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蘇軾分別站在唐、宋兩朝的文學之巔，兩人個性迥異，而文才相當；后人多以“仙”相稱，李白多被稱為“謫仙人”，蘇軾多被稱為“坡仙”。從后人的評價中可以發現，大多數人都認為二人皆有“仙”的氣質。對于李白，余光中寫道，“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體現了李白豪邁、瀟灑的形象，是盛唐文化最有活力的象征。對于蘇軾，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宋神宗：“才與李白同，識比李白厚”；王安石：“不知更幾百年，方有此人物。”李白與蘇軾的創作個性具有“曠放”與“曠達”的差異——李白外放熱烈，蘇軾內效冷靜。
李白和蘇軾作為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成就非凡的文人，也是各自時代的代表人物和文化界的領軍人物！他們身上幾乎凝聚了所有中國古代文人的際遇、才華和悲喜。他們皆從蜀地而來，有著超越常人的文學才能，在各自所處的時代和貧民乃至天子接觸，一生都在追求心理的安然閑適和自我價值的實現。稍顯不同的是，李白高邁于時代之上追求理想和自由，蘇軾則在不斷地審視苦難、反省自我中實現超越。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生活環境，使得他們的性格和人生態度同中有異，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詩風———李白激越，蘇軾清雄。
李白與蘇軾的出眾之處，就在于他們在不懈的追求中超越了自我，甚至超越了各自的時代。人可以走多遠并不是看他的腳步所到之處涉及多么寬廣的領域，而是他的人格和思想能夠炳耀多久。不論是因為特殊時代文人擁有漫游的特點以及向往自由而游歷山川，如李白，還是由于屢次被貶、無可奈何而流連各地，如蘇軾，他們在山河間留下了蹤跡，他們的精神也在天地間回蕩。
下面就李白和蘇軾的豪放、思想、飄隱、月意象、酒意象五個方面進行比較：
第一、李白與蘇軾豪放之區別
李白和蘇軾歷來被認為是各自朝代豪放派的代表，代表了各自朝代的時代精神和最高文化水平，但是由于社會文化環境、他們各自的人生經歷等的不同，他們的豪放的內涵又是有很大區別。
李白和蘇軾這兩個不同時代的文人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儒、道、釋思想對他們一生的影響都很大；二人同出自蜀地；都執著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人格，都是各自時代文學的最 高代表，風格都比較多樣，而且風格都比較豪放等等，因此歷來就有不少人喜歡把這兩位文學大家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例如，清代劉熙載稱蘇軾的 “豪放之致 ”時 “與太白為近”；清代王國維在《清真先生遺事 》中也說：“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當代李澤厚也認為在飄逸的詩風上“蘇（軾）近于李（白）”。通過了解各自的時代文化環境、個性及人生經歷等，從而發現他們的豪放的 內涵是有很大區別的。具體分為以下幾點。
- 1、李白的豪放——感性的、外向的；蘇軾的豪放——理性的、內向的
一方面，對于李白，林庚先生曾經這樣評價過李白：“是歷史上一個最具有鮮明性格的詩人 ”、“天真到驚人的淳樸”。李白的性格中更多是一種孩童般的天真單純，是一種不拘小節的率性而為，是一種毫不掩飾的張揚。因此，他想到什么就會說什么，就會在他的詩中寫什么。他沒有成人的練達與世故，如世人奚笑他，他則以孔夫子“后生可畏”自勵；皇帝宜召進京，他高唱“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被賜金放還，他能自我安慰，“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李白是感性詩人，他的詩歌中沒有過多的理性思考，絕大部分是抒情詩，在這些詩歌中，詩人不是冷靜細致地表現生活，而是借助豐富而奇獨的想象、大膽的夸張、新奇的比擬將他的情感一噴而出。嚴羽評價他的《將進酒》時說：“一往豪情，使人不能句字摘賞。蓋他人作詩用筆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噴即是……”。這便是對他情感感性、外向的最好說明。例如在表達強烈的憤懣時，他大聲地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長風破浪會有時”、“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在批判 安 史之亂時，沉 痛地呼喊：“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他的詩歌或如江河入海，奔騰不羈；或如驚濤拍岸，波浪自涌；或如雷霆震怒，撼天動地；或如飛流直下，銀河落天。