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在宦官王振的攛掇下，決定效法成祖皇帝“五征漠北”的壯舉，親自率軍出征大同，討伐“入寇”的瓦剌，以顯大明國威。英宗率京營二十萬大軍（號稱五十萬），并勛臣及朝臣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大學士曹鼐、張益等五十余人，于七月十六離開京師趕赴大同，北征瓦剌。出發前，英宗命皇弟郕王朱祈鈺留在京師輔佐皇太子朱見深，并監國。
八月初一，英宗率明軍抵達大同，但此時瓦剌已經集合大軍包圍大同外圍，并屢次擊敗明軍。得知瓦剌真實實力的英宗有些害怕，同時王振也鼓噪請求撤軍，于是英宗在剛剛到達大同后不久就命令撤軍。回軍途中，因為王振的刻意安排，明軍先繞道蔚縣、后改道宣府，至八月初十，瓦剌追兵追蹤明軍后衛而至，恭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成國公朱勇等后軍統帥雖奮勇作戰，依舊寡不敵眾，明軍后衛全軍覆沒。
八月十四，在王振的胡亂指揮下，明軍進退失據，錯失戰機，終于被瓦剌追兵圍在懷來縣土木堡。之后英宗又輕信了瓦剌假意議和的建議，放松警惕，導致被瓦剌軍突襲，明軍大營潰散，軍隊四散奔逃，無法組織抵抗。混亂中，英國公張輔、駙馬都尉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大學士曹鼎、張益等人戰死沙場，英宗本人來不及逃脫，被瓦剌俘獲，這就是明朝歷史上有名的“土木之變”。大明社稷因此役慘敗而幾乎陷入傾頹覆滅的境地。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九，在皇帝親征被俘、大明朝野人心惶惶，幾乎面臨崩潰的境地下，以兵部侍郎于謙為首的朝臣們聯合向皇太后孫氏上奏，恭請皇太后出面安定局面，并立皇弟、監國郕王朱祁鈺為新皇帝，以凝聚軍民士氣，保衛京師，挫敗瓦剌以英宗來要挾大明朝廷的陰謀。孫太后在諸臣的再三請求下，順應民心，下懿旨以郕王朱祁鈺為帝，延續大明皇統。但在立郕王的同時，孫太后又另下懿旨，維持英宗長子、皇太子朱見深的嗣君地位不變。
郕王于正統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一正式即位，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尊“北狝”瓦剌的兄長英宗為太上皇。這就是大明第七代皇帝——明代宗景泰帝。
從正統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至二十，在代宗皇帝和于謙等主戰大臣的全力策劃、協力指揮下，瓦剌入侵京師的作戰被明軍挫敗，無奈只得裹挾被俘的英宗撤回了塞外，之后又向大明派出使者請求議和，大明得以度過這場自立國以來所遭遇的最嚴峻危機。
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瓦剌不甘心沒有從明朝獲取更多利益，于是挾持英宗到大同，以“送還皇帝”為名哄騙大同總兵郭登開門接納。郭登知是瓦剌詭計，所以拒不開門，并暗中策劃出兵奪回英宗。瓦剌首領也先無奈之下只得帶著英宗返回漠北，并再派使者向明朝求和，只要大明厚加賞賜，瓦剌就可以放回英宗做為交換。
