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會晤，從此開始了蘇聯與西方的浪漫時期。】
縱觀20世紀美國文化發展的歷史，多角度回溯蘇聯劇變的全過程，不難發現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
一、顯性的文化掠奪和隱性的文化滲透
一種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影響是復雜多樣的，從形式上大致可分為顯性的文化掠奪和隱性的文化侵蝕。顯性的文化掠奪通過戰爭和武力對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文化珍寶巧取豪奪，多見于資本主義早期，這跟資本原始積累密切相關。隱性的文化滲透通過風俗習慣、道德規范、宗教信仰來潛移默化地改變侵略對象的價值選擇，可以通過電影、新聞、文學作品等輿論手段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文化滲透的力量極為強大，因為它幾乎是從根基上動搖人的文化認同。如果說，顯性的文化掠奪采取的形式是野蠻強加的，那么隱性的文化滲透則讓被滲透的對象逐漸從被動承受者變成主動的迎接者。同時，文化滲透編織起一張細密無形的大網，以改變文化活體的方式徹底改變人的精神坐標。
美國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影響表現出了從野蠻的武力掠奪向溫和的文化滲透轉變的特征，美國逐漸改變了以往用武力解決問題的魯莽，以無聲的、不流血的、沒有硝煙的戰爭來推進自己的自由理想和所謂“文明的傳播”，而且社會發展程度越高，文化影響的手段越看似“文明”。
當然，殖民歷史的發展也給原住民地區帶來新興的科學、技術及先進的文化。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殖民者完成的是“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二、美國文化的滲透性特質
人文景觀呈現出豐富多彩特性的美利堅素有“民族熔爐”的稱號。同東方國家不同，它在文化發展上遵循著“只有是世界的，才是民族的”終極原則。1620年，剛剛走下五月花號的102名英國清教徒面對的是一片未知的土地，但更是一塊自由的土地。“他們與善良的印第安人為鄰，并強力地改造著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不但如此，他們憑借著對土地的狂熱崇拜，一路向西，穿越古老的阿巴拉契亞山脈，沿著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順流而下，顧不得旅途的勞頓，把文化與風俗的種子灑向新的土地”，沒有歷史包袱地按著自己的文化線構建心中的自由世界。
所以，憑借多樣價值觀起家的美國成為在文化上推行多元價值觀的世界“領袖”。與其說這是一種長期預謀，不如說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條件反射。只要是碰到與其“哲學假定、基本價值、社會關系、習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觀在各文明之間有重大差異”的民族文化現象，他們都通通不會放過，因為在美國人眼中，“文化可以改變”。美式英語、美國大片、美式快餐作為一種顯性存在直接影響了其他國家和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但實用主義的商業理念、無關道德的個人主義傾向、消費主義的價值訴求是否也同樣有力地改變著生存樣態呢？與其他西方殖民國家不同，這個年輕的國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對別國的文化改變上，如果說，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文化侵略的肇事者，但它是在經濟侵略之余附帶了文化的成果；如果說其他國家是二者并行，仍以經濟侵略為主要目的的話，那么美國就是文化侵入的集大成者。對美國而言，文化殖民和文化滲透不但是手段，還是目的。它同樣像“一只看不見的手”，撥弄著世界文明的琴弦，甚至導致有的國家社會制度的改弦更張！蘇聯解體可以算作美國文化滲透的一顆碩果。
