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磕到底，肯定磕不死列強。因為列強打不過可以撤。但，大清卻撤不了，那么然后呢？
號召全國勤王，首先要全國武裝起來。簡單說就是老百姓得拿起刀槍，否則，這個王就沒法勤？但是，拿起刀槍的老百姓，到底是勤王還是殺王，就只有撤不了的大清皇帝和大清朝廷來招架了。
第一次鴉片戰爭從1840年6月打到1842年8月，打了兩年多。英軍一萬九千余人，清軍在九萬到二十萬之間。但是，戰損比是多少？根本就沒法算，英軍傷亡523人，其中陣亡69人；清軍傷亡22790人。
這種仗，還怎么打？
但是，如果清政府死磕到底呢？道光帝非要做漢武帝，情況會如何？
財政肯定破產，這是必然的。接近兩萬的英軍，憑借堅船利炮可以打爛東南沿海。大清朝是財政王朝，所以扛不住這么糟。一紙和約就能解決的事，為啥非要把國家折騰到破產？
主權啊！屈辱啊！但這個邏輯在大清卻講不通。傳統帝國打仗要錢、現代國家打仗才玩命，這就是當時的邏輯。大清是傳統帝國，所以大清打仗要錢、不玩命。
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朝打得更難看。英法聯軍直接燒了圓明園。八里橋之戰，曾格林沁率軍三萬，其中一萬是蒙古馬隊。那八旗在哪里、滿洲鐵騎呢？八旗早廢了。清軍但凡還能戰，也不至于把兩伙強盜放進圓明園。此時的大清，暴力機器只能依靠帝國邊緣的蒙古騎兵了。你這時候還能讓誰來勤王？
我們可以說，這是不對稱的戰爭。
列強的熱武器已經武裝到牙齒，而還是冷兵器的清軍只能一敗再敗。但，國運、軍威呢？國運已經抵不住地走下坡路，軍威更是廢得一塌糊涂。
那么，大清死磕到底、號召勤王，這么干可以嗎？
1856年開打第二次鴉片戰爭，而1851年已經鬧起了太平天國運動。這時候，南方諸省就是想來勤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曾國藩這伙人打太平軍，都是捉襟見肘地自籌糧餉，哪有功夫管北京？太平天國運動波及了17個省份，甚至一度殺到了天津。而扛住北伐太平軍的，還是那個蒙古王爺曾格林沁。
中法戰爭呢？這時候，清政府如果選擇死磕到底，還真沒問題。原因是法國太慫，而清政府的力量已經變強。洋務運動不僅造出了武器、養起了海軍，關鍵是國家有錢了，所以打得起。但是，之前的一敗涂地，已經讓清政府患上了恐洋癥。所以，但凡談判能解決，也不會選擇打仗。談判肯定吃虧、肯定屈辱，但損失可以預期、成本也能承受。死磕到底，又磕出一個天平天國運動，咋辦？
中日甲午戰爭呢？這是一場傳統帝國與民族國家的較量。還是那個邏輯，傳統帝國打仗要錢、民族國家打仗要命。所以，傳統帝國打不過民族國家。
歐洲主要大國在1848年之后完成了民族國家切換，但就剩下一個奧匈帝國依舊帝國“雄風”。奧匈是一個溫柔的帝國。所以，塞爾維亞這個撮爾小邦，才敢那么囂張，殺了奧匈皇儲、竟不認慫。塞爾維亞，敢挑釁法國、挑釁德國嗎？這兩個國家，即便是總統和皇帝慣著塞爾維亞，老百姓也不干。
傳統帝國與民族國家的區別是什么？區別就是動員能力差了十萬八千里。
甲午戰爭，大清當時的常備軍能到110萬，但真正上了戰場、能夠形成戰斗力，卻不到五萬，主要是李鴻章的淮軍一系。日本當時的常備軍能到6萬，還能動員二十萬預備隊。但是，日本投入的兵力是多少？是17萬。
