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軍史愛好者都知道，中原野戰軍是由八路軍第129師發展而來的、華東野戰軍是由新四軍主力和115師一部發展而來的、東北野戰軍則是由115師、129師（29個架子團）和新四軍一部集成發展而來，那么西北野戰軍的主體是由哪支部隊發展而來的呢？沒錯，正是賀龍元帥當年領導的八路軍第120師。
1937年第120師組建時兵力已有14000余人，不過在賀龍師長率領下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的部隊，只有第358旅全部、359旅的一個團8200余人，而第359旅旅部率一個團留下來擔負了保衛陜甘寧邊區的任務。并且120師在前期的發展也還是不錯的，轉戰山西河北等地，到1938年黃河以東的部隊已經發展到25000余人，期間還深入冀中平原協助呂正操的部隊打擊日寇，先后擴編了兩個獨立旅。
轉折發生在1940年前后，閻錫山前一年底發動“12月事變”，日軍也覬覦陜北，所以黃河河防的壓力極大，陜甘寧邊區的軍事形勢也很危急，在這種情況下，賀龍奉命率120師主力回師晉西北，進而鞏固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期間，第120師在冀中發展起來的部隊，包括五個支隊都留在當地堅持抗戰，后來劃給了晉察冀軍區指揮，也因此，后來的華北軍區野戰部隊跟120師是有血脈相連的。
比如開國上將周士第，抗戰期間最初的職務是八路軍第120師的參謀長，解放戰爭期間則成為華北軍區第一兵團副司令員、第18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就很說明了這個問題。晉西北當然是苦寒的山區，經濟不發達且人口基數不大，嚴重制約了120師的后續發展，到1940年底整個晉西北軍區的正規軍和地方部隊加起來，剛剛發展到51000人，這在八路軍第二次大發展時期，這算是相對比較慢的。
八路軍在晉西北站穩腳跟后，逐步向塞外的綏遠西部發展，比如成立了大青山支隊等等，所以火力晉西北軍區改稱晉綏軍區。1942年，為了整合陜甘寧邊區和晉綏的警備力量，同時應對胡宗南的搞摩擦企圖，賀龍師長到延安組建了“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師政委關向應改任聯防軍政委，也就是說，賀龍成為了陜甘寧邊區、晉綏抗日根據地所有正規部隊的指揮員，第120師也整體劃入聯防軍戰斗序列。
那么晉綏軍區的指揮員換成了誰呢？正是從冀中率部轉戰而來的呂正操將軍，接任了晉綏軍區司令員，在抗戰最艱苦的1942年到1944年度，晉綏軍區還實行了“精兵減政”的政策，經過整編后，晉綏軍區主力部隊由39000余人減至25000人。而在陜甘寧邊區的120師部隊與八路軍留守兵團合并后，約有30000余人，所以賀龍領導的聯防軍總兵力在5萬到6萬人之間。
抗戰勝利時分，晉綏軍區的主力部隊發展到45000余人（另有地方武裝40000人），而陜甘寧邊區的兵力變化不大，同時又以359旅為基礎先后組建了兩個獨立支隊南下，也就是王震的第一支隊4000余人和劉轉連的第二支隊4000余人，因此總兵力被進一步削弱。這樣，留在陜甘寧邊區的正規部隊數量僅有20000余人了，隨之而來的，就是我軍抽調部隊大舉出關搶占東北。
在這一期間，不僅晉綏軍區的呂正操等率部出關，延安也是竭盡所能抽調力量，比如警備第1旅、教導第2旅各一部，以及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延安炮兵學校等其他單位，包括359旅組建的劉轉連獨立第二支隊，也恢復359旅的番號開赴東北，所以從陜甘寧邊區調往東北的總兵力達到了10000多人。這次抽兵北上不僅使陜甘寧邊區的警備力量所剩無幾，同時也意味著，其實東北野戰軍也有八路軍第120師的成分。
到解放戰爭全面爆發時的1946年6月，陜甘寧晉綏聯防軍留駐延安附近的部隊只剩下新編第4旅、教導旅、警備第1和第3旅，且各旅兵力也比較單薄，每旅兵力基本在3000余人左右，好在陜北暫時沒有敵情。而晉綏軍區在抗戰勝利后組建了晉綏野戰軍、晉北野戰軍等野戰部隊，遂行抗日大反攻以及跟閻錫山、傅作義的部隊作戰，到1946年11月整合為晉綏軍區第1、第2、第3縱隊。