當我們在讀李白的詩的時候，常常會感覺到有一種氣勢在鼓蕩人的思潮，有一種主體生命在展示，有一種自我精神在張揚。這種力量、氣勢和精神，不是別的，就是詩人那排山倒海、難以遏止的外向的感情。它“使蓬勃奔放的生命激情獲得奇異精美的具象性載體”，當“神思襲來，往往使生命主體盡情地把自己的生命向外發散，從而使人與宇宙萬物產生了一種新的生命因緣”，并“通過對生命潛能的激發、宣泄、畸變、升華和幻化，于醉心騰躍和醉眼朦朧中，體臨著生命的種種臨界狀態，看去了生命的內在秘密”，“讓它程度不等地在脫離世俗約束和自我壓抑的自由狀態中，與神話、與歷史、與宇宙、與人倫進行坦誠直率而恣肆放縱的心靈對話。
另一方面，對于蘇軾，蘇軾沒有率性而為，在面對仕途的起起落落，面對親人、友人的離別，人生的漂泊，他沒有像李白那樣即刻宣泄出來，表現出來更多的是一種內斂、一種理性的思考。正如李澤厚對蘇軾的評價：“（蘇軾）通過詩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之感，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的退隱、歸田、遁世更深刻更沉重”。《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這首詞便很好地體現了蘇軾這一點，政治的失意，親人的久別不能相逢，固然使作者難受，但作者沒有一味地沉浸在這種痛苦當中，月的陰晴圓缺，讓作者想到了人生在世不可能什么事也如意，有聚便有散，那么政治上的得意和失意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何必為月之別時圓而苦悶呢？何必為暫時的離別和失意而悲哀呢？這樣一想，詞人便轉入了理性，采取了豁達、樂觀的態度，化怨恨為曠達。“但愿人長久”，突破了時間的局限“千里共嬋娟”，打通了空間的 阻隔，在人事與天道、短暫與永恒的理趣中消釋了失意與離愁。
- 2、李白的豪放——是飄逸；蘇軾的豪放——是清曠
一方面，對于李白，李白性格坦率，作詩自由揮灑、筆走龍蛇，詩的內容一般都是他內心最真實的感受，他有什么情緒變化也會立刻反映到詩里，因此他的詩有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有如孤云野鶴式的飄逸。關于李白的飄逸風格，歷來都有許多詩人和評論家進行過總結，其友任華稱：“古來文章有奔逸氣，聳高格，清人心神，驚人魂魄。我聞當今有李白。”（《雜言寄李白》）；晚其１１歲的杜甫在《春日憶李白》一詩中也說：“白也詩無敵，拱然思不群。清新庚開府，俊逸鮑參軍；王安石說：“白之詩歌，豪放飄逸，人固其及。”嚴羽說：“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滄浪詩話》）讀李白的作品，我們總會感覺到他的這種閑逸灑脫，風格爽朗，神韻悠然，奇思絡繹。譬如《送友人入蜀》：
見說蠶叢道，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云傍馬頭生。芳樹籠秦棧，春流繞蜀城。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
為友人送行，崎嶇高陡、艱險難行的旅途，被作者寫的如此輕松活潑，使友人不但沒有了對艱險山道的畏懼，卻如尋幽探勝一般，勇往直前。在李白的筆下，“山從人面起，云傍馬頭生”的艱險根本不算什么，有的只是“芳樹籠秦棧，春流繞蜀城”的美麗誘人風景。《唐宋詩醇》的編者評云．“此詩額聯承接次句，語意奇險，五六則欲纖矣。傾聯極言蜀道之難，五六又見風景可樂，以慰征夫，此兩意也。一結翻案，更饒勝致。”此詩雖寫旅途之險峻，卻能以輕快的筆調出之，氣度從容，極盡瀟灑飄逸之態。
另一方面，對于蘇軾，如果說李白的感情可以像“黃河之水天上來”一樣噴吐而出，在外部世界自由揮灑，那么蘇軾更多的是用理性的眼光去觀照他的所經所歷，在內心深處尋找一種解脫，從而形成一種清曠適意的風格。關于蘇軾的清曠，前人早有比較詳細的論述：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東坡之詞曠" ；葉嘉瑩女士言蘇軾詞往往“具有一種哲理之妙悟式的發自內心襟懷方面的曠放" ；劉揚 忠先生認 為即使是 蘇 軾詞中的 婉約之作，也呈現“婉中有曠的特點”。尤其是在“烏臺詩案”后，作者的清曠適意在作品中的體現更加明顯。讓我們看一首《定風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 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首詞和《念奴嬌》作同一年，是一首以小事寓哲理的地地道道的曠達詞。上片寫半路遇雨時冒雨徐行的泰然自若之狀，下片寫雨后景物及由此悟出的人生哲理。旅途 遇 雨是生活 中 很普遍的 一件小事，作者用自然界之雨來比喻政治挫折、人生風雨。“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是全詞的精髓，表達了作者經歷人生挫折風雨后參透人生的曠達胸懷。
