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是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的年號,所以我們常稱呼朱由檢為崇禎皇帝。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對于皇帝的稱呼無外乎有三種,一是稱謚號,二是稱廟號,三是稱年號。明朝皇帝基本上都以年號稱之,崇禎皇帝便是如此,而根據史料記載,朱由檢即位時,內閣擬訂了四個年號供其選擇,朱由檢為何選擇了崇禎呢?
(朱由檢劇照)
謚號、廟號、年號的區別
在了解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知道皇帝稱呼的由來,正如上文講到的謚號、廟號、年號,為何歷代皇帝的稱呼方式不是統一的呢?
首先來說說謚號,我國古代謚號最早出現于西周,主要用于對君王去世后做出評價,所以謚法中是以單字出現的,如文、武、明、睿這些褒義字眼,稱為“上謚”;也有煬、厲、荒、靈這些貶義字眼,稱為“下謚”,當然有些中性字眼也會用作帝王的評價,這稱為“平謚”。起初皇帝去世后,皇子、大臣會取一個字為先帝做謚,比如西漢第二任皇帝漢惠帝,惠就是他的謚號,此為“平謚”,代表他一生無功無過。
君主的謚號一般由禮官擬定,由即位的新君主宣布,因謚號帶有評判性,所以秦始皇曾因“子議父、臣議君”的原因,將謚法制度廢除過。西漢恢復該制度后,歷朝歷代也開始沿用并變革謚法制度。最明顯的變革就是不以單字對君王進行評判,而是以很多字來取謚號,更有后世子孫為開國皇帝追謚很多美謚,比如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被累謚為“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這一連串的字讓后世提及時頗為麻煩,所以干脆不再以謚號稱呼皇帝,而是以宗廟排位來稱呼,也就是廟號,所以趙匡胤被后世稱宋太祖,這就是他的廟號。
廟號也帶有評價性質,西漢開國后就重新定義了西周創立的廟號制度,我們今天將劉邦稱為漢高祖,這個稱呼其實是有問題的。劉邦的廟號是太祖,謚號為高皇帝,高祖之稱其實是涵蓋了劉邦的廟號、謚號,其真正的稱呼理當是太祖高皇帝,史料里劉邦的后裔也是這么稱呼他的。而西漢規定的是無特殊功勛不的不能上廟號,整個西漢只有劉邦、漢文帝劉恒、漢武帝劉徹、漢宣帝劉詢有廟號,東漢也只有三位皇帝有廟號。
(劉邦劇照)
兩漢以后,廟號則被普遍運用,也是后世根據皇帝生平功績進行的評價,其選字雖然參考謚法,但并不完全取自謚法,而褒貶類似。如開國立業的則稱太祖、高祖;發揚光大的則稱太宗;復國或重新打天下的稱世祖、圣祖或者成祖;這些都是功勛卓著的。再次一級的如仁宗、孝宗、睿宗,表示仁愛孝順的賢主;又如中宗、圣宗則表示中興之主;哲宗、興宗、成宗、顯宗這些則是守業之君,無大功,也無大過,延續太平盛世的君主;憲宗、宣宗、景宗則是有大功也犯過大錯的君主。再有些批判性質的,比如高宗代表由盛轉衰;惠宗代表治國無方,江山殘破;僖宗代表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基本上就是亡國之君。
(漢武帝劇照)
由此便可看出,廟號既簡短,又能精確評價一個帝王的生平功過,所以自魏晉以后,廟號幾乎成為歷朝歷代稱呼已逝皇帝的統一方式。那么年號為何又在明清時期成為稱呼主流的呢?其實無論是謚號還是廟號,這都是后世對已故皇帝的評價,也就是說皇帝在世時是沒有謚號和廟號的。為了打造時代標志,在位的皇帝會以年號紀元,表明一個新皇帝時期的到來,這是由漢武帝創造的,此后便一直沿用于封建社會。
(清朝皇家太廟)
而年號的發展又于明朝發生了轉變,在明朝之前,皇帝即位會創立一個年號,遇到天象祥瑞或者國家對外戰爭的大捷時,也會重新選擇一個年號,比如武則天在位21年,共用了18個年號,因此不方便以年號稱呼。到明朝時則采用一世一元制,當然也有例外,如明英宗朱祁鎮先因土木堡之戰丟了皇位,后因奪門之變成功復辟,又采用了新年號,所以朱祁鎮是有兩個年號的。而明朝其余皇帝基本上都是一個年號用到死,所以用年號稱呼明朝皇帝比較方便,清朝也是如此,如萬歷皇帝、嘉靖皇帝、康熙皇帝、雍正皇帝,這些都是以年號稱之。
崇禎二字為何被選為年號
崇禎帝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即位,崇禎十七年(1644年)自縊殉國。清軍入關后,以厚禮將其改葬于明十三陵中的思陵,并上廟號懷宗,謚號“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清朝雖然尊重這個明朝末代皇帝,但從廟號、謚號上可以看出,對這位亡國之君并無褒贊。而南明弘光帝為崇禎帝追謚為“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后改為毅宗,隆武帝時又改廟號為威宗。清朝評價為愍,南明認為是烈,可見立場不同對謚號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所以后世還是習慣以年號來稱呼,這樣也許更為公正。
而崇禎帝的年號選擇上卻頗有一些故事,朱由檢在登基之初,內閣擬訂了四個年號,《思陵典禮記》中記載的是乾圣、興福、咸嘉、崇貞這四個;而《烈皇小識》中記載的是永昌、紹慶、咸嘉、崇貞四個年號。雖版本不同,但都有“崇貞”這個年號,在四個年號之中,朱由檢選用了崇貞,并用筆將“貞”字改為“禎”,于是便以崇禎為紀元。
為何做出這種選擇呢?據說是朱由檢用了排除法,首先看“乾圣”,朱由檢說“乾為天,圣則安敢當”;再看“興福”,朱由檢說“中興甚好,亦不敢當”;又看“咸嘉”,朱由檢認為“咸旁為戈,今方欲息干戈,勿用”,就這樣,排除了三個,就只剩崇貞可用。
第一個被排除很好理解,乾圣二字的重量不是一般君主能承受的,明朝已經落魄,這更像是內閣在拍馬屁。
第二個乃是中興之意,朱由檢排除這個年號可能帶有“瞞天過海”之意,我們作為歷史的旁觀者都知道,慈禧太后第一次垂簾聽政稱“同治中興”,清末的那次回光返照都能算中興,勤勉的朱由檢在登基之初懷有中興之志未嘗不可。但當時的政治風險是很大的,寓意中興的年號很有可能急早暴露朱由檢的政治野心,此時的閹黨把持朝政,以致人們“只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這個中興年號很有可能是閹黨試探朱由檢的志向與智慧,朱由檢登基之初隱忍低調,迷惑閹黨,固然是不會以中興年號來明志的。
(魏忠賢劇照)
第三個年號寓意刀兵,朱由檢即位時明朝內憂外患,確實需要武力護國,但作為皇帝,他旨在內修朝政,外施恩徳,以仁德止刀兵。所以朱由檢不以此為年號,是為宣揚政治主張在于休養生息,而非擴大戰爭規模,從而加重民間疾苦。有種說法是崇貞與重振同音,這種年號既低調表達了其恢復大明榮光的理想,同時也向民間傳達了治理國家的決心,所以朱由檢選擇了崇禎為年號。
至于另一版本記載的“永昌”年號,我覺得可信度不高,因為這是后來李自成的年號,也就是說崇禎帝不用“永昌”為年號,人家李自成把你推翻了,用了這個年號,很具諷刺意義,所以更像是民間的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