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之所以廣為人知，主要還是因為明英宗御駕親征反被敵俘，畢竟這樣窩囊的事，縱觀中國古代幾千年，也沒幾件了。不過，對比北宋時的"靖康之難"，明朝的"土木堡之變"卻與之大不一樣。同是皇帝被擄走，北宋直接亡國，之后雖有南宋立國，但也是偏安江南，茍存半壁江山而已。而明朝，面對御駕親征失利，皇帝被虜，北京被圍的"絕境"，不僅守住了都城，還守住了江山，國家也沒有因此分崩離析，實在是令人驚奇。

確實，單從基本保存住了完整國家這一層面來看，"土木堡之變"后，明朝的一系列反應堪稱"完美自救"。不過，這些應對舉措也是建立在與之相稱的"可能"上的。換句話說，此時的明朝也確實還是有些"自救"實力的。

首先，守衛京師的軍事力量仍然存在。雖然英宗出征時所率基本皆為京軍，但是土木堡一戰，迎戰的明軍大部分只是損失慘重，卻也并未全軍覆沒。許多明史專家認為，出于維護本朝的目的，當時的史料對此次兵敗的記載有所夸大，據研究，在土木堡的十萬明軍，可能有近一半都在那場戰斗中成功突圍并逃回了北京。另外，英宗所率也并非全部京軍，仍有部分留守京師，專家估算，當時留守的京軍大致有五萬。因此，在之后的北京保衛戰中，明朝捍衛北京的軍事力量應該有近十萬。

其次，地方軍隊仍受中央調控。能做到這一點，要歸功于明代的軍事制度。明朝的兵制仿照宋制，是典型的軍、權分離的制度。防止了地方將領專權、割據一方、尾大不掉，加強了中央對全國軍隊的控制。具體看來，明朝國家最高軍事機關為五軍都督府，但是其長官——都督并無調兵、發兵之權，只負責平日的訓練事宜，國家的軍事行動要由兵部發出，然而兵部卻不直接統管軍隊。這樣一來，國家的兵權全部都集中到了聽命于皇帝的兵部。兵部在接到皇帝的調兵命令后，會對都督府進行下達任命、糧草籌措等更為具體的安排部署，之后再自都督府開始一級一級地下達命令安排。由此可見，明朝的軍事決策與指揮系統主要是由兵部和都督府組合而成的。因此，雖然皇帝擁有帝國的最高權力，但是如果沒有皇帝，帝國的軍隊仍然會有所管制。有了這樣的軍事制度作為保障，這對于明朝應對土木堡之變后的危機而言，無疑是最大的底氣。事實也確實如此，在英宗被俘之后，明軍的最高指揮權被牢牢掌握在了兵部和都督府手中。也正是因此，在驟失天子之后，國家才能沒有陷入混亂，這也保證了地方仍在中央的管控之下。

但是制度的作用只是機械的，帝國的最高兵權不能一直空懸。群龍不能無首，沒有皇帝，對于明軍士氣而言也十分不利。在英宗被俘之后，大臣們很快就意識到了這一點，為穩固國本，朝廷里群臣群策，方案眾多。最終，于謙在關鍵時刻力排眾議，擁立了英宗之弟為新皇帝。新皇登基，國本既定，一切也漸漸步入正軌。為拱衛京師，各地勤王之師紛至沓來。

雖說之前英宗在位時期，明朝軍隊的作戰能力較之立國時有所下降，但是從人數上看，當時的明軍人數比瓦剌軍還要多出數倍。據史料記載，明朝建國之初，全國共有大小衛所329個，至永樂年間又增加至493個，到了英宗時，明朝衛所情況大致如前，以明朝每衛大致5千人的情況來估算，至土木堡之變，明朝的兵力總數應超兩百萬。

當時擁有完善兵制和兩百萬兵力的大明王朝，是有能力壓制叛亂、對抗瓦剌的。土木堡之敗，就明朝方面而言，也算不得是元氣大傷。英宗戰敗被俘的悲劇，很大程度上是明軍輕敵的結果。在土木堡，瓦剌軍隊與明軍對戰，占盡騎兵機動優勢，這一點瓦剌首領也先也很清楚，大明軍事是不容小覷的，因此他當時并沒有計劃與明朝進行生死決戰。

經歷南下圍攻北京的嘗試失敗之后，也先更是堅定了這一點。在此之后，眼見大明迅速擁立新皇、士氣大漲，勢頭漸盛，而瓦剌內部各部落漸漸心思不一，也先對各部的控制也越來越難，于是也先決定放回英宗，為大明制造內部矛盾，以達到壓制明朝發展的目的。的確，土木堡擄走英宗并沒有達到瓦剌擊垮大明的目的，不僅如此，大明上下也沒有因此爆發什么沒有大的禍亂，這也是瓦剌選擇放回英宗、制造矛盾的重要原因。

不過，如果我們只是將"中央失去地方的控制"理解為在土木堡之變后，大明國內沒有發生大的內亂兵禍，那似乎有些思考地過于表面了。長遠來看，土木堡之變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雖然當時的人們在形式上確保了王朝的基本完整，但是也為以后漸漸失去地方控制埋下隱患，甚至改變了大明王朝此后的走向。

自大明立國始，皇帝管理帝國所能依靠的主要有三種力量:一是文官，二是武將，三是宦官。其中，宦官集團的勢力日漸未顯現，文武兩方則更顯強勢。文臣在歷代都是統治者維護統治時的重要力量，明代科舉制復興，文臣地位和勢力都有所提升。至于明朝的武官集團，其中堅力量是那些曾為大明立國立下過汗馬功勞的勛貴將領以及后代，這部分力量憑借自身的軍功和爵位，可與朝廷上的文官集團、宦官勢力相互制衡。

然而，土木堡戰敗使得此前大明朝廷內部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僅就土木堡一戰而言，當時，不但是皇帝被擄走，隨英宗出征的文官也大都死于非命，大太監王振也被擊殺，迎戰的武將則更不用說，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皆戰死沙場，其余大小將士折損無數。只此一戰之中，明朝內部的三方政治勢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

在此之后，文官勢力驟增。突臨大變，于謙成了留守京城的朝臣們的主心骨，這些飽讀詩書的儒士文臣，自動肩負起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為守衛國家、保衛京師籌謀計劃。最終，在經過多方權衡與較量之后，以于謙為首的文臣成功推立郕王為新皇。不僅如此，他們還將大太監王振的余黨全部誅殺，任命于謙為兵部尚書，掌握大明軍隊的指揮權，組織武將抵御瓦剌軍的入侵。

