切韻》，除對《切韻》加以刊正、補注外，還對本字俗體加以辨析，增收了6000余字，另增立了兩韻。

唐代宗大歷年間，“刑部尚書顏真卿以陸法言《切韻》未弘為由，又纂九經、子、史、字義，著《韻海鏡原》三百六十卷，獻之。詔下秘閣及集賢書院貯之。”——《太平御覽·文部十七·著書上》

此書比陸法言的《切韻》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引《說文》、《爾雅》諸家書，詳加訓解，所以名為“韻海”。

明朝

朱元璋一統天下后，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因此下詔重修韻書。御定以“中原雅音為定”。洪武八年，新韻書編成，計十六卷，共七十六韻，天子賜名《洪武正韻》，由樂韶鳳、宋濂等主修。

八年，帝以舊韻出江左，多失正，命與廷臣參考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洪武正韻》——《明史·樂韶鳳傳》

《洪武正韻》修好后，朱元璋一直不滿意，又增加，修改了好幾次。

中國現代語言學奠基人之一的王力曾說“《洪武正韻》是古今南北雜糅的一部韻書。”

清朝

有位答主也說了，梁啟超就因為普通話不標準，被賞了個六品官，事情是這樣的。

光緒二十四（1898年4月）康有為和梁啟超在北京發起并成立了保國會，為了變法，他撰文演說，呼吁全國民眾“咸知吾國處必亡之勢，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盡其聰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

五月十五日光緒皇帝召見梁啟超，命他講講他所著的《變法通議》，結果他不會講官話，講的是廣東話。光緒皇帝基本上就一個字也沒聽進去，根本聽不懂他在講球什么。于是只給了他一個六品官，讓他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的事務。

這不是后人杜撰的，這是梁啟超的兒子梁思禮先生口述的真實事件。

康熙四十三年，康熙皇帝下令編撰韻書，于五十五年編成了《佩文詩韻》和《佩文韻府》，其中《佩文詩韻》是清代科舉用的官方韻書，士子進考場作試帖詩，必須遵守這部標準韻書的規定。此書收字10235，共106韻。

為什么叫佩文呢？因為佩文是康熙的書齋名…

最后：

其實古代為難的不是在京做官，不是皇帝和滿朝文武語言不通的問題。而是官員在外地做官時方言不通的麻煩，所以歷朝歷代都是有翻譯這個職務存在的。

@夏天的雷風 一個做文史科普的人……

另外，要是覺得還可以，別光收藏，也點個贊啊各位哥哥姐姐們…

古代是有“普通話”的，只是很難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推廣。古代的普通話被稱為“官話”。

“官話”的意思就是官方標準話。

也就是說，在古代中國的朝堂上，官員啟奏皇帝時通用的語言就是官話。當然，官話的形態是隨著時間而各有不同的。

例如，最早的“官話”是雅言，后來到漢晉時期被稱作是“通語”、“凡語”、“通名”等等。等到了明朝，這種官方的漢語語音全部被統一稱作是“官話”。

但是，雖然存在官方認可的普通話，古代卻難以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推廣。原因無法，這是滲透力不夠的原因。

因此，皇帝經常能聽到來自各地的方言，有些地方是實在讓人聽不懂。

例如，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曾抱怨過福建、廣東地區的官員，說的話讓他摸不著頭腦：

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致吏胥從中代為傳述，于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

雍正覺得不能繼續容忍這種情況，于是就開展了在福建、廣東的推廣普通話（官話）運動，在當地設立“正音書館”，要求教導士子們官話，但結果是收效甚微。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宣統年間，清朝還設立了“國語編審委員會”，將“官話”改為“國語”。1912年的民國延續了這個政策，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國語”，這就證明普通話是一個趨勢。

自人類進入了有階級的社會后，建立了政權也就是國家形式，一切都是有秩序地進行著。到了秦始皇大一統，全國實現了書同文丶度同衡的高度統一。

全國上下應當確定了國語，做為交流丶文書的主要語言工具。朝中大臣首先是學會國語和文字，這同今天公務員考核必須具備講普通話和書寫的條件一樣吧。

如果秦朝廷，都是各自講七國方言，不就成了古代聯合國，秦始皇一天下來累也累死，不僅要配七國翻譯，而且要看七國奏章，索興成了聯邦，又回到周天下的諸侯制。

就是這個原因，秦始皇要實現中央集權制和地方郡縣制，只講一個國語、只寫一個文字。后來焚書把地方上的小書小報統統燒掉，就是強調和突出秦文化一種聲音丶一種精神。后來大漢朝興起，自然人們都把國語叫漢語了。

