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歷史，在政治舞臺上，對于女性政治人物，人們常常先注意那些亂政專權的皇后、嬪妃，而忽略了另一些少杰出的女性，她們在男性政治家忙碌于政壇上激烈角逐時，她們在男人們陷入朝廷政治旋渦中爾虞我詐地爭斗時，站在男人背后，牽腸掛肚、忐忑不安，默默地承受著心理上的巨大壓力，擔心著她們的夫君、兒子慘遭禍害，擔心著家庭飛來政治橫禍。
其中，有一些后妃表現得特別出色，她們或在后宮盡其所能支持他的夫君，或主動被動地參與政治角逐中，但她們并非像武后、呂后那樣，陰險毒辣、手段殘忍，而是表現出了賢惠、理智和寬容，她們是賢德之后，是賢惠的妻子。
比如，有人選出了中國古代“十大賢后”，她們是：西漢漢武帝劉徹的孝武皇后衛氏、東漢光武帝劉秀的皇后陰麗華、隋文帝楊堅的文獻皇后獨孤伽羅、唐高祖李淵的太穆皇后竇氏、唐太宗李世民的文德皇后長孫氏、唐憲宗李純的懿安皇后郭氏、宋哲宗趙煦的昭慈圣獻皇后孟氏、明太祖朱元璋的孝慈高皇后馬氏、明成祖朱棣的仁孝皇后徐氏。
其中，漢武帝劉徹的皇后衛子夫、李世民之妻長孫皇后、朱元璋的發妻馬皇后三位，被認為是最賢惠的皇后。
而最為引入注目的應是李世民的妻子長孫皇后，在所有賢后中，長孫皇后如果排第二，其他的皇后很難找出能排第一的。
長孫皇后（劇照）
唐吳兢于《貞觀政要》中評價說：“三代興王之主，無不內有賢助，以協成至治。任、姒、邑姜，其表表於經傳者，為天下母儀之所取則焉。若長孫皇后之賢，自三代而下，之絕無僅有者也。馬、鄧不足以儕之矣！遇危疾而不以肆赦徼福，非卓然有見何以能？茲不幸而弗登耆艾，宜太宗有‘失內良佐’之嘆也。”
南宋理學家真德秀于《大學衍義》說：“文德長孫后之賢，其行事皆可為后世法。方太宗之怒魏徵也，非后從容開捄，則徵不得免矣！其為君徳之累可勝計耶？一言而全直臣於將死之際，立太宗於無過之地，雖古之賢后何以逾此？吁可仰哉！吁可仰哉！”
對長孫皇后評價如此之高，確實令人贊嘆，說吳兢稱：“若長孫皇后之賢，自三代而下，之絕無僅有者也。”真德秀稱：“文德長孫后之賢，其行事皆可為后世法。”這樣的評價，歷史上其他的皇后是極難享有的。
可見，稱長孫皇后居中國古代三大賢后之首，是理所當然的，也是有事實根據的，下面所闡述的事例，能讓人信服：長孫皇后確實是中國古代第一賢后。
（一）將門之女嫁給了右驍衛將軍的二公子
長孫一族和李氏一家，都是顯赫的家族，皆是門第非凡。
長孫一族原本姓拔拔，是北魏獻帝分封的宗室之長，在孝文帝改革時期，拔拔氏被賜姓長孫。作為北魏皇族宗室分支，從北魏至隋以來，人才輩出，真可謂“門傳鐘鼎，家世山河”。（《新唐書·長孫皇后傳》）
長孫皇后和長孫無忌的父親長孫晟是一位聲名顯赫的將軍，據史書記載，長孫晟擅長騎射，能一箭雙雕，而因其疾騎善射，長孫晟家被稱為“霹靂堂”。隋朝時，長孫晟是右驍衛將軍，受到隋文帝和隋煬帝父子的重用，多次出使突厥，是軍事、外交方面的杰出人才。所以，長孫氏（后來的長孫皇后）是出身貴族世家的名將之女。