之后，明朝在北京保衛戰大獲全勝，以于謙為代表的文臣集團功不可沒，這也使得文官在此之后地位得到大大提升。帝國內部的權利大部分被文官掌握，與之相應的，武將權力便隨之下降了，"文武相制"的局面漸漸被"以文馭武"所代替，并且這種勢頭越演越烈。不論是國家大事還是皇帝家事，很多情況下文臣往往都有著很大話語權。

文官的職權在無形中膨脹，甚至限制了皇權。以賦稅為例，文臣以"增賦害民"為由，限制朝廷向百姓征稅，中央所收賦稅入不敷出，國庫空虛。但是，許多文臣在打著"為民請命"的幌子的同時，卻往往以權謀私，欺壓百姓，侵奪民田。許多文臣一面勸說皇帝節儉愛民，一面卻與民爭食爭利。甚至在與皇帝意見相左時，以"死諫"的方式來威脅皇帝妥協。

皇權受限，進一步影響到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與中央情況相似，明朝地方政權組織也是文臣武將相結合的形式。然而，文臣的地位壓過武將，這使得地方上的武將也遭遇了與高層武將相似的境遇。這也意味著，地方上的文官勢力大肆擴張，鑒于在京的文臣高官都有使皇帝妥協的可能，地方上的形勢可想而知。許多文臣之間，或連結師友，或聯絡同鄉，在地方上形成一張張緊密又碩大的關系網，勢力繁復。

勢力愈盛的文臣也成為了明代土地兼并的重要群體，在土地兼并的社會大潮流中，失去土地的廣大平民，被迫成為流民。有明一代，流民問題一直存在，甚至越來越嚴重，到了明代后期更是積重難返。衣食不保的流民群體越來越龐大，無疑使得大明王朝社會內部不穩定性增加。流民成寇屢見不鮮，這既造成了地方社會的混亂，給百姓帶來災難，也導致了中央對地方控制的削弱。與此同時，流民造反帶來的戰亂也會給地方帶來一系列問題，最典型的情況就是流民為寇給百姓帶來災難的同時，也使得許多普通民眾因受戰火影響而被迫成為流民，這也成為了明代社會難以解決的"惡性循環"。

面對這樣棘手的流民問題，明朝廷一直沒能妥善解決，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在朝中占據話語權的文臣集團為維護自身利益不愿過多讓利于民，因此流民問題一直無法得到有效控制。流民成災，大大影響王朝對地方的控制，而流民之禍也最終葬送了大明王朝。也難怪崇禎皇帝臨死前仍然聲稱：諸臣誤朕，文臣皆可殺！

土木之變，大明京軍精銳損失慘重。

歷史上，京軍、禁軍損失慘重，導致朝廷對地方失去控制的情況非常常見。

不過，對當時的大明來說，似乎這些都不是問題。

朝廷京軍、禁軍損失慘重，導致地方失控的情況非常常見

自古以來，中央軍力削弱，則地方難制的情況非常常見。

周代，西六師、殷八師損失殆盡后，周天子在諸侯爭霸時成了擺設。

漢末，何進的禁軍被董卓吞并后，天下烽火連天不休，天子先后被董卓、李傕、曹操所挾持。

唐末，唐禁軍被黃巢起義、高駢割據所摧毀后，徹底失去了對天下的控制，唐天子先后被韓建、朱溫所挾持。

土木之變，明京軍精銳損失殆盡，連天子也被抓走了。

可是，大明朝廷卻依然能夠牢牢控制地方。

這是為何呢？

京軍雖損，但體系仍然正常運轉

前面所舉的失控例子，其關鍵在于：體系早已失靈。

周代的諸侯、漢末的郡守州牧、唐末的節度使，早已具備了割據一方的條件。

只不過，在中央尚有強大禁軍的情況下，各方多保持克制而已。

而土木之變時，大明的體系雖出現了一些問題，但運轉仍然良好。

大明軍制，軍隊分在近500個衛所中，每個衛所只有大約5600人。

各都司、衛所，主要武官雖為世襲，但其升調、襲替、優給、功賞，皆由兵部把控。

各衛所軍戶的勾清（軍戶中哪些人當兵），也都由兵部按冊勾選。

也就是說，“將無專兵，兵無私將”，這些都司、衛所的武官，只能按要求辦理訓練、屯田事務，并無私兵。

這些都司隸屬于五軍都督府，而聽命于兵部。

分統都司的五軍都督府，其所統都司、衛所，“內外相隔，犬牙交錯”，其所統都司、兵戶條塊分割，相互制約。

因此，無論是都司，還是五軍都督府，都不具備割據的條件。

土木之變，盡管京軍損失慘重，但是“將無私兵，兵無專將”的體系仍然沒有失控，地方自然也就不會有抗拒中央的能力。

京城附近的實力依然具有絕對優勢

土木之變，明京軍確實損失慘重，但是，其“內重外輕”的格局依然非常穩當。

早在朱元璋士氣，京師及周邊行省、北部邊地的衛所就占總數的2/3左右。

朱棣遷都北京后，“天子守國門”。北部邊地的衛所也可歸為京師周邊，而在朱棣進一步調整后，光是駐北京的衛所就達到72個，使“內重外輕”的局面進一步加重！

土木之變，明三大營精銳損失慘重，但各衛所依然運轉良好。

可以說，大明的體系仍然正常運轉，“內重外輕”的局面依然穩固，大明只需要從混亂中緩過來，就依然“穩坐釣魚臺”。

換而言之，土木之變，對大明來說是一次沉重外傷，雖然失血多，但各個器官尚能正常運轉。

大明只要及時停止受傷，及時止血，及時身體不能恢復到鼎盛時期，但活下來還是可以的。

重建中樞，追究責任，恢復體系運轉

土木之變，天子，及許多重臣或被俘，或陣亡，中樞系統近乎癱瘓。

中樞長期癱瘓，那么，系統失靈，天下一樣會混亂。

留京的朱祁鈺即皇帝位，于謙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其他各部官員缺額也陸續任命，政府機構得以重建。