- 3、李白的豪放——帶“狂妄”，蘇軾的豪放——含“內斂”
一方面，對于李白，作為一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骨子里是“狂妄”的，他的狂妄不僅表現在對自己的絕對自信上，更表現在揮金如土以及對權貴的不屑一顧。他屢屢或自比為高飛九萬里、擊水三千里的大鵬，或自比為姜尚、魯仲連、謝安等歷史上曾建立不世奇勛的傳奇式人物，他為自己設計的仕途也不是走一般文人的科舉之路，而是渴望有朝一日能一鳴驚人，一飛沖天，由布衣一舉而至卿相，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他的這種自命不凡、傲岸自負在他的許多詩文中都可找到證據：“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堯舜之事不足驚”（《懷仙歌》）、“鳳歌笑孔丘”（《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誰識臥龍客，長吟愁斑鬢。”（《南陽行》）；同樣，在他的詩文中我們也能找到他揮金如土對待金錢的態度：“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將進酒》），“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上安州裴長史書》）；李白雖然生活在一個講究等級、禮法、名分的社會里，可是在他的眼里是沒有什么權威與等級的，他對那些王侯貴族表現出極度的鄙視：“一醉累月輕王侯”（《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王侯盡是平交人”（《少年行》）、“五侯七貴同杯酒”（《流夜郎贈辛判官》）、“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游天姥吟留別》），甚至他把當朝天子也不放在眼里，他可以“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甚至說玄宗“徒希客星隱，弱植不足援”。這正如任華對他的評價：“數十年為客，未嘗一日低顏色。”（《雜言寄李白》），在那樣的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里，他可以肆無忌憚地嘲笑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封建等級秩序，他真是“狂妄”至極。
另一方面，對于蘇軾，如果把李白的至極“狂妄”比喻成一杯烈酒，那么蘇軾的“內斂”更像一杯清茶。他也才華橫溢，甚至他的文學、政治才華遠遠超過李白，這正如宋神宗所言：“白有軾之才而無軾之學”和李白“狂妄”的那種無所顧忌相比，蘇軾對現實的抗爭表現出的更多是內斂。在對待金錢和權貴的態度上，蘇軾也和李白有著很大的和不同：他在《與蒲傳正》書中勸蒲節約用度，善自經營產業；在被貶黃州后更是生活極度節儉；即便在晚年遠謫海南時也還要聲明“君命重，臣節在”，依然強調君命臣節，這也顯示出他與李白豪放的區別之所在；同樣是在思索宇宙，李白的詩《日出 入 行》和 蘇 軾 的 詞 《水 調 歌 頭》（“明 月 幾 時有”），卻表現出了他們對待宇宙自然的截然不同的態度：李白落腳于 “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悻同科”，充滿了主宰宇宙的自信霸氣；蘇軾卻認可、順應了生命缺憾，頓悟出“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人生哲理。
李白和蘇軾和豪放的內涵有如此多的不同，當然和他們各自所處朝代的社會文化環境、各自的性格以及人生經歷等有很大關系。
第二、思想不同，李白——道家思想為骨，蘇軾——儒家思想為主
- 李白：道家思想為骨，崇尚個性解放
李白跟任何一個普通的文人一樣，有儒家濃厚的忠君觀念，一生的志愿就是“愿為輔弼”，而當其輔助君王安邦定國的宏愿不能為世人理解時, 他的濟世思想便化為內心深沉的痛苦“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鄴中贈王大》）。要擺脫這種痛苦，李白除了借助于“酒”這個外物外，在內心更多的是依靠道家崇尚自然、無拘無束的思想來自我排解。
同時，道教鼓吹的神仙世界，投合李白熱愛自由、向往自然的性格。現實生活的黑暗齷齪使他更強烈地幻想和追求美好的神仙世界。道教給李白安上了神游四方的想象翅膀，使他的詩歌增加了神奇飄逸的浪漫色彩。“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為神仙者，殆十三四”（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一）。學道問仙是李白求官入仕的“終南捷徑”；仕途失意，被放還山后，則是他排遣憤懣的方式。而他的隱逸頹放，及時行樂，一生死、齊萬物等消極思想也都源于老莊思想。