而打仗是要花錢的？即便死磕到底，也要買槍買炮、武裝軍隊。即便號召勤王，勤王的軍隊也要吃飯。所以，勤王不止是忠誠的問題，還是錢糧的問題。大清打仗，主要是靠借外債。而日本打仗，則主要靠捐款和發公債。鬼子為了打仗，已經舉國當了褲子。所以，錢的問題，大清沒法跟鬼子比。
如果大清死磕到底，鬼子將死無葬身失地。這個立論成立嗎？這么說不過分。因為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已經打得快要破產了。
光緒皇帝發個微博，告訴天朝子民，大家誰也不許動，就等著鬼子殺，累死他們。這么做，肯定能累死日本。正如當時的美國一家報紙的評論：中國就是不還手，讓日本人殺，按一天殺一千算，日本也要殺1500年。
但前提是大清得舉國抗日。然而，當時的大清卻不具備這個前提。
再后就是八國聯軍侵華。慈禧選擇死磕到底，但有本事別往西安跑啊，站在紫禁之巔，號召北京城的老少爺們兒死命干？但是，老佛爺辜負了老少爺們兒的期望，她先跑了。而號召各地勤王呢？東南互保了，朝廷發的圣旨被當成了“矯詔、亂命”，大清朝十幾個省拒不奉詔。這時候，慈禧還能讓誰來勤王？她能找到一個陜西省作為落腳地，就算不錯了。
大清要死磕到底、詔令勤王，大清就需要完成民族國家的切換。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立即完成了這種切換。甲午戰敗，不是日本變法成功、清朝變法失敗，而是日本切換成功、清朝沒有切換。甚至，日本切換成了一個變態加強版的民族國家，完全可以比照德國。簡單說，就是極端的民族主義，突破理性、徹底放飛。民族主義的日本，已經舉國變態。
1891年的時候，俄國皇太子、后來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到日本訪問。因為日俄關系一直不好，所以一個日本警察竟拿刀砍傷了俄國皇太子。日本走的路，跟一戰前的塞爾維亞差不多，塞爾維亞是殺了奧匈皇太子，日本是砍傷了俄國皇太子。但塞爾維亞有大哥罩著，日本當時卻沒有。所以，這相當于捅了馬蜂窩。因為日本惹不起俄國。
天皇嚇壞了，心里雖然恨不得弄死俄國，表面上卻裝得一心向俄，向俄國各種道歉、各種示好。日本人一看天皇裝孫子了，然后舉國一致地裝孫子。甚至，連看破紅塵的出家人都出動了，各地的廟宇和僧侶集體為俄國皇太子祈福。而一個27歲的日本孕婦，竟然自殺了，向俄國人謝罪。這種凝聚力，不是把俄國皇太子感動了，而是把俄國人嚇死了。遇到這么個東西，還怎么敢它算賬？
既然民族國家這么彪悍生猛，那么大清為什么不切換到這種狀態？
答案是大清做不到。至于為什么做不到，看一看大清立憲就清楚了。
日俄戰爭，黃種人的日本打敗了白種人的俄國。這是破天荒的大事情。對此，大清也震動了，認為這是有憲法的日本打敗了沒憲法的俄國。于是，大清開始搞憲政，咱們也要制定憲法、也要建立議會、也要給老百姓投票權。
大清搞憲政，派五大臣出國考察，弄得轟轟烈烈。然后，考察回來的大臣，就要向慈禧解釋清楚啥叫憲法、有啥好處。這么大的事情，老佛爺不能一腦子漿糊。必須佩服大清官僚的政治智慧，人家完全從另一個維度把憲政解釋通透了，不僅讓老佛爺聽懂了，而且還讓老佛爺支持了。
五大臣匯報說：咱們弄個議會，去折騰官員，看著這兩撥人互相掐；沒出事，咱們只管收租子，這叫坐享其成；出了事，咱把官員一殺，這叫為民除害。所以，載澤說：憲政利君利國利民，唯獨不利于官。這句話，慈禧聽懂了。于是，大清開始搞憲政。