體制，絕不只是一套流程，其執行是需要人的。

土木之變，如此大敗，朝廷威信受到極大傷害。

即使體制上得以運轉，但人心不能得到整肅，那么，情況也是會繼續危險下去的。

追究明英宗的責任是不可能的，但追究其他責任人也是可以的。

于謙等人抄斬王振全家，處死了王振黨羽，平息眾怒，使人心得以安定。

由此，以兵部、五都督府為核心的大明軍事，得以重新運轉起來。

充實京營，渡過危機

重啟體系后，在于謙的建議下，京營得以迅速重建。

首先，在于謙的建議下，石亨、楊洪、郭登等有一定威信的將領被提拔，為京營重組打下了人事班底。

接著，朝廷調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入京，并召折將兵來京。

同時，朝廷又派人在京畿、山東、山西等地募兵訓練。

有了人，還需要裝備！

朝廷將南京庫存的2/3調入北京，甚至派兵到土木堡收集明軍丟棄的頭盔9000余，甲5000余，火槍11000余，神銃2萬余，神箭44萬，火炮800門。

很快，京城就云集了22萬軍隊，各類裝備充實。

隨后，北京保衛戰，京營明軍擊敗瓦剌，穩定了形勢。

以危為機，重建三大營

北京保衛戰前，形勢緊急，來不及系統重建。

北京保衛戰后，于謙主持了整頓，使明軍京營戰斗力得以重振。

1、重建三大營。

三大營，是大明的野戰主力。土木之變，基本被打殘。

北京保衛戰后，于謙根據京師軍隊的強弱，選出10萬精兵立為三營。

2、以危為機，創立團營。

土木之變，雖主要源于指揮失誤，但也暴露出三大營的戰斗力大幅下降。

于謙認為，其關鍵在于體制的弊端。

舊有的體制下，戰時統兵將領平時不負責練兵，戰時臨時調撥，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指揮不靈。

此外，三大營強弱混雜，不利操練，更不利作戰。

而且，三大營規矩不一，每遇調遣，號令不一。

針對此，于謙做出了調整。

10萬營兵，又抽調出6萬精銳，分為3營團操，由石亨為總兵官，統一訓練、指揮。

此后，團營兵馬，又陸續擴充到10萬、15萬，分10營操練，每營15000人。

沒有入選團營的兵士，仍歸三大營本營，為”老家“。

團營，打破了衛所編制，成為精銳。

他們統一號令，訓練在一起，作戰也在一起，”兵將相習“，改變了舊制弱點。

從于謙開始，大明開始了軍制改革，反而使正統年間開始下降的明軍戰斗力得到了一定改善，鞏固了統治。

總的來說，作為較晚的封建王朝，大明有比較成熟的軍制。

在此軍制下，即便大明京軍遭到一定損失，地方仍然難以對抗中央。

而于謙以其魄力，挺身而出，擊退瓦剌，穩定形勢。

此后，于謙又改革兵制，創立團營，加強軍事訓練，使京師防御力量進一步加強，鞏固了明帝國的統治。

大明的軍制，使大明不會因為京營一時的損失而喪失對天下的控制。

然而，如果沒有于謙等人的挺身而出，及時改革，大明也很難繼續統治200年。

土木堡事變明朝失去了京軍主力，也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深刻改變了明朝的走向。

在此之前，大明皇帝可以依靠的力量包括：宦官集團、武將勛貴集團、文臣集團。三大營是中央主力軍隊，威懾四方。其中最為堅定的武將勛貴集團，是為大明打下江山的徐達、常遇春，以及明成祖手下將領朱能、張輔等名將的后代。他們因軍功世襲爵位，并掌握軍權，武將對文臣有很大的平衡作用。

土木堡事變，不僅明英宗被俘，大太監王振被殺，隨行的文官被殺，大明的武將比如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也戰死，武將勛貴一掃而空。

于謙

土木堡之變以后，在京的大臣自動以于謙為首領，以天下為己任，承擔起保衛北京的責任。這些文臣不立英宗的太子，而是擁立郕王繼位皇帝，而且當著郕王朱祁玉的面，將太監王振的余黨打死。又指揮武將，組織兵馬抵抗瓦剌也先的軍隊。

在于謙的帶領下，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文臣集團也牢牢地掌握了帝國實際的權力，宦官集團自然被剝奪權力，武將地位下降，形成了以文馭武的局面，甚至皇帝的家事，也由大臣議定，比如在是否迎回明英宗，如何安置明英宗等皇家大事上，文臣都有很大決定權。

這里無意詆毀于謙的為人及其功勞，于謙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抵御外族入侵，保衛了國家的安全，是民族英雄。但這樣的后果，導致皇權下降，使中央自然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大臣以不能增加民生負擔為借口，不允許增加稅收，導致中央沒錢。文臣不僅不用交稅，還通過手中的權力大肆圈占良田莊園，成為隱形的富翁，還通過培養學生，形成鄉黨，甚至下野了也能開辦書院，諷刺影響朝政。明朝，是皇帝與文臣共天下。

明朝大臣

不僅如此，明朝的大臣還給皇帝定下很多規矩，比如皇帝不要出北京，最好不要出皇城；皇帝要愛民，要簡樸節省，不能派太監開礦收稅，與民爭利；皇帝要尊重大臣，批準內閣的票擬等等，只有這樣才是好皇帝，才是明君。如果哪位皇帝做的稍微出格，就會面臨雪花般的文臣的上書，一群群人的勸諫，甚至死諫！這時候，文臣只需要一個名義上的皇帝，而這個皇帝是誰，已經不重要了。

文臣已經將地方牢牢控制，尤其是江浙文人控制了朝堂，更控制了江南富庶之地。只不過名義上，還有一個共同的大明。在文臣的主導下，明朝選擇了保守的國策，不再尋求開疆擴土，不再增加軍隊開支，還限制朝貢次數和賞賜（主要是對蒙古的朝貢方式的貿易），宗旨就是減少中央支出，保護文臣在家鄉的利益。在萬歷皇帝的早年，大臣張居正曾經獨掌朝政10年，是帝國真正的決策者，名為相實為攝。

張居正

但真到了西北有旱災，需要東南援助的時候。控制朝堂的文臣仍然拒絕加稅，也沒有大力賑災，導致農民起義，流民遍地。

而皇帝只能利用文臣之間的矛盾和黨爭，或者冷處理，實在不行對部分大臣進行庭杖，或者依靠太監平衡文臣的勢力，也曾經收回部分皇權。但有明一代，皇權最終也沒有將臣權壓下去，最終也是亡于文臣之間的黨爭。以致于崇禎皇帝臨死前仍然聲稱：諸臣誤朕，文臣皆可殺！

對此，瓦剌也先也很絕望，從朱元璋開始，到朱棣，到朱瞻基，幾十年來，明朝將領有事沒事帶一大票軍隊來草原旅游，自己只能到處跑，好不容易出現一個腦袋進水的明朝皇帝，自己把自己50萬明軍坑沒了，自己終于揚眉吐氣了一番，但是依然攻不下北京城，這劇本不對啊，不應該是自己重現金國攻克北宋，俘獲二帝（朱祁鎮和朱祁鈺兩兄弟）的榮光，順利稱王嗎？