- 蘇軾：儒家思想為主，閃耀著理性的光輝
蘇軾的思想比較復雜，兼收并蓄地吸收了儒、佛、道三家思想，政治上以儒家思想為主，主要表現為“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但在處世哲學方面，其思想就更多地向佛、道兩家靠攏，尤其是在政治生涯屢遭打擊之后，他常常要靠佛理道學來排解人生的不幸和苦悶。正如其詞作《定風波》所云：“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枝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詞中正透露著倦鳥知返的心情，渴望如陶淵明一樣“歸去”過上自由自在的田園生活，這就是他樂觀曠達的性情所致。
蘇軾的曠達不是個體現象的，而是受到整個宋朝理性精神的影響，其思想內核是對傳統思想的超越和理性的思索。讀蘇軾的作品，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其中含蓄深沉的人生思考，以及在這思考中閃爍著的理性精神。蘇軾遭遇烏臺詩案被貶黃州之后，其人生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曾長時間閉門不出，鉆研佛經及道家學說，寫下《東坡易傳》等著述。他學會了從哲學的角度看待人生，以理性的思索來判斷周圍世界，所以才能悟透人生的得失對錯、悲歡離合，也正是具備了這種理性的哲思，才能獲得全新的超然物外的人生觀，達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在蘇軾身上，我們看到的是樂觀曠達、睿智灑脫、寵辱不驚，他是一個身居朝廷而忠誠耿直，淪落鄉野卻無沮喪悲觀的智者形象。
第三、逸隱方式不同，李白——“身隱”，蘇軾——“心隱”
- 李白“以隱待仕”的“身隱”,
李白：一個不純粹的隱士，隱居生活貫穿其一生，可以說是“身隱”切切實實的實踐者。李白前半生的隱居是為了出仕做準備，后半生被迫回歸隱居生活，卻人在山野,心在魏闕，始終沒有忘懷自己的政治抱負。
唐朝寬松的文化制度背景下，儒釋道三家思想在當時出現了并駕齊驅的勢頭，三教合一的形勢已經初露端倪，很多文人既有“安邦定國”的理想，又受到魏晉隱逸之風的影響，樂于仿效前人的隱逸生活，這就使得隱逸之風大盛，甚至出現了“終南捷徑”的特殊隱逸形式。李白雖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崇尚自由自在的隱居生活，并且多次付諸實踐，但他從未忘懷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李白的隱居是為了出仕，雖是“身隱”，卻是“以隱待仕”。
公元722年, 李白隱居在青城山，并且一隱就是三年。公元736年，李白舉家遷居山東，他仍四處漫游，并和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污一起隱居在徂徠山，終日狂歌縱酒，號稱“竹溪六逸”。在他四十二歲被皇帝召入長安之前的二十多年時間里，他一直居無定所，或游歷或隱居，然而李白的隱居生活并沒有讓他達到出仕的政治目的。
天寶元年，42歲的李白終于得到玄宗的征召入京，他滿心歡喜，“仰天大笑出門去”,然而這次的入仕不過是成為替皇帝粉飾太平的文學近侍，與他“大濟蒼生”的政治抱負相距甚遠,又因受到了權貴的排擠，僅僅三年不到的時間， 李白就被賜金放還。他憤然離開長安,又開始了到處游歷的生活, 期間見了不少友人，這其中就包括一些隱士，比較出名的就是《將進酒》中的“丹丘生”，經常與他們一起飲酒解愁，因此寫下“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這種充滿憤激之情的詩句。這段時間里李白還在廬山、當涂橫望山、霍山等地隱居多時。訪仙求道，對于李白來說，實在是一種無奈之舉，李白在《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云》中傾吐了自己的郁悶：“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他既對時局不滿，又無法忘懷三年在朝的政治生涯，既想縱情于山野之間，又心懷不甘，“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梁園吟》)，覺得自己應該還能大有作為。李白始終處在一種出仕與隱逸，理想和現實不斷沖突的矛盾之中。正是由于這種矛盾，李白既不能像那些一些追求功名利祿的政客們一樣在官場上曲意逢迎，又不能完全拋棄政治抱負，寄情山林，做一個真正的隱士。
- 蘇軾身處仕途、歷經貶謫后的“心隱”
