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一名稱在歷史上其實曾有過多種含義。如今“中國”一詞既可以指歷史與文化意義上的傳統中國，也可以指現實層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具體的國家。古代歷史上的“中國”也曾被用來指代中原地區，有時甚至還可能是被用來指代國都。1963年陜西寶雞賈村的一個村民在自家后院里發現了一個被暴雨沖出來的青銅器。他當時打算把這玩意當廢銅爛鐵賣到廢品收購店，好在一個明眼人趕忙聯系博物館的人來高價將其收走了。這就是如今收藏于中國寶雞青銅器博物院的青銅器何尊。
這個青銅器上的銘文講述的是周成王繼承周武王遺志營建成周(今洛陽)的故事。銘文中出現了“宅茲中國”四個字。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出現“中國”一詞的考古實物。在古代的交通條件下人們的地理知識遠沒我們今天這么豐富，所以古人會很自然地以自己所生活的地區作為世界的中心。在古希臘人繪制的世界地圖上希臘就處于世界的中心。羅馬帝國時期曾根據與羅馬城的遠近距離把高盧（如今的法國）分為遠高盧、近高盧。這顯然也體現了一種以羅馬城為世界中心的世界觀。
中國古人同樣認為自己身處世界的中心，因此我們的祖先把自己生活的土地叫做“中國”。然而古代的“中國”一詞與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卻并不完全一樣。青銅器何尊上的銘文“宅茲中國”是建國都于國中的意思。夏、商、周三個早期王朝實際上還處于由原始的史前部族文明向較為成熟的國家形態過渡階段：夏、商、周三代的王族率先建立了王城和一整套政治機構，然而當時其他一些氏族部落尚未過渡到這樣的階段。王族會在王城號令臣服于自己的四方部族。
相傳大禹作為華夏部落聯盟的最高首領曾召集萬國會盟。這里所謂的“萬國”其實指的就是成千上萬個部落。作為向“萬國”發號司令的王城都城在當時就被稱為“中國”。到了西周初期的“中國”一詞已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中國指的就是當時的京師，所代表的是政治中心的含義。廣義的中國則是泛指當時的周王朝所統治的區域（尤其是黃河中下游區域）。《詩經·大雅·民勞》記載：“民也勞止，汔河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這里的“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指的就是國都王畿綏服四方的意思。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論語集解》中的“諸夏，中國也”。這里的“中國”一詞不是單純指代國都，而是泛指華夏諸侯列國。位于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最初的誕生之地，也是”中國“一詞最早所指代的地區。在這一地區的東部是浩瀚無垠的大海，西部是一望無際的荒漠和巍峨的青藏高原，北部與草原地帶相接，南部是連綿起伏的群山。由此形成了一個相對極為封閉的地理空間，而周邊東西南北的少數民族都極力往中原靠近，因此也更加堅定了中國古人把他們所生活的地域當成是世界中央的概念。
據《辭源》記載：“上古時代我國華夏族建國于黃河流域一帶，以為居天下之中，故稱中國，而把周圍我國其他地區稱為四方”。《詩經 小雅 六月序》稱：“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當時華夏族多在黃河南北建都并不斷擴大活動，故而稱黃河中下游為“中國”，也稱為“中土”、“中華”、“中州”、“中夏”、“中原”等等。與此同時生活在中國周邊的民族則根據所處的方位分別稱之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有時也會出現諸如“北戎”之類的混用說法。
上古時代的華夏民族是以生活在黃河中下游的黃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為核心逐漸同化周邊部族形成的。華夏民族相比周邊其他民族較早掌握了定居農業生產、建造房屋、創造文字和計數方法等諸多文明技藝，于是相比其他民族而言華夏民族較早從原始社會開始向文明社會過渡。至少在周朝就已形成了一套家國天下的概念：這時的人稱周天子統治的地盤為天下，所謂天下是囊括全世界的，是沒有邊際的，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受封的各路諸侯所統治的地盤稱之為國，諸侯在自己國內分封的各級士大夫貴族的封地則稱之為家。周王朝還確立了一種處理與地方諸侯國以及周邊少數民族關系的五服制度。在我們今天“五服”這個詞是用于表示輩分關系的，然而在《周禮》中“五服”這個詞有四種含義。我們今天所說的“五服”只是這四種含義之一，而在另外三種含義中有一種是和周王朝與地方諸侯國以及周邊少數民族的關系相關的。當時周王朝在王畿外圍以五百里為一區劃。
