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都權傾天下，但本質不同。
曹丕、司馬昭走的路子一樣，都是父輩打下的基礎，水到渠成。司馬懿是丞相、晉王，是可以開府的，也就是說有自己的王府，有文臣武將，和當年曹操一樣。曹操謀士、戰將如云，名義上也是大漢的官員，但也是魏王自己的，他們聽命于魏王而不是漢帝。相反，朝廷大臣多無權力，政出王府，皇帝隨意被廢除，皇帝和朝廷已經成為擺設。司馬懿也是這樣從丞相再到晉王，死后傳給司馬昭。所以，司馬昭這個晉王想廢掉傀儡魏帝，只是想不想的問題。
而明朝，內閣首輔權力再大也只不過是個六七個人的議事機構的一把手，在宮城內靠墻角一溜幾間破房子里辦公。宰相擁有決策權、議政權和行政權，明朝的內閣制度，皇帝擁有決策權，議政權分給內閣，行政權分給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軍事、行政，直接對六部負責。這還是外庭，還有對等的內庭。權力是被相對分割和互相制約的。即便后來內閣首輔權力不斷變大，類似前朝的宰相，但性質還是不一樣。張居正位居首輔，想要推行自己的政策，也要與同僚周旋，和太監合作，并獲得太后支持，更不用說要篡位了。
魏晉時期的司馬昭與明朝時權傾天下的首輔，有相同的地方，但更多的還是不同。
他們之間相同的地方，是他們都是帝國的第二號人物，坐鎮中樞，決策施政，甚至架空皇帝，是妥妥的帝國實權派。他們之間不同的地方，是他們在帝國內部的權力來源及組成基礎。司馬昭除了是魏國的大將軍之外，還是世家集團的代表，還有自己的封地以及嫡系人馬。明朝的首輔大臣，則形同皇帝的秘書長，除此以外，就什么也沒有了。
就是這么點的不同，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元朝以前，中國常常出現權臣當國時能廢立皇帝，而明朝之后的所謂權臣就只能像劉瑾、和珅一樣斂財弄權，對皇權形成不了威脅。
中國的皇帝制度在設計上，是把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皇帝個人身上的。可是皇帝再怎么勤奮，他也不是三頭六臂，尤其是中國這么大個國家，這么多的問題，皇帝一個人確實忙不過來。所以，皇帝需要有幫手，幫助他處理朝政。這樣的幫手不好找，因為當時教育成本很高，天底下沒幾個文化人。最后的結果，就是“四世三公”、“五世三公”這樣的政治門閥出現了。他們的子弟和門生故舊，把持和壟斷了帝國的政治資源，并且相互之間建立了姻親關系，勢力盤根錯節。在地方上也形成了形同封國的勢力集團，直接聽命于族長，是帝國內部皇權之外的的獨立勢力。
搞到后來，在事實上就形成了皇帝與世家大族結盟的政治情形，皇權能夠被認可，來自于世家大族的擁戴。
這是皇帝制度被設計出來時意想不到的情景，是政治設計沒有和社會文化的進步匹配的結果，皇權被弱化，甚至皇權本身就是世家大族利益的代言象征而已。一旦皇帝想要收回權力，世家大族們自然不會樂意，他們就會自發地結盟起來，把那個想改變現狀的皇帝廢掉，重新立一個聽話的皇帝（傀儡）。
皇帝們肯定不想被這么挾持下去，所以，歷朝歷代的皇帝們天天都想著法子擺脫世家大族。皇帝們做這樣的努力，往往形成與世家大族針鋒相對的斗爭。皇帝要是強勢一點，皇權就伸張一點，可是雄才大略終究不是每個皇帝的標配，所以，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世家大族長期控制著政壇的走向。
司馬昭之輩就是靠著自己地盤上的獨立勢力，還有其他世家大族的擁戴，完成的篡位舉動。
這個情形到了宋朝就有改變了。因為皇帝制度的設計初衷，并不是讓這些世家大族們壟斷政治資源的，只是皇帝們沒有人才梯隊，不得不把行政權下放給他們。宋朝時科舉大興，這就讓皇帝們有了一個制度化的渠道，可以與底層百姓取得直接聯系，從中選拔人才。這樣做的好處是，皇帝們終于不用必須要從世家大族的子侄輩中選拔人才，這樣的結果就是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優勢逐漸被瓦解了。
元朝時用武力掃蕩一切，把世家政治的殘余也伴著馬刀的殺戮一并給清除了。元朝皇帝們在全國用了“行省制度”這個中央派出機構的做法，加上中央對地方的統治。不過，元朝的統治實在難稱的上成功，很快他們就被朱元璋給趕跑了。