蘇軾：一生宦海沉浮，并未真正歸隱，但他的詩文中所流露的對自在的田園生活的向往之情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或事實上的隱逸思想要更深厚。因此，蘇軾在隱逸思想上主要表現為“心隱”，而這種這種隱逸形式是他調劑心態的一帖良藥。
蘇軾的一生始終處于北宋新舊黨爭的政治漩渦中，雖然“奮力有當世志”（《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但其飽經風霜的仕途使他的政治理想充斥著濃郁的政治憂患和生命憂患。元豐二年發生的“烏臺詩案”，把蘇軾打落人生的谷底，幾乎危及生命的巨大打擊導致他重新思索人生，促成了他人生態度和創作風格的轉變。如被貶至黃州時寫的《初到黃州》：“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詩人雖是被責罰在身，內心滿懷哀怨，但我們從詩中卻看到詩人以詼諧自嘲的筆調直抒內心對被貶的感受，欣賞自然之美來聊以自慰，隨緣自適的灑脫溢于詩外。
雖然人在官場，身不由己，但這并不妨礙蘇軾在艱難的生活環境中尋找歸隱的樂趣，只要心是自由的，身體不自由也就無足掛齒了。在謫居的日子里，蘇軾寫下了大量的，自我療傷、自我開解的表達“心隱”的詩句。如，“人生本無事，苦為事味誘。”《夜泊牛口》“塵勞世方病，局促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為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西江月》“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許州西湖》“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臨江仙》等。在報國與憂身，欲歸與不得的矛盾之中，蘇軾只得在“歸隱”的精神暢想中汲取自我性情的怡悅，在假想的世界里，在釋道的超脫境界里淡化著失意和憂患，在輕松自由、無牽無掛、安適平衡的感覺里找回失落的自我，駕駛“歸隱”的心舟，在詩筆妙章里實現自我價值。“心隱”成為蘇軾仕途險境中療治創傷，尋求心理平衡的一劑良藥，他的政治抱負和“歸隱情結”終于由“心隱”這一人生法寶實現了統一，從而達到了超越自我、渾然物外的圓滿人生的文化境界。
總之，無論是李白“以隱待仕”的“身隱”,還是蘇軾身處仕途、歷經貶謫后的“心隱”，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影響，只是因為所處的時代不同，兩人的性格的差別，導致他們表達隱逸思想的方式不同，其隱逸實踐所產生的作用也不同。隱逸文化從來不是社會的主流，它是封建時代文人或表達政治訴求或抒發個人志向的產物，是主流文化的補充，因此隱逸思想也并非完全是失敗避世的消極思想。隱逸思想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是一種體現個性化的文化現象，而以李白和蘇軾為代表的唐宋文人為我們呈現了一副豐富燦爛的隱逸文化畫卷。
第四、兩人筆下的月意象，李白——清逸仙境，蘇軾——清空禪境
月意象在李白、蘇軾二人筆下是個十分突出的意象類群，二人筆下的月意象在審美內涵上有著明顯的差異。審美境界方面，李白和蘇軾筆下的月意象，一個清逸仙境，一個清空禪境; 審美功能方面，李白主要是壯大自我之情懷，蘇軾主要是透悟歷史與人生; 審美特性方面，李白筆下的月意象集中體現為情重于思和超凌現實，蘇軾筆下的月意象則集中體現為思重于情和出入現實。
- 1、月意象境界不同，李白月意——清逸，蘇軾月意——清空
對于李白，李白筆下的月意象多具清逸之美，充滿憑凌天地、自由蒼茫的仙氣。如《古風》( 搖裔雙白鷗) 寫白鷗“寄影宿沙月，沿芳戲春洲”。《鳴皋歌送岑征君》寫友人“盤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風兮寂萬壑”。《金陵城西樓月下吟》寫自己在“白云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的幽境中感受到古今一轍之理。《江上贈竇長史》這樣寫江行之游:“人疑天上坐樓船，水凈霞明兩重綺。相約相期何太深，棹歌搖艇月中尋。”《月夜江行寄崔員外宗之》寫江上之景云: “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覺云林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這樣寫“我”之豪情: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梁園吟》中，詩人在“我浮黃河去京闕，掛席欲進波連山”的行程之中觀覽到“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云”的蒼茫荒涼景象，遂生懷古之情，并領悟到“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的道理。詩人為了表達自己任情遨游的那種忘生心境，甚至對高潔之人事也表示了不屑。《行路難三首》之三云: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云月?”以“無名”為貴，“無名”即是獲得與天地齊驅的“大名”。詩人的灑脫不羈竟超過了古人以及云月。
