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結論:
單就個人綜合素質來看,隋煬帝楊廣無疑頂級厲害,遠遠碾壓同時期幾乎所有人;
但可惜的是,他的這些素質并不完全吻合皇帝這一崗位的要求,甚至還帶來了巨大的禍害,導致他連合格的帝王都不算。可以用“一個高素質的暴君”來描繪他。
這一結論,是有理論和現實依據的。

關于帝王應當具備什么樣的素質,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早就進行了多方位探討。
道家認為:“絕圣棄知,大盜乃止”,治國者應該“少私寡欲”,可以有欲望,但是不能貪欲、縱欲,順其自然、尊重人的本性,不要進行過多行政干涉,這樣就能達到天下大治。
孔、孟都推崇以德治國,帝王應該具有“不忍人之心”,關心百姓的疾苦、減輕人民負擔,讓他們擁有起碼的生活條件,并對之進行人倫道德方面的教化,就能實現穩固統治。帝王具有仁愛之心并能推己及人,就能“王天下”;相反,若是不顧人民死活推行暴政,將會失去民心和天下。
戰國后期的儒家大師荀子則比較特殊,他認為人性本惡,因此帝王治國必須道德、刑法并用,即“治之經,禮與刑”。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帝王本身的權威、能力就至關重要。因此,相對于孔、孟注重的道德,荀子更強調君主的智慧和能力,只有“至強、至辯、至明”的“圣人”才能治理天下。
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李斯則將學自儒家老師的學說發揚光大,倆人完全拋棄教化、只推崇帝王權威,分別從理論、實踐的角度,打造起了以嚴刑峻法為核心的君主專制制度。

基于以上早熟的政治理論,在大一統王朝建立后,逐漸形成了完整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雖然在特殊時期(如帝國草創階段)會采取道家的休養生息方案,但在絕大部分情形下,都是外儒內法:儒家仁義的包裝下,是絕對至高無上、不容侵犯的帝王權威。
但這種體系大權集于一人之身的模式自帶BUG:封建大一統帝國是家天下,而且根據宗法制,立儲以長不以賢,怎能保證帝王都是“至強、至辯、至明”之人?
這就造成了一種局面——守成時期的封建帝國會迎來什么樣的君主,幾乎等同于碰運氣、開盲盒,會隨機出現以下三類帝王:
第一種,圣君。
假如一個帝王確實“至強、至辯、至明”——足夠聰明,有魄力、有手段,能洞悉人心、明察秋毫、不被臣子蒙蔽;能掌控民力的界限,以仁義為幌子,既剝削他們,又能保證他們的基本生存......那無疑是理想狀態,國泰民安、創造盛世簡直不要太容易,等同于先秦學者心目中完美的“圣君”;

第二種,昏君、庸君。
相反,如果帝王個人智慧和能力極為有限,那么有兩種結果:
第一,胡作非為、輕信小人,造成政權混亂、國家覆亡;
第二,交給有能力的大臣打理,運氣好的也許能遇上周公、管仲、諸葛亮,政權正常運行;差一點的則會碰上王莽、楊堅,王朝被篡奪。
第三種,暴君。
單就頭腦、能力而言,這種帝王沒什么問題,但他們的最大短板是過于以自我為中心,即不具備儒家提倡的“不忍人之心”,不懂得(或者不愿意)憐憫、體恤別人的心情。所有的臣子、百姓,在其眼中仿佛都是沒有感情訴求的工具;對待他們,帝王只信奉赤裸裸的賞、罰,這樣就會形成兩類臣民:要么無條件阿諛奉承、為虎作倀,要么被暴政殘害至無法生存、揭竿而起。

隋煬帝楊廣顯然屬于第三類。
楊家出自關隴集團,楊堅之父楊忠曾擔任北周大將軍,妻子獨孤氏則出自八柱國家族,這一集團的子弟向來注重文武全才的貴族教育,楊廣可謂其中的佼佼者。
首先,他絕頂聰明、才華橫溢。史書記載,楊廣從小就極為俊秀、聰慧,“好學, 善屬文”,酷愛學習、精通文章。在當上皇帝前的20年間,他組織了上百名一流文人,將其命名為“王府學士”,常年從事編修著作的工作,這些作品包羅萬象、精深廣博,涵蓋三教九流,共編成書三十一部、一萬七千余卷。在當上皇帝后,楊廣命人對朝廷藏書進行了系統整理,并且抄寫了五十部副本妥善存放于各處,在文化領域做出了杰出貢獻。
楊廣的個人文學修養極高。他的作品被唐朝整理成冊,即《隋煬帝集》,李世民經常進行研讀,甚至感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辭藻、內涵極為精美、高深,飽含堯舜之道。從他的詩作《春江花月夜》里,可以發現后來張若虛“孤篇壓全唐”同名詩的靈感來源。