長孫晟對他這個幼女非常疼愛，長孫家族也對她的未來十分關心，長孫氏的伯父長孫熾對唐國公李淵的妻子竇氏十分贊賞，認為她睿智大氣，一定能教出優秀的女兒來，于是，他經常勸說長孫晟為年幼的長孫氏與唐國公李淵家的公子結下姻親。而長孫晟和李淵都曾是右驍衛將軍，所以，長孫氏和李世民的婚姻是很有緣分的。可惜，在長孫氏八歲時，她的父親長孫晟就去世了，長孫氏和她的哥哥長孫無忌便寄養在他們的舅父高士廉家。
李淵一家更是了不得，李淵出身于北周關隴貴族家庭，是十六國時期西涼開國君主李暠的后裔，李淵的祖父李虎是西魏時期太尉，是西魏“八柱國”之一。北周受禪之后，李虎被追封為唐國公，后來唐朝的國號便是溯源于此。李淵的父親李昞是北周御史大夫、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襲封唐國公。李昞去世后，李淵襲封為唐國公。李淵的母親是隋文帝皇后獨孤伽羅的姐姐，所以，李淵深得隋文帝和文獻皇后（李淵的姨母 ）的垂愛，李淵任山西河東慰撫大使時，擊敗了母端兒的農民起義軍，又逼絳州賊柴保昌，收數萬降兵，因戰功大，升為右驍衛將軍。
李淵（劇照）
長孫晟和李淵都是朝廷的統兵將領，兩家是很熟悉的，長孫氏的哥哥長孫無忌和李世民在年少時就是很好的朋友，而長孫氏的舅舅高士廉見李世民是非凡人才，又知長孫氏幼年時她伯父曾多次勸長孫晟與李淵家結姻親，于是，便在長孫晟喪期滿后，促成了長孫家和李家的這一姻緣，將長孫氏許配給了李淵的二公子李世民。于是，13歲的將門之女長孫氏，便嫁給了十六歲的李世民，成了右驍衛將軍李淵的兒媳婦。
長孫氏與李世民結婚之后，她有一天回到了舅父高士廉家，高士廉的妾室張氏，突然在長孫氏住的房舍外面，看見了一匹高二丈、鞍勒都在的大馬出現，張氏非常害怕，她將此事告知高士廉。高士廉請人占卜，卦象顯示了“遇坤之泰”：內陽外陰，內健外順，顯示天地之交。占卜者解釋說：“龍是乾的卦象，馬是坤的卦象，女子處于尊位，居于中正之位，卦象顯示，此女貴不可言”。（參看《舊唐書·列傳第一 后妃上》）
（二）唐朝立國初期的賢惠妻子，亂局中的斡旋高手
隋末暴政，民怨沸騰，積壓的社會怒氣終于爆發，各地勢力紛紛舉起反旗，群雄紛爭，形成了大亂局。李淵在李世民的策劃和鼓動下，于大業十三年（617年）五月在晉陽起兵，舉起義旗，李家是有根基有地盤有軍事實力的，義旗一舉，很快異軍突起，于同年十一月便占領了長安。李淵、李世民很有韜略，不直接反隋，而是先奉代王楊侑為隋帝，取年號為義寧。同月二十二日李淵分封諸王子，李世民被封為秦國公，次年（618年）三月初九，又改封為趙國公。妻隨夫貴，長孫氏隨之也先后被封為秦國夫人和趙國夫人。
當然，以隋代王楊侑為帝，這只是李淵的暫時政治措施，義寧二年（618年）五月二十日，李淵終于把真正的政治目的公開了，他讓受楊侑禪位，他很快登基為帝，稱國號為大唐，改元義寧為武德。諸皇子開始受封，六月初七，李世民受封為秦王，長孫氏也隨之受冊為秦王妃。
建唐初期，大唐雖有晉陽、長安為根據地，但各地對李唐有威脅的勢力仍不少，李唐勢力所能管轄的范圍也不大。而李世民作為李淵兒子中最能指揮打仗的軍事統帥，實際上成了執掌李唐軍隊的主帥，為了清除各地勢力，李世民長年統兵在外作戰，回家的機會很少，長孫氏只能守在家里為夫君牽腸掛肚，祝愿他在前線能多打勝仗。而她在家中，養育兒女，孝順公公李淵。長孫氏仁德孝惠，深得唐皇李淵贊賞。李淵思念早夭的嫡子李玄霸，將長孫氏的親生二兒子李泰，過繼給李玄霸為子，封為衛王、上柱國。長孫氏雖舍不得兒子，但仍順著公公之意，表示贊同。
