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救，而是，譚嗣同走得是一條“不歸路”。
甲午戰(zhàn)爭后，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等人攛掇光緒發(fā)動了“救亡圖存”的改革運動，史稱“戊戌變法”，名為變法維新，實則是對慈禧等既得利益者的“奶酪”進(jìn)行大刀闊斧的“分割”。
這犯得可是死罪，弄不好，還會株連九族。
這種情況下，譚繼洵怎么去救？他雖貴為湖廣總督，但也無能為力。
這一點，別說是湖廣總督，就算是擁有更大的權(quán)力，在慈禧面前，也無濟(jì)于事。
我們先看看“戊戌六君子”其他成員的“朋友圈”。
楊銳，是張之洞的學(xué)生和幕僚。論職務(wù)，張之洞是兩江總督，貴為“第一封疆大臣”，名望和權(quán)力遠(yuǎn)甩譚繼洵幾條街；論與慈禧的關(guān)系，張之洞是慈禧面前的紅人，也是洋務(wù)派代表，深得慈禧的信任；論能力，張之洞做事有手腕、有魄力，敢于冒險，有足夠的資本去營救自己的得意門生。
事實上，張之洞也確實為了楊銳奔走相告，積極救援，但是，也沒能救出楊銳。
再看林旭，當(dāng)時深得榮祿的賞識，而榮祿又是慈禧的心腹大臣，與慈禧走得很近。
即便這樣，在林旭被逮捕后，榮祿也沒有在慈禧面前為林旭說一句好話。
不是榮祿沒有這個實力，而是他不敢。
與張之洞和榮祿相比，身為湖廣總督的譚繼洵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去營救自己的兒子，因為他深知譚嗣同犯得是“謀逆”之罪，慈禧沒有判他個“株連九族”就不錯了，他哪里還敢救人。
從整個家族來考慮，封建傳統(tǒng)的譚繼洵希望譚家枝繁葉茂，希望譚氏成員不受影響或者少受影響，因此，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兒子去送死，將這份牽掛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底，哪怕自己的心在滴血，他也要默默地吞下這個“壞結(jié)果”。
對于譚氏家族的安危，譚嗣同早已做好了安排。
在他被抓前，他依據(jù)譚父的筆記和口吻給自己寫了兩封信，主要是大罵自己的狂悖無道，痛斥自己的種種“罪行”。
目的非常明顯，他擔(dān)心自己連累譚氏家族，擔(dān)心慈禧誅他九族，所以，用這兩封信劃清了譚父和家族與他的界限。
除此之外，譚繼洵就是想救，時間上也不允許。
譚嗣同從被抓到就義，前后只有4天的時間，當(dāng)時的信息并不發(fā)達(dá)，遠(yuǎn)在湖北工作的譚繼洵根本沒有時間去營救自己的寶貝兒子，甚至，在譚嗣同被抓的時候，譚繼洵還不知道寶貝兒子已身首異處。
其實，在譚嗣同被抓之前，譚繼洵是“救”過兒子的，只不過，這種“救”準(zhǔn)確說來是一種勸誡。
譚繼洵混跡官場多年，政治嗅覺非常敏感，眼光非常老道，他知道兒子做得是“掉腦袋”的事情，所以，日日夜夜為兒子的安危提心吊膽，擔(dān)心兒子因變法而招來大禍。
為此，70歲的譚繼洵在一個月內(nèi)給遠(yuǎn)在京城的兒子寫了3封信，勸誡他趕快從變法的泥沼中退出來，盡快回家，躲避這場橫禍。
可是，譚嗣同不以為意，他看完父親的來信后，拿起筆來給父親回了一句：“老夫昏聵，不足與謀大事”。
譚繼洵看到兒子的回信后，氣得不得了，他知道兒子性格倔強(qiáng)，絕不會因為兒女情長放棄自己的理想，無可奈何之下，只能由他去吧。
果不其然，一向主張變法的光緒很快陷入了被動，他的得力助手兼老師翁同龢被革職了。
束手無策的光緒召見楊銳，想讓楊銳幫助自己。
但是，慈禧在光緒身邊安插了很多眼線，對于光緒的一舉一動，慈禧了如指掌。
見到楊銳后，光緒擔(dān)心被身邊的太監(jiān)監(jiān)聽，所以，不敢說話，只能默默地賜給楊銳一件衣服，面帶凄慘之色地暗示衣服內(nèi)有詔旨。
楊銳帶著衣服趕快出宮，急急忙忙地跑到南海會館去見康有為，恰巧，譚嗣同也在現(xiàn)場。
他們?nèi)诵⌒囊硪淼卮蜷_衣服，只見里面有幾行小字：“朕位不保，命康有為與四卿及同志設(shè)法籌救。”
這件密詔暗示著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慈禧要動手了。
事情非常突然，又如此緊迫，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心急如焚，又無計可施，悲憤交加之際，他們只能捧著光緒的密詔抱頭痛哭。
總是哭也不是辦法，一番反思和思考之后，他們想到不掌握軍隊就無法救光緒，也無法推行新政，遍數(shù)朝中諸將，只有袁世凱懂洋務(wù)，主張變法。
于是，他們將希望寄托在了袁世凱身上。
就在譚嗣同去說服袁世凱的時候，光緒又給他們發(fā)出了密詔，命令康有為趕快離京，他不忍心康有為被捕或者被殺。
原來光緒早就得到了情報，慈禧對變法已經(jīng)忍無可忍，種種跡象已經(jīng)表明，慈禧要推翻新政。
在這關(guān)鍵時刻，沒想到袁世凱馬上向慈禧示好，揭發(fā)了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的計劃。
慈禧得知后，勃然大怒，她馬上派人囚禁了光緒，并下令逮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首要人物。
面對慈禧布下的這張大網(wǎng)，譚嗣同至少有3次可以潛逃的機(jī)會。