景泰元年（1450年）七月，代宗先后派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寺少卿羅綺、指揮使馬政、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等人作為議和使者，兩次前往瓦剌面見大汗脫脫不花和太師也先，商議雙方議和及迎回太上皇事宜。
在議和使者（尤其是右都御史楊善）的努力下，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初二，大明和瓦剌達成和議，雙方恢復和平互市的狀態。而作為和議最重要的內容，“北狝”一年之久的太上皇英宗終于得以結束漠北生活，重返大明。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中秋節，在土木之變一周年的時候，太上皇一行人從大同、宣府、昌平一線匆匆趕路，從京師安定門入城，回到了闊別一年的京師。
太上皇歸來時，代宗親自到皇宮東安門舉行儀式，迎接兄長返回。兄弟倆見面時，彼此親切問候、熱淚盈眶，噓寒問暖，一派兄友弟恭情景，很是感人。但代宗和太上皇這兩兄弟內心中是怎樣的感受和實際想法，那其他人就不可能知道了。
皇權的排他性使然，即使代宗還是郕王的時候和兄長英宗感情有多么深厚，兄弟之間關系有多么融洽，但如今身份已經更替，并且經過了這么多事情，代宗再也不是那個年輕單純的青年藩王了。已經掌握皇權一年之久、同時又擊退瓦剌、立下保衛大明社稷大功的代宗，心中充滿了對皇位的眷戀把持、和對兄長歸來的忌憚和猜忌，生怕兄長這個前任皇帝、現任太上皇會在返回京師后和之前的舊臣們暗中策劃、勾連，以顛覆自己的統治，從而奪回皇位。于是，在英宗返回后不久，代宗就以“榮養”的名義，將太上皇軟禁在南宮之中，隔絕了他和外朝諸臣的聯系，以防備兄長死灰復燃、卷土重來。
此后的七年中，代宗和太上皇的關系都是在時刻相互提防、猜忌、疑慮中度過，對于太上皇在南宮中的一舉一動，代宗無時無刻不加以關注、并隨時準備采取反制措施。同時，為了帝統不至于出現轉移，代宗在自己的皇位穩固、同時大明內外局勢穩定之后，就開始著手準備更換皇儲，將皇統轉到自己一系，剝奪兄長一系的繼承權。
從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開始，代宗就在朝會上多次或明或暗地示意內閣及六部重臣，自己想更換儲君。而為了取得大臣們對自己的支持，代宗居然做出了皇帝給大臣行賄的千古奇事——給內閣大學士們每人賜黃金五十兩、白銀一百兩！然后派親信宦官到每個內閣大學士的府上暗中征求易儲的意見。經過一番軟硬兼施后，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代宗終于得到了首輔陳循等內閣輔臣們贊同易儲的支持。于是代宗立即召開朝議，發布易儲詔令，改皇太子朱見深為沂王，出居藩邸；以皇子朱見濟為皇太子。經過不懈努力，代宗終于實現了自己的易儲心愿，將大明儲君從侄子改成了自己的親兒子。
可是禍福皆由天注定，代宗殫精竭慮、費勁了心思，好不容易才讓親兒子朱見濟成為大明皇太子，可是朱見濟卻沒有這個福氣承受，不過只當了一年多一點的皇儲，就于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患病不治，夭折了。代宗只有朱見濟一個獨子，好不容易才立為皇太子，沒想到卻幼年病夭，這個噩耗有如晴天霹靂，幾乎將代宗身心擊垮。而之后幾年代宗心理逐漸開始扭曲，肆意打擊懲罰建議重立皇儲的官員。本來保衛社稷有功、治國也比較賢明的代宗皇帝，因此口碑和名聲一落千丈，群臣諸多非議，日后的變局，這時已經露出端倪。