三、美國對蘇聯文化滲透的手段和表現形式
（一）在思想源頭上推行“意識形態弱化論”、“非意識形態化”、“去政治化”。它形式上禁絕一切政治性口號，但有“幫助改善社會主義生活”的行動；不提制度不同的差異，但以資金支持非正式的政治性組織來宣傳西方議會制和多黨制；不強加西方民主，但長期支持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人權建設。美國對東西方意識形態差異保持緘默態度，提出“意識形態的終結”論，但終結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行動沒有放緩。前總統里根1982年在英國議會發表的演說清楚地表明了這一立場：“我現在要敘述的長期計劃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前進，將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被棄置在歷史的灰燼之中。”并提出美國要“舉國(包括政府和私人)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的事業”。
【各種抹黑和質疑蘇聯領導人、軍隊和歷史的場面在1988年已經公開出現在蘇聯街道上。】
但是，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怎能擺脫社會制度和階級性質的影響而獨立存在呢？它勢必要打上階級的烙印。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必然具有社會主義色彩；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有資本主義的色彩，二者有截然不同的階級內容，美國是很懂得這一點的。忽視它，回避它，對它絕口不談，并不能否認它的客觀存在。而這種天方夜譚式的設想在特定的條件下居然發揮了作用。早在1958年，美國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就受參議院委托撰寫了一份報告，提出意識形態在國際關系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且特別強調工業時代“擴大了政治理論的作用。政治理論能動員群眾來支持國家在國內外所進行的事業”。前總統尼克松在1984年發表的《現實的和平》一書中指出，“至關重要的是西方發動攻勢來贏得這場(意識形態)斗爭”，“要進行爭取世界人民民心的競賽”。他相信美國播下不滿的種子，有一天將開出和平演變的花朵。尼克松于1988年寫的《1999年不戰而勝》和布熱津斯基1989年寫的《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則更為精巧地設計了一套如何從意識形態上徹底戰勝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策略手法。布熱津斯基特別提出抓人權的口號。他說：“倡導尊重人權影響巨大，意義深遠，可加速共產主義衰亡的過程。”在美國高層的積極推動下，“非意識形態”行動成效顯著。值得一提的是，在蘇聯和東歐各國，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被“弱化”，西方意識形態元素則得到了加強，這無疑是一種“非意識形態化”之下的“意識形態強加”戰略，即所謂“以退為進，名退實進”，在看似知難而退的表面下涌動著知難而上的意識逆流。在非意識形態論的“感召”下，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蘇聯自上而下刮起了“反思歷史”的風暴，戈爾巴喬夫天真的構想也付諸實施。