其次,他極有心機,政治素養成熟。
楊廣細小“沉深嚴重,朝野屬望”,性格深沉穩重、言行滴水不漏,被廣泛看好。
在掛帥平定陳朝期間,他嚴明紀律、秋毫無法;進入建康城后,順應江南民心,誅殺禍亂陳朝的“五佞”(五大奸臣),隨后“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迎來朝野一片贊譽之聲;
他善于收買人心,有一次正觀看將士們圍獵時突遇大雨,身邊人呈上雨衣,但他斷然拒絕:“士卒皆沾濕,我獨衣此乎!”全程與普通士兵一樣頂風冒雨;平日里,他待人客氣有禮,沒有絲毫藩王的習氣;
為了扳倒哥哥楊勇、奪取太子之位,他準確把握父母對驕奢淫逸的厭惡,刻意壓抑喜好,把自己包裝成一個不近女色、作風簡樸的老實人。相反,無論是兄長楊勇,還是弟弟楊俊、楊秀,都因這些毛病栽了跟頭,失去了楊堅夫妻的寵愛、下場凄慘。
其三,他擁有帝王眼界。
客觀而言,楊廣在位期間的一些大型工程并非純粹禍國之舉,甚至是順應了歷史需求的必須動作。
如修葺長城,是應對北狄成本最低的常規方案;營建東都,是隋王朝擺脫北周影子、走出關隴、著眼全天下的有效手段;修建大運河,是順應經濟中心轉移大勢、強化物資/兵力輸送、提升對山東/江南掌控力度的有效方式;對付高句麗,則是未雨綢繆、扼殺中原王朝的潛在威脅......

其他方面不再一一系列,單就上述素養來看,楊廣仿佛不怎么糟糕,這也讓很多朋友認為他的惡名完全是拜唐朝抹黑所賜。
但歷史只注重結果。作為一名合格的帝王,最最基本的素養起碼有一點:能維持政權的正常運作。
這就如同在今天的企業中,假如沒遇上不可抗力的因素,一名職業經理人卻把公司帶垮了,那只能證明他不夠格,無論原因是什么。如果他以用人不當、發展戰略過于冒進來解釋原因,這也只是推脫責任而已——不會用人、無法掌握發展節奏,怎么算得上合格經理人?
楊廣就有這類問題,他的短板如此明顯,以至于把優點也拖累成了缺點。

首先,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楊廣依仗自己過人的頭腦,自認為所有人和事均在掌控之中。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思維理解治國理政,聽不進不同意見,后期更是淪為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舉個極端的例子:面對山東大亂局面,曾經有官員建議他留守大本營關中、反對其東下江都,竟被他以酷刑殺害。而最終他的表兄李淵正是奔襲關中、進而奪取了天下。
其次,他犯了儒家所提的大忌:不具備“不忍人之心”。想要讓封建時代的百姓服從統治(被剝削),起碼得讓他們能活下去。
那我們看看楊廣。常言道: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楊廣的一系列浩大工程,也許從長遠看確實會利國利民;但任何事都會有成本,在當時,這一代價是由普通老百姓承擔,他們面臨的是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千萬黎民被苛政逼死溝壑,以及永遠看不到希望的未來。在這種情況下,楊廣本人的雄心壯志越宏偉,普通人的災難、痛苦越沉重,怎么讓他們支持隋朝廷?

第三,楊廣的“逆商”不夠。
在智商方面,楊廣也許已經青出于藍、超過了父親楊堅;但若論面對困境時的強大意志,楊廣弱了太多。
楊堅長期飽受北周帝王猜疑,不得不韜光養晦、四處結交盟友,在這個過程中締造了自己強大的心智、龐大的朋友圈;在篡位時,外有相州尉遲迥、益州總管王謙的武力對抗,內有眾多關隴貴族搖擺不定、靜觀成敗,可謂一著不慎、全盤皆輸,但好在楊堅足夠沉穩、有手段;建國后,北有強大突厥數十萬鐵騎的威脅,南有頑強陳朝的挑釁,楊堅以隱忍、智慧沉著應對,起用人才、發展生產、激勵軍隊,以最小的代價、實現南北兩線雙雙告捷。總之,楊堅之所以能當上皇帝、創造開皇之治,是經歷了種種磨難、通過奮斗達成的。

反觀楊廣,前半生顯得過于順利了。他從小就受到父母的喜愛,學業出類拔萃,長大后沿著父親鋪設的道路順風順水,身邊隨時有最頂級的團隊提供輔助,一路凱歌高奏、備受天下人的關注。面對自己的哥哥、太子楊勇,他發揮自己的聰明頭腦,打造人設、精心包裝,輕松奪取儲君之位......
正是由于人生過于順暢,楊廣把治國看得過于簡單,而且在遇到挫折后輕易自暴自棄。隋末雖然天下大亂,但當楊廣被突厥人圍在雁門時,隋軍將士一呼百應、積極營救;楊玄感作亂,絲毫攪不起風浪,這都證明了隋王朝并非無藥可救。但楊廣本人卻早就放棄了一切,他為了躲避問題,把關中、東都交給年幼的孫子,自己跑到江都閉門自怨自艾,最終被叛軍所殺。

如李世民所言:“隋煬帝承文帝余業,海內殷阜,若能常處關中,豈有傾敗?遂不顧百姓,行幸無期,徑往江都,不納董純、崔象等諫諍,身戮國滅,為天下笑。”楊廣固然足夠聰明,但就像后是史學家評價的那樣,他恃才矜己、屠剿忠良,面對自己制造的困境卻一味躲避,最終葬送了父親打造的強盛王朝。
這也許證明,先秦思想家雖提出了“圣君”的理念,但卻沒有擬訂有效的制度去促成這一目標,楊廣就是個極端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