由近及遠分為甸服、侯服、綏服（一曰賓服）、要服、荒服，所以合稱五服。這里的“服”是服事天子之意。甸服地方的諸侯供給天子祭祀祖父、父親的祭品；侯服地方的諸侯供給天子祭祀高、曾祖的祭品；賓服地方的諸侯供給天子祭祀遠祖的祭品；要服地方的諸侯供給天子祭神的祭品；荒服地方的諸侯則要朝見天子。所以“中國”一詞在周朝狹義上就是指京城，周邊的甸服、侯服、賓服、要服、荒服等地都要服從京城的天子領導；廣義上的“中國”則是指周天子統治下的所有諸侯的土地。
至于那些不服周王朝管束的莽荒之地則被稱為四方蠻夷。這一時期廣義上的中國向北延伸到了如今的遼寧喀左、朝陽一帶，西面延伸到了渭河上游，東面延伸到了山東半島，南面延伸到了長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不過有時周天子冊封的一些諸侯國也會因為一些原因被其他諸侯國排斥在“中國”體系之外。《史記》就曾記載：“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事實上當時中原諸侯在會盟時一般都不邀請秦、楚等國，只把秦、楚當成是西戎、南蠻對待。
毫無疑問昔日秦國、楚國的土地如今都是中國領土，昔日的秦文化、楚文化也已是華夏文明的一部分，然而當時其他諸侯國的確是把秦、楚當成蠻夷的。楚人是中華人文鼻祖黃帝之孫顓頊的后裔，秦人是輔佐大禹治水的伯益后裔。按說楚人、秦人都是根正苗紅的華夏子孫，然而偏居一隅的秦、楚兩國長期與西戎、南蠻部族雜居，所以不被當時的其他諸侯國接納在“中國”體系之內。周朝的中國還是一個基于分封制的部族型國家，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才將華夏大地締造為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
秦始皇還在這一基礎之上南征百越、北伐匈奴。秦王朝全盛時期的疆域東起遼東、西抵高原、南據嶺南、北達陰山，東北一直延伸到如今朝鮮半島的清川江流域，往南一直延伸到如今的越南北部，面積達340萬平方公里左右。秦王朝所統治的這片土地在當時都可以被稱之為“中國”。司馬遷在《史記》中稱：“秦遂以其兵滅六國，并中國”。《史記 東越列傳》云：“東甌請舉國徒中國”。這里的“中國”就是廣義上的中國。三國時期曹魏、蜀漢、孫吳三國并立時曹魏自稱中國，而其他兩國均未這樣說過自己。
諸葛亮就曾對孫權說過：“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這里的中國指的是位于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狹義的中國），所以占據這一地區的曹魏就自稱“中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的具體含義都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指王朝統治所達的區域，狹義就是指中原地區。秦漢以降直至隋唐中央王朝所管轄的區域是盡管不斷變化的，但大體的趨勢是不斷外擴的。隨著中原王朝的開疆拓土也就使“中國”這個概念在地理上的外延猶如攤大餅一樣擴張著。
在秦始皇南征百越之前如今的嶺南地區就不屬于“中國”的范疇，然后從秦始皇南征之后起嶺南就已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秦始皇構建的大一統帝國打破了周王朝基于血緣、功勛執行的分封制度，然而周天子為“天下共主”的這種政治意識卻被后世王朝繼承了下來，只不過后世所謂的天子已不再是周天子。秦漢以后中原王朝效仿周朝的五服制度與周邊小國形成了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宗藩朝貢體系。在這一體系下中國皇帝是受命于天而治理天下的天子，周邊國家的君主只能稱王而不能稱皇稱帝。
中原王朝的這種“中國本位意識”也對周邊少數民族以及漢字文化圈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產生了影響，所以歷史上朝鮮、日本、越南等國以及中國歷史上契丹人、女真人、黨項人建立的政權有時也自稱“中國”、“中華”。日本奈良時代在征討東北方向的蝦夷人時曾評價道：“中國有圣則后服，朝堂有變則先叛”。13世紀越南陳朝將領陳國峻在抗擊蒙古入侵的檄文中寫道：“汝等坐視主辱，曾不為憂；身嘗國恥，曾不為愧。為中國之將，侍立夷酋，而無忿心！”