（二）在文化源頭上動搖傳統語言規范。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實現著橫向溝通和縱向傳承的功能。德國語言學家雅格·格林說得好：“關于各民族的情況，有一種比骨殖、工具和墓葬更為生動的證據，這就是它們的語言”。美國以改變語言面貌為主要手段的文化侵略起到了從根基上肢解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蘇聯的文化歷史的作用。
在蘇聯，西方文化思潮中的后現代主義對俄語語言的沖擊最大。以反對一切標準和傳統、否認任何事物的固定意義為主要特征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忽視了語言本身代表的特殊文化意義，認為詞語的意義是飄逸的，是無以為名，強加以名，所以，被“強加”的意義也是可以被消解的。在這種后現代主義的背景之下，英語尤其是美式英語長驅直入。語言學領域的一些學者率先發起摧毀“極權主義”語言的行動，對標準斯拉夫語言規范采取藐視態度，對非規范采取接納、贊同和身體力行的態度。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強力沖擊加上蘇聯學者和普通民眾的主動接納，俄語在語音、詞匯、語法、書寫、修辭和構詞上均出現了相當大的動搖：第一，詞義范圍被超長拓展。相當多的詞義及其用法在詞典上查不到，但所有的人都在用，因為很時髦，很“西方”，表明了使用者思想自由的程度。第二，語音、書寫美式化。用西方直接輸入的英語“創造”或代替相應的俄語詞匯，保持了外來詞原有的發音和書寫方式。一時間，超越俄語常規被造出來的詞比比皆是，甚至作家、記者、播音員都以說這樣的語言為榮耀。第三，修辭界限變得模糊起來。日常口語語體和書面語語體界限模糊，在公文里常夾雜著自由不羈的會話語言。同時大量俚語和俗語涌入標準語。美式英語對蘇聯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影響是巨大的，美國電影臺詞、歌詞、商品包裝，甚至是產品說明書和俄羅斯本民族語言語法結合后生成的不倫不類的國際俚語粗糙而模糊，俄語語言生成的速度極大加快，但科學性和純凈度卻大打折扣。第四，傳統構詞方式發生較大變動。外來語前綴成為創造新詞的基本方法，也把俄語搞得面目全非。
總之，在語言學領域，“俄語語言英語化”是最為明顯的趨勢。輸出語言的美國是主體，是施動者；接受語言的蘇聯是客體，是受動者。而在語言自由化大潮推動下的蘇聯人漸漸萌生出對美式風格的向往，還有對本國語言和文化的厭惡。在英語的沖擊之下，曾經引以為驕傲的俄語失去了往日的神圣;而從根部開始瓦解的語言啃噬著俄羅斯文化的主干，直至枝葉，開始了傳統文化日漸失落的悲劇。當年，詩人阿赫瑪托娃“我們保護你，俄羅斯語言，偉大的俄語。我們將把自由的、純潔的你傳給孫輩……”的誓言還余音猶在，但能保持俄羅斯標準語的凈土卻早已不見。
直到今天，西方這把消解傳統語言的利劍還在揮舞，而且不僅僅指向一處。
（三）在學術研究上推動“全球化”理論問題研究熱潮。在蘇聯，能匯集眾多學者目光的只有全球化問題，因為它牽動著人類的命運。實用主義的美國人深刻了解理想主義的俄羅斯人的性格。用蘇聯人自己對“全球化”問題的研究為西化思潮掃清道路，在學術上拆除文明壁壘，使蘇聯人主動“回歸歐洲”，無疑是一個不錯的主意。實踐證明，學術論證的力量是強大的。
由生態危機引發的人類生存樣式的合理性問題在20世紀后半葉迅速在歐洲乃至全世界引起關注。1968年，以關注全球問題為宗旨的羅馬俱樂部成立。1972年羅馬俱樂部第一篇報告《增長的極限》在西方出爐，引起了世人對戰爭和環境等一系列問題的擔憂，而蘇聯人尤甚。在短短的幾年間，蘇聯學術研究迅速向全球化方向轉變，生物學、文學、哲學、社會學、倫理學、政治學等學科均以全球化為核心命題。蘇聯學者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由于生態危機、資源危機、核武器等因素的影響，人類的繼續生存成為問題，因此，共同努力克服全球性問題，拯救地球，拯救人類成為全人類高于一切的任務。這一結論實際上是要從人道主義出發重新看待以往的一切。”