第一次機(jī)會來源于梁啟超。
慈禧下令抓捕維新代表時，梁啟超正在譚嗣同的寓所瀏陽會館與譚商談。
正談到將會發(fā)生的事變時，就傳來慈禧已經(jīng)派兵包圍了康有為南海會館的消息。
譚嗣同非常冷靜，他請梁啟超趕快到日本大使館尋求幫助，并設(shè)法營救康有為，殊不知，康有為已經(jīng)提前一天逃離了京城。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梁啟超力勸譚嗣同一起出走日本，可是，譚嗣同執(zhí)意不肯，他反勸梁啟超赴日本避難。
說到今后的打算，譚嗣同笑了笑，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圣主。”
意思就是沒有活著的人無法圖將來之事；沒有死的人無法酬謝圣主的恩情。
梁啟超反復(fù)勸他一起走，譚嗣同就是不肯，只是將他平日所寫得書稿、詩冊、家信一并交給梁啟超，讓他代為保管。
一切囑托完后，譚嗣同與梁啟超緊緊擁在了一起，做了最后的告別。
第二次機(jī)會來自于大刀王五。
譚嗣同與王五亦師亦友，他的劍術(shù)都是跟隨王五學(xué)得。
當(dāng)時，京城大門關(guān)閉，官兵挨家挨戶地搜捕，昔日熱鬧的大街立刻陷入一片恐怖之中。
大刀王五再次催促譚嗣同外逃，他愿以自己的性命保護(hù)譚嗣同的安全。
可是，譚嗣同不以為意，他對大刀王五說：“死耳，何行為？”
就這樣，譚嗣同謝絕了王五的好意。
第三次機(jī)會來自于譚嗣同的日本友人。
八月初九，有幾個日本朋友力勸譚嗣同到日本使館躲避，他們愿意提供一切幫助，可是，譚嗣同已經(jīng)抱定必死之心，愿意用自己的鮮血激勵后來者，喚醒4萬萬同胞。
他對日本朋友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獲成功。而今中國沒聽說因變法而流血的，此所以中國不昌盛之所在。如有流血，請自嗣同始！”
就這樣，不管誰來勸說，譚嗣同鐵了心不走，獨自一人待在寓所，等待被捕。
八月十日，官兵突然闖進(jìn)瀏陽會所，將譚嗣同抓了起來，一同被捕的還有林旭、劉光第、楊銳、楊深秀和康廣仁，包括譚嗣同在內(nèi)，這六人史稱“戊戌六君子”。
譚嗣同從參政到被捕，只有短短的半個月；而他從被捕到被殺，只有短短的4天時間，期間，都沒有來得及審訊。
臨行前，譚嗣同在墻壁上寫下一首絕命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以此，他向世人傾訴了自己對變法始終如一，矢志不變的節(jié)操。
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被押赴刑場，他們泰然自若，臉上沒有露出絲毫的悲凄和恐懼。
沿途圍觀的群眾千千萬萬，相互擠在一起。
大刀王五也擠在人群中，他設(shè)法往前擠，以便占據(jù)一個有利的位置。
他早已讓各位兄弟秘密攜帶武器混在人群中，做好了劫法場營救譚嗣同的準(zhǔn)備。
可是，清兵防守很嚴(yán)，他們將“戊戌六君子”裝進(jìn)了鐵籠子里。
這讓王五難以下手，即便是殺了押解人員，也無法將譚嗣同從鐵籠子里救出。
再看譚嗣同，神色坦然，平靜如常。只聽他大笑一聲：“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就這樣，譚嗣同犧牲了，年僅33歲。
從譚父勸誡譚嗣同從變法中退出，到拒絕三次出逃的機(jī)會，再到臨行前的吶喊，可以看出，譚嗣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早已將一顆赤誠之心，獻(xiàn)給了維新變法。
他的死可歌可泣，他的死值得后人敬仰。
從以上情節(jié)總結(jié)來看，譚嗣同被殺時，作為湖廣總督的父親見死不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4點：
1.譚繼洵能力受限，無法救出。雖貴為湖廣總督，但是，在慈禧面前，根本無法救出自己的兒子。
2.譚繼洵為了保住整個家族，只能“保帥棄車”。譚繼洵知道兒子犯得是“謀逆”之罪，很有可能會連累整個家族甚至九族，所以，他只能對身陷囹圄的兒子避而不見，他擔(dān)心自己出手營救會適得其反，引起慈禧的反感，畢竟，在當(dāng)時，推舉過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的大小官員都受到了連累。
3.譚繼洵沒有時間營救。譚嗣同從被抓到被殺，只有短短4天的時間，遠(yuǎn)在湖廣的譚繼洵沒有足夠的時間疏通關(guān)系搭救兒子。
4.知子莫若父，譚繼洵了解兒子的雄心壯志。譚嗣同決心一死，試圖喚醒4萬萬同胞，這份英雄氣概，想必譚繼洵是了解的，他知道自己出手相救也無濟(jì)于事。索性，讓兒子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吧。
哀哉，快哉，譚嗣同坦然選擇從容就義，是為了追尋自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崇高理想，是對當(dāng)時民眾的呼喚，是用自己的生命喚起一個覺醒的時代。
譚嗣同犧牲了，身為湖廣總督的譚繼洵受到影響了嗎？
答案是肯定的，譚繼洵因其子譚嗣同參與戊戌變法受到株連，被罷去官職，三年后，憂憤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