瓦剌也先的疑問也問出了這道問答的疑問。

明明在土木堡，明朝損失掉了京軍主力，為什么北京城還有那么多軍隊？為什么明朝沒有天下大亂？為什么中央朝廷還能控制住地方？

這不科學！

而這一切的原因都可以從明朝衛所制度中尋找答案。

衛所制度

明朝學習和模仿唐朝府兵制度，創造出衛所制度，衛所制度的基本內容是平時把軍力分駐各地方，戰時才命將出師；將不專軍，軍不私將，軍隊屬于國家。

衛所為明朝初期軍事上的基本組織，其編制以保甲法為基礎。明制保甲稱為里甲，每里十甲，每甲十戶，又甲首一戶，每里共百十一戶。衛所的編制也和保甲制差不多。

根據《明史》記載：“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此以成軍。”

這里的衛指的是一兵團單位，設有指揮使（也就是一衛最高軍事指揮官），管轄5個千戶所，一共5600人；每千戶所（1200人）管轄10個百戶所（120人），每百戶所管轄2個總旗；每個總旗管轄50人左右，小旗管轄10人左右；各衛又分統于都指揮司，簡稱都司。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天下都司衛所，一共有17個都司、3個行都司、1個留守司，392個內外衛，65個守衛千戶所。

明成祖朱棣開疆拓土之后，增設許多新衛所，最巔峰的時候一共有16都司、5個行都司、2個留守司，493個內外衛，359個守御、屯田、群牧千戶所，各依其方位，分別隸屬于五軍都督府。

所謂五軍都督府，也就是左、右、中、前、后都督府，是明朝初期最高統軍機關，設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命事。

明太祖初下集慶，設置行樞密院，自己為最高主官；又設置諸翼統軍帥府。把樞密院改置為大都督府，以自己兄長之子朱文正為大都督，全國衛軍都屬于大都督府，節制中外諸軍事。后來又因為軍權太重，在洪武十三年在南京將大都督府改為五軍都督府。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在永樂十八年，又在北京重新設立五軍都督府。

都指揮使司，為地方最高軍事機關，統轄省內各衛所，與管民事的布政司，管刑事的按察司，并稱三司。

都指揮使司設立都指揮使1人，都指揮同知2人，都指揮金事4人，隸屬于五軍都督府。

也就是說都指揮使司雖然管轄軍隊，卻只是地方軍事長官。

與五軍都督府平行之機關為兵部，設有兵部尚書、左右侍郎各1人，下設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四司。

在明朝初器，兵部與五軍都督府職權是如何劃分的呢？

五軍都督府總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詳細地說就是兵部有發號施令之權；五軍都督府有統率之權，而無發號施令之權。

將領屬于五府，士兵統于都司，遇有征伐戰爭，則由兵部選好將領充當總兵官，調衛所軍率領之；打完仗之后將領將所佩印還于朝廷。與唐朝的府兵制很是接近。

兵歸衛所，雖然將不知兵，兵不識將，但是由于明朝初期和明朝中后期不同，開國勛貴地位最為尊崇，權力也最重，一般打仗都是武將作為統帥，文臣作為參贊，而不是相反，所以在明朝初期，將領們倒也能發揮正常水平，比如在朱棣、朱瞻基手里，明朝依然可以開疆拓土，還革除了五代以來諸侯或者藩鎮專擅軍權的弊病。

如果不出意外，明朝初期這種勛貴武將位高權重，文官靠邊站的情況怎么也要和漢朝、唐朝一樣，延續個百來年，才逐漸走向衰落，乃至于消亡。

然而明朝開國才幾十年，就碰到了和宋徽宗一樣不靠譜的皇帝——朱祁鎮，直接把明朝開國勛貴武將集團全部葬送。

兵士的來源

明朝初期衛所兵士的來源，大概可分四類：

一、“從征”，明太祖起兵的時候帶出來的部隊；

二、“歸附”，明朝初器削平群雄所得到的部隊及元朝降軍；

三、“謫發”，因為犯罪遷隸為兵士者；

四、“垛集”，朝廷按人口一家五丁或三丁抽一的原則征的兵士。

關于從征、歸附、謫發，《明史·兵志》記載：“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為兵者，其軍皆世籍。”

從征和歸附兩類兵士，都是明朝建立前的老軍隊；謫發一項則純粹以罪人充軍，名為恩軍，也被稱之為長生軍。

而垛集軍才是衛所軍最大的來源。

《明史·兵志》記載：“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為軍，衛所無缺伍，且有羨丁。……成祖即位，遣給事等官分閱天下軍，重定垛集軍更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軍一，別有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至是令正軍貼戶更代，貼戶單丁者免，當軍家蠲其一丁徭。”

以上四種類型的兵士皆為世襲兵，子子孫孫相承；世世代代軍籍，不得更易。其居住地址限于指定的衛所，非經特準，不能遷徙。直系兵士壯丁死亡或老病，則由族丁或余丁替補；比如住在衛所的軍戶主家死亡，必須勾取原籍族人補充進去。所有兵士有特殊的社會身份，其戶口稱之為“軍戶”，隸屬于都督府，與民戶隸屬于戶部完全不同。

在明朝，軍戶和民戶的區分特別嚴格。

正因為有衛所制度和這些規定，所以在土木堡事變之后，明朝軍隊元氣大傷，但并未傷及基本。

因為所謂的京軍主力大部分都是從征、歸附兩類兵士，謫發和垛集都比較少，謫發兵士因為是罪人的后代，所有駐守地區大部分都在邊遠苦寒之地；垛集兵士是征兵而來，大部分都在地方上，不在北京城內。

