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軍事實力不用黑,滿滿都是槽點。
不過,宋朝所有的槽點,包括軍事上的孱弱,都有唐朝一半以上的功勞。宋朝君臣鑒于唐朝敗亡的經驗教訓,矯枉過正,集中了全國的優質資源,卻始終無法形成強大的軍事實力,反而陷入了封閉自守的絕地,越打越弱,迄于亡國。宋政之得,是留下了中國以文化立國之根。宋政之失,則為中國歷史最有借鑒之處。
(宣和年間宋朝版圖最大)
在中國歷代王朝中,宋代處于中國歷史轉折點,被認為是極度重要的時期,可是史家們在看待宋朝故事時,卻做出了宋朝只有事而無政的評價。宋朝沒有建立起來完善的政治制度,一切都仰賴于人事,這一切好像從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就可以管中窺豹了。這多少是出于宋朝建立在殘唐五代的廢墟上,且得國不正,因此施政起來就顯得相當沒有自信,因而采取了“以和為貴”的態度,凡事能用錢來解決的問題,宋朝君臣都不愿意用制度來規范起來。甚至宋朝宰相權力和待遇的弱化,也是宋朝皇帝的不自信,以及朝臣們有意給皇帝面子而采取的權宜之計,結果就逐漸演變成了更趨強化的君主專制了。
宋朝為了避免藩鎮之禍,采取了“守內虛外”的施政策略。在強干弱枝方面,宋朝在稅收財政、軍事調度、地方行政等方面都刻意弱化了地方實力,以至于現在人們說“東京富麗甲天下”,都認為是窮盡天下財力以奉京師而已。
宋代的地方官制大體沿襲唐朝,最高一級稱路,相當于唐代之道。中一級是府、州、軍、監,相當于唐代之州府。最低一級仍是縣。最先分十五路,后來分成二十多路。自五代以來,地方行政長官全屬軍人。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把各將官的兵權削了,武臣不再帶兵,自然也不準再管地方民政。這些勛臣武官,也在長期混亂中厭倦了,不再爭持。他們僅擁官號,中央則替他們在首都供給了大的宅第,豐厚的俸祿,叫他們安住下來。比如你是某地節度使,中央還是保留你的名銜,但請你在京師住著。地方上的事就不勞煩你,另外派一位文臣過去,這就叫知某州事、知某府事。這些知州、知府,本來另有官銜,都是中央官,帶著一個知某州某府事的臨時差遣。他的本職還是中央官,而暫去管某州某府的事。所以,嚴格說來,這些還是人事,并不是制度。若正名定義來說,宋代根本沒有地方官,只暫時派中央官員來兼管地方事。
(宋代節度使已成虛職)
在唐代,各道首長是觀察使。觀察使是由御史臺派出去考察地方行政的,也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長官,可是后來漸漸變成地方首長了。可是到宋代又變了,這些官在宋代又稱監司官,每一路共有四個監司官,普通成為帥、漕、憲、倉。帥是安撫使,掌一路兵工民事,領軍旅禁令,賞罰肅清。漕是轉運使,掌財賦,領登耗上供,經費儲積。憲是提刑按察使,掌司法,領獄訟曲直,囚徒詳復。倉是提舉常平使,掌救恤,領常平義倉,水利斂散。這四個都不是地方長官,而是中央派到地方來監臨指揮地方的。在唐代地方州縣,只要奉承一個上司,即觀察使,而宋代則要奉承四個上司,即帥、漕、憲、倉,行政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自然也是免不了的。
此四司中,以漕使,即轉運使為最重要。地方財政,都在他手,他須把地方全部財富轉運到中央去。而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解中央,另一部分保留在地方。宋代則全部解中央,地方更無存儲。平常這些地方上就很艱苦,臨時地方有事,更是不可想象。
所以,宋代的中央集權,是軍權集中、財權集中、地方智力資源集中,而地方則是日趨貧弱。所以,金兵南侵,開封一失,全國即告瓦解,再難形成指揮核心來抵抗。如以唐代安史之亂,初始時其軍力并不比金人弱。唐朝兩京都淪陷了,可是州郡財富厚,城池都存有幾年的米粟,軍裝武器都有儲積,所以到處可以各自為戰,還是能有點辦法。宋代則把財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點在地方上,全國的安危責任都集中在了中央政府身上。所以中央一失敗,全國土崩瓦解,就再也沒辦法。
(宋代的地方廂軍沒有多大戰力)
宋朝中央政府集中了全國多數的資源,看起來能夠以中央碾壓地方,可是宋朝的軍事實力卻相當孱弱,這是因為宋朝執行了相當糟糕的軍事制度,而這種制度的執行,又與唐朝弊政有很大的關系。
宋代軍隊分兩種,一稱禁軍,一稱廂軍。因為在唐末五代時,藩鎮驕橫,當時的社會大家都當兵,讀書人快都要沒有了。起初的時候軍隊還像樣,以后都變成了老弱殘兵。軍隊不能上陣打仗,便把來像罪犯般當勞役用。其時凡當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稱為配軍,防他逃跑。直到宋朝,這制度也沒有能徹底改掉。后來忽必烈看到宋朝軍士臉上的刺字,大為不解:“為什么要這么折辱勇士呢?”