李世民（畫像）
秦王李世民在戰場上叱咤風云，戰無不勝，他先后擊敗了薛舉父子、劉武周、宋金剛等，特別是在“虎牢之戰”中捉住竇建德，圍洛陽時逼降王世充，以少勝多，消除了李唐的兩股最強大的敵人，至此，李唐王朝基本上消除了強硬的對手。長孫氏為夫君在前線的大捷和建立蓋世戰功而高興和驕傲，但她在宮中卻要加倍謹慎小心，因為她夫君的巨大戰功引起了李淵的其他皇子特別是李建成、李元吉的警惕。
虎牢之戰后，當李世民班師返京時，長安軍民的夾道隆重歡迎，李世民聲名日盛，而且，因為他軍功顯赫，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受封為“天策上將”，這不是普通的封號，而是職位顯赫，他兼領司徒、陜東道大行臺尚書令，食邑增至三萬戶。從此，他位在王公之上。李淵還下詔特許天策府自置官屬，李世民自此便開設文學館，廣收四方彥士，招引智者進入文學館當謀士。文學館是智囊機構，而秦王府是爵政府邸，這兩個機構一結合，加上他手中有兵權，身邊又有忠誠的文武屬臣，并有洛陽這一準根據地，李世民的勢力如日中天。
可是，這樣一來，麻煩事也就多了，李唐王朝在外部已經沒有強硬的對手，但是，在內部各王府之間，卻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洛陽虎牢之戰后，李世民手握重兵，并設立文學館，身邊文武屬臣人才濟濟，加上他威望日盛，秦王府的勢力直逼東宮，李世民的功勞太大，名聲太響了，這被認為是功高震太子，于是，各種猜忌也隨之產生。
李世民（劇照）
而且，李世民是一位灑脫和率性之人，他不拘小節、不循常禮，經常會做一些在別人看來是不合常理的事。比如，在平定洛陽之后，有李淵的貴妃奉命到洛陽，想摘取勝利成果，而李世民卻果斷地拒絕她們，他因此而得罪了貴妃。此外，秦王的部屬文武，多次與李淵后妃的親屬產生摩擦，鬧得很不愉快。秦王府與后宮出現各種矛盾，李世民與李淵的關系也逐漸變得疏遠。
在此局勢下，秦王妃長孫氏表現出了她非凡的斡旋能力，她針對秦府上下對后宮有諸多摩擦的狀況，她一方面表現出對于唐高祖李淵的加倍孝順，并與后宮嬪妃增進情誼；另一方面，她竭力表現出謙恭、低調，一點兒也不會因丈夫有巨大戰功而變得志得意滿，反而禮貌而又謙順地拜訪太子府，進齊王府，與太子妃、齊王妃多有交往，極力緩和秦王府與太子府、齊王府的關系，彌補李世民與李淵，與后宮的縫隙。
當時，因為后宮妃嬪們經常聯手在高祖面前讒言李世民的不是，而太子、齊王也常在高祖面前搬弄是非，議論李世民的傲氣和不順之心。李淵也曾想對李世民采取一些措施，而正是由于長孫氏的巧妙斡旋，加上尚書右仆射蕭瑀和太子少保李綱等對李世民的鼎力支持，高祖李淵最終才不忍心對李世民下手。如果沒有秦王妃長孫氏的調和、斡旋，李世民很可能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而且將失去了絕地反擊太子李建成的機會。秦王妃的巧妙斡旋為李世民爭取了十分寶貴的積蓄力量的機會，使秦王府有時間做好與太子府、齊王府決戰的準備。
（三）玄武門決戰中，她是秦王的堅決支持者和機智的輔助者