也就是說朱祁鎮帶走的50萬軍隊絕大多數都是從征、歸附兩類兵士，而明朝軍隊的主要來源是垛集軍，他們在地方上，并沒有受到多大的創傷。

垛集軍全部散落在地方上，這也就是為什么北京城保衛戰的時候，朝廷下達勤王命令的時候，明朝各地都冒出了大量勤王部隊，這些部隊就是地方衛所上的衛所垛集軍。

雖然到了明朝中后期，衛所制度產生了種種弊病，但是在明朝初期，這是一種很先進的制度。

憑靠著衛所制度，明廷和于謙才有與也先和瓦剌軍對抗的底氣，最終瓦剌軍在北京城下轉了一圈，實在攻不下來，只能灰頭土臉地回去。

而明朝也因為衛所制度，沒有演變成北宋末期的動亂，實乃國之大幸。

我是薩沙， 我來回答。

土木堡并沒有損失京軍主力。

很多人認為土木堡的明軍有30萬甚至50萬。

今天史學家多認為是夸大的，明軍總兵力不過十多萬人而已。

而且，這十多萬人并沒有全部覆滅，損失大概比二分之一略多。

還有數萬明軍得以突圍！

唯一失敗的是，這些明軍根本沒有造成瓦剌人的什么損失。

后瓦剌拼湊了十萬大軍殺向北京，由于騎兵速度很快，北京還是有危險的。

但北京的明軍仍然有20多萬之眾，防御一座堅城還是有把握的。

另外，各地明軍都設有衛所，還有邊防的明軍，都作為援軍源源不斷的趕來。

瓦剌本來是部落聯盟，各部落心懷鬼胎，也先也無力控制。

在攻打北京不利后，瓦剌大軍也只能撤退。

而明軍的衛所制度，讓全國有二百萬左右，駐扎在全國各地。

《明史》卷《衛所》部分敘錄洪武二十六年，全國內外衛共為三百二十九個，至永樂年間增至四百九十三個。按每衛五千人算,，約二百四十六萬五千人

自然，很多衛所軍隊戰斗力很爛，不能和蒙古人、女真人作戰，但對付匪盜和民眾叛亂還是沒問題的。

英宗時代，衛所很多士兵逃走或者沒有戰斗力，但能夠作戰的至少還有200萬左右。

軍隊數量如此之多，地方不可能失去控制。

唐朝安史之亂，二十萬唐軍精銳在靈寶被叛軍全殲。

皇帝不敢應戰，丟下文武大臣不管，連夜帶著老婆、太子跑路。

事后，群臣憤慨，皇帝人心盡失，被迫靠勒死老婆而轉移矛盾。

太子也趁機與其分道揚鑣，自立為帝。

一時之間，唐廷亂到了極點。

靈武一個皇帝，成都一個皇帝，大家都不知道該向誰效忠了。

這種情況下，中央對地方失去了掌控嗎？

并沒有。

河北義軍在與中央失去聯絡的情況下，仍然堅持與叛軍作戰。直至平定叛亂。

睢陽守將張巡在中央失去聯絡，且被叛軍團團包圍情況下，仍然堅持與叛軍作戰。不管叛軍如何勸說，言明京城已淪陷，皇帝已逃跑，他都拒不投降。直至最后彈盡糧絕，英勇就義。

郭子儀、李光弼、仆固懷恩等將領，并沒有因為老皇帝人心盡失，新皇帝羽翼未滿，就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他們仍效忠于大唐王朝，最后助皇帝剿滅叛軍。

宋朝靖康之變，河北、河東盡喪。京城禁軍被金軍重創。皇帝，太上皇，以及三千多王公大臣，被金軍打包帶走。

一時之間，宋室近支皇族幾乎被團滅，僅九皇子趙構一人逃脫。

這種情況下，中央對地方失去了掌控嗎？

并沒有。

趙構于商丘登基后，很快又組織起朝廷，與金廷分庭抗禮。

地方官員和將領，其實分得清是非，知道自己到底應該向哪個朝廷效忠。

反倒是在中央扈衛趙構的苗傅、劉正彥等將領搞出了兵變事件，要逼趙構下臺。

最后，還是各地將領紛紛表示了勤王平亂的立場，出兵鎮壓，趙構才保住皇位。

第二次鴉片戰爭，江南有太平天國，河南有捻軍起義。天津被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受到軍事威脅。

這時候，最忠于皇帝的八旗軍不能打。科爾沁蒙古騎兵能打，但打不過英法聯軍。南方的團練武裝也能打，但遠水救不了近火。

手上無兵可用。無奈之下，皇帝只好帶著老婆兒子逃往承德避暑山莊，留下幾個炮灰與英法聯軍談判。

當然，皇帝逃跑，能叫逃跑嗎。那叫“北狩”。

但逃跑就是逃跑，再華麗的詞藻，也掩蓋不了逃跑的本質。所以事后，當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皇帝在賣國條約上簽字后。皇室的威嚴降至了谷底。

也正是因此，皇帝一命嗚呼。只留下了一個六歲大的兒子和兩個寡婦苦苦支撐。

這種情況下，中央對地方失去了掌控嗎？

并沒有。

清政府不僅沒有失去對地方的控制，反而在其后又延續了50年國祚。

單看土木堡之變，確實很慘。

大量能征善戰的武將戰死，二十萬京軍，傷亡過半，陣亡三分之一，余者潰散。就連皇帝也被俘虜。

怎一個慘字了得。

但從歷史縱向上來看，也就是把土木堡之變與唐朝、宋朝、清朝遭受的外來打擊，進行對比來看。

可以發現，土木堡之變，其實不算什么。

皇帝雖然被俘了，可太后、太子還在。只要明廷愿意，隨時都能另立新君。

而看看北宋，那才叫慘呢。

皇帝被俘了，太后和太子也都被俘了。大家想立新君都不可能。因為朝廷也沒了。朝廷和文武大臣也被一網打盡了。

趙構在商丘繼位時，實際是沒有法統的。他甚至就連國璽都沒有。

后來是金人扶持的傀儡皇帝張邦昌主動把大宋國璽獻給趙構，又把宋哲宗的老婆，也就是元祐皇后孟氏請出來垂簾聽政，給趙構撐腰。趙構才樹起了自己的執政法統。

土木堡之變，大量能征善戰的武將和大量京軍戰死，確實很慘。但明朝九邊軍鎮體系都還完好，京軍也并沒有全軍覆沒，朝內也還有于謙等能撐得住場子的帥才。

事后，京城也仍然能湊出十萬兵。

這是什么？這就是鎮場子的資本！

地方敢不聽招呼？找死。

而看看唐朝和清朝，那才叫慘呢。

唐玄宗和咸豐帝，都是光桿司令。

助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平叛的，都是唐朝地方軍隊。也就是藩鎮軍隊。

所謂平定安史之亂，其實就是藩鎮打藩鎮。

整個過程壓根就沒唐朝中央軍什么事。

助同治、兩宮太后穩定政權的，也都是清朝地方武裝。

在平定太平天國和捻軍的過程中，也壓根沒有清朝正規武裝什么事。

但唐朝也好，清朝也罷，中央都沒有失去對地方的掌控。

所以說，土木堡之變，慘歸慘，但沒有慘到朝廷要玩完的地步。

不至于說皇帝被俘虜，京軍損失慘重，朝廷就對地方失去掌控。

明軍后來能打贏京師保衛戰，其實就已經證明了，明朝的政權結構非常穩定。

只要朝廷本身不滑坡，老實人總比滑頭多。

只要朝廷擺明了態度，還有主心骨，地方上沒人敢亂動。

總的來說。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王朝，只要江山是憑本事一刀一槍打下來的。政權結構都比較穩固。