在全球化成為西方世界主流話語的同時，西方以共享人類文明的成果為誘餌，向蘇聯和東歐國家兜售全球理念，其代表人物有美國學者沃勒斯坦、詹姆遜、戴維·赫爾德等。但“全球化并不是可以免費搭乘的順風船”，有人可以從中獲得巨大幸福，同時，它也可能是巨大災難的根源。在美國大眾文化或西方消費主義的支持下，被預測或描述的未來世界是同質性的，而美國則是這種同質文化的核心。在這種文化“軟權力”之下，學者們的研究視野、方法、內容甚至價值立場都在發生根本變化。普世主義獲得了理論論證，“全人類價值”在科學上站住了腳跟，美國文化帝國主義隨全球化問題的研究而擴展開來，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和多樣性被打破，社會主義蘇聯和東歐自己的文化樣式迷失在西方構建的“地球村”當中。
【1988年蘇聯年輕人在服裝，外表，行為和娛樂方面已經完全自由，紛紛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
（四）在大眾生活領域。美國流行文化搶占文化生活空間。流行文化是一個與資本主義發展密切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衍生物，“是時裝、時尚、時髦、消費文化、休閑文化、奢侈文化、物質文化、流行生活方式、流行品味、都市文化、次文化、大眾文化以及群眾文化等概念所組成的一個內容豐富、成分復雜的總概念”。流行文化所表示的，“是按一定節奏，以一定周期，在一定地區或全球范圍內，在不同層次、階層和階級的人口中廣泛傳播起來的文化”。它發端于西方，以美國為主導國，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產品全球化的腳步迅速被推向世界各個角落，并滲透到全部社會生活領域之中。因此，流行文化不但具有文化學意義，而且同時具有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甚至道德哲學等意義，并在各領域發揮相應的作用。所以，就美國對東歐各國和蘇聯進行文化滲透的手段而言，如果說其他手段還有較為確定的、有所局限的實施范圍的話，那么流行文化則幾乎遍布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領域，其影響也是多維的。
20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為自由主義文化思潮打開了一扇門。后來的“解凍”行為雖然夭折，但它的影響不可低估，它加速了知識階層的分化，使人道主義思潮蔓延開來，為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流行文化的進入創造了思想條件。“時髦、時尚”代表著流行文化的當代性特征，在文化入侵中作用明顯，因為它會把最時尚的、最流行的文化形式和觀念以最快速度加以推廣，充分顯現它的時效性。被列寧認為是最重要的藝術形式的電影在文化侵略史中充當了效果顯著的載體。陸續被引進的美國電影，擅長將平鋪直敘的神圣化理念轉化為容易被觀眾理解、接受的世俗化的情感和行動，通過具體人物的情感和行動引發觀眾的共鳴，最終巧妙地完成神圣化理念的主題講述。美國電影在創作理念上具有自由性，并不忌諱拿自己人出丑或者暴露自己人的弱點，反倒因為親民的立場贏取了觀眾對其真實性的認可。尤其是被引進的戰爭片，很少直觀地宣揚傳統的英雄主義，而是在戰爭中表現真實的人性，從而達到以人道主義震撼心靈的作用。美國電影傳達的西方價值理念強力地沖擊著蘇聯觀眾的視聽，引起人內心巨大的震動。在美國電影文化與蘇聯國內“民主化”和“公開性”的口號綜合作用之下，蘇聯文化領域開始改革。作為“所有藝術中最重要的”電影無疑走在了改革的最前列。改革取消了電影審查制度，由原先的逐級審查劇本改為制片廠單方通過，創造了寬松自由的創作氛圍，電影全方位地改變著大眾生活，使大眾生活走向美國化。
尤其是80年代以后，流行文化以其巨大的群眾性特點發揮著對蘇聯文化的控制作用。在冷戰時期，蘇聯即使在頂峰時期，在全球爭霸上對美國處于全面的攻勢，但是依然頭疼于相當多的國內和東歐青年對西方搖滾樂的向往。爵士樂、搖滾樂“即興創作”、“即興表演”的表達形式充分迎合了青年人去陳求新的心理需求。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麥當娜、邁克爾·杰克遜為代表的美國流行音樂全面占領了包括蘇聯和東歐在內的世界廣大領域內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并在90年代冷戰結束后，伴隨著美國的復蘇和再次崛起，以摧枯拉朽之勢占據了蘇聯和東歐意識形態消散之后的民眾空間。
