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講清楚這個事，須先把“封建時代崩潰后”幾個界定時間間隔的詞語忽略掉，因為這必須把東西方的歷史全部納入進來、對比，才有可能講清楚這件事。再者我國封建時代統一就是主流，不是等封建社會結束，才越來越統一,再者用西方國家代指歐洲吧，還順帶把美國帶上一起說。
小到個人，大到國家，無一不對土地有著強烈的追求，這無關乎東西方，擁有土地就意味著生存。這是講清這個問題無法忽視的一個前提，也就是說西方國家也曾想要大地盤，也嘗試了，只是失敗了。
在當代中國農村有種現象，幾乎每個村民都對宅基地有著強烈的追求（國家還三令五申禁止市民到農村買賣宅基地），我們這里有戶村民僅有兩個兒子，卻占有四塊宅基地（他們自己分的，我感覺分成6塊都不算小），而且站在他們院子里，感覺非常大，遠遠超出國家規定的標準。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自從有人類以來，無一不是對土地有著強烈的追求這一點；就拿古代中國說，中華民族是從黃河流域發展起來的，然后往南推進到長江流域，最后遷徙到珠江流域，這個空間跨度足夠大，地域足夠寬廣，已經足夠滿足統治者的統治需要，再加上古代水陸、山脈等地理條件的限制，也無法實現對外擴張（或者說難度大）；而西方人對土地也有執著的追求，以英國為例，在歷史上英國一直希望以法國為跳板，建立歐洲大陸強權，比如英國歷史上的安茹帝國（金雀花王朝），擁有的土地橫跨英吉利海峽，占有英法兩國的土地，長期不愿意放棄位于法國的諾曼底公國，
所以，小到個人，大到國家沒有不對土地有追求的意愿，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概莫能外。
網絡配圖
民族成分構比最終影響一個國家版圖大小和長期的穩定
中國有56個民族，但其中的漢族占絕對多數，高達90%以上，這樣一個在一個國家占有絕對多數的民族，中原王朝中漢族統治占絕對多數，這容易增加民族自豪感，更容易維護統一。而歐洲幾乎多個民族同時發展起來，而且數量還相差不懸殊，又分化出不同的現代民族，為了僅有的土地資源，在狹小的空間，那必定相互攻打，造成水火不容的局面；這種長期的混戰漸漸變成解不開的民族仇恨，也就不可能發展出很大的統一國家，所以會各自建國，顯得各個國家版圖比較小。
再比如美國白人為什么可以大量屠殺印第安人，把幸存的印第安人驅趕到保留地，不就是印第安人沒有與那些美國白人在同一個時期發展起來嘛，如果歐洲只有某個民族且占有一定數量優先發展起來，就可能出現版圖較大的國家。
再有一個國家（多民族存在）一定會有一個民族占主導地位或占據本國民族人數第一位的位置才可以求得長期穩定；比如英國多以地域劃分民族，有英格蘭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和威爾士人，其中英格蘭人占主體地位。俄羅斯雖然大半領土在亞洲，但卻是歐洲國家，它的土地面積足夠大，但民族也不少，有100多個，但斯拉夫人是俄羅斯民族中數量最多，比重最大的，遠遠超過其他任何一個民族。
如果是兩大民族，旗鼓相當，再組成一個國家，隨著歷史推進，雙方一定會出現無法調和的矛盾，勢必要“分家”單過。比如歐洲東南部的巴爾干半島上的南斯拉夫，其實他們都屬于南斯拉夫人，但是在現代民族形成過程中各種因素的影響，分化出不同的民族且都占有相當的數量，強行擰巴在一起，組建成一個國家勢必是短暫的，最終還是要分家單過的。
網絡配圖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都有探索四周、征服四方的意愿；比如東方的中國的東面、南面的領土延伸到海洋；西面主要受高山、高原等自然條件的限制，中原王朝對其控制時強時弱；北面有著廣闊的土地，但有著彪悍的游牧民族，阻擋了中原王朝往北擴展的可能；也正是這種限制，才要不止一個中原王朝有守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不對外擴張的計劃。而西方以英國為例，大不列顛島上，很長時間都是多國并立的分裂時代，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還有愛爾蘭幾乎都有各自的王國。合并成一個整體的歷史比較短。英國是以英格蘭人為主，也是從英格蘭發展起來的。英格蘭試圖往外擴張，與蘇格蘭發生不少摩擦，但都沒有合二為一，等英國合并了這三部分，土地擴展了很大，但這仍舊沒有滿足英國人對土地的追求，所以在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18、19世紀，英國成為了龐大的殖民帝國，全盛時期的殖民帝國的土地達到3000平方公里之多，殖民地的面積是本土的100倍還多，殖民地人口是本國人口的9倍，殖民地面積是今天我國3倍之多，連當今的世界第一大國俄羅斯都望塵莫及，可見英國對擴張土地的欲望有多大，僅僅擁有英倫三島那點面積是不會滿足的，當然無法否認的是他們是看中了土地上的利益，加速資本的原始積累。