其實，李淵在對待李建成與李世民的問題上是有些昏聵的，有幾件事引發了秦王府與太子府矛盾的激化，而且其主要原因皆是由李淵所造成的。
頭一件事是在李世民被封為“天策將軍”之前的武德二年（619年），因劉文靜與裴寂矛盾激化，裴寂誣告劉文靜有謀反之心，李淵下旨殺了劉文靜，而李世民為劉文靜講話，引起了李淵的猜忌。其實，劉文靜和裴寂曾都是李淵的重臣，都是幫助李淵成就大業的，是開國元勛。李淵稱帝之后，封裴寂為尚書右仆射，而劉文靜卻只被封為民部尚書，歸裴寂管轄。李淵對裴寂很尊重，而對劉文靜則經常訓斥。劉文靜對此很不滿，于是，在朝堂上，裴寂一有觀點，劉文靜便鐵定要反駁。裴寂很惱火，在李淵搬弄是非，說劉文靜誹謗李淵。有一次，劉文靜的弟弟請巫師在家于夜里披發仗劍做法，被人告劉文靜意圖謀反，李淵派裴寂和蕭瑀審問，蕭瑀認為證據不足，而李世民也站出來為劉文靜說情，說劉文靜是晉陽起義的功臣，只有不滿情緒，絕對無謀反之心。可是，這反而害死了劉文靜，因為讓李淵誤以為是李世民在指責李淵，袒護劉文靜。裴寂乘機向李淵挑撥，認為劉文靜即便現在不反，將來也難保不反。于是，李淵不但下旨殺了劉文靜，還因此而對李世民產生了猜忌之心。
另外的兩件事是在之后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和七月間。
當年六月，有人告太子李建成暗通慶州都督楊文干，籌集軍械想謀反，李淵大怒，把李建成拘押起來，并令人傳楊文干覲見，而傳令者卻將李淵獲悉密謀之事告訴了楊文干，楊文干擔心入朝被害，索性起兵。李淵讓李世民親自領兵征剿，并許下諾言，若李世民得勝還朝，便廢太子改立李世民。李世民立即率兵出征，而沒等李世民大軍到慶州，楊文干軍已經潰亂，楊文干死于部下之手。可是，李世民回軍之后，李淵并沒有履行諾言讓他當太子，而且還召回李建成，并指責李世民與李建成兄弟不睦，最后，李淵拿太子府、秦王府的人來懲罰，把太子府的王珪、韋挺和秦王府的杜淹等流放，以此來警告他們兄弟兩。李淵的出爾反爾，這嚴重地加劇了兩兄弟之間的矛盾。
同年七月，突厥寇邊，軍情危急，太子齊王與多數大臣紛紛贊同遷都，唯獨李世民認為夷狄之患不足為懼，請求領兵討伐突厥，李淵贊同。但是，太子與后宮妃嬪卻乘機誣陷李世民是謀求執掌兵權，以謀篡位。李淵因此而起疑心。不久，唐高祖等在城南狩獵，諸王隨駕。太子將一匹烈性胡馬授予秦王，其實是想讓秦王摔死，而秦王卻馴馬成功，他感嘆道：“死生有命”。而太子卻讓后宮妃嬪污告李世民妄言“天命”。高祖大怒，但礙于邊境不寧，強忍著沒有處置李世民能征善戰的軍事將領。接著，太子又在東宮設宴，試圖以毒酒加害李世民，但事未能成；之后，太子又和齊王策劃在昆明池暗殺李世民，并想乘機逼宮，幸得率更丞王晊將此事告知李世民。李世民才逃過一劫。
這幾件事，嚴重地激化了秦王府與東宮的矛盾。而在此關鍵時刻，秦王妃長孫氏發揮了她重要作用，一方面，她繼續與后宮貴妃們以及太子妃等來往，消除秦王府與太子府的緊張氣氛，以此來做出淡化雙方矛盾的姿態；另一方面，她知道他夫君李世民遭到了擠壓和猜忌，認為十分不公，她已經意識到局勢非常嚴峻，她堅決支持她夫君，義無反顧地站在她夫君身后，沒有任何膽怯和退縮，她和她的胞兄長孫無忌，聯合房玄齡、杜如晦等秦王府重臣，盡心盡力地支持和輔佐李世民，使秦王府形成越來越明顯的優勢。