從景泰五年到景泰七年（1454-1456年），代宗再也沒誕育皇子，大明國本一直空虛，因此“復立皇儲”的議論一直不斷，這始終是代宗的最大心病。內外的巨大壓力和雙重辛勞下，代宗的身體狀態每況愈下，精氣損傷嚴重。景泰七年（1456年）十二月，代宗因積勞成疾而“御體違和”，終于病倒，且病勢洶洶、“不能起榻”。
景泰八年（1449年）正月十一，朝臣們入大內探望代宗，向皇帝再次提出“復立皇儲”之議（即復立前太子、沂王朱見深），代宗不予回答，內心依舊不肯把皇位還給兄長一系，堅稱自己只是“偶感風寒”。正月十四朝議時，皇帝因病缺席，輔臣們于是討論“立儲”之事，朝議中主張復立沂王的、主張另擇宗藩的，主張緩議的意見紛沓交集，意見不能達成一致。內閣輔臣只得聯名上疏皇帝，奏請“早擇元良、以定國本”，把最后的決定權交給了代宗皇帝。
其實，這個時候的代宗心里很明白，生兒子只怕沒希望了，就是把病養好估計也很難，也許自己在這個世上的日子沒幾天了，按《皇明祖訓》內所規定的宗法傳承制度，自己駕崩后，皇位只能傳回兄長那一系。可如果最終的結局是這樣的話，那自己這幾年的皇帝豈不是白干了，費盡心思的易儲不成，還使得后人有嘲諷乃至歸罪自己的口實。在這樣考慮下，病入膏肓的代宗怎么也不肯主動把皇位還給兄長（的后裔），他內心還是期盼自己能夠吉人天相，盡快好起來，以繼續呆在至高無上的皇帝寶座上。
但代宗不想歸還皇位，有一些人已經等不及了，以武清侯石亨、左都御史徐有貞為首，包括前軍都督府右都督張軏、內宮太監曹吉祥等人，決心趁著這個機會鋌而走險，“建立殊勛、獲取首功”，迎接在南宮軟禁的太上皇英宗復位，以達到“擁立首功”的目的。至于為何要迎立太上皇，那是因為石亨在正月里被病重的代宗召見，令他代行郊祀禮，而石亨見到代宗的病勢沉重、即將不起情況后，心里揣摩一旦代宗去世，則迎立誰為新帝都是文臣們的謀劃之功，和自己沒有關系，因此不甘心被排除于權力中樞之外。徐有貞則是當年土木之變時力主要遷都避難，被于謙等朝臣呵斥責罵，又被代宗貶職輕視，心中一直忿忿不平，總想著要卷土重來。張軏、曹吉祥也是因為代宗登基后被邊緣化、疏遠化而心有怨恨。所以，這幾個人因為同樣的目的結成一黨，走到一起，產生了準備發動政變、以謀取富貴和“大功”的念頭。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晚，在徐有貞的策劃下，張軏先期進入南宮，將準備擁立太上皇復位的消息暗中傳遞給英宗。同時曹吉祥在孫太后的默許下，于皇宮內做好了接應準備；石亨、徐有貞則率私兵千余人直奔南宮，迎接早有準備的英宗登上御輦，直奔皇宮。
當隊伍行至東華門時，被守門的士卒出聲喝止，英宗親自大聲回應說：“朕太上皇也！”士卒們看見太上皇后不敢阻擋，眾人于是打開東華門，簇擁著英宗來到奉天殿。此時曹吉祥早已做好了接應準備，讓安排好的樂隊奏樂，鐘鼓齊鳴中太上皇英宗進入了奉天殿，重回闊別七年之久的皇帝寶位。此時朝臣們已經在朝房等待上朝，聽見宮內鐘鼓齊鳴、各門大開后，以為是代宗登殿，于是魚貫而入。徐有貞抓住機會在殿前高聲呼喝道：“太上皇已復位，群臣覲見！”此后石亨、張軏等人帶頭入殿參拜英宗，諸臣面面相覷之下，稍稍遲疑片刻，也隨之朝臣入奉天殿朝覲英宗。英宗則在大殿內親自向朝臣們宣布自己復位。