唐宋清是如此，明朝也是如此。

明朝開國皇帝從乞丐至天子，這就注定了明朝皇帝具有超強的合法性。不是到了山窮水盡的那一步，天下永遠有忠臣義士愿意為皇帝和朝廷續命。

題主您誤會了。

一個正常的朝廷控制地方從來也不是用軍隊去控制的。

用軍隊去控制地方政府的朝廷那是軍政府，是軍閥。

很明顯，大明朝廷不是軍政府，不是軍閥。

大明朝廷用來控制天下的是一個文官政府。

或者說，大明朝廷被一群文官控制著。

至于大明朝的軍隊，京軍也罷，御林軍也罷，地方軍隊也罷，都是歸大明中央政府六部之一兵部管轄的。

明朝的兵部是怎么管理軍隊的呢？

一開始。

朱元璋從小明王那里獨立出來后，仿照宋元樞密院制度 ，搞了一個“大都督府”作為他的軍隊最高指揮機關，他說：“凡天下將士兵馬大數，蔭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

即是說，這個“大都督府”既有統兵權，也有調兵權，獨立于行政系統之外，掌握著全國的軍隊。

群雄逐鹿，龍爭虎斗 ，無時不打仗，無時不戰斗，軍隊講究的是“如身之使臂，如臂之使指”，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容不得拖拉扯皮，也容不得文官的掣肘。

“大都督府”正當其時，一如朱元璋所說，“凡天下將士兵馬......皆屬之。”

這個時候，如果有人團滅了“大都督府”，那，就等于滅亡了朱元璋的槍桿子。

歷史上就不會有朱皇帝，也不會有大明朝了。

當然也沒有什么大明朝的“京軍”和“地方部隊”了。

“大都督府”運行了二十年，到了洪武十三年，天下太平日久，多年已無兵戈，朱元璋政權對外軍事斗爭就不那么迫切了，對內制約反而日漸迫切。

畢竟每一個皇帝當權者天下太平之后，最怕的是部下造反了。

朱元璋下令把大都督府一分為五，分為“中、左、右、前、后”五個都督府，“中軍都督府”管的就是京軍。左右前后軍都督府管的就是地方部隊、

同時，朱元璋也剝奪了“軍都督府”的人事升遷和部隊調動以及政令發布之權，把這三項權力劃歸給了兵部。

“五軍都督府”只管軍籍和軍旅之事。

“凡武職、世官、流官、士官襲替、優養、優給”等能讓人升官發財的權力都歸了兵部。

這還不算完，吏部也來分權了。

高級軍官的任免權被吏部拿去了，兵部的軍官自然是要歸吏部管理的，包括五個都督府大都督首領以及各地都司衛所長官的任命升遷，都是“領聽吏部選授”。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局面。

凡遇到戰爭，皇帝挑選出一個將領，讓吏部發出任命，此將領去兵部領出“出兵之令”，憑“出兵之令”調出五大都督府屬下的各衛所之兵，上陣打仗，打仗完畢之后，無論勝敗，則收回出兵之令，各衛所軍各回其防。

明白了吧？

明朝的軍事是由五軍都督府和兵部共同管轄的 ，還受著吏部制約。

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統兵之權，五軍都督府有統兵之權，卻無出兵之令。

這很高明，兵部和都督府是相互制約又相互支持的，所謂“合則呼吸相通，分則犬牙交錯”。

在地方上，各省府設立的叫做“都衛”，最高長官叫做“都指揮使”，也即是地方上的最高軍事長官，掌一方軍政，既聽命于五府的軍事指導，也聽命于兵部的考核升遷獎賞懲罰。

明白人讀到這里應該讀出來了，“五軍都督府”管的只是軍籍以及一些參謀戰事文書之事，實際上變成了一個無有實權的事務衙門。

到了永樂朝，五軍都督府已經變成了“守空名應虛數”的閑適衙門，五府之官變成了一種虛銜。

總而言之，大明朝的軍事一切權力歸了兵部。

而，兵部并不是一個個體的人。

它是一個機構，是一個機能完善的指揮機構。

就算是瓦刺太師也先在土木堡之變中消滅了京軍，抓走了兵部尚書和皇帝。

再找一個皇帝和兵部尚書就行了。

重新找的皇帝是明代宗朱祁鈺。

重新找的兵部尚書是于謙。

于謙這個人很能干，頃刻間穩定了京城局勢，調來了各地軍隊，打了一場京城保衛戰，這里就不詳述了。

于謙之所以成功。

除了他個人的才能之外，兵部尚書的職權也是很重要的。

明朝在土木堡之變中，主力大軍幾乎喪失殆盡，接著，瓦剌軍隊一路攆下來，包圍了北京城。照理說，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會引起全國各地的動蕩。尤其是明朝建立了藩王制度以后，各大藩王都有一定的權力，手中都有一定的軍隊。而且，明朝在其他時候還多次發生藩王鬧事，甚至于造反的現象。可是為什么，土木堡之變事件爆發以后，全國各地卻風平浪靜，并沒有站出來鬧事及擁兵作亂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我認為，土木堡事變之后，明軍失去了主力部隊，而瓦剌已經打到北京城，把北京城團團包圍的情況下，并沒有動亂發生。這是因為做到當時領導者的于謙，對時局的有效把控有莫大的關系。

那么，于謙究竟有哪些值得稱道的做法呢？

（于謙畫像）

一、于謙使用長君建立強大的領導核心。

于謙當時極力促成了一件事，就是擁立長君，讓朱祁鈺上位當皇帝。因為有了朱祁鈺這樣一位長君皇帝，也使得朝廷有了一個堅強的核心。這個核心，就是以朱祁鈺為首的核心。

朱祁鈺是明朝皇室的人，并且是朱祁鎮的親弟弟，他來主政朝廷，全國各地都沒有話說。

反過來，假設于謙不立朱祁鈺為皇帝，而是把朱見深捧起來當皇帝。表面看來，朱見深是最應該當皇帝的，因為他是太子，而且是朱祁鎮的親兒子。但事實上，這樣一來，于謙就免不了“挾天子以令諸侯”這樣一種嫌疑。就像三國初年，大家都在搶天子一樣。因為天子很弱，又年幼，所以諸侯們才能夠實現“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如果天子年長，而且不弱，那么，大臣們就不能實現這樣的目的了。

