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明，應該王權已經存在）
這個題目，包含的，不止一個問題——
第一，夏朝是否真實存在。
第二，為何找不到“夏朝記錄”，是說本朝的而非后世的。
第三，“夏朝記錄”缺失的原因，是否與秦皇焚書有關。
（距今5300年的“河洛古國”巨型聚落）
一
夏朝是否真實存在？
現在的人們，對“夏朝”的了解，都是從古人那里得知的。
所謂“古人”，可以前推至孔子，這就距今超過2500年；還包括《詩》《書》等古籍，大約距今3000年。
西周以降的統治者和知識分子，顯然是相信曾經存在過這個“夏朝”的，所以言必稱“三代”。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古籍“經典”，皆不言“夏”之前還有延續幾百年的朝代，如《詩》《書》孔子著作，莫不如此。
司馬遷只說古代更早還有“五帝”，且與“三代”一脈相承，也不說“夏”的前面還有哪幾個“朝代”，甚至“三皇”也未提到。
這可以看作是古人的“歷史嚴謹”和“學術嚴謹”。
（陶寺遺址“宮城”平面圖）
東周伊始，有相當部分文獻保留了下來，佐以器物、遺址發現，足可證實東周是存在過的。
受西方史學方法的影響，上世紀初，國內一些學者，如夏曾佑等，認為“東周以前無信史”。
不過，此“疑古”非彼“疑古”，有人把顧頡剛的“疑古”與此混為一談，這屬于極謬之誤解。
上世紀20年代左右，甲骨文研究使人們對中國“朝代史”的認知，一下子前推到了距今3600年的商代。
甲骨卜辭證明，司馬遷列出的商王世系，只有個別差錯，由此印證了《史記.殷本紀》的可信性。
那么，這對《史記.夏本紀》的可靠性，是否也有間接印證作用呢？
說到底，現在的人們詢問“夏朝是否真實存在”，其實是《詩》《書》、孔子、司馬遷所說的“三代”是否可信的問題。
（石峁遺址“王臺”）
二
關于夏朝是否真實存在，有兩條“考查線索”——一是古籍記載，一是考古學證據。
古典經籍告訴人們，夏朝起于距今4000年左右。
從考古學來說，登封王城崗遺址、偃師商城二里頭遺址等，是符合“夏朝”存在之年代的。
換個角度說，距今5300-1900年的良渚文明、河洛古國遺址、陶寺遺址、石峁遺址等，都有足夠考古證據，證明當時已經進入古國或古王國時代。這些遺址所呈現的文化和文明的年代，均在“夏朝”之前。
所以，不難斷定，距今4000年的時候，在黃河下游的中原地區，存在一個叫做“夏”的王國，從考古學角度來說，是完全可能的。
只有一種例外，就是這個王國，不稱為“夏”，而叫其他什么，比如稱“春”或者“秋”。
（登封王城遺址復原圖）
考古學證據明明擺在那里，這些年來，關于“夏朝是否真實存在”，人們究竟在在爭論什么呢？
概括起來無非兩點——夏朝度邑到底在哪里；有沒有夏朝的文字證據證實其確實存在。
徐旭升先生和鄒衍先生，是探索研究夏文華的先驅。
鄒衡先生早在1979年就曾指出——
“夏朝同商朝一樣是客觀存在的，所以，考古學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這一空間和這一時間已經發現的諸文化諸類型的各期段之中。我們說，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認它”。
“用什么方法辨認夏文華”，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二里頭遺址出土青銅器）
三
關于夏文化，包括在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占“統治地位”的是“都邑推定法”——夏都到底在哪里。
對于此種方法，大致又分兩類。
一類，是直接斷定哪里是夏朝度邑。
比如，主張登封王城崗遺址為禹都；以偃師二里頭遺址為桀都；還有主張三星堆遺址為夏都，等等。
另一類，是以確定湯亳所在為基點，按照史籍記述向西推定。
除“都邑推定法”外，另有“文字證據法”之觀點。
這最簡單直接——要想證實哪里屬于夏文華或者夏朝度邑，拿文字證據來。
持此觀點的，在考古界和史學界中，似乎較少，倒是“業外”人士居多。
（二里頭出土青銅器）
也是在上個世紀初，學界大牛人王國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當然，他主張的，是以“地下材料”補正“紙上材料”，以“證實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而并不涉及古史的重建。
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路——將“紙上材料”與“地下材料”割裂，肯定不是包括解決“夏朝是否真實存在”的好方法。
那么，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文字問題。
文字，漢字也不例外，總有個產生過程。
徐中舒先生有一個觀點值得注意。
他認為，漢字是在商朝正式形成的，而且是在武丁之后的二百七十余年中逐漸成熟的。
即便在殷商前期，也未見有甲骨文出土。徐先生說，文字濫觴于大汶口文化，為殷商所繼承。這個過程，與巫卜集團，即后來的“儒家”代表孔子的祖先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他說，古代虞夏之族，包括韋、顧、昆吾三族，及其后裔匈奴、越等，均無文字保存下來，因為當時還沒有文字。
（二里頭出土青銅器）
四
夏代很可能沒有文字，對這一點，考古界史學界很多學者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少有學者在已有考古遺址尚未發現文字資料上質疑考古成果。
這也是使更多人糾結于“都邑推定法”的重要原因。
人們面對的事實就是，在文字還沒產生的情況下，如何判定“夏朝是否真實存在”。
孫慶偉教授認為，應該提倡一種比王國維“二重證據法”更具廣泛意義，是用于各類考古材料的研究方法。他稱之為“歷史語境下的考古學研究”，并以之來研究夏文化。具體說——
第一，要帶著研究夏代文化的具體的歷史問題來處理考古材料。
第二，要盡可能在夏代及相關歷史背景下理解考古材料。
在《鼏宅禹跡》一書中，他就此發表了對夏文化研究的看法。
結論，當然是夏朝確實真實存在。
（二里頭出土青銅器）
說到這里，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就是夏代已經有了文字。
至少，在商周，曾經有古代典籍更多地記錄過夏朝的事情。
從流傳下來的《左傳》《谷梁傳》《國語》《管子》《莊子》《墨子》《呂氏春秋》《孟子》《逸周書》《禮記》《周禮》等古籍中的記載看，確實在秦代之前，曾經有很多沒流傳下來的古代著作。簡單舉例如下——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世》《經世》《世傳》《紀》《上古記》《故記》《春秋之記》《史記》《春秋》《魯春秋》《周春秋》《燕春秋》《齊春秋》《宋春秋》《乘》《檮杌》《志》《上志》《前志》《軍志》《周志》《鄭志》《書》《丹書》《刑書》《虞書》《夏書》《商書》《周書》《鄭書》《楚書》《儒書》《虞箴》《夏箴》《商箴》《周箴》《誥》，等等。
從前述古籍引用這些著作的情況看，都是不見于后來各種古籍的，就是說，并不與其他古籍重復。
這些古籍，司馬遷顯然也未能見到。其亡失，大概率要歸責于秦皇焚書了。
即便這些古籍不屬于夏朝，至少極可能記錄了更多夏代的信息。
總結幾句——
夏朝之存在，是不必懷疑的事情。
沒有文字，也應該曾經存在，總有辦法證實。
這件事，專業性很強，相信隨著考古的大規模推進，會有驚喜呈現在人們面前。
或許孫慶偉教授的話有道理——“人人爭說夏文化是不嚴肅的”。不妨多一些耐心，“讓子彈飛一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