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1日,老蔣在南京主持召開了一次絕密的“最高國防會議”,中心議題是下一步的對日戰略。會議最終做出如下決議:對華東日軍采取“先機下手”的戰略,用沉船和火力封鎖江陰要塞,以防止日本海軍自淞滬溯江攻擊南京,同時截留南京以及上游九江、武漢、宜昌等碼頭的所有日本艦船,一并要全殲日本駐扎于上海的海軍陸戰隊。
這個軍事部署是基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對日軍侵華步驟的戰略預判,即在華北大打以后,日軍極有可能在淞滬地區動手,因為在日本陸軍參謀本部1936年擬定的《對華作戰計劃》中,已經做出了戰役預案:“以五個師團(分為兩個軍)分別登陸上海市區和杭州灣,兩軍策應向南京作戰,以實現占領和確保上海、南京和杭州三角地帶”。
由于日本的大規模戰爭動員尚未完成,主要現役兵力正投入華北,因此在盧溝橋事變一個月后,淞滬地區仍然相對平靜,但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一方面,是中方擔心盤踞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會成為“內應”,從而接應日本陸軍主力登陸淞滬;另一方面,是由于南京政府最高層的泄密,使上海日軍非常擔心遭到中國軍隊的主動攻擊,所以當時的上海處在一個非常微妙的時期,表面平靜之下其實暗流涌動。
引爆淞滬會戰的兩個關鍵人物,一個是“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一個是“軍政部次長”陳誠。張治中曾經率軍參加過1932年的淞滬抗戰,對上海的作戰環境和日軍情況比較了解,他強烈主張在華東地區對日“先發制敵”,并將中國抗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種,他打我,我不還手(指九一八事變);第二種,他打我,我才還手(指1932年淞滬抗戰);第三種,我判斷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
也就是說,既然判定日本人早晚要在淞滬動武,那么就應該先下手為強,干掉其作為內應的海軍陸戰隊。有鑒于此,在得到老蔣的默許后,張治中已經著手預做準備,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一周內,即派出正規軍補充第2旅的一個團,身著保安隊服裝潛入上海,秘密進駐虹橋機場和龍華原淞滬警備司令部地區。同時命令第87師、第88師從原駐地南京和江陰前移,隨時準備增援淞滬。
當然,這肯定也引起了日本人的警惕和懷疑,于是有了8月9日兩名日本海軍陸戰隊員(一個尉官一個士兵)硬闖虹橋機場的舉動,其實就是想強行偵察中國軍隊的番號以及備戰情況,結果被補2旅士兵當場擊斃,這就是著名“虹橋事件”。這次事件爆發后,日本海軍態度開始強硬起來,要求南京政府賠償損失并且接受日方的“核查”,同時派遣大批軍艦和陸戰隊開進黃埔江,以作為軍事威懾。
另外一個對日強硬派就是陳誠,當時已經手握“土木系”軍事集團,地位正處在上升期,所以說話的分量開始加重。考察完華北戰事以后的1937年7月15日,陳誠急電南京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敵如出兵擾我長江,則我國應整個發動,先肅清其各地租界及海軍駐屯軍。理由:我國對日作戰,其唯一之有利先機,厥在制敵機先,予以奇襲,消滅其駐軍,鞏固我腹地”!
陳誠的意思和張治中差不多,那就是寧滬杭地區為國民政府的根本所在,一旦日軍有在淞滬動手的征候,應毫不猶豫先發制人掃清上海之敵。同時,軍委會高參蔣百里8月初也提出了開辟第二戰場的建議,理由是華北戰局不妙,津浦線日軍雖然推進緩慢,但是平漢線日軍攻勢凌厲,劉峙集團軍明顯不支,日軍有沿平漢鐵路直驅武漢的可能,如果九省通衢的武漢過早淪陷,那麻煩就大了。
種種諫言疊加在一起的結果,是老蔣最終下定了在淞滬開戰的決心,遂有了開篇8月11日的“最高國防會議”。然而遺憾的是,由于與會的行政院秘書黃浚已是漢奸,所以這次會議的所有內容均被日方偵知,不僅長江中上游的艦船全部及時出逃上海(武漢的陸戰隊都跑回了上海),東京日本內閣和軍部,也幾乎同時做出了增兵上海的決定,時間是8月12日中午。
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派兵方案是:“上海方面派遣部隊,是以第11師團和第3師團為基干編成一個軍,八月十五日為動員第一日”。到這個時候,由于中日雙方不約而同都決定增兵上海和進行大打,那么淞滬會戰的爆發已經不可避免了。
只不過中國軍隊由于距離較近,開進上海的時間較早,于是8月11日的夜里,張治中離開蘇州指揮所,率兩個德械師全速推進,至12日天亮時已經占領了預設陣地,因老蔣變卦,攻擊時間被延誤了一日。此時日本海軍陸戰隊也進入全面戒備狀態,準備在陸軍增援部隊到達之前,死守位于虹口的陸戰隊司令部大樓及周邊。
1937年8月13日下午,孫元良第88師先頭部隊一個營,向八字橋方向搜索前進,師主力隨后跟進,攻擊目標即為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而得知陸軍增援部隊將于8月18日登船的日本海軍陸戰隊,膽氣有點壯了起來,也派出一個大隊進行延伸布防,下午3時許,雙方兩支營級部隊在八字橋頭猝然相遇。
第88師先頭營少校營長易瑾下令部隊開火,淞滬會戰(八一三事變)正式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