朱元璋是個制度狂人。為什么呢？元朝滅亡之后，給朱元璋留下了很大的難題，也給他創造了一個絕好的機會。難題之一是元朝已經被打成了一片白地，機會則是一清二白的土地上，剛好可以承載朱元璋所設計的新制度，不會再有世家大族來阻撓了。
于是明朝的政治制度，在朱元璋手中就被設計成了君主專制制度，所有的權力都在皇帝那里，內閣的作用只是顧問，六部的權力也比較弱。皇帝大權獨攬，也不用擔心沒有官員來幫他治國理政，因為明朝的科舉士子們絡繹前來，充當明朝行政體系里的“流官”，他們與朝廷達官貴人之間沒有人身依附關系，也很難形成勢力。
雖然這是明太祖創立這套體制的初衷，可是這樣的制度只在洪武和永樂兩個朝代執行過。整個明朝，就只有洪武和永樂兩朝的政治體制非常接近于后來的滿清。到了仁宣之后,因為當時明朝文官治國的思想開始逐漸濃厚,具體的行政權向內閣和六部轉移，皇帝的行政權開始逐漸萎縮。
必須得承認，這樣的演變不是皇帝的初衷，但是是符合一個國家在穩定之后的官員的訴求的。
這種轉移景泰和天順兩朝基本完成，這是兩方面原同時造成的。首先,明朝的官員敢于直諫皇帝，敢于用禮儀道德束縛皇帝，對皇帝形成了制肘，他們能爭取到越來越多的權力。而皇帝不可能說一個人就能管理全國的政務，他也需要依賴內閣和六部大臣來幫助自己具體的執行行政權力。
這也不是什么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帝實事求是的需要依賴大臣們給自己做參謀。所以，明朝大臣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如在景泰時，景泰皇帝依賴于謙。天順時，英宗皇帝依賴李賢。到了弘治以后，情況就已經是明朝皇帝沒有辦法控制的了。皇帝變成了權力的來源和象征，但他們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經沒有辦法自由。
比如正德皇帝要南巡，權力意識大增的大臣們全體反對。嘉靖的大禮儀事件、萬歷的國本之爭，這表明，此時明朝的皇帝們已經變成了退居幕后的國家最高統治者，是行政權已經幾乎完全的落在了內閣和六部的手里。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懶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們都因為要權力和大臣們進行過殊死的斗爭。
皇帝是權力的來源，他可以給人權力也可以剝奪權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這是他唯一可以威脅大臣的地方。可是偏偏明朝的大臣不怕死，皇帝撤換了一個大臣，會有更多的大臣站出來維護這個集體的權力。所以，皇帝也苦于要不回自己作為統治者的行政權力,只能逐漸的退居深宮，做最高的決議人，所謂的廷議這種事情已經不太需要皇帝的參加了。這如同美國人在國會開會,基本上是不需要總統出席的，總統的任務只是決定是否同意國會開會所達成的意見。
在明朝中期以后做皇帝很難的，如果你對權力表現的多一點興趣，那結果可能就是嘉靖的大禮儀事件，你會被冠為“暴君”的稱號。如果皇帝認為爭取不到權力，干脆對大臣們好一點，皇帝自己退居深宮算了同樣被人罵懶惰。我們來看清朝皇帝和明朝皇帝的比較,就知道明朝皇帝在做皇帝這一點上比清朝皇帝辛苦多少!
文官集團雖然把持了行政權，可是組成文官的基礎已經不是世家大族，而是“流官”了。這就是皇帝們可以摻沙子、使絆子的空間了，聰明一點的皇帝是絕無可能讓文官們做大繼而形成人身依附關系的勢力集團，所以皇帝們居中制衡，他們往往擅長于爭斗平衡藝術。明朝文官們始終不能一家獨大，且內部也屢有分化，內斗爭斗稀松平常（黨爭），自然也就不敢篡位了。
三國時期曹操恢復了丞相制度，后面慢慢有封為魏公魏王加開府這是有絕對的權力的。后來的司馬家族也是依葫蘆畫瓢有樣學樣，等到司馬昭篡位的時候一切水到渠成。明朝的首輔有時權力也很大，但這遠遠不能相提并論了。內閣說白了也就是一個秘書機構，是因為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后后世之君為了處理繁雜的朝務而設立的。首輔當然權力也很大，但這取決于皇帝對自己的信任程度。明朝的特務機構遍布天下，皇帝掌握著為自己負責。別說篡位了能當好自己的首輔有何平安的歸宿都很不錯了，張居正就是最著名的代表活著的時候確實也權傾天下死后就被清算了。說實話明朝尤其是文臣特別喜歡內斗，權力也早已分化再也不可能存在司馬昭的那個時代了。明朝的言官也是非常厲害的，他一天總盯著你沒事也要找事更何況有不臣之心了。
