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只要碰到天災，人類就如同螻蟻，只能在絕望中等待末日降臨，如果再遇到人禍，便連掙扎的機會都沒有！
丁戊奇荒
1876年《申報》載：“西歷5月29日煙臺來信，據云天時亢旱……麥已不能有秋。”“自天津起程由運糧河舟行五百里而至德州……五百里至百里外，所有麥田竟顆粒無收。”
1876這一年，山西的農民還在苦等天降甘露，可是他們等來的，只有遮天蔽日的蝗群，以及越發干枯的土地。
當年的《清史編年》這樣記錄：“山西直隸山東等省仍沒降雨，旱情嚴重”，這句話在歷史中曾出現過無數次，這一次卻不同，因為這次旱災乃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二百余年未有之災”，史稱丁戊奇荒，一個史無前例的人間煉獄降臨了。
丁戊奇荒有多可怕？
中國是一個農業旱國，我們的祖輩早已習慣了旱災、澇災，更習慣了蝗災，但是我們從歷史上搜尋每一次旱災的影子，只有“丁戊奇荒”如此的可怕，以至于對于一個習慣了旱災的國家，為它冠上了“奇荒”的名稱。
賑冊所賑饑民約大小四百萬，其死亡莫得而稽……誠自古未有之奇慘也
丁丑大旱成災，翼民（指山西翼城）采食樹皮草根盡，又宰羊犬等，卒至人相食，逾年餓死者大半
三年四年大旱，無麥禾，斗麥四五千錢，道殣相望，人相食，剝榆皮屑而咳吟啖之，人多黃瘦死，有坐守空屋待斃者
“人食榆皮槐葉殆盡，餓殍盈野，人至相食。”
申報記載：“同州府所屬九縣男女因饑而死者約已大半，麥米價錢前年每擔三千五六百，今則每擔須四十五六千，甚至有錢而無司買也。”甚至“賣婦女有一二百錢者，有一二餅易之者。”諸如此類的描寫，不勝枚舉。
就算單純用數據來看，這場災難也是現代人無法想象的。
山西高平縣，僅從光緒元年（1875年）至光緒六年（1880年），人口亡失率（人口死亡及失蹤率）達84%；山西永和縣達70%；山西翼城縣達68%。
陜西省在1877年這一年，縣級行政區受災率高達97.7%，山西省受災率在最高的1877年高達71.9%，河南省最高的年份也出現在1877年，高達78.9%，山東省則出現在1878年，高達72.9%。
華洋義賑會報告顯示“丁戊奇荒”期間死亡人數山西省為550萬，河南省為100萬，直隸省為250萬，山東省為50 萬。有學者統計災荒期間山西省1600萬居民中，死亡500萬人，另有幾百萬人口逃荒或被販賣到外地。河南省人口總數由光緒二年的2394.3萬人，降至光緒四年的2114萬人，共損失人口182.9萬人。陜西省總體上大縣損失一二十萬人，小縣損失五六萬人，受損程度超過同治年間回民起義。
根據李文海教授主持的中國近代災荒研究課題組所著的《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中計算，認為直接死于饑荒和瘟疫者至少在1000萬人左右，逃亡人口多達2300萬人（光緒年間清朝總人口約3.2億）。
受災最為夸張的山西省，根據另一種統計人口僅為1227萬，死亡率已經接近一半，而這一半僅僅是沒有逃出山西的，剩下的逃亡人口，死亡率不詳。
大名鼎鼎的“走西口”和“闖關東”遷移，從“丁戊奇荒”后到達了頂峰。
1942年河南大饑荒，戰爭之下的天災人禍
八年抗戰，河南是中日對決的主戰場，遭到戰爭的反復蹂躪。得中原者得天下，河南是屏障川陜大后方的最后一道防線。“七七事變”后，華北淪陷，日軍加緊了對河南的占領。戰爭中，炮火灼燒、軍隊踐踏往往會毀掉成片的莊稼，而且日本軍隊每到一地總是會在撤退前有意識地破壞莊稼。河南在中日軍隊的反復爭奪中，農業受損嚴重。
1937年，國軍在日軍的凌厲攻勢下，節節后退，直到依托黃河天險才略有喘息，豫北全境淪陷。為了阻緩日軍的瘋狂進攻，蔣介石密令炸開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任由洶涌的黃河水向東南奔騰而下，奪淮入海。黃河決堤泛濫后，淹沒了河南、安徽、江蘇三省所屬 44縣5.4萬平方公里土地，89萬百姓在水中喪生。國軍“以水代兵”只能暫時阻擋住日軍進攻的步伐，卻給下游百姓帶來了無法估量的損害。黃河水退后，形成了一片長達400多公里的黃泛區，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沃土變成了沙灘河汊，無法耕種。此后黃河水連年泛濫，頻繁決口。黃泛區土地經過大旱炙曬后，撂荒的土地又成為蝗蟲迅速滋生的溫床。
從1941年的夏秋兩季開始，河南本該是雨水充沛的季節，卻連一滴雨都沒有下，反而驕陽似火。在旱魃的狂舞中，昔日肥沃的土地已經龜裂成塊，最后變成沙化的土地，完全不適合耕種。原本有河南糧倉之稱的滑縣，連續三季顆粒無收。
1942年，大災來臨，河南境內成千上萬老百姓的生活陷入饑餓境地。災民們宰殺了他們平日愛如生命的雞犬、耕牛，賣掉他們的鋤頭、棉襖，賣出他們的土地，最后割下他們的心頭肉賣了兒女，賣老婆。末了還是被死神銜去。大公報主筆王蕓生在1942年的一篇《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論中寫道：“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吃干樹皮的忍不住刺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夠換到幾斗糧食。”