古代中國是絕對的君主專制，西方的君主專制要比古代中國弱得多
東西方雖然都有君主專制的歷史，但很明顯東方的中國的君主專制強而且延續的時間長；西方的君主專制弱而且延續的時間短；
古代中國雖然有三次大分裂時代，但分裂局面都是開始于統一。春秋戰國之前有西周，魏晉南北朝之前有東漢，五代十國之前有唐朝，分裂前的每個統一王朝都存續了上百年，每個人幾乎都得益于這種統一王朝，那種統一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而且分裂時代的王朝沒有不把統一作為自己的目標的，這都得益于長期生活在統一環境下的影響。
而西方，比如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時期也是有諸王國混戰的“戰國時代”，雖然也是分裂局面，但與古代中國最大的不同就是分列之前無統一。英國在迎來盎格魯-撒克遜時期前，古羅馬已經退出了英國（古羅馬沒有對大不列顛島實現完全控制），盎格魯-撒克遜各王國屬于外來力量，縱使古羅馬對大不列顛島全島進行了長期統治，但盎格魯-撒克遜各王國的統治者是沒有受到統一的影響的。再有一個明顯的差別古中國分裂時代的軍閥，許多都是從統一王朝中繼承來的；春秋五霸、戰國七雄都是西周分封的諸侯國；袁紹、袁術、劉表、劉璋等人的政治資本源于東漢王朝；五代十國中梁唐晉漢周源于唐朝的藩鎮割據。而古羅馬與盎格魯-撒克遜各王國幾乎是不存在聯系的，而且還都是外來力量。
東西方的君主專制；古中國的皇帝擁有絕對權力，擁有無人可以質疑的權威，一個人可以決定國家的走向；而西方的君主并不擁有中國皇帝那種絕對權力，其雖然有專制權力。但貴族階層是對王權的極大制約，那為什么西方的君主不逐漸削弱貴族對皇權的制約，像西漢武帝的推恩令那樣？！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西方的君主并不像中國的皇帝，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增減王公擁有的特權。在多數時間，西歐在古代國家間也是小國林立的狀態。不能的，那些貴族就一國對另一國虎視眈眈，西方君主是可以拿掉一個貴族的爵位，但要從整個貴族階層手里拿權力，是萬萬不能的，他們會抱起團來反對君主，這還是輕的，更重的是貴族與鄰國勢力勾結，顛覆掉君主的王位也不是不可能。比如英國歷史上斯圖亞特王朝的第二位君主查理一世，就是在貴族的支持下，被公開處決的，這在特別強調忠君思想的古中國是不可想象的，更是無法理解的。所以西方的君主只能在不動貴族階層的奶酪的前提下，強化君主專制。這就造成與古中國完全不同的君主與貴族共同治國的現象。或者說西方君主與貴族關系更像中國的西周時代，那些貴族就如同西周分封的諸侯王，那些貴族在自己領地內簡直就是土皇帝，連君主的話都不好使。那些貴族承認國王為自己的共主。國王一朝又一朝，但貴族那些爵位基本不受王朝更迭影響，是世代世襲的。
古中國講的是“家天下”，皇帝是天子，除了對上天負責，不對任何人負責，無數臣子都是自己的家臣，蕓蕓眾生也被皇帝看成自己的子民。而西方卻沒有這樣的君主專制；比如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被公開處決前，貴族們組成特別法庭審判查理一世并認定查理一世對自己的子民發動戰爭，這從側面說明西方的君主要對自己的子民負責，顯出了民主的雛形。古中國是君主專制時代無可置疑的領軍人物，是標準的君主專制；西方的君主專制是“半吊子”君主專制；只是后來者居上，在資本主義時代西方超越了東方。
而且西方也不像古中國宗法制中的嫡長子繼承制（或者說西方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嫡長子繼承制）。西方只有合法子女與私生子女的差別，西方國王也不像古中國的皇帝擁有三宮六院，他們同時只有一位合法妻子，但還可以有情人。合法妻子的子女為合法子女，情人所生的子女為私生子女，國王合法子女都有王位繼承權（只是有繼位順序差別），女性后代沒有被排除在外。