在漫長的古代歷史歲月中“中國”一詞盡管長期被用來指代中原王朝統治的疆域，然而“中國”一詞在古代始終沒被當成正式的國名使用。歷代王朝盡管都承襲了“中國”的叫法，然而每次改朝換代都會重新確立國號。明朝時的中國人在與來華的利瑪竇等傳教士的交流中就從不自稱中國人，而是自稱為大明朝人。在此之前的歷朝歷代也都是用朝代名作為國名。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與沙俄簽訂的《尼布楚條約》中清朝的首席代表索額圖自稱：“中國大圣皇帝欽差分界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
這是國際條約上第一次出現“中國”的稱號。然而直到近代的1907年日本早稻田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在入學時填寫的國籍仍出現了清國、大清、中國、中華、華夏、中夏等多種稱謂，還有25個中國留學生居然不知道該如何填寫本國的國名。不知道怎么填寫自己國家的國名這種事如果發生在我們今天是很荒唐可笑的，可這種事發生在當年其實并沒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國家的名字其實更多是別人用來稱呼自己的。在古代中外交流相對較少時確實沒規范統一國名稱呼的必要。
古代的中國人在與早期來華的馬可·波羅、利瑪竇等外國人的交流有時用朝代名作為國名自稱，有時則稱自己的國家為中國、中華、華夏、中夏、中原、中土等等。那時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名字稱呼不同，那時外國人對中國的稱呼也是各有各的：古希臘、古羅馬稱中國為賽里斯；中亞民族稱中國為桃花石；古波斯人稱中國為秦那斯坦；古印度人稱中國為震旦；俄語、阿拉伯語中則稱中國為契丹......這其中有一個稱呼后來因為被日本侵略者濫用變成了具有侮辱性的稱呼——支那。
“支那”一詞最早以前和英文單詞China一樣是“秦那”的音譯。“秦那”一詞其實指的就是秦人的國家。這顯然是受到中國歷史上的秦朝影響而出現的詞匯。“支那”一詞從其誕生的最初來看并沒歧視、侮辱、蔑視中國人的意思，反而是一個帶有幾分尊崇之意的詞匯。“支那”這個詞最早以前也不是日本人用來稱呼中國的，而是印度、波斯等南亞、中亞、西亞國家對中國的稱呼。明治維新以前很少有日本人用“支那”一詞稱呼中國，只有那些能熟讀中國典籍的日本文化階層才會使用這個稱呼。
至于當時的普通日本人更多是用“漢土”、“唐土”、“大唐”、“中土”、“中國”或以相應朝代的名字稱呼中國。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人不愿再稱呼我國為“居四夷之中”的中國，所以將長期以來對中國的稱呼改為“支那”。在近代日本侵華的過程中“支那”這個稱呼逐漸具有了輕蔑侮辱的意味。辛亥革命后漢、滿、蒙、回、藏各族秉承“五族大同”、“五族共和”的思想創建中華民國，從此“中國”開始被正式作為國名使用。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然而“中國”名稱的統一規范卻是隨著近代中外交流加深而實現的。
在近代以前“中國”這一名稱盡管一直存在，但始終沒能成為統一規范的正式國名。直到1907年還有中國留學生不知道如何填寫本國的國名。這也讓別有用心的日本侵略者趁機給我國起了一個侮辱性的稱號。按說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時“中國”就已被作為正式國號使用，然而日本卻在此時單方面給中國取了一個“支那共和國”的漢字國號。這里的“支那共和國”已不僅僅只是單純的民間俗稱了，而是日本官方單方面篡改了中國政府對外公布的正式規范國號。
“支那”一詞對中國的侮辱性因此進一步增強。當時的中國政府和一些有識之士為了給國家正名多次與日本方面展開交涉。直到1930年10月日本外務省才把政府公文中的“支那共和國”改為“中華民國”。1949年古老的中國終于迎來了新生：在這一年誕生的新中國是中國土地上56個民族的人民共同組成的國家，是具有政治、文化、地域等豐富內容的正式的國家稱謂，更是代表了具有5000年輝煌歷史、數百萬平方公里遼闊疆域、十多億炎黃子孫的華夏民族統一的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