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三日，太白星再次現于秦野天空正南方的午位（太白現于秦野），司天監有傅奕密奏：“秦王當擁有天下”。唐高祖將密奏給李世民看，以此來警告李世民。而李世民感到已面臨著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是該下決心決戰了。
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率領秦王府八百將士在玄武門設伏，長孫氏也出現在他夫君身旁，他從容地勉勵將士，為將士們鼓勁。秦王妃親自臨場鼓勵，使將士們必勝的信心更強了。而李世民也因愛妃無所畏懼地同他一道站在險境中而更勝利的信心。玄武門之變中，秦王李世民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他不僅除掉了他的親兄弟、對手李建成、李元吉，而且，他也控制李唐的政治權力，讓李淵失去了權力。六月七日李世民被立為皇太子，長孫氏隨之成為太子妃。八月八日，李世民登基為帝，十三天后，冊封長孫氏為皇后。李世民的成功與長孫氏的默默支持和巧妙斡旋是有分不開的，李世民的巨大成功離不開長期在他身后竭力支持他的賢德王妃長孫氏。
長孫皇后（畫像）
（四）抑制外戚，公而無私；勸諫皇帝，護佑忠良
長孫皇后不但敢于勸諫唐太宗，而且還很善于勸諫，她很了解她的夫君的秉性，很懂得以最妥當的方法來勸說他。如果說魏征是貞觀朝的第一諫臣，那么，長孫皇后應該可以稱得上是貞觀朝的“第一善諫皇后”。
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可以說明長孫氏是一位很善于勸諫的很為智慧的皇后。
李世民常年打仗，而在當時，要打仗，馬是第一重要的，唐太宗愛馬，這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可是，有一次，唐太宗的一匹心愛的駿馬突然無病而死了，唐太宗非常心疼，他把怒氣泄在養馬的人身上，想把養馬的人殺了。長孫皇后知道后，她沒有直接為養馬人請求赦免，而是與夫君談起之前他們所了解的一個歷史故事。他對李世民說：“之前齊景公因馬死而欲殺養馬者，晏子請景公準其列養馬者之罪，得準后，晏子便替景公數養馬人的罪過：‘你養之馬已死，此乃你罪之一；你讓國君因馬死而殺人，百姓知之，必怨國君，此乃你罪之二；諸侯聞之，必定輕視齊國，此乃你罪之三。’齊景公聽后，便赦免養馬者之罪。”講完故事后，長孫皇后說：“陛下忘了之前讀書時看到這故事了嗎？”唐太宗聽了，知道皇后的用意，立即免了養馬人之罪。長孫皇后以巧妙的方式勸諫李世民，救了養馬人一命。（參看《貞觀政要卷二·納諫第五》）
長孫皇后勸諫唐太宗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勸諫唐太宗不要讓皇親國戚享有特殊權利；二是勸諫唐太宗要虛心納諫，不要冤枉了忠臣，不要容不下諫臣。