由此可見，當于謙把朱祁鈺捧起來以后，各地的藩王們就算想造反，他們也找不到理由，不可能做出“清君側”之類的舉動了。

（朱祁鈺畫像）

二、于謙以衛國保家為宣傳口號。

在瓦剌攻入北京的時候，于謙所做的宣傳也是非常恰當的，那就是衛國保家。

“衛國保家”的意思，就是只有衛國，才能夠保家。在中原人看來，北方的少數民族是異族。北方的少數民族入侵，就是來搶奪中原人的家園。更何況，元朝曾經南下統治過中國，后來被中原漢人打到了北方。現在他們返回來，肯定就是來復仇的。所以，當時的明朝人心中都是有畏懼的，害怕蒙古人重新回來后，會找自己報仇。

尤其是藩王們，他們更擔心這一點。畢竟一旦蒙古人把北京攻下來，他們首先要屠殺的，就是皇族。這樣一來，皇族就處在生死攸關的局面。

可以說，于謙的這個宣傳，踩中了皇室的痛點。于謙讓他們知道，北京保衛戰有多重要，一旦失敗，覆巢之下，絕對不會有完好的人。所以他們絕對不能添亂。

所以，盡管藩王們手中有兵權，他們也不好說三道四，更沒有造反的理由了。

（北京保衛戰）

三、于謙并沒有下令讓各地的藩王們進京勤王。

于謙當時是做好了充分準備的，就是要把蒙古人打回去。

于謙做出這樣的判斷，是有底氣的。畢竟北京城守衛的軍隊，數量并不少。另一方面，瓦剌軍隊南下的時候，并沒有準備糧草輜重。他們的進攻并不能夠長久。還有一點，當時的瓦剌的大汗脫脫不花與也先是有矛盾的。這個矛盾，使得脫脫不花巴不得明朝把也先打死。他甚至可能在背后對也先遞刀。

總之，瓦剌國內并不穩定。他們是不可能打持久戰的。

于謙基于這樣的半段，認為北京保衛戰一定能勝利。

因為有信心，有策略，有明確的估判，所以他并沒有冒冒失失就命令各地的藩王們進京勤王。

事實上，如果命令藩王們進京勤王，那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很有可能，這些藩王們就會擁兵作亂。那樣一來，明軍不但打不敗瓦剌軍，而且還會迅速陷入動亂之中。這就相當于晉朝初年“八王之亂”的情況。八王之亂之所以爆發，就是藩王進京勤王，結果藩王們在干預朝廷的同時，招致其它藩王的不滿。如此循環往復，冤冤相報，最后才打成了一鍋粥。最終給北方少數民族南下的機會，晉朝就那樣玩完了。

總之，雖然瓦剌已經打到了北京城，北京城危在旦夕，但是由于于謙的一系列做法，都是非常恰當的，因此瓦剌并沒有得逞，天下也沒有大亂。可以說，是于謙用自己高超的智慧，瓦解了這一場危機。

（參考資料：《明史》《晉書》等）

1449年，蒙古瓦剌部在首領也先的率領下攻打明朝。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忽悠”下，決定御駕親征。明英宗兵敗土木堡，所率領的二十萬精銳部隊損失過半，明英宗本人也被蒙古軍俘虜。

土木堡之變中，明英宗率領的明中央軍主力基本被打殘，皇帝被俘虜，幾十名大臣戰死。明成祖時期的良將基本上損失殆盡。北京保衛戰時期，明代宗和于謙在北京只能集合大約2萬軍隊，后期各地趕來的勤王軍隊卻多達二十多萬。

黃巾起義、安史之亂之后，中央政府的力量大大削弱，也基本上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土木之變后，明朝中央政府卻沒有失去地方的控制。為什么明朝中央沒有失去對地方的控制呢？

中國古代歷史上，統一是趨勢和主流。在歷史課上，經常說古代中國是統一多民族國家。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和中央集權有很大關系。秦朝統一之后，建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下，中央的權力遠遠大于地方，地方的主要官員由中央任命，有一定任期。

從秦朝開始，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不斷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下，地方的權力相對有限，如果不是長期積累或者一些特殊情況，地方很難與中央抗衡，也不太容易出現割據勢力。歷朝歷代也都盡可能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加強對地方的控制。

正是由于古代建立中央集權制度，即使中央權力暫時較弱，地方也很難與中央抗衡。靖難之役時，朱棣攻下南京之后，地方基本上也就是傳檄而定。北宋滅亡之后，宋高宗也可以輕易地控制地方。明朝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進一步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更強，地方更難與中央抗衡。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地方上承襲了元朝的行省制度。為了限制地方的權利，朱元璋又不斷分割地方的權利。朱元璋在原行省的基礎上設立布政使司掌管地方行政、按察使司掌管地方司法、都指揮使司掌管地方軍事，將地方的權力一分為三，各個權力之間相互牽制、分權。經過分權之后，地方的權力進一步減弱，更加難以與中央抗衡。

明朝政府還通過設立監察機構、特務機構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明朝地方的大權基本上掌握在中央手中。明朝在地方也以文官為主，建立了龐大的文官體系，文官在明朝地方也占據優勢。明朝地方的武將則受到地方文官的牽制，武將的權力相對有限。武將很難獲得割據的相關條件。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在地方實行分封制，各個諸侯王的實力相當大。朱棣自己就是藩王造反，成功地當上了皇帝。朱棣登基之后，立即著手削弱諸侯王的實力。朱棣限制了諸侯王的軍權，還限制了諸侯王的人事權，將邊疆重地的藩王遷徙，打擊勢力較強的藩王。朱棣削藩之后，明朝藩王基本上失去了抵抗中央的能力，各個實力較強的諸侯王也被朱棣先后廢黜。

明宣宗上臺之后，繼續打擊藩王的勢力，比如鎮壓朱高煦叛亂，繼續削弱諸侯王的軍權和政權。經過明宣宗的“整治”，明初藩王實力過強的問題最終得以解決，地方藩王徹底失去了與中央抗衡的實力。到了明英宗時期，地方省府難以形成割據，地方藩王實力過弱，地方只能牢牢依附于中央。即使中央實力衰落，地方也難以與中央抗衡。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也非常注意分割軍權。朱元璋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將軍權一分為五。朱元璋還讓五軍都督府和兵部相互牽制，將調兵權和統兵權分開，使其相互牽制，最終軍權掌握在皇帝手中。無論是中央軍還是地方軍，都掌握在皇帝手中，沒有皇帝、兵部和五軍都督府的命令，地方官員無權調動軍隊。雖然當時明朝京師危及，但是卻依然沒有失去對方軍權的掌控，地方依然掌握在中央手中。