至此，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等人精心策劃的政變宣告功成，這就是影響了大明之后近二百年歷史進程的“奪門之變”。復位當日，英宗就下旨將景泰八年改為天順元年（1457年）。
政變發生時，代宗尚在后宮寢殿內養病，而他的病勢沉疴已久、即將不治，所以對于外朝的政局變化根本沒有做出任何反應。得知兄長已經復位后，代宗只說是說：“好，好！”，便不再開口說話。
天順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三，重登皇位的英宗接到左都御史兼翰林學士徐有貞的奏疏，請皇帝批準將被逮捕下獄的代宗重臣兵部尚書于謙、大學士王文以“更立東宮”、“謀立襄王之子”等罪名定為謀反大罪，處以極刑。英宗原本心有不忍，回復徐有貞說：“謙實有功。”但徐有貞依舊記得當年土木之變后自己在朝堂上提議南遷，被于謙訓斥責罵，導致他被代宗鄙視，群臣也嘲笑蔑視他，乃至于長久不得升遷。徐有貞為此深恨代宗和于謙，一心要置于謙于死地。（石亨也是因為和于謙有私人恩怨，導致心懷怨恨，一直想要搬倒于謙，實現權力更替）。
于是徐有貞回奏英宗說：“謙雖有功，然不殺則此舉（指奪門之事）師出無名矣。”英宗聽后，考慮了很久才下定了決心，下旨將于謙、王文綁縛京師崇文門外，處以斬刑。保衛了大明社稷的一代名臣于謙，就這樣在這座他曾經拼死保衛的城池前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步。
由以上可以看出，徐有貞、石亨等人發動“奪門之變”，其本意并不是維護大明皇統、安定社稷，而是各自抱有私心，意圖鋌而走險謀取富貴，并向代宗及于謙等人報復私人的恩怨。
假使當時皇太子朱見濟還在世，且身體健康、茁壯成長，那么借一萬個膽子，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等人也不會有野心去實現“擁立之功”，敢于擁立太上皇復位。在儒家君臣綱常倫理道德的基石下，沒有哪個大臣敢于昏了頭地去“奪門”挑戰皇權。徐有貞和石亨不過是因為當時代宗病重、且大明并沒有合法的皇儲，所以才冒險發動政變，迎太上皇復位。如果在奪門的過程中出了一點點紕漏，等到天亮后代宗得知消息，那么即使是一個病得要死的皇帝，依舊有能力、有權威、有手段立馬調派京師駐軍將徐有貞這一幫“亂臣賊子”干脆利落地誅滅殆盡，連渣都不剩。
天順元年（1457年）二月，英宗以孫太后的名義下懿旨，斥則代宗“不孝、不弟、不仁、不義、穢德彰聞、神人共怒，其身疾病,彌留朝政”，將代宗廢為郕王，遷居西苑。二月十九，為了避免死灰復燃（就像自己一樣），有“婦人之仁”名聲的英宗決定消除隱患，他暗地里下令，命內官監太監蔣安夜赴西苑，把弟弟用錦帛勒死于寢宮。代宗橫死后，英宗賜了個“戾”字惡謚給他，稱郕戾王。代宗也沒有入葬已經修建好了的昌平皇陵區自己的壽陵，而是被按照親王禮葬在了西山。
“奪門”成功、英宗復位后，朝臣們雖然出于“儒家忠君”思想，對皇帝本人重登皇位沒有反對意見，但對于徐有貞、石亨、曹吉祥這些野心家、小人用這種卑劣手段獲取“擁立之功”的行為鄙夷輕蔑得很，對他們用英宗的人生安危作為自己謀取富貴晉身的臺階之舉大為敵視，認為他們是“陷君父于危難、置圣駕于何地！”