時間進入1947年初，胡宗南進犯延安已經箭在弦上，陜甘寧邊區必須做軍事斗爭的準備了，于是將晉綏軍區第1縱隊調來陜北，與原來的四個旅共同組成“陜甘寧野戰集團軍”28000余人，以張宗遜為司令員，這也就是西北野戰軍的前身。3月間，保衛延安的戰斗正式打響，陜甘寧野戰集團軍改稱“西北野戰兵團”，解放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兼任兵團司令員，同時又調來晉綏軍區第2縱隊納入戰斗序列。
西北野戰兵團改稱“西北野戰軍”的準確時間，是1947年7月31日，一個月后晉綏軍區第3縱隊和新成立的第4縱隊再次西調陜北，也就是說，原晉綏軍區的幾乎全部正規部隊，都調到陜北加入了西北野戰軍的序列，即便如此，彭總指揮下的西野總兵力也不過四個縱隊45000余人（跟其他野戰軍的縱隊沒法比的），確實跟敵人的兵力差距還是很大的。經過近一年的陜北轉戰和不斷消滅敵人，到1947年底，西北野戰軍發展到五個縱隊75000人。
然后就是戰略大反攻，一步步把胡宗南的部隊趕出陜北，西野殺入關中等地，部隊也得到了長足發展，1949年2月1日正式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所屬七個縱隊依次改稱第1、第2、第3、第4、第6、第7、第8軍等七個軍，總兵力發展到155000人。不過一野每個縱隊（軍）到1949年初也不過20000人冒頭，無論是縱隊數量還是縱隊兵力，跟其他三大野戰軍都有明顯的差距。
第一野戰軍若想解放大西北，需要面對和消滅的是胡宗南、馬家軍以及其他雜牌軍40多萬人，那么以15萬人的兵力顯然是不足以完成任務的。因此為了加快西北地區的解放進程，在太原解放華北全部平定的情況下，軍委將華北軍區野戰部隊的第18兵團、第19兵團西調，劃入第一野戰軍作戰序列，使彭總麾下的部隊總兵力達到了344000人，隨后第一野戰軍開始對胡、馬兩匪展開全面戰略進攻，進而全部解放了大西北。
在華北兩個兵團沒有到來之前，尤其是西野占領西安和寶雞之前，西北野戰軍的裝備水平和彈藥供給是幾大戰略區最差的，延安保衛戰期間，根據羅元發的回憶：“我教導旅平均每支槍25至50發子彈，全旅3000余人，新4旅平均每支槍不到20發子彈，也是3000多人，從晉綏調來的第一縱隊戰士們就沒有幾顆子彈，只有手榴彈”。王震的一個旅僅有兩門山炮，每營輕重機槍僅有10余挺，而對面的胡宗南那是全套美械裝備，彈藥和供給非常充足。
所以西野在戰爭初期完全依靠繳獲敵人來維持作戰，比如在青化砭戰役中，西北野戰軍整個作戰僅用兩個多小時，消耗子彈30000余發，以傷亡256人的代價全殲胡宗南一個旅2900余人，繳獲子彈30萬發，同時還有火箭筒6具和化學迫擊炮2門，基本解決了西野未來數月的彈藥問題，胡宗南算是個“運輸小隊長”。到后來賀龍組織晉綏區興建了14座軍工廠，逐步解決了西野的基本彈藥供給問題，但是炮兵火力仍很欠缺。
1948年陳毅到陜北參加會議，回去跟華東野戰軍的同志們介紹西野的情況：“他們每打一仗，每門山炮只準打5發炮彈，迫擊炮每門只能配5發到15發炮彈”，而華東戰場上，部隊作戰時“每門迫擊炮要準備300發炮彈，山炮500發炮彈，一挺機槍平均打6、7000發子彈”。西北野戰軍主力之一的第1縱隊，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山炮彈消耗量是6063枚，僅相當東北野戰軍攻打四平戰役12分鐘的彈藥消耗！
比如為了支援西野攻打榆林，賀龍特地從晉綏派來的唯一的一個野炮排，不過兩門野戰炮，而且西北野戰軍還缺乏炸藥，所以攻堅能力較弱。西北野戰軍副參謀長王政柱回憶：“迫擊炮和少量的日式山炮是當時部隊主要的重火器裝備，攻堅戰斗主要靠炸藥包、爆破筒、手榴彈（也是打坦克的主要武器）和土工作業。”
西野其實最大的困難還是缺糧問題，陜北太窮了，糧食產量太低，幾乎絕大部分軍糧都需要賀老總從晉綏根據地籌措再運來，耗時又耗力，比如第一次攻打榆林時，全軍只攜帶了六天的口糧。而在消滅劉戡的宜瓦戰役中，西北野戰軍也僅僅攜帶了三天的口糧，在戰役待機和設伏期間就已經斷糧，如果劉戡再不鉆進伏擊圈，西北野戰軍只能撤出戰斗了。
正是在如此缺糧少彈的情況下，西北野戰軍頑強地堅持了下來，牽制了胡宗南20萬人的精銳部隊，為其他戰場殲滅敵人轉入反攻作出了巨大貢獻。即便是后來第一野戰軍得到加強的大反攻時期，總兵力仍然少于胡宗南和馬家軍的部隊（還有新疆的敵人呢），然而第一野戰軍最終還是一一擊破了敵人，解放了全國面積六分之一的地區，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