李世民是個模范丈夫，很愛他的妻子；同時，他也是個很好的父親，疼愛他的兒女。而對于他與長孫皇后所生的長樂公主更是倍加寵愛。古代認為表兄妹結婚是親上加親，長樂公主李麗質被許配給長孫無忌之子長孫沖。李世民對他們的婚事十分注重，他對眾臣說：“長樂公主，乃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對其鐘愛有加。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大臣們亦深知太宗寵愛長樂公主，何況長樂公主是皇后的親生女兒，而男方的父親是長孫皇后的親哥哥、當朝國舅，于是，紛紛表示，應雙倍加贈嫁禮。太宗很高興地準了。然而，直率的諫臣魏征卻表示堅決反對，理由是當時永嘉公主的嫁妝都沒有這么多，而她是長樂公主的姑姑，晚輩的嫁妝比長輩多，這逾越了禮制。太宗將此事告知長孫皇后。長孫皇后不但沒有怪罪魏征，反而贊嘆說：“引禮義抑人主之情”，十分難得，她對魏征的直諫舉動大加贊賞。為了鼓勵忠臣直諫，長孫皇后還特意派人送了絹四百匹、錢四百緡給魏征，以作賞賜，并傳口諭曰：“常聞卿正直，此次見識了，望卿能長久堅持，勿要改變！”這就是長孫皇后的賢德之處，魏征反對給她的女兒、未來的外甥媳婦增加嫁妝，而她卻賞賜魏征，鼓勵他秉公直諫。為了唐王朝的大業，長孫皇后一貫堅持杜絕皇親國戚享受特權，即便是她最寵愛的女兒也一樣。（參看《通典》卷五十九》《魏鄭公諫錄》）
長孫皇后對她的女兒不允許有特殊待遇，對他的親哥哥，也一樣不允許有特權。因父母早逝，長孫氏與他的哥哥長孫無忌從小相依為命，其親情非同一般。而唐太宗和長孫無忌乃布衣之交，早年就互相很熟悉。長孫無忌是唐朝的開國元勛之一，是唐太宗的心腹大臣。而且，由于唐太宗對長孫皇后深情相愛，因而，對長孫家族倍加恩寵。因為這些原因，李世民曾多次想任命長孫無忌為尚書右仆射，可是，長孫皇后卻屢屢表示反對。她清楚地意識到，她身為皇后，長孫家族已受恩寵有加，不能再享受特別權力了。她屢屢反對夫君讓她哥哥登上宰相之位，生怕因此而有損于夫君的公正形象，生怕朝臣會因此而非議太宗重用外戚。可是，唐太宗認為長孫無忌文武兼備、政績斐然，堪當宰相，所以，拒絕長孫皇后的請求。長孫皇后說不動她夫君，便轉而去說服他哥哥，她暗中給她哥哥下皇后諭旨，令其辭去尚書右仆射的職位。唐太宗沒有法子，只好答應長孫無忌辭去尚書右仆射的官職，但他卻讓長孫無忌升為從一品開府儀同三司，準許建公府，能自選僚屬。顯然，他雖非“三公”（司徒、司寇、司空），但卻能享受“三公”待遇。對此，長孫皇后才同意了，同時也很高興。（參看《新唐書長孫皇后傳》）
在古代歷史上，宮中后、妃絕大多數是為娘家人爭官位、爭權利的，她們巴不得讓皇帝給予娘家人更多的高官厚祿，而長孫皇后卻竭盡全力阻止她娘家人擁有特殊權力，勸阻他哥哥登上宰相高位。作為皇后，長孫氏這樣的賢惠美德，是歷史上極少有的。她極力阻止外戚攬有朝中大權，這種賢德之舉，是促成李世民開創“貞觀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實，長孫皇后不是不“干政”，而是以她的特殊的方式“干政”，他努力阻止外戚干政。李世民有長孫氏這樣一位皇后，是貞觀朝之大幸！
長孫皇后的另一巧妙的“干政”方式就是在李世民不冷靜時，以機智柔和的方式來勸諫她夫君容納直臣，勸其兼聽則明。