對于蘇軾，蘇軾筆下的月意象也具有“清”的特征，只是少了李白的那種逸氣、仙氣，多了一層禪悟的“空境”，表現為一種入禪之境。《點絳唇》( 閑倚胡床)云: “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次韻江晦叔二首》其一云: “幸與登仙郭，同依坐嘯成。小樓看月上，劇飲到參橫。”《念奴嬌·中秋》云: “憑高眺遠，見長空萬里，云無留跡。桂魄飛來光射處，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瓊樓，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境界清空灑脫。《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以“豈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艷排冬溫。松風亭下荊棘里，兩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嬌墮砌，月下縞衣來扣門”來極寫梅花生長環境之荒僻與色澤之瑩潔，有自述固窮守潔之意。《次韻吳傳正枯木歌》云: “天公水墨自奇絕，瘦竹枯松寫殘月。”豈非正是對自己一身傲骨的刻畫? 蘇軾甚至十分喜愛月光映落酒杯的清冷境界:“先生獨飲勿嘆息，幸有落月窺清樽。”“山城酒薄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又如《東坡》詩云: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確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笑傲崎嶇世路，唯心底澄明。樂得自在，禪味雋永。《木蘭花令·次歐公西湖韻》在悼念亡人時寫道: “與余同是識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境界十分清空寥落，甚至有一絲蕭瑟意味，充滿了回環不盡的禪思厚味。
李、蘇二人分別在“清”中注入“逸”和“空”的元素，造成仙境與禪境的不同，這正反映了二人在品讀人生方式上的差異。大體而言，李白更以獲得情的發展為歸宿，蘇軾 則更以獲得悟的契機為歸宿。
- 2、月意象功能不同，李白月意——壯大自我，蘇軾月意——透悟人生
李白和蘇軾都以詩詞文作為自我陶寫和自我展現的表達工具，都在其中留下了最接近于“我”的那個精神形象。但二人筆下的月意象在審美功能上具有比較明顯的差異，李白主要是壯大自我之情懷，而蘇軾則主要是透悟歷史與人生。所謂“壯大自我之情懷”，即是以自由抒情為主要出發點，表現出情感濃厚、襟懷闊大的抒情情懷。所謂“透悟歷史與人生”，即是以明心見性、自我反省、感悟歷史與人生為主要出發點，表現出品格高澹、思理深邃的抒情情懷。
對于李白，李白寫月偏重于任情遨游，在詩中充分凸顯自己的性情人格，展現那個獨立剛大、與物同游的“我”。在《月下獨酌》之一中，詩人由“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行樂而產生與明月“永結無情游，相期邈云漢”的意想。《月下獨酌》之三又云: “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老莊思想中“有”和“無”是一對相關概念，“有”生于“無”，“無”為最大之“有”。李白這里正是用“無情”來表達自己情懷之至大，用“無身”表達“此身”超越形骸，獲得與宇宙齊觀、與天地同大的至大之身。李白在詩中喜以“弄月”來表現自己的灑脫風采，如《鳴皋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崖山 居 》云: “憶昨鳴皋夢里還，手弄素月清潭間。”《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云: “一振高名滿帝都，歸時還弄峨眉月。”當然，“賒月”似更能表現李白與物相游的風采，如《送楊山人歸嵩 山 》云: “暫就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云: “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云邊。”李白又喜稱“花月”“秋月”，二詞都直接訴諸感官享受，引發人的情感反應。如《幽州胡馬客歌》云: “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襄陽曲四首》之一云: “江城回淥水，花月使人迷。”