誰說古代沒有普通話？從古到今，歷朝歷代其實都有普通話，不過當時叫做“官話”，更早的時候叫做“雅言”，其實都是一個意思，就是官方通用語言。

先秦時期的普通話叫做“雅言”，是一種通用語言，各個地方的人都會說，也都能聽懂。秦始皇掃滅六國之后，書同文、車同軌、度同制、行同倫，咋就沒聽說過“語同音”呢？就是因為已經有一種語言能夠讓大多數人都能說、能聽了。

孔子有三千弟子，來自不同的國家，如果沒有通用的語言，那孔子上課的時候難道還要請六七個翻譯進行同聲傳譯？課堂討論的時候，豈不是亂成一鍋粥？

從夏、商、周開始，我們華夏民族就一直生活在黃河流域，即所謂的中原地區，而中原地區的中心就是在洛陽，所以一直到漢朝，官話都是以洛陽口音為主，稱為“正音”。

漢朝選拔官員實行的是“察舉制”，就是由地方官舉薦人才到中央為官。大家都知道，隋唐之前，讀書認字受教育是少數貴族才有的待遇，普通人是沒有機會讀書的，也就沒有做官的機會。而貴族們則必須學習“正音”，為以后做官做準備。

所以能夠到京城做官的，大部分是貴族子弟，而貴族則都會說官話、官腔，到了中央自然交流起來沒有障礙，不會出現皇帝和大臣說話互相聽不懂的情況。

隋唐開始實行科舉制，大量的寒門學子通過科舉走入官場，到中央或者地方任職，那他們會不會說官話呢？的確，剛開始的時候，有過這樣的問題，但朝廷很快就加以解決了。

隋朝重新統一天下后，則以“金陵雅音”和“洛陽雅音”為基礎，將其融合后形成了長安官音，也稱秦音，并由陸法言等人編著形成《切韻》。唐朝建立之后，則在隋朝《切韻》的基礎上，制定了《唐韻》作為唐朝的標準音。宋朝建立之后，則又在《唐韻》的基礎上，制定了《大宋重修廣韻》，簡稱《廣韻》）作為官方發音。以后歷朝歷代，也都制定了自己的官話標準。

這一套官話標準，有志于參加科舉的讀書人是必須要學的，不學都不行，因為科舉考試的時候要考的，語言不過關，根本就上不了榜。雖然只是從書本上學習發音，可能不夠準確，但有了這個基礎，只要稍加學習，很快就能運用自如了。

明清時期，朱棣從南京遷都北京，大量南方人口北移，“南京官話”也隨之一同北遷，結合當地發音，逐漸形成了“北京官話”，并延續至今。

其實“官話”這種事，就跟我們現在一樣，如果用方言和普通話說不清楚，那么可以用現在的孩子學習英語來打比方。現在的孩子上學，都是要學英語的，這就好比古代學習《切韻》，學了之后未必能說，也未必能聽得懂。但有了這個基礎，將來他出國時，很快就能適應周圍的語言環境，與外國人無障礙交流。

盡管朝廷有這么多辦法，但歷史上仍舊有不少因為方言鬧出的笑話。

戊戌變法時，康有為的官話說的不好，粵語的口音很重，和光緒交談時很費勁，所以光緒第一次接見他時，兩人只交談了十分鐘，就把康有為“請”出去了。梁啟超同樣也是如此，據說本該被賞的四品頂戴，因此換成了六品官。

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到山西任職時，聽不懂地方方言，只好在辦公室內設了一個翻譯，他說長安官話，再由翻譯說給下屬聽，下屬有事匯報也是如此。如果翻譯有事外出不在，柳宗元又恰好有緊急工作需要安排，只能抓耳撓腮，以頭撞墻。

綜上，古代其實也是有普通話的，稱為“雅言”或者“正音”，俗稱“官話”，是一種官方通用語言，凡是做官的必須得會說，不會的就要努力去學，這和現在的普通話幾乎沒有區別。只不過，古代的官話只是在官員、權貴或者商人之中流傳，普通老百姓不會去學說官話，因為實在用不到，他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走出自己住的那個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