但是，慈禧給憲政加了緊箍咒，即“四不變”和“五不議”。四不變，是指三綱五常不能變、祖宗之法不能變、滿族統治不能變、最高皇權不能變；五不議，是指軍機處事不議、內務府事不議、八旗事不議、翰林院事不議、太監事不議。
通過這個“四不變”和“五不議”，就能知道大清為啥做不到了。
所謂“四不變”和“五不議”，這九條緊箍咒里，就一條最為要害。因為這一條直接與民族國家沖突了，即滿族統治不能變。其他什么軍機處、內務府、八旗，全跟這條掛鉤。另外重要的一條是最高皇權不能變，與三綱五常、祖宗之法、翰林院、太監掛鉤，甚至與軍機處也掛鉤。但是，最高皇權跟民族主義不沖突，日本就是例子。所以，最沖突的就是滿族統治不能變。
憲政要解決的問題，是擴大統治合法性基礎。相當于國家跟老百姓性簽訂了一份契約。這個契約就是憲法。傳統帝國，是少數人統治了大多數人。所以，統治就跟老百姓就沒啥關系，或關系不大。但是，擴大統治合法性基礎的憲政，一定要讓統治跟老百姓發生關系。
以前我們是母親、你們是孩子，我們統治、你們被統治；現在我們是仆人、你們是主人，咱們一起統治。這就需要作為“我們”的政治精英，邀請老百姓參加國家政治生活。而普選制，就是政治精英發出去的邀請函。所以，不管邀請的范圍是大是小，有就比沒有強。
憲法制了、憲政搞了，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你準備邀請誰？
法國政府和法國精英，能把德國人、猶太人以及英國人也邀請進來嗎？所以，到底邀請誰的問題，必然要跟民族這個想象的共同體、跟民族主義這個現代意識形態發生關系。
大清朝的一個死結，就是滿族這個少數民族統治了大多數的漢人。邀請滿族，這不用你邀請，因為這伙人本來就在里面。邀請漢族，這一定出問題，因為漢族一直被統治。一人一票的話，咱們該聽誰的？
法國人民能把法蘭西第二共和國選成法蘭西第二帝國，硬是把拿破侖三世這個總統選成皇帝。大清把權力交給人民，如果人民要重新選皇帝，你咋辦？
于是，民族國家這件事，在日本就可以搞，而在大清朝就沒法搞。
甲午戰敗的癥結：不是洋務運動失敗了、明治維新成功了，而是大清朝沒有從傳統帝國切換到民族國家。再之后的庚子之變，即八國聯軍侵華，大清還是這個問題。甲午戰爭的時候，大清做不到死磕到底、號召勤王，八國聯軍侵華的時候，更做不到。
啥叫民族國家、啥叫民族主義？概念、脈絡太復雜。還是用例子最清楚。
“對也好、錯也好，它都是我的國家”，這就是現代民族國家。在這種國家面前，宗教、神仙和上帝全都開邊戰。
信徒信神，一個關鍵是神不能犯錯。沒有哪家信徒天天跟人說：你看我家神，啥啥都每個準頭、各種不靠譜，但我的信仰更加堅定了。
說這話的人，不是有信仰，而是有病。但民族國家就能讓全體人民都有病：對也好、錯也好，只要她是祖國、我就為她犧牲。
之前，戰爭是春秋戰爭，戰爭圖財但不害命。之后，戰爭是戰國戰爭，戰爭主要是害命。甲午戰爭打完之后，日本發了一筆橫財。普法戰爭打完之后，普魯士也發了一筆橫財。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呢？戰勝國慘不忍睹了，然后要賠錢；但戰敗國也傾家蕩產了，然后沒得賠。
因為完成民族國家切換之后，戰爭的性質已經徹底變了。但大清卻沒有完成這種切換，所以死磕到底只能把自己磕死、詔命勤王只能把自己改朝。近代以來，中國各種吃虧，而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