【1988年蘇聯開始積極學習西方演藝事業，一大看點就是首次舉辦了選美比賽。】
美國消費觀念引導下的飲食文化也進駐蘇聯和東歐各國。1959年，在莫斯科舉辦的美國工業品展覽會上，赫魯曉夫手持一瓶尼克松遞過來的百事可樂，在各國記者的攝像機面前露出了滿意的表情，百事可樂從而在蘇聯扎根。1990年，全球最大的麥當勞快餐店在莫斯科開設，快餐文化不但賺取了大把盧布，而且挑戰了俄羅斯民族的傳統飲食習慣，以“快速”和“普及”的特點，改變著人們日常生活的最基本領域。
總之，可以客觀地說，美國流行文化對蘇聯和東歐施加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它既是大眾日常生活形式的改變，也是根本文化觀念上的改變。
流行文化的不確定性、非理性、去道德性、奢侈性、非傳統等特征的作用是深刻的，因為它能模糊價值視野，弱化判斷能力，消解道德準則，鈍化思維方式，割裂民族傳統。在流行文化的過度滲透下，蘇聯和東歐各國人民尤其是青年人，表現出對民族傳統文化的不屑，對社會主義道德文明的藐視，向往美式生活，精神生活領域呈現出犬儒主義……西方流行文化以最大影響力、最大覆蓋面、最日常的方式取得了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結果。
（五）在國家政治策略上，實施非暴力政權更迭戰略。非暴力政權更迭又稱“軟政變”，即采用非武力、不流血的方式使國家內部的政權性質發生根本轉變。美國的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吉恩‘夏普是這一理論的設計者和積極踐行者。就是這個看起來靦腆、單純的老頭導演了顛覆多個國家政權的歷史大劇，被稱為顏色革命的“精神教父”。吉恩·夏普依托自己在馬薩諸塞州籌建的愛因斯坦研究所，進行長期的“非暴力政權更迭戰略”研究。《讓歐洲不可戰勝——非暴力威懾與防御的潛力》和《從獨裁到民主》兩部大作就誕生在這里。“事實上，在上個世紀末發生的所有世界矚目的顏色革命中，幾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蘇聯、東歐、拉美和中國。”吉恩·夏普的思想引起“冷戰之父”喬治·凱南的極大重視，他親自為吉恩·夏普《讓歐洲不可戰勝——非暴力威懾與防御的潛力》一書的再版作序：“盡管在書中，夏普把這種非暴力運動主要設定在歐洲，但在歐洲之外，這種方式擁有更大的潛力。”因為喬治已充分預見到了“非暴力更迭政權”模式在地緣上從原蘇聯控制的東歐地區向外延伸的潛力。喬治·凱南的器重從此奠定了這位學者在政治領域舉足輕重的地位。學者進入政治家視野，二者及其跟隨者強強聯手，發動沒有硝煙的政治戰爭，極大改變了全球政治生態。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是“非暴力政權更迭”戰略結出的“碩果”。近年來，這一戰略理論逐步升級，戰果逐漸擴大。其理論的操縱者們陸續策動了中亞的政治革命，包括2007年緬甸政治危機。在這些活動中，“當事人”往往很“克制”，聽不見炮聲，看不見鮮血；有時甚至很溫情，他們手持鮮花，把當權者請下臺。
四、美國對蘇聯文化滲透的特點
（一）形式溫和。作為兩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美國實實在在地嘗到了本國不卷入戰火的甜頭。同時，美國本身也需要和平發展的空間，如果能既遠離戰爭，又能達到和戰爭一樣甚至比戰爭還豐厚的成果，那美國何不坐享這樣的成就呢？這個幾乎沒有文化歷史傳統的年輕國家，最善于用它看似友好，但實際上絕不厚道的方式來“革”其他傳統文化的“命”。無論是向蘇聯和東歐國家宣傳的“民主”和“人道”，還是為中亞各國遞上的鮮花；無論是電影中被彰顯的人性，還是音樂中彌漫的靈感；無論是“去意識形態化”宣揚的“進步”，還是對全球未來的關注……都被賦予了脈脈溫情。武力是絕不會使用的，即便是侵略的“名頭”也日漸趨暖，我們從“冷戰”到“顏色革命”變化中即可窺見一斑。
文化滲透的受動者就這樣寧靜地享受著被“施予”的悅耳之音、口福之樂，舒舒服服地，甚至莫名其妙地成為侵略的戰利品。