唐太宗是非常出色的政治家，是十分杰出的軍事統帥，同時，他也是一個性情中人，灑脫而率直，雖說他是很有名的能“兼聽則明”的帝王，但是，開明的帝王往往會遇到更厲害的諫臣，有時，也難免會遇到了被諫臣纏住直諫或大膽頂撞的時候。而當李世民耐心達到極限時，難免也會憤怒，會大發光火，于是，盛怒之下，他也會想對“蠻橫無理”的“可恨”諫臣采取極端措施。而每每遇到這一狀況，他身后的長孫皇后總會站出來，以其特有的機智而柔和的方式，安撫皇帝，護佑忠賢諫臣。
在貞觀朝，魏征是著名的敢于犯言直諫的大臣。他既是唐太宗最信任和喜愛的賢臣，又是最敢于直諫和頂撞的“愣臣”。比如，有一次，李世民下朝回宮之后，依然怒氣未消，她非常氣憤地對長孫皇后傾訴，大聲道：“朕必尋機宰了那田舍翁（鄉巴佬）！”長孫皇后關切地問：“誰惹怒陛下？”李世民怒氣仍在，答曰：“豈能有誰？乃是魏征，他總在朝堂上羞辱朕！”長孫皇后見夫君怒氣沖沖，便不勸慰，亦不細問，她安靜地離開夫君，回到內室，李世民感到詫異。一會兒，長孫皇后穿上了皇后服，很嚴肅地走到李世民面前，立即跪下，連聲對李世民表示祝賀。李世民感到非常驚奇，不知皇后為何而祝賀。急問皇后何意。長孫皇后說：“臣妾聞君明臣直，而今魏征敢犯言直諫，皆因陛下開明之至，豈能不賀？”李世民聽了，立即怒氣全消，不但原諒了魏征，而且對魏征的態度變得更好。（參看《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四》）
受長孫皇后護佑的，除了魏征，還有其他重要大臣，比如，有一次貞觀朝第一謀士房玄齡因較大的過失而被下令回家休養，過來一陣子，長孫皇后知道房玄齡已很久沒有上朝了，便對唐太宗說：“房玄齡陪奉陛下時日最長，忠心謹慎，胸有奇謀，其所知之朝廷大事，從無泄露，他若非大錯，望陛下勿棄此賢智之臣！”唐太宗覺得皇后說的很有道理，便令人將房玄齡請回朝中。（參看《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四》）
長孫皇后強調“君明臣直”是有道理的。其實，還應該說：“后賢君明”，長孫皇后的賢德之風，是助成李世民成明君的重要因素，長孫皇后從不干政，但她卻能以她特有的賢惠、機智和柔和方式，來勸唐太宗寬容兼聽。當唐太宗不冷靜時，長孫氏能以很智慧的方式來勸說太宗，以護佑賢臣、諫臣。若沒有長孫皇后，李世民便很難成為“兼聽則明”的明君典范。有人說，“沒有長孫皇后，就沒有魏征；沒有長孫皇后，魏征死一百次還不夠！”這說法雖有些夸張，但卻是很有道理的。
貞觀十年六月（636年），長孫皇后因病情惡化，崩逝于太極宮立政殿，終年36歲。對長孫皇后的去世，太宗悲傷不已，他遵從皇后遺愿，以高山為陵，建了昭陵，讓長孫皇后長眠于這宏偉的陵墓之中。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太宗也入葬昭陵，與離開了十三年之久的愛妻長孫皇后重新聚首，這一對深情相愛的伉儷，同寢于昭陵的臥室之中，而在昭陵周圍，有他們所喜歡的一幫忠臣良將陪伴著。人生一世，能有李世民與長孫氏這樣的經歷，就很滿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