《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每憶邯鄲城，深宮夢秋月。”《淥水曲》: “淥水明秋月，南湖采白。”《玉壺吟》云: “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情感或低沉或輕快。詩人之情懷有時在時間或空間上被展現得十分遼闊深長，如《攜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云: “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月、黃鸝都似乎與詩人一樣產生了懷古感時的情緒，古今蒼茫，萬物同一體會。《子夜吳歌·夏》云: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搗衣聲傳來的愁緒和聞搗衣聲而產生的愁思已蔓延到長安萬戶。李白另有一詩《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正可概括其壯大情懷的審美目的性，酣暢萬古情、斟酌萬古情，這的確是李白人生的最佳寫照，詩云：
萬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孤月滄浪河漢清，北斗錯落長庚明。懷余對酒夜霜白，玉床金井 冰 崢 嶸。人生飄忽百年內，且須酣暢萬古情。
對于蘇軾，蘇軾寫月則更多地是為了內省自照、感悟歷史人生，并借之審視自己的內心，達到誠心見性的道德性目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其二云: “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既活潑地寫出了自己江上所見之晚景，又隱約傳達了自己隱秘之心曲。《西江月》( 照野彌彌淺浪) 云：
照野彌彌淺浪，橫空隱隱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數聲春曉。
作者自注云: “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醉臥少休。及覺已曉，亂山攢 擁，流水鏗然，疑非塵世也。書此語橋柱上。”這個經歷背后的哲思是 “既來之，則安之”，人生處處可棲居。可見作者超然獨立、與世相得的人格風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李白，蘇軾似乎對現實多了一分在乎，也從而加深了對自己生命存在的思考和追問，以及由之而來的愁苦與釋懷。如《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于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云: “登高回首坡隴隔，但見烏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君知此意不可忘，甚無苦愛高官職! ”在送別之中產生憂生之思，并對其進行反省，從而悟得切勿被名利束縛的處世法則。《行香子·述懷》云: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幾時歸去， 作個閑人。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云。
詞人有為“浮名浮利”而“虛苦勞神”的經歷，便由之徹悟“作個閑人”的好處。蘇軾還常常以月自明心志，如《次韻江晦叔二首》之一云: “浮云時事改，孤月此心明。”這里的“孤月”已包含了作者對漫長歷史與過眼人生的本體性領悟，包含著巨大的現實價值。
李白筆下的月意象主要體現出壯大自我情懷的審美功能，常常使 “月”與“我”渾然莫辨，其形態又隨物賦形，從而具有了一種人與物自由來往于天地之間的飄逸意蘊。蘇軾筆下的月意象則主要體現出透悟歷史人生的審美功能，常常表現為一種舍棄了物理本質而填充了人格特征的哲人之“月”，追求的是清雅自適與自我完善，充滿了一種由自然而禪悟的哲理意蘊。
- 3、月意象審美不同，李白月意——情重于思超凌現實，蘇軾月意——思重于情和出入現實
在對“月”的審美過程中，李白和蘇軾均借由“月”將人生及自我推向了一種理想之境中，從而實現了瞬時的超脫之感。可以看到，他們對“月”的體認，正是他們親臨美、融入美、忘于美的一個過程。但二人詩詞中月意象所體現的審美特性卻有不同的側重點。李白筆下的月意象表現為情重于思和超凌現實，蘇軾筆下的月意象則表現為思重于情和出入現實。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這里舉出的特性只就二人筆下月意象所涉詩詞文中較為突出的審美特點而言，并不是分別包含兩人所有的涉月作品。
不妨將兩人比較相近的兩篇作品做一比較。李白的《把酒問月》：
