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比起古裝劇特別是武俠片里，那些經(jīng)常“殺人做個了斷”的劇情。真實的古代歷史上，殺人真能這么“容易”？這事兒，一輩子殺人不眨眼的永樂皇帝朱棣，就能來個“現(xiàn)身說法”。
從“靖難之役”的尸山血海里搶來皇位的朱棣，“殺人”自然也不含糊。登基伊始的“瓜蔓抄”“誅十族”暴行，叫后世多少讀史者讀到打哆嗦。可等著坐穩(wěn)皇位后，曾經(jīng)“殺人很隨便”的朱棣卻發(fā)現(xiàn)，這事兒不能“隨便”了——朱棣晚年時，有個官員觸怒了朱棣，被朱棣當場判了死罪，眼看就要沒命，誰知刑科給事中卻硬生生抗命說，這官員沒犯死罪，不能殺。被懟了一下的朱棣呢？反而老老實實認錯：“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如律。”
曾經(jīng)“想殺就殺”的朱棣，為什么這會“老實”了。因為在經(jīng)過了登基早期的“大殺”后，朱棣隨后就改革明朝法律，確立了死刑“寧緩勿急”的原則。任何一樁死刑案件都要“五復(fù)奏”，即前后五次反復(fù)核查，確保不出冤案。僅僅是永樂六年的一樁死刑案，就經(jīng)過明王朝幾次復(fù)審，挽救了其中二十多名無辜者。如此原則下，就算生猛如朱棣本人，也不能再“隨便殺人”——搶天下時可以殺，想要治好天下，“人命關(guān)天”才是硬道理。
其實何止是朱棣，從漢朝至清代的漫長歷史上，中國歷代王朝對于“命案”的審核，都是一朝比一朝嚴格。唐宋年間時，死刑復(fù)核制度就已成熟。明朝厲行“五復(fù)奏”后，又定下了“朝審”制度，即每年秋天統(tǒng)一復(fù)查案卷，清代又演變成了“朝審”和“秋審”，不放過任何案件里的絲毫疑點。
至于“判錯案”“殺錯人”？對于古代官員來說，那更常是絕不能碰的“高壓線”。唐宋年間時，任何一件命案，經(jīng)辦案子的大小官員都要簽字。哪怕是旁責(zé)，也是嚴懲沒商量。到了明清年間更慘，比如“不再隨便殺人”的朱棣，對“判錯案”“殺錯人”的官員，下手依然兇狠：永樂二十一年三月，御史王愈判錯命案，導(dǎo)致“誤殺無罪四人”。朱棣果斷啟動追責(zé)，依法將王愈等主審官員處死——古代合理合法殺人，“殺錯”代價都如此大。
同樣以“人命關(guān)天”原則，中國歷代王朝的法律，對于“殺人案”都是零容忍的嚴懲態(tài)度。《唐律》里就形成了“七殺”，即七種殺人定罪：謀殺、劫殺、故殺、斗殺、誤殺、戲殺、過失殺。這其中，“劫殺”定罪最重，只要是搶劫殺人，無論主犯從犯，一律死刑。只要有“謀殺”動機，就要流放三年，“謀殺”致人死亡，更要被判斬刑——只要釀成人命，犯案者就要付出最慘重代價。
那么，在古代有沒有殺人后“合理合法”免死的情況？當然也有。首先一條常見的，就是“替親人復(fù)仇殺人”。
特別是在宋代法律里，為“父母復(fù)仇”屬于“情重法輕”“理有可憫”的范疇，辦案官員可以將案件上報大理寺，運氣好就能從輕。比如宋神宗年間的“王赟案”：青州百姓王赟為父報仇，殺死仇人祭祀父親后，就主動向官府自首。宋神宗親自復(fù)審后，認為“其情可憫”，就從輕發(fā)落，將王赟“刺配鄰州”。類似案子，通常都要由皇帝拍板，才有“逃生”奇跡。
而另一種情況下，古代“殺人”也可以免責(zé)——正當防衛(wèi)。歷代王朝對于“正當防衛(wèi)”的界定，也是十分嚴格。最常見的一種“正當防衛(wèi)”情況，就是“諸夜無故入人家者”。即倘若有人在深夜里擅自闖入民宅行兇，民宅主人可以奮起反抗，哪怕將“闖入者”殺死，也是“勿論”，即“免責(zé)”。明清年間規(guī)定得更細化，明朝規(guī)定“主人登時殺死者無罪”。清朝又有補充條款，假如“闖入者”被房主抓住后又被房主打死，房主則要“杖一百”。
總的來說，在古代殺死“無故入人家”的行兇者，就是“正當防衛(wèi)”的基本范例，亦是中國古代法律里，“人命關(guān)天”原則的生動縮影。
不過即使有了如此完備的法律，但在古代不同的時期，執(zhí)行力度也是不同。特別是王朝衰落的時代，往往就是草菅人命的年月。鴉片戰(zhàn)爭前夜的清朝道光年間，就是生動例證：雖然有著最完備的古代法律，但道光年間的清王朝，“視人命如草芥”的事情卻頻發(fā)，比如在廣東番禺的監(jiān)獄里，被折磨致死的犯人，往往就會被扔到“知遇亭”等死，當?shù)毓賳T也都視而不見。
這還只是牢里的犯人，還有許多縣官，一旦遇到大案，從沒想著遵循蛛絲馬跡，而是隨便在外面抓幾個無辜者，拉進衙門嚴刑拷打，打得快斷氣了，被抓者都不知為什么。趕上“抓盜匪”的時候，還有些無辜路人，被莫名其妙抓進監(jiān)獄里“吊拷刑訊”。所謂“草菅人命，州縣習(xí)以為常，上司各官不以為怪”，竟成了常態(tài)。
冤假錯案更是頻發(fā)，比制造冤假錯案更可惡的，竟是清朝各級官員的“磨洋工”。道光年間有些命案，竟有的拖了三十多年，都沒個結(jié)果。冤案也是頻發(fā)：僅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就查出了三十五起“錯結(jié)之案”，大多數(shù)都是命案。“人命關(guān)天”在那個時候，都已成立虛文。觸目驚心的景象，叫道光皇帝也發(fā)出哀嘆：“是多設(shè)一官，百姓即多受一官之累”。
看過這樣的景象，也就不難理解，不久后鴉片戰(zhàn)爭里，清王朝慘敗的一幕——不尊重生命，不懂“人命關(guān)天”的晚清王朝，也就不出意外，陷入落后挨打的歷史泥淖！
參考資料：吳鉤《生活在宋朝》、劉曉林《唐律 七殺 研究》、李曉樂《淺談 中國古代的正當防衛(wèi)》、商傳《走進晚明》、孫文范《道光帝》、馮爾康《生活在清朝的人們》
作者：我方團隊張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