因為明朝是二套執政班底啊，有內閣就有司禮監。有六部大小衙門就有二十四局，各地有巡撫就有鎮守。除非能同時控制二套班底才有可能。
兩者所處的時代不同。
一、從東漢時期開始，中國開啟了一個新的政治制度:士族門閥政治。光武帝劉秀是通過籠絡南陽士族、河北士族的力量才建立東漢王朝，后面的魏晉乃至隋唐的建立都是采用這種政治制度。曹魏正是延續了這種政治制度，這一時期九品中正制也應運而生，曹氏與世家大族形成一個綜合體，他們一起統治偌大的帝國（說白了雙方就只是一個合作的關系）。也可以看出來這一制度的缺陷就是皇權根基不牢固，統治者需要依靠高超的政治能力，以及對世家大族的分化瓦解（拉攏實力派）才能維持帝國的平衡局面。
而司馬家族在司馬懿的經營下已經成為了世家大族的代表，他們形成一個共同體來對抗曹氏，曹爽也是依靠軍權才能勉強維持住局面，根本做不到唯我獨尊。隨著曹爽的倒臺，曹氏的根基已經被徹底的拔掉，倒臺只是時間的問題。
而司馬昭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司馬家族，而是曹魏內部所有世家大族的代表，他們一起架空了曹氏的皇權，換言之此時的世家大族代表已經由原來的曹氏變成現在的司馬氏，所以對于司馬昭而言篡位是輕而易舉的。
后面隋唐的建立也是如此，關隴貴族占據著重要地位，他們前前后后支持宇文家的北周、楊家的大隋、李家的大唐，之所以改朝換代如此頻繁的原因就是皇權根基不穩，士族力量太大所導致的。
二、唐朝先進的官僚政治制度。
說起唐朝的建立，狹義的說法就是李淵從太原起兵占領長安，李世民消滅各地軍閥勢力才建立的。但是本質上是原來支持隋朝的關隴貴族拋棄了隋煬帝楊廣，轉而支持李淵，共同組建大唐。也是依靠關隴集團的力量，大唐才建立全國的統治。
但是李淵、李世民充分意識到了皇權問題的不牢固，究其緣由就是魏晉以來的門閥政治架空了皇權才導致這一現象。因此唐朝完善了三省六部制，這一制度慢慢替代了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大大制約了相權，權利分散三省六部既明確分工、相互監督、提高了辦事效率，又鞏固皇權。隨著李治時期關隴集團的覆滅，漢末魏晉以來皇權一蹶不振的問題得到了徹底的根除，君臣雙方之間的關系由原來的合作關系已經發展成為從屬關系（說白了就是:你給我打工，我給你發俸祿），這也是影響后世千年的官僚政治體制，并且一直沿用到清末。
三、早在唐初就已經開啟了影響后世千年的官僚政治制度，明朝也把這一制度發揮到極致。
明太祖朱元璋貧苦出身，深刻知道權力的重要性，因此在建國只是就一直在為中央君主集權做打算，甚至不惜廢除了從秦始皇時代設置丞相職務，只為實現大明皇帝的為我獨尊。朱棣時代設置的內閣也具有丞相的工作智能，但內閣只負責擬票，真正的決策權在皇帝手中，而軍事、司法、行政權都在六部，六部之間互不統屬，都只對皇帝負責，中后期還有司禮監的披紅，也進一步限制了內閣的權利。即使如張居正當內閣首輔，披紅需要找馮保商量，決策需要找李太后（由于萬歷年幼，李太后監護），此外還有錦衣衛、東廠等特務機構監察百官的一言一行，他們只聽命于皇帝，百官一旦有異動可直接逮捕。
因此，明朝看似權傾天下的內閣首輔只不過是皇帝的行政秘書，具體決策權在皇帝手中，實際權在六部且六部互不統屬只聽命于皇帝，錦衣衛、東廠監察百官，想篡位做夢去吧！
司馬昭？明朝？可以說宋以后就沒出現權相篡位這種事了！這完全取決于他們的政體不一樣，宋以后就都是相權分散，到明朝更是連宰相都讓朱元璋給取消了，雖然在朱棣手中恢復成內閣制，但以朱棣的性格那也不會讓一個職位有太高的權利，所以看似后來內閣首輔權利大到皇帝不上朝都一樣管理國家，但仔細想想其實還是權利分制和內外權利制衡起的作用（比如朱元璋設立的言官制度。誰的權力大，必然會被罵的狗血淋頭。在這種言論的環境下，保住自己的位置已經很不容易了。還想篡位當皇帝。怎么可能？）。所以權相能篡位那也是因為宰相權利已經大到別的權利已經制衡不了他了。到了最后權相自然而然的就想當皇帝了！曹操和他的兒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曹操雖然當時權傾朝野，但其他軍閥（蜀、吳）還是眼睛盯著他的，誰篡位誰就是天下公敵，所以他就只能是丞相。而他兒子曹丕就沒他老子那么高的威望，他只能用更高的位置來穩固自己的權利。