天順元年（1457年）六月，自恃奪門有功的徐有貞因為爭奪朝堂上的權力，和石亨、曹吉祥等人開始產生矛盾，并隨之激化。徐有貞常常在英宗面前彈劾石亨、曹吉祥不法事，使得石曹二人非常怨恨徐有貞，也開始圖謀構陷徐有貞。當時英宗信任徐有貞，后常常單獨召見他密談，曹吉祥趁機讓自己的心腹宦官在隨駕時偷聽談話，然后透露談話內容給英宗，謊稱是徐有貞所泄露。久而久之英宗逐漸厭惡徐有貞，懷疑他走漏消息，從此疏遠排斥他。
石亨、曹吉祥趁熱打鐵，以“圖擅威權，排斥勛舊”的罪名向英宗舉報徐有貞，英宗于是逮捕徐有貞下獄，念及他有擁立之功，起初把他貶到廣東任參政。石亨再暗中匿名投書，以徐有貞的名義對“奪門之變”事加以指責。英宗頓時大怒，把徐有貞從半路抓回京師，最終削去徐有貞所有官爵，貶為庶民，流放金齒衛（今云南怒江、獨龍江流域）。
奪門之后，石亨以功晉爵忠國公，英宗對他恩寵眷顧，信任有加，石亨因此驕橫跋扈，權欲膨脹。石氏一門勢焰熏天，一些趨炎附勢、企圖升官的都拜在石亨門下，民當時流傳“朱三千，龍八百”的童謠。
石亨得勢后，利用掌握京營的權力，將各地文官巡撫全部撤換，以自家心腹武將充任，有事時覲見英宗也敷衍了事，并，信口開河，還多次借故入宮，英宗當時都不知道石亨已經進宮，一不留神撞見了，也驚嚇不輕。英宗因此不厭其煩，以此問于內閣輔臣李賢。李賢回答說：“朝內大事，惟陛下一人做主。”英宗深以為然，便敕告左順門：“非宣召，武官不得進宮。”此后石亨進宮次數才稍稍減少。
石亨在京師修建忠國公府，富麗堂皇，占地廣大，逾制甚多。英宗不經意間登宮墻后看見也驚訝地詢問：“此何家府第？”恭順侯吳瑾隨侍在旁，故意回答：“此必王府！”英宗搖頭：“不是”，但明白了吳瑾的意思。吳瑾再回話說：“不是王府，誰敢僭逾至此？”英宗會心地點了點頭，心里知道接下來該怎么辦。
石亨侄子石彪因奪門之功封定遠侯、大同總兵官，其在大同驕橫不法，橫行無忌，天下因此側目。石氏叔侄當時擁有數萬材官精銳，朝廷內外武將半數出于石家，這已經已經危及社稷，石氏叔侄淺薄不懂謙遜，結局注定慘淡。
天順三年（1459年）十月，對于石氏跋扈已經忍無可忍的英宗借口大同軍衛楊并等人上書朝廷請求讓石彪永鎮大同之事有詐，逮捕楊并后獲得“石彪欲圖聯合石亨謀反”的口供。于是英宗遣錦衣衛直馳大同，在軍中逮捕石彪，審訊時獲得石彪私有繡蟒龍衣、逾制寢床、欺凌親藩等違反國法之事，謀反之罪坐實，英宗下令抄沒石彪其家。石亨也被牽連，停止朝參資格，削去官職，石家頃刻間樹倒猢猻散。
天順四年（1460年）正月，錦衣衛指揮使逯杲上奏彈劾石亨居心叵測、跋扈不法、私收賄賂、陰蓄私兵、招納術士圖謀不軌，英宗令朝臣共議，朝臣紛紛上奏，皆言絕不可輕饒。于是英宗下詔將石亨下獄，令三法司依律論罪。最終石亨以謀反罪論誅，抄沒全家，秋后處斬。二月，石亨“瘐死”獄中，石彪、石后等石氏家族成員皆于天順四年（1460年）秋后處斬，石氏滿門誅滅。
到了這個時候，英宗也有所醒悟，對當年徐有貞、石亨等人發動的奪門之變是否恰當產生了懷疑和反思。天順四年（1460年）五月，在徐有貞貶斥、石亨誅滅全家后，英宗召內閣大學士李賢入內奏對，詢問他對于“奪門之變”的看法，李賢當即正色回答說：
“當時郕王已經病重，即將不起，而懷獻世子（即朱見濟）已經薨逝，國家重歸陛下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何必要徐有貞、石亨他們多此一舉，去南宮迎陛下進宮。況且即使接陛下進宮，說迎駕是可以的，不能用“奪”，這‘奪門’二字讓后人怎么看待？天下本來就是陛下的，用‘奪’字，豈不是說陛下重登大寶是不合宗法傳承的？徐有貞、石亨等人當時只是為了謀取富貴、搶奪權力才下手擁立陛下復位，其實郕王即將薨逝，他一死，群臣自然會按照祖訓迎接您復位，何必石亨他們去奪？”