（二）手段細膩。比起武力侵略，文化滲透的成果可謂非常顯著。人類歷史上全部戰爭史大多以人的生命為代價，被占領的領土也幾乎是用鮮血換來的。同文化侵略所覆蓋的空間相比，這些被占的領土顯得微不足道卻充滿血腥;并且，文化入侵的影響也會縱向發展，一代一代地被傳承下來，形成永久成果。只要舉一個例子，當英美的殖民領地雖然都已獲得獨立，但英語卻在原殖民領地落葉生根，即可證實。同時，因為武力占有的非道義性極為明顯，所以，即便是被占國家和民族的領土被劃入了侵略者的版圖，但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卻還是遠離的。而文化的軟性特征會使一些因素“潤物細無聲”地滲入行為對象當中，逐漸獲得情感和理智認可，最終達到心理認同。要知道，民族文化認同一向是可以跨越時空紐帶的。
所以，無論在空間上，還是時間上，抑或是成果的牢固性上，比起武力入侵，西方的文化滲透都可謂成效顯著。
（三）影響廣泛。文化滲透同武力侵略的不同還表現在它幾乎不受地域條件的限制。在施動者眼中，他們只要熟悉政治版圖即可，關于氣候、地勢、水土完全可以忽略掉。所以，不用擔心“拿破侖遭遇俄國冰原”的類似尷尬。那樣，鐵幕不但可以在歐洲降下，還可以籠罩整個世界。所以，文化以其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特性成為西方侵略的優良載體。從北極冰原到熱帶雨林，從東部沿海到西部沙漠，文化滲透的腳步縱行南北，橫貫東西。在微觀領域，深入全部社會生活(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尤其是日常生活領域，這樣它就極易變成“人類生活的樣法”，凝結成“穩定的生活方式”，并左右甚至改變原有文化的特性，改寫被侵略民族的文化史。例如，完全可以認為，相當多印第安語言的消失和古印第安文化的急劇衰落無疑是美國推行文化沙文主義的結果。今天，猶他州印第安群落考古基地博物館的解說詞中有這樣一段文字：“這些屬于千百年來居住在這里的人們的遺物，是一種脆弱而不可替代的歷史線索，它提供專業和非專業人士去探究這些先民曾經怎樣在這里生活。請你懷一份尊重和關懷對待這些遺跡，使我們的后代能有機會來欣賞我們的遺產。”它給我們的啟示是無窮的。
（四）過程持久。文化滲透在本質上是一個沒有終結的過程，它只是不斷地在形式上有所變化，在程度上有所加深，在范圍上有所拓展。就時間長度而言，要遠遠超過歷史上許多武力戰爭。西方各國對這一點是有所準備的，或者換言之，持久的耐心恰好是一種戰略手段，因為他們懂得文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像喬治·凱南所說的那樣：“只能像園丁培育種子一樣以溫和的、順應發展邏輯的手段為蘇聯內部的變化創造一個比較良好的環境”，文化滲透在美國那里，不是目的，而是國際政治交往的過程和手段，是“事業”。所以，文化滲透伴隨著美國本身發展的歷史已行走了二百余年，并在最近的幾十年加快了速度，但卻只有起點，沒有終點。
（五）途徑便捷。全球化是一個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必然的人類一體化進程。但在西方控制全球霸權的條件下，全球化卻成為西方侵略非西方國家的一種獨特武器和途徑。帶新自由主義特色的全球化浪潮在上世紀70-90年代迅速席卷蘇聯，并給這個國家帶來的空前的災難。西方借助全球化運動，積極向蘇聯兜售新自由主義，但這種自由主義是建立在權利完全不平等基礎上的，全球化所倡導的“人類文明成果共享”并未實現，當然在西方的思路中也不可能實現。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使西方財富急劇增長，而使其他(尤其以蘇聯為最)國家陷入深重的社會發展困境。“它使富裕發達的西方世界和貧窮落后的非西方世界的差距日益拉大，美國及其盟友在全球恃強凌弱，世界各個國家民族一文化獨特性被同一化，精神身份被破壞，民族國家性被消滅，造成道德敗壞，厚顏無恥，消費崇拜，模式化和精神空虛”。自由主義全球化更導致蘇聯和東歐各國走向全面崩潰：國家經濟受到致命打擊而停滯不前，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全部社會保障體系難以為繼，大量社會問題滋生，人口數量銳減，國家失去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俄羅斯民族文化的獨特性日漸消失……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把蘇聯人開創的社會主義實踐攔腰截斷。