這樣的軍隊,當然沒有用處。可是積重難返,宋太祖也只能在這種軍隊中挑選一批精壯的,另外編隊,就叫禁軍,對于身高、體力、訓練都有要求。不合院兵標準的,就留在地方作廂軍。廂軍是指駐在各地方城廂的兵士,政府并不要他們上陣打仗,只在地方當雜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們做。這樣的士兵,實際上只是政府雇傭的役夫,打不了仗,能夠維持下社會治安就已經不錯了。
(林沖臉上也被刺字了)
照理,王朝開國第一件該做的事,便是裁兵復員,而宋代卻只能照上面所說的這樣裁,至于復員則始終復不了。這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個統一了全國,他們的大敵遼國,已經先宋立國有了五十多年的歷史。所謂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贈遼人。北方屏障盡都失掉,宋代又建都開封,承其弊端,北方騎兵從北南下,三五天就可到黃河邊。一渡黃河,即達開封城門下。所以宋代立國時,是有國而無防的。地處四戰之地的開封,就如戰國時期的魏國一樣,宋朝的軍事實力都被這種地勢給抵消了。
當然,北宋前中期的幾個皇帝都是很有進取心的,一直想統一天下,恢復燕云。在當時有兩個國策,一是先打黃河北岸,把北漢及遼打平了,長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這個政策是積極進取的,不過也很危險。假使打了敗仗,連退路都沒有。一個是先平長江流域,統一了南方,再打北方,這個政策比較持重穩健。宋太祖采了第二策,先平南方,卻留著艱難的事給后人做。可是,在完成南方統一后,宋朝對遼國的戰爭卻很不順利,連宋太宗都在戰爭中受傷,連累到宋朝開國精銳折損大半。
(宋太宗志大才疏,兩次北伐失敗)
這樣,宋朝的國防形勢并沒有因為軍事行動而減弱,反而陷入到更加危險的境地。唯其形勢如此,宋朝就不能裁兵,不能復員,而同時也不敢和遼國再打仗。因為要打就只能勝,不能敗。敗了一退就到黃河邊,國本就動搖。在這種情形下,宋代就變成養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養兵。更奇怪的,養了兵又不看重他們,卻來竭力提倡文治。這也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國歷史的逆流扭轉過來了。在宋人只想把這些兵隊來抵御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輕武,好漸漸裁抑軍人跋扈,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轍。因此上養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養愈多。
養這些沒用處的兵士,花費了大量的國家財富。北宋王朝財政常年入不敷出,軍費就占了年度預算的六分之五。所以王荊公變法行新政,便要著手裁兵。裁兵的步驟,是想恢復古代民兵制度,來代替當時的傭兵。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國,所以用保甲制,先在黃河流域一帶試行。保甲就是把農民就地訓練,希望臨時需要,可以編成軍隊,而又可免除養兵之費。
其實,花重金養兵,本來就是要這些士兵建立功勛,解決難題的,所以短期內采用募兵制度,花費雖然多,可是還可控。可是宋代的國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動攻擊,用意始終在防守。宋朝把募兵制度與長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就是常年花了大價錢來養著一堆不做產出的兵士,從而造成了嚴重的財政負擔。宋朝的軍隊愈養愈多,紀律又不好,雖不易捍御外侮,還要擔心他們引起內亂。
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來的驕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驕卒悍。國家不能不給他們待遇,而且須時時加優,否則就要叛變。政府無奈何,加意崇獎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節度使閑來沒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幾百斤薪炭,如是種種,把他們養著就算。養了武的又要養文的,文官數目也就逐漸增多,待遇亦逐漸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國家負擔一年重過一年,弱了轉貧,貧了更轉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轉這形勢來。
(全軍募兵:宋代軍制之失)
所以,你看,宋朝集中了全國多數的財力、物力、人力、智力資源,都干了些什么蠢事?白白花了大價錢,結果只是換回來國家的大體平穩,至于開拓、武功、進取之類,就變得相當奢望,甚至于政府財力已經不堪支持了。積貧積弱之說,正是由此而來。
在宋太祖時,因防兵卒驕惰,朝廷規定禁軍分番戍守之制。地方兵廂軍是擺著無用的,各邊防守,全須派中央禁軍去。但亦不讓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調中央,又隔些時再調到山西。如是一番調防,在軍人只感是一番勞動,因此又要多送他們錢。因此宋代雖連年不打仗,而經費上則等于年年動員,年年打仗。所以,宋朝是沒有霸道之名,卻背著軍國主義的帽子,全國財政多數都用來養軍隊了。