青天有月來幾時? 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云間沒。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里。
蘇軾的《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第五、兩人筆下的酒意象，李白——“狂放”，蘇軾——意于“味”
詩酒風流，一直是國人對中國文人瀟灑人格的一種贊美和艷稱，也是魏晉唐宋以來中國文化的一個美好的傳統。它給我們素稱文靜沉穩、少年老成的民族性格，注入了一種浪漫熱情、激情狂放的激素，使得民族的心理性格，充滿活潑的生機。“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真放和“明月何時有，把酒問青天”、“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乘年華”的曠達，就是月與酒作為詩人詩詞意象對二者的個性風格和詩詞風格的最好詮釋。
理想和現實的尖銳矛盾所引起的強烈精神苦悶，在無比自信和入仕無門的矛盾中，李白的寂寞孤獨和痛苦無法排解，每當遇到挫折和不平，他都爆發出強烈的憤慨，他對當時秩序的大膽批判和否定，往往有排山倒海之勢。然而憤慨之余，又想用隱居求仙，狂飲頹廢來暫時解脫精神的痛苦，李白就是這樣在理想與現實、出世與入世的激烈思想斗爭中度過自己不平凡的一生。李白在英雄無路，世無知音的社會境況下從高天之上、想象之中找到了千古明月作為知己，并以酒助興，邀月共飲，與影同舞，揮毫寫下了傾訴胸中不平塊壘的千古名篇《月下獨酌》（其一）：“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旁，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后各自散。永結無情游，相期邈云漢。”春花怒放之中，皓月銀輝之下，孤獨郁悶的李白把酒臨風，舉杯邀月，月亮和酒成了李白孤獨靈魂的撫慰者。
月下飲酒，李白揮灑著“狂放”，蘇軾則著意于“味”，李白舉杯邀月是因為孤獨，沒有孤獨就沒有詩仙；蘇軾把酒問天源自于質疑，沒有質疑就不是東坡。李白與蘇軾醉酒都源于一種至深的痛苦和不平，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但對于前者，醉是因為希冀超越自我與自我的不可超越之間的無法平衡;而對于后者，醉則是因為渴求超越現實與現實的不可超越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
“少年多病怯杯觴，老去方知此味長。萬斛羈愁都似雪，一壺春酒若為湯”（《次韻樂著作送酒》），就像沸水使雪頃刻融化一樣，萬解羈愁只因一壺春酒而蕩然無存，這就是他“老去”才體會到的酒的好處。“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念奴嬌·赤壁懷古》），酒緩解了暫時的痛苦，卻不能改變殘酷的社會現實，還是用一杯薄酒來祭奠江上千古不變的明月吧。“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蘇軾在歷盡坎坷的人生旅途和仕宦生涯中始終保持著他曠達的襟懷和超然意趣，他看到了歷史紛爭，人間劫奪，瞬息萬變，一切都如過眼云煙，在這樣的心情之下，流貶的痛苦不以為意，也就寵辱不驚，“一蓑煙雨任平生”（《定風波》）了。在歷經宦海沉浮之后，蘇軾毅然決然地皈依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回歸生命至情至美的本真。
李白和蘇軾雖同屬豪放一族，但李白“把酒問月”，重在“豪”“逸”，豪氣干云，超逸處如天馬行空；蘇軾重在“放”“達”，放曠豁達，灑脫處如禪宗徹悟、空明澄澈。二者氣象不同，李白符合尼采的酒神精神，蘇軾體現的是哲理感悟，共同將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月亮主體升華到一個無法逾越的高度！
結論：
李白和蘇軾的在面對現實生活時，李白經常任想象的翅膀在廣袤的時空里自由地飛翔，自己的精神和思想經常超脫于塵世之外；而蘇軾雖富有浪漫的想象，但卻不超脫現實，腳始終踏在地上，顯得拿得起放得下，灑脫自如，游刃有余。
太白、東坡雖同屬豪放一脈，但李白重在“豪”，豪氣奔涌，他用人格本身來超越現實；蘇軾則重在“放”，放曠豁達，他用韌性來超越現實。
李白的詩歌中不見語言文字，只見天真性情。蘇軾的詞作亦如是，元好問曰：“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他們的作品一語又何止百情，語言外是自由之子略無涯際的廣闊、博大、不受拘縛的自由心靈世界，后人在李白、蘇軾的文學場中獲得了深深的靈魂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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