明朝在各個地方設立衛所制度，每一衛大約有5600余人。衛所以下有千戶所、百戶所、總旗、小旗等。衛所隸屬于五軍都督府和兵部，沒有中央的調令，各個衛所的長官并不能調動軍隊。明朝衛所的軍隊隸屬于中央，也可以監控地方。一旦地方有什么風吹草動，中央便可以從就近的衛所調兵。比如，寧王叛亂之時，中央軍還沒有達到，便被地方軍隊擊潰。

土木之變后，明朝京師軍隊空虛，地方軍隊的總人數超過了中央，但是地方軍隊過于分散。如果一個地方發生叛亂，很難聯合其他地區，最終只能“孤軍奮戰”。即使可以多聯合幾個地方，由于交通等情況，也很難形成合力，最后也免不了失敗。除非大部分地區都宣布脫離明朝中央，或者起兵叛亂。這種情況往往是長期積累的結果，土木之變則是一個突發事件。

土木之變后，明朝不僅沒有失去對地方的控制，反而在全國的通力配合之下擊潰了瓦剌軍，獲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北京保衛戰勝利之后，明朝轉危為安，又延續了近200年時間，成為中國古代最長壽的封建王朝之一。

土木之變發生在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8月），它對明朝政權來說是一次重大打擊，也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轉折點。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六月，瓦剌大軍大舉入侵明朝邊境，明英宗和太監王振親率20萬大軍出征，打算打侵略者一個措手不及。

途中他們得知瓦剌有所防備，就打算撤回北京，途中遭遇瓦剌大軍多次襲擊，主力部隊在土木堡遭遇瓦剌襲擊，明軍遭受重創，傷亡過半，明英宗皇帝朱祁鎮被俘。

土木堡一戰，明軍損失慘重，京師20萬精銳部隊幾乎全軍覆沒。

可盡管如此，明朝政權依舊安然無恙、巍然屹立，并沒有遇到什么挑戰。

為什么在此情況下，明朝皇帝能得到地方諸侯的擁護，沒有人起來造反？

主要原因如下：

瓦剌沒有吃掉消滅明朝的野心和實力。

中原政權被少數民族政權消滅，要有一個基本條件，那就是少數民族政權有問鼎中原、取而代之的野心。

蒙古、遼朝、金朝和后金政權入侵中原就屬于這種情況，他們都把滅亡中原政權當作自己的基本國策，無論有沒有能力，都足以對中原政權構成威脅，削弱中原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

也就是說，有了外患，就會有內亂，各地諸侯就有可能興風作浪，渾水摸魚，挑戰中央政府，或者對中央政府陽奉陰違，讓朝廷失去權威。

可是土木堡之變時期的瓦剌，根本沒有消滅明朝的打算，沒有把進軍中原當做自己的基本國策。

土木堡之變的起因，是明正統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領也先去給明朝皇帝送馬匹，其中有2000多名工作人員，按照慣例，明朝政府要按照人頭發補貼，可是帶隊的人為了騙取補貼，多報了1000人。

可是他們虛報人數被明朝官員發覺了，只是照實際人數發放補貼，并沒有多給錢。

接下來明朝官員在驗貨的時候，發現這些貢馬質量不符合要求，存在以次充好的現象，于是在結算的時候就沒有照價付款，只付了合同約定款項的百分之二十。

當然以次充好是明朝官員的一面之詞，此事存在兩種可能，一是瓦剌方面欺負明朝官員不懂行，但是這次遇到了內行；二是明朝官員吃拿卡要故意刁難。

不管怎么說，這次合作極不愉快，成為瓦剌入侵明朝的導火索。

但是瓦剌這樣做主要是為了泄憤、報復，只是侵擾邊境，掠奪邊民，沒有滅亡明朝的打算。

其次，瓦剌也不具備滅亡明朝的條件，主要原因是內部不穩。

瓦剌軍事領導人也先與統治者脫脫不花一向面和心不和，相互提防。

脫脫不花名義上是汗，但也先掌控了一部分權力，有不臣之心，想篡國奪權，提出立自己外甥"為太子"。

但是脫脫不花不是漢獻帝，他還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與也先抗衡，所以雙方明爭暗斗，誰也吃不掉誰。

攘外必先安內，瓦剌內部不是鐵板一塊，就沒有精力也沒有計劃滅亡明朝。

土木堡之變說白了就是一場貿易糾紛引發的戰爭，不是亡明朝之戰。

也先在同年十月份再次侵犯明朝，兵臨北京城下，也沒有滅亡明朝的打算，他只是想利用手里的人質英宗敲竹杠，在京城下提出的條件就是“索取黃金和絲織品以萬萬計”。

也先發動戰爭的目的只是為了蠅頭小利，是為了貿易，一旦恢復與明朝的通貢互市，雙方就能和平相處。

在此情況下，明朝政府就能夠控制局勢。

如果像大清入關那樣，以消滅中原政權為目標，又節節勝利，明朝皇帝還能不能控制局勢就很難說了。

于謙忠心耿耿，政府沒有失去人心

在土木堡之變中兵部尚書鄺野戰死，身為兵部侍郎的于謙接任兵部尚書。

作為明朝最后影響力和號召力的軍界大佬于謙，對明朝忠心耿耿，成為穩定局勢的定海神針。

在英宗被俘后，于謙等擁立朱祁鈺即位，并讓皇帝下令各地武裝力量進京勤王，積極備戰，以逸待勞迎擊瓦剌軍隊入侵。

當時明朝沒有哪個地方將領才能和號召力能跟于謙相提并論。

后來稱雄的石亨、楊洪、柳博等將領，當時還是無名小卒，是因為于謙提拔才有了用武之地。

總的來說，當時大局不亂，瓦剌只是來“討公道”，或者說是敲竹杠。皇帝雖然被俘，但很快有了繼承人，朝廷不亂，下面將領沒有人敢造反。

再說明朝各地將領都是受過忠君思想教育的，當時不是有“槍就是草頭王”的時代，他們不是沒有文化的野蠻人，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

明朝當時的情況，跟崇禎統治時期不一樣，政權還沒有腐敗到病入膏肓的地步，政府還沒有失去人心。地方軍隊拿的都是政府俸祿，沒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