軍隊老是在路上跑,宋朝君臣還是不放心,又把將官和軍隊分開了,軍隊一批批調防,將官還是在那里不動。如是則兵不習將,將不習兵。這也是怕軍人擁兵自重,然而緩急之際,兵將不相習,也難運用。所以整個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
宋代武將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軍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黃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結果宋代卻成為一個因養兵而亡國的朝代。很多宋代的問題,追根揭底,都要到唐代找原因。窮兵黷武的唐玄宗,踐行的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政治,霸道的政治,長久來說對國力是有損害的。羅馬人當年因為推行帝國主義而亡國,從此不再有羅馬。中國在唐代窮兵黷武之后仍沒有垮臺,中國的歷史文化依然持續,這便是宋人的功勞。
(宋代有鼎盛的文治之功)
再說到缺馬對宋朝孱弱的軍事造成的影響,因為很多人都認為宋朝缺馬是軍事不振的主要原因,論證到最后又把鍋甩給前代了事。其實西漢立國時也是缺馬,可是政府馬政得當。在漢武帝時就已經養有官私馬匹40萬了。宋朝再如何不濟,養馬的條件總要好過漢初,卻為什么始終沒有像樣的騎兵隊伍呢?這就要說到宋朝的國防資源問題。
誠然,宋代立國時,馬匹資源是不夠的。中國的地理形勢,到了黃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長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戰,一定得要騎兵。中國之對付北方塞外敵人,更非騎兵不可。而騎兵所需的馬匹,在中國只有兩個地方出產。一在東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謂薊北之野,一是甘涼河套一帶。一定得要高寒之地,才能養好馬。養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養,要在長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曠地,才能成群養,才能為騎兵出塞長途追擊之用。這兩個出馬地方,在宋初開國時,正好一個被遼拿去,一個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國手里。
與騎兵相關聯的尚有鐵。而精良的鐵礦,都在東北塞外,不在宋朝掌握之中。王安石變法,一面想訓練保甲,一面又注意到養馬。據當時人估計,養一匹馬所需的土地,如拿來種田,可以養活25個人,這是在農業社會里要準備戰爭一大缺點。王安石不得已,就定了保馬政策,讓民間到政府領馬養。官府出馬,寄養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養,平時民間可以利用領養之馬,遇到戰爭需要,在臨時集合。
(宋人缺馬,軍隊以步兵為主)
這種事,民間當然情愿做,領一匹馬來,平時作牲口用,戰時歸還給政府就是。可是馬匹單飼養也是技術活,如此化零為整,在溫濕地帶很容易生病死亡。馬養死了農民要賠錢,于是農民把養馬看作苦事。政府卻要攤派,于是宋代的馬政變成一秕政。這一辦法,其實漢武帝也用過,只是漢武帝用這種民間私馬,只是作為輜重轉運之用,不會派它們上戰場。而這樣一群羸弱之馬,上了戰場也未必真有用。
遼人占據燕云,隨時都可能沖到河北腹地。所以,自宋遼兩國講和以后,宋朝的國防形勢是很困難的。兩國既不正式開戰,宋人也不好正式布置邊防。只能獎勵民間種水田,多開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楊。萬一打仗了,可以做障礙,稍稍抵御遼人之大隊騎兵。后來,楊延昭守河北,還發展了地下坑道,被稱作地下長城的國防工程。這些工作做起來都是要花大筆金錢的,而且效果也委實一般。
相比于漢朝以長城為根據地封狼居胥,唐朝追亡逐北,宋朝北方邊境的主要國防線竟然是涿州的拒馬河,這是宋代中國不得已的一條可憐的國防線。如果拒馬河被突破,由此一退下來,就直扣首都開封之國門了。所以,這種悲催的國防態勢,是宋代國防上的先天弱點。因為這弱點,宋人的錢花了很多,也想了很多辦法,結果也沒能改變亡國的命運。
宋代如果能出一個大有為之主,主動地以攻為守,向外攻擊,獲得勝利,再言立國,如此宋朝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軍事制度可能就會是另外一番模樣。而這個做法,在歷史上已經出現過,即是明代前期的國防策略以及軍事、政治、經濟制度。
(宋太祖如能再活十年,情形會可變嗎?)
可是,宋朝的外拓企圖失敗了,因此,宋朝整體上是以防御來保國家,而且是一種劣勢的防御,遲早總要失敗。宋朝再以遷就這一形勢來做出的其他制度,就只能越做越小了,保守主義者,向來如此。其實以中國四塞之地而論,自古以來也沒有不以戰斗攻勢而立國的。如不能占據自然邊界,自然就無法憑借天險保境安民。宋代卻在開國時即陷入了被動,軍隊完全用在消極的防御上。如此,宋朝軍隊進不可攻,退不可守,兵無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終在國防無辦法狀態下支撐。
積貧積弱之下,宋朝的軍事實力自然難有十分大的改觀。