1、環境不同所導致的人思維觀念的轉變。
看三國，曹操一直以丞相自居。
曹操死后，曹丕篡位，成了皇帝。
司馬是丞相。
看著學。那自然不會甘于其下。
三國演義的核心觀念——天下之大，有德有才者得。
故而篡位這個詞在當時是不存在的。
人們只服從有能力的領導。
所以，可以成功。
而造反也心安理得，我有能力為何不可一統江山？
2、樹大根深。
曹操前期打江山時，親歷親為。才組建了自己一套忠心的班底。
后期司馬懿帶曹操出征。
自然也會組建自己的班底。
而曹操前期的班底依然老去。
司馬家的班底剛剛組建，全是正值壯年的實力班底。
篡位不過是水到渠成。
3、再說明朝。
朱元璋殺功臣，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三國給的結果。
所以，朱元璋手下有名的謀略家待功成名就后辭官歸鄉。
剩下的都是保皇派。
不論貪污還是清廉。
無人會考慮造反的事情。
就是貪污也是想過的舒服。
沒想過當皇帝。
司馬昭可以篡奪曹魏的皇位，那是司馬氏父子三人經過幾十年的精心安排的結果。司馬懿在魏國帶兵幾十年，軍中已經有心腹，用計賺取曹爽軍權以后，更是將魏國軍隊從下到上換成司馬家的人。司馬懿之后的司馬師，司馬昭，虎父狼子，司馬師率軍征吳，眼睛中箭臨死前，把軍權交給司馬昭。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權在握即想將皇位奪。此時魏國的政權軍權都在司馬家族人的掌控之下，取曹魏政權易如反掌，無人能阻擋，且順理成章，曹氏皇帝僅是傀儡一個。
明朝的首輔，明太祖撤消丞相制，改為閣臣制，己將首輔的權限大大的限制。首輔僅是皇帝的秘書，寫寫敕旨詔命，并無實權。且首輔對軍隊廠衛無指揮權，看似首輔權力極大，其實并無行政指揮權。明朝的六部分權制，決定了任何人都無權篡位。
內閣首輔是皇帝任命的，任免權在皇帝手里，權力來源于皇帝，而且手底下沒軍權，靠啥篡位？
和明朝太監一樣，皇帝想用你 你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想用你了，生死不過是皇帝一念之間。劉瑾 魏忠賢夠權傾朝野了，朱厚照和朱由檢照樣把你安排的明明白白，該殺就殺了。
司馬昭大權在握，手里得有多少兵馬，敢造反抵抗的通通殺了，要不要篡位只是看他想不想而已。
明朝實行衛所制度，軍權被一分為二，各地的兵由五軍都督府管，但是五軍都督府不能指揮這些兵去哪里做什么，只有兵部任命的一個將軍才可以指揮這些兵，否則這些兵只能留在固定的地方種地，所以首輔做不到獨掌軍權，也就沒有資本篡位了
如果張居正能大權在握二十年，如果萬歷像他孫子天啟一樣缺心眼，那一切就都不好說了。
張居正作為明朝最有權力的首輔，實際執政十年，十年間的他的權勢之大，已經讓人感到有些瞠目了。當張居正從北京回湖北老家省親之時，沿途的藩王都紛紛親自出迎，賣力地巴結這位說一不二的大人物。
如果張居正繼續執政下去，慢慢地在人事方面提拔忠于自己的人選，同時又和馮保緊密配合，控制好內廷。那張居正縱然不會親自篡位，但是操控皇帝于股掌之間，讓大明江山實際改為姓張，那還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換句話說，張居正自己不當皇帝，但是當個曹操司馬懿還是可以做到的。
同樣的道理，魏忠賢的權勢比張居正還大，都公然自封九千歲了，如果時間長了，他篡位奪權也不是不可能。但是魏忠賢實際上掌權的時間也就是兩三年而已，實在是太短了，根本就不夠用來篡位的。
因此，明朝之所以沒有被人篡位，很大程度上還是個機遇問題。在張居正和魏忠賢的權勢面前，什么內閣六部，什么錦衣衛東廠，什么言官諫臣，哪里有人敢說個不字？同時，又以明朝文武官員后來紛紛屈膝投降滿清那份德性來看，如果張居正或是魏忠賢篡位，肯定也會是官員們大家伙兒爭著勸進，紛紛向新主子山呼萬歲的。
實際上，像明朝這樣的專制制度，不管怎么在具體辦事程序上花樣翻新，都無法從根本上避免政權的顛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