私生子女沒有王位繼承權，除非議會特別授予某個私生子女王位繼承權；比如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當時的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直接被剝奪了國王之位，然后已經是尼德蘭（荷蘭前身）執政威廉三世的王后、詹姆斯二世的女兒瑪麗二世與丈夫一同成了英國國王，這是英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出現被認可的兩位國王的時期（西方曾出現“國有二主”的情況；而古中國歷來就是“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寫照）。古中國從不認為女性后代有繼承權，而西方則不這么認為，甚至會找到女性繼承人的后代來繼承王位。比如英國都鐸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伊麗莎白一世一生未婚，更無子嗣，死前指定有那么點親戚關系的詹姆斯一世繼位，開創了斯圖亞特王朝（古中國的新王朝都是打出來的，而英國的新王朝可以通過繼承的方式建立）。
古中國是嚴格意義上的男權社會，西方的封建社會并不是標準意義上的男權社會，只能說是以男權為主的社會。
古中國絕對的皇權要皇帝們的“大一統”意志得到很好的執行；
我們都說秦始皇是中國版圖的奠基者，他劃定了中國版圖的基本骨架。這不僅僅是因為秦始皇第一次把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納入版圖，更重要的是在于秦始皇徹底放棄分封制，全面執行郡縣制，雖然對全國管控加嚴，但幾乎告訴版圖內的子民，我們是一體，秦始皇可能沒有這方面的主觀意圖，但客觀上促進了所有人認識到我們是一個整體意識的出現；秦亡后，西漢王朝雖然出現了短暫的郡國二制并行時期，但隨后發生的七國之亂，給諸多百姓帶來災難，凡是動亂、戰爭，最先遭殃的是平民百姓，那樣分封制就不存在了基礎（所以后面的王朝只封爵而不裂土），郡縣制得到進一步推廣和深入民心，所有人自然而然就會有我們有同一個朝廷的想法，接受同一個朝廷的管轄，歷代王朝都遵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觀念。當儒家思想上升為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朝廷在選官治民過程中都嚴格地執行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中恰恰凸顯出了“天下共主”和忠君思想，這十分有利于統一局面的形成。我們也可以從今天采用的省市縣的行政區劃的辦法其實就是秦始皇開創的郡縣制的演變，可見郡縣制有多大的生命力。
古中國王朝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儒家思想更有利于促成統一局面
不知道有沒有人注意到，那些西方的君主死后沒有形成像古中國那樣的王朝陵墓群；因為西方國王死后，基本都葬在修道院，這一聽就是宗教場所；這與西方的君主通常都有宗教信仰有關；比如英國自從都鐸王朝的亨利八世要英國教會脫離羅馬教廷，并把英國新教立為國教開始，英國國王有的選擇做天主教徒，有的選擇做新教徒，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后的首位君主查理二世在位時長期保持英國的宗教信仰自由，但他在臨死前，皈依了天主教，成為了天主教徒。西方君主做教徒，死后埋在修道院，這些都跟其宗教信仰有關；而古中國的皇帝只有宗教傾向，沒有信教慣例，教權始終無法凌駕于皇權之上，反而成為皇權的統治工具，這與西方有很大的差別。一方面古中國最初的國家雛形出現時世俗王權獨立出現而沒發展出強大的宗教，而不像西方，教權與皇權伴生出現，兩個權力中心的存在是很難發展出“大版圖”國家的。另一方面古中國早早地出現了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各種學說登上歷史舞臺，這為歷代王朝的皇帝提供更加豐富的選擇，最終選擇孔子開創的儒學作為治國指導思想。儒學中很大的一個特點決定了王朝如何處理教權和皇權的關系，就是孔子說的：敬鬼神而遠之，這里的鬼神其實可以理解為宗教，孔子還是有神論者的。從政治學角度講，孔子是堅決反對宗教對皇權的干涉甚至凌駕于皇權之上。這樣古中國的宗教始終處于皇權的附屬地位，為皇權服務。再加上儒家的崇君、忠君思想，古中國的皇權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某修道院 網絡配圖
高比重的民族+絕對的皇權+儒家思想，這三方面雖然無法涵蓋我國版圖為什么越來越統一，西方國家版圖卻那么小，但我認為這些因素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