災民開始吃草根、樹皮，而且很快草根也幾乎被挖完，樹皮幾乎被剝光，災民開始貧血，瘦弱，疾病，然后面部浮腫。在許多地方還出現了“人相食”的慘狀，一開始還是只吃死尸，后來殺食活人的事情也屢見不鮮。在洛陽，有個滎陽籍的災民不忍心家人在饑餓中煎熬，親手殺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有傳教士報道說：“餓瘋了的農民為尋找食物而武裝攔路搶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長。”
1942年河南繼大旱之后，許多縣份遭到蝗災，遮天蔽日的蝗蟲，一落到農田里，頃刻之間就把莊稼啃個精光。
在災情惡化的背景下，國民政府卻一邊救災，一邊征糧！ 在1942年年底，國民政府同意撥給河南2億元賑災（其中1億元為賑款，1億為貸款），但又同時強調軍糧征收不能減免中國自古代起，就強調先免后賑的救災順序，蠲免賦稅應是政府的首要反應措施，賑濟的同時不免賦稅無疑于折騰災民。2億元的數字聽起來很大，但是當時災區的糧價飛漲，2億元即使全買成糧食，只能購得2000萬斤，300萬災民每人只能分6斤多。但這2億又被各級貪污官員刮走了一層。以至于賑災效果，約等同于無！ 在征糧方面，國民政府卻沿用了之前的剛性征收措施。為了保證軍人口糧，蔣介石采取了舍民保軍的殘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國民政府從河南共征收170萬大包小麥，每大包合200斤，共計3.4億斤，300萬災民人均被搶走了110多斤小麥。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員到各縣去，一面視察災情，一面督促征糧。政府派人到鄉間逼糧，農民交不出糧食，地方的保丁便到農民家“坐催”，住農民的，吃農民的，逼著農民賣掉所有能賣的東西去納糧，甚至出現過百姓把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后全家服毒自殺的慘劇！
三年自然災害
中國從1959年至1961年期間由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嚴重“左”傾錯誤，加上從1959年到1961年，中國農田連續幾年遭受大面積自然災害所導致的全國性的糧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機，新中國面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有多艱難，從老人們的回憶中我們能窺見一斑: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災情嚴重，是真的啥都沒得吃，河里的魚蝦山上的鳥獸，甚至螞蟻都被弄來吃，更別說樹皮和青草了。
剛開始，是采野菜，然后吃樹皮，因為樹皮有汁液還有甜味（剛開始澀放一段時間就有甜味），一般是楊樹，樹皮沒得吃了，就開始拔牲口才吃的野草，用刀剁碎，蒸成菜餅子充饑，野草吃完了，就開始吃羊糞，在農村生活過的應該知道羊糞和牛糞豬糞不太一樣，小小的一個黑丸跟藥丸一樣，非常好咬。你要是問為啥吃羊糞不吃羊，我只能告訴你羊是生產隊的，國家財產不能吃。
羊糞吃完了，就開始煮衣服吃，農村有動物皮做成的大棉襖，過冬用的，就拿出來煮著吃，煮出來的油水還要收集起來，為以后留著。衣服都吃完饑荒還沒過去，那個時候可以說是，赤野千里了，基本看不見綠色的存在，人還要活，怎么辦？
只能吃土了，有些地方叫觀音土，老家叫面石，字面意思就是像面粉一樣的石頭。這種石頭手指一戳就像面粉一樣碎成粉末，一般是在河岸 一側的崖壁上，被水流沖擊的特別白，于是曾祖母就和曾祖父一起帶著籮筐去采面石，面石挨著空氣的一側比較干燥，沒有水分，顆粒小，方便蒸成石頭餅子，里面的就開始有水分，不方便吃，更不容易消化。于是干燥的面石就給孩子和老人吃，潮濕的面石就給自己吃。但是這東西，很明顯，吃了不餓，但是就是拉不下來，需要別人幫忙弄出來，應該能看懂我說的意思。就這樣，曾祖母家里的面石吃完了，就去山上采，直到拖過三年自然災害。
建國后，中國人民用斗天斗地的精神修建了8.5萬座水庫，至今每年仍有200萬人在抗旱防汛一線工作，而在這樣的精神下，中國近些年依舊經歷了07、09年全國旱災，10年云南旱災，11年貴州旱災，以及19年的全國旱災以及大大小小的無數洪災，中國人民靠勇氣和智慧戰勝了大部分的自然災害，但是仍然無法宣告勝利。
我們似乎忘記了對自然的畏懼，“人定勝天”的精神取代了“斗天斗地”的精神，我們大部分也早已忘記了旱災意味著什么。
在歷史的長河中，不只有偉大的英雄和沖鋒的戰士，也有無數農民，他們在經歷了無數次歷史的輪回，依然在用他們干裂的手掌，繼續堅持著對土地的耕種，他們經歷了旱災、洪災、蝗災甚至是雹災，也經歷了戰爭和瘟疫，他們是受害者，也是開辟了無數偉大工程的先驅，他們不應該成為一次次讓人絕望的災荒中一串串恐怖的數字，歷史是由偉大的人民群眾書寫的，只有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