英宗頓時醒悟，贊嘆說：“卿說得對！”
李賢再次進言說：
“當時千鈞一發，如果石亨等人的事情失敗，他們自然要被郕王處死，他們死就死了，但是陛下您就危險了，這不是石亨、徐有貞“挾持”您，將您置于險地么？‘奪門’之事，不過是徐有貞、石亨等人別有用心，以陛下為奇貨，借此得以富貴，他們哪里是為了大明江山社稷？只不過為了將來的邀功升賞、招權納賄而已。如果陛下還是以“奪門”為復位依據，將何以服眾，何以安定后世？”
這段話是李賢個人的看法，也是當時諸多文臣的普遍心聲，朝堂上，絕大多數臣子都對當年的“奪門之變”不以為然，而李賢則是那個捅破最后一層窗戶紙的人（也有徐有貞倒臺、石亨誅滅全家的因素。如果徐、石還在，李賢估計也不大敢和英宗這么直接地點破）。
英宗聽完李賢的奏對后，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當初‘奪門’的那些人是個什么企圖，從此后，英宗開始疏遠當初到南宮來擁立自己復位的人，并下詔命朝臣們在奏章中再不準用“奪門”二字，因“奪門”之功而得以冒官封賞的四千多人，在這之后都被革去了官職。
天順五年（1461年）六月，曹吉祥和侄子曹欽在徐有貞、石亨先后倒臺的兔死狐悲之下，發私兵五百人起兵作亂。經過一夜激戰，叛賊失敗，曹欽投井自盡，曹鉉、曹鐸等曹氏黨羽激戰中死在禁軍刀下，曹氏全族不分男女老幼全被殺光。曹氏叛亂被平定。曹吉祥在宮中被擒，凌遲處死。這樣，當初策劃“奪門”的三個人，徐有貞貶斥、石亨、曹吉祥夷滅全族。
而參與奪門的另一個勛臣、右都督張軏的運氣非常之好，天順二年（1458年），“奪門之變”后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很幸運地躲過了英宗的秋后算賬，沒有遭遇同黨徐有貞被貶流配、石亨瘐死獄中、曹吉祥夷滅滿門的下場。張軏被英宗追贈為裕國公，賜謚號“勇襄”，太平侯的爵位還傳給了兒子張瑾（成化元年（1465年），憲宗重新評價“奪門”之事，認為當初前往南宮擁立太上皇的幾人都是大奸大惡之輩，挾君以求富貴，不值得褒獎封賞，徐有貞已經倒臺，衣冠閑住；石亨、曹吉祥是反賊，已剿滅全族；只有太平侯張軏因為早死，所以并沒有被清算，還有爵祿傳承。于是憲宗下詔革除張軏之子張瑾所承襲的太平侯，改授錦衣衛帶俸指揮使，從實際意義上剝奪了張軏當年的“奪門之功”。）
徐有貞在金齒衛當了四年野人后，于石亨倒臺的天順四年（1460年）被赦免罪行，遣送回家鄉南直隸吳縣（今江蘇蘇州）安置，不過依舊是庶民一個。天順八年（1464年）初，明憲宗朱見深登基，徐有貞在次年獲準可以于家鄉“冠帶閑住”。成化八年（1472年）七月，六十六歲的徐有貞病逝于吳縣，算是善終。他一生只有五個女兒，沒有兒子，但他有一個外孫在日后大大有名，即祝允明，就是我們熟悉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祝枝山。
發動“奪門之變”的四個人，最終結局是一個被奪官流放，兩個抄家滅族，一個死后奪爵，都沒有什么好下場。這告訴我們：多行不義必自斃，一時陰謀得逞終將受罪遣；善惡終有報、天道好輪回，蒼天在上，終究不會饒過了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