（六）外呼內應。美國對蘇聯和東歐的文化侵略是一個內外合力綜合作用的結果。蘇聯和東歐各國以“配合”的姿態迎接美國的文化戰略和意識形態進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普羅科耶夫1991年11月在《俄羅斯文學報》上發表題為《集中抓國內，為時尚不晚》的文章，指出俄羅斯存在著一種同革新社會主義主張完全不同的方針，并且這一方針越來越明顯，即從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逐步轉向資本主義。一些人對蘇聯外交上的危險傾向提出警告：“在蘇聯滑入深重危機的時刻，過分積極的對外政策舉動，使蘇聯較多地依賴于外部世界，較少地獨立自主……蘇聯領導把本國的改革變成了世界各國的大業，自我置身于這樣一種局面：每走一步都擔心外國會對我們搞經濟制裁，擔心布什不來訪，擔心外國輿論對我們不理解。這就不得不唯美國和西方的馬首是瞻。”要想對黨的歷史作實事求的分析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蘇共聽不得為歷史“說好話的人”，“反思歷史”必須要徹底，否則就是缺少誠心。
以美國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外部施壓，而國內的態度不是抵制，而是配合。這種情況甚至讓一些美國人也摸不著頭腦。但無論如何，外呼內應的成效是明顯的，它使美國坐收漁翁之利。
結 尾：
美國文化對蘇聯和東歐的侵略，過程是漸進的，手段是溫和的，結果卻是令人震撼的。尤其是蘇聯的解體絕不僅僅表明一個巨大國家在地緣上的分解，也不僅僅代表共產主義實踐在一個國家的失敗。要知道，蘇聯是一些具有勇氣的偉大先行者在異常復雜的情況下，在真誠的理想和信念的支持下進行的卓爾不群的偉大行動;是馬克思主義從理想到現實的轉變，是人類文明進程的歷史性跨越。它引領了世界范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實踐，為其他共產主義實踐者注入了革命激情，堅定了對未來的信念。共產主義制度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轟然倒塌，一下子讓人膛目結舌。俄羅斯民族和東歐各國民族長久以來的進步過程發生深刻轉向，這一打擊沉痛而持久。它讓曾經無限光明的未來迅速黯淡下來，讓曾經堅信共產主義理想的人無所適從。
文化滲透是有歷史傳承性的，是一個持續地起作用的過程，其本身也是一部“鴻篇巨制”，所以威力也是巨大的。它在殖民時代被孕育和培養起來，在二戰以后成熟起來并在“冷戰”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見證了它的效果。在后冷戰時期的今天，以文化滲透為主要載體的和平演變絲毫沒有懈怠，反而逐步升級，花樣翻新，不斷挑戰新的對象。
客觀地說，美國文化滲透和蘇聯解體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任何事物發生變化，都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西方文化無疑是導致蘇聯解體悲劇的罪魁，是主要的原因，這一原因來自外部。同時在蘇聯國內，無論是領導階層、知識界，還是民眾思想領域，都為文化侵略提供了空間，在某些領域甚至積極配合，尤其是在觸及意識形態和文化的深度上加以配合，導致意識形態發生根本轉向，文化領域產生深刻認同危機，建筑在思想分化基礎上的政治分裂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說，在面臨較大挑戰的情況下，應當表現出有力抵制的意識和行動，它不但表明了一個國家的智商，而且